胡適: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

我的兒子

我實在不要兒子，

兒子自己來了。

「無後主義」的招牌，

於今掛不起來了！

譬如樹上開花，

花落自然結果，

那果便是你，

那樹便是我。

樹本無心結子，

我也無恩於你。

但是你既來了，

我不能不養你教你，

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

並不是待你的恩誼，

將來你長大時，

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

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

胡適於民國八年七月三十日

——1919年8月3日《每周評論》第33號，後收入《嘗試集》

附1：《汪長祿「致胡適的信」》與《胡適「我答汪先生的信」》

汪長祿先生致胡適的信：

昨天上午我同太虛和尚訪問先生，談起許多佛教歷史和宗派的話，耽擱了一點多鐘的工夫，幾乎超過先生平日見客時間的規則五倍以上，實在抱歉的很。後來我和太虛匆匆出門，各自分途去了。晚邊回寓，我在桌子上偶然翻到最近《每周評論》的文藝那欄，上面題目是《我的兒子》四個字，下面署了一個「適」字，大約是先生做的。這種議論我從前在《新潮》、《新青年》各報上面已經領教多次，不過昨日因為見了先生，加上「叔度汪汪」的印像，應該格外注意一番。我就不免有些意見，提起筆來寫成一封白話信，送給先生，這求指教指教。

大作說，「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於你」。這和孔融所說的「父之於子當有何親」、「子之於母亦復奚為」差不多同一樣的口氣。我且不去管他。下文說的，「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你的恩誼」。這就是佬父母一方面的說法。換一方面說，須知兒子的也可模仿同樣口氣說道：「但是我既來了，你不能不養我教我，那是你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我的恩誼」。那麼兩方面變成了跛形的權利者，實在未免太不平等了。平心而論，舊時代的見解，好端端生在社會一個人，前途何等遙遠，責任何等重大，為父母的單希望他做他倆的兒子，固然不對。但是照先生的主張，竟把一般做兒子的抬舉起來，看做一個「白吃不回帳」的主顧，那又未免太「矯枉過正」罷。

現在我且丟卻親子的關係不談，先設一個譬喻來說。假如有位朋友留我在他家裡住上若干年，並且供給我的衣食，後來又幫助一個大願，立心做個大施主，並不希望我些須報答，難道我自問良心能夠就是這麼拱拱手同季離開便算了嗎？我以為親子的關係，無論怎樣改革，總比朋友較深一層。就是同朋友一樣平等看待，果然有個鮑叔再世，把我看做管仲一般，也不能夠「不是待我的恩誼」罷。

大作結尾說道：「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這話我倒並不十分反對。但是我以為應該加上一個字，可以這麼說：「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單要你做我的孝順兒了。」為什麼要加上這一個字呢？因為兒子孝順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種信條，和那「悌弟」、「信友」、「愛群」等等是同樣重要的。舊時代學說把一切善行都歸納在「孝」字裡面，誠然流弊百出，但一定要把「孝」字「驅逐出境」，劃在做人事業範圍以外，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夠做一個堂堂的人。換一句話，就是人若要做一個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個不孝之子不可。總而言之，先生把「孝」字看得與做人的信條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為「孝」字看得與做人的信條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為「孝」字雖然沒有「萬能」的本領，介總這夠得上和那做人的信條湊在一起，何必如此「雷厲風行」硬要把他「驅逐出境」呢？

前月我在一個地方談起北京的新生思潮，便聯想到先生個人身上。有一位是先生的貴同鄉，當時插嘴說道：「現在一般人都把胡適之看做洪火水猛獸一樣，其實適之這個人舊道德並不壞。」說罷，並且引起事實為證。我自然是很相信的。照這位貴同鄉的說話推測起來，先生平日對於父母當然不肯做那「孝」字反面的行為，是決無疑義了。我怕的是一般根底淺薄的青年，動輒抄襲名人一兩句話，敢於年起幌子，便「肆無忌憚」起來。打個比方，有人昨天看見《每周評論》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說道：「胡先生教我做一個堂堂的人，萬不可憑父母的孝順兒子。」久而久之，社會上布滿了這種議論，那麼任憑父母老病凍餓以至於死，都有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無非看見舊式家庭過於「束縛馳驟」，急急地要替他調換空氣，不知不覺言之太過，那也難怪。從前朱晦庵說得好，「教學者如扶醉人」，現在的中國人真算是大多數醉倒了。先生可憐他們，池下告奮勇，使一股大勁，把他從東邊扶起一樣嗎？萬一不幸，連性命都要送掉，那又向誰叫冤呢？

我很盼望先生有空閒的時候，再把那「我的父母」四個字做個題目，細細的想一番。把做兒子的對於父母應該怎樣報答的話（我以為一方面做父母的兒子，同時在他方面仍不妨做社會上一個人），也得詠嘆幾句，「恰如分際」，「彼此兼顧」，那才免得發生許多流弊。

胡適答汪先生的信：

前天同太虛和尚談論，我得益不少。別後又承先生給我這封很誠懇的信，感謝之至。

「父母於子無恩」的話，從王充、孔融以來，也很久了。從前有人說我曾提倡這話，我實在不能承認。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個兒子，我才想到這個問題上去。我想這個孩子自己並不曾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家，我們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裡糊塗的給了他一條生命。況且我們也並不曾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我們既無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為有恩於他？他既無意求生，我們生了他，我們對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們糊裡糊塗的替社會上添了一個人，這個人將來一生的苦樂禍福，這個人將來在社會上的功罪，我們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說得偏激一點，我們生一個兒子，就好比替他種下了禍根，又替社會種下了禍根。他也許養成壞習慣，做一個短命浪子；他也許更墮落下去，做一個軍閥派的走狗。所以我們「教他養他」，只是我們自己減輕罪過的法子，只是我們種下禍根之後自己補過彌縫的法子。這可以說是恩典嗎？

我所說的，是從做父母的一方面設想的，是從我下人對於我自己的兒子設想的，所以我的題目是「我的兒子」。我的意思是要我這個兒子曉得我對他只有抱歉，決不居功，決不市恩。至於我的兒子將來怎樣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決不期望他報答我的恩，因為我已宣言無恩於他。

先生說我把一般做兒子的抬舉起來，看做一個「白吃不還帳」的主顧。這是先生誤會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這個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來，叫秘們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種「放高利債」的債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驅逐出境。我要問先生，現在「孝子」兩個字究竟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稱「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喪的兒子（古書稱為「主人」），無論怎樣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帶上商梁冠，拿著哭喪棒，人家就稱他做「孝子」。

我的意思以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包在孝字裡，故戰陣無勇，蒞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這種學說，先生也承認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兒子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順兒子。我的意想以為「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致於做打爹罵娘的事，決不致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但是我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易卜生的《群鬼》裡有一段話很可研究（《新潮》第五號頁八五一）：

（陣代牧師）你忘了沒有，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

（阿爾文夫人）我們不要講得這樣寬泛。應該說：「歐士華應該愛敬阿爾文先生（歐士華之父）嗎？」

這是說，「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種信條，但是有時未必適用。即如阿爾文一生縱淫，死於花柳毒，還把遺毒傳級他的兒子歐士華，後來歐士華毒發而死。請問歐士華應該孝順阿爾文嗎？若照中國古代的倫理觀念自然不成問題。但是在今日可不能不成問題了。假如我染著花柳毒，生下兒子又聾又瞎，終身殘廢，他應該傾家蕩產敬我嗎？又假如我把我的兒子應得的遺產都拿去賭輸了，使他前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著，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賣國主義，做了一國一世的在罪人，他應該愛敬我嗎？

至於先生說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說，「胡先生教我做一個堂堂的人，萬不可做父母的孝順兒子」。這中他自己錯了。我的詩是發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並不曾教訓我家的兒子！

總之，我只說了我自己承認對兒子無恩，至於兒子將來對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己的事，人不管了。

先生又要我做「我的父母」的詩。我對於這個題目，也曾有詩，載在《每周評論》第一期和《新潮》第二期裡。

附2：《胡適「我的兒子」》、《汪長祿「致胡適的信」》與《胡適「我答汪先生的信」》讀後

山口聖智

Masatomo Yamaguchi / (日)

對於胡適所寫的《我的兒子》這首詩，汪長祿有不能同意之處，因此寫了一封信《致胡適的信》給胡適。胡適看了那封信之後，認為汪長祿誤解了自己的看法，所以胡適也回了一封《我答汪先生的信》給汪長祿。

那麼，汪長祿看了胡適的回信之後，可以了解胡適的見解嗎？汪長祿所有的問題都能解決了嗎？我以為並非如此。因為這兩位民國初期的知識分子之間的思考，彷佛在根本上有其不同之處，雙方在表面的溝通方面，好像橫亙著一種決定性的隔閡。我在這篇小論文中會針對這點加以分析，同時也想進一步綜論一下當時中國社會思想的情況。

在胡適與汪長祿這兩位知識分子心目中所描繪的理想中的年輕人，在態度和形象方面其實是一樣的，都對自己的父母有溫和的態度，同時對社會也富有責任感。而兩者的差異在於其思考的方向。汪長祿的邏輯似乎是依著中國傳統的思想開展的，也就是以家族裡的「孝」為基本的德目，然後把這個自己人格的作用往外延伸出去；因此對他來說，否定「孝」的概念當然是無法忍受的事，要是沒有了「孝」，人不可能達到關心社會的境地。胡適卻以對社會的責任感為理想年輕人的基礎，他也說，這樣的人對自己的父母一定也有很好的態度。由此可見，兩位知識分子的思考，於其方向或出發點，是恰恰相反的。這即是雙方互不了解的原因之一。

除了兩位知識分子思考方向的差異之外，我認為有沒有「社會（society）」的概念本身，才是雙方互不了解的問題核心。「社會」這個詞彙，是東亞近代化的過程中從英文"society"翻譯過來的；所謂的「社會」，指的就是西方的近代社會，不是非近代的像是封建制度的共同體之類。其實，這近代的「社會（society）」，是一種極其絕妙的系統：對「社會（society）」而言，「獨立的個人」與「全體的社會」兩者似乎是對立的元素，實際上是同時存在著的。這個新的「社會」需要新的人類，也就是需要勇於從自我、家庭、家族、社區或舊世界那狹窄道德價值觀的範疇往這新的「社會」投入的人，向這新的「社會」的方向勇敢地開放自我的人；換句話說，這個新的「社會」需要這種有勇氣的人，也就是胡適所謂的「堂堂（正正）的人」！

一個人得透過跟社會其他人的互動，才得以實現自己的志向，亦即才得以自我實現；同時，也只有在社會上獨立且自由的人，才能完全負起自我的責任。胡適認為，從中國傳統的家族概念向前跨一大步的人，在他讓自己成為一個社會上堂堂正正的人的同時，也一定能負起他對家庭的責任。要是汪長祿原本就沒有這種新社會的觀念的話，他終究不能了解胡適觀點的核心。話說回來，人在對話時，雖然意見是相反的，但仍然需要立基於共同的前提條件或者是邏輯思維的方式；要不然，在開始議論之前，也得先篩選過議論的場合。胡適最善感的青年時期的七年都在美國留學，吸收了美國新社會的精神之後歸國；因此，他與那時一般的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在思考方法、邏輯結構甚至於知識的內容方面，應該存在著填補不了的鴻溝。胡適與汪長祿之間的通信，就顯示了這種隔閡的困境。

總之，凡是在時代改變之際，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是知識分子，一定經驗了很多痛苦。儘管如此，有些有志向堅定且勇敢的人，總是站在最前線，成為開闢新時代的先鋒；他們忍受孤獨和誤解，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格，是對社會負責的人。這就是胡適所說的「堂堂（正正）的人」。胡適或許早就知道他自己與自己的國家前途所面臨的苦難，所以提出「堂堂（正正）的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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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胡適：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附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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