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亞·馬爾克斯、切·格瓦拉、馬拉度納.想必人人對他們的名字都不會感到陌生。而在拉丁美洲的小說、傳奇、體育、音樂之外，我們似乎極少注意到這片土地上的思想歷史。對此，人們甚至不禁要問，拉美有思想嗎？拉美思想是否只是大航海後的歐洲舶來品？這片嶄新大陸上沒有延續性的古老文明，又何來思想的歷史？
在二十世紀，拉丁美洲和中國一樣，遭遇了勢不可擋的「歐風美雨」，我們都被暴力地裹挾進了現代性的漩渦中，而在這場深刻的歷史變局中，我們都在不斷地進行思想與行動上的嘗試，試圖對西方文明「突圍」，找到一條「救亡圖存」之路。而拉美沒有中國這樣強大又清晰的文化譜系，他們的思想探索常會陷進歐洲中心論的窠臼。我們是誰？我們有沒有自己的文化？這些問題常常幽靈般地縈繞在拉美思想者的腦海裡。
本期Naive咖啡館邀請到了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拉美思想譯叢主編滕威和界面文化記者趙蘊嫻，與我們談一談拉丁美洲的思想和那些致力於救亡圖存的「救贖者」們，以及他們如何將思想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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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賓
滕威，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2013-2014年度哈佛-燕京訪問學者、拉美思想譯叢主編
（個人公眾號「海螺社區」，ID：naipezln）
趙蘊嫻，界面文化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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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你將聽到
03:06 師從戴錦華的滕威怎樣與第三世界、拉丁美洲結緣
06:41 如今我們對拉美的關注多是消費主義式的，連文化精英也感到相當陌生了
10:12 拉美的思想家和歐洲不同，他們不需要哲學博士學位，球星馬拉度納也可以被稱作思想家
11:13 拉美思想沒有宏大體系，沒有清晰的邊界，許多小說家同時都是思想家
11:57 為何拉美思想著作在開篇總會強調「我們也有思想」？拉美在二十世紀遭遇西方時的文化自卑和彼時中國有何不同？
19:49 《宇宙種族》《愛麗兒》是拉美知識分子對自身文化的首次確認，對所謂拉美種族「劣根性」的一次反動
22:28 從康有為、梁啓超到五四，中國知識分子同樣在探索麵對西方的突圍之路
30:06 「拉美思想總是有一個巨大的對話對象，那便是歐美世界」，拉美如何從「崇美」走向「反美」？
34:48 加萊亞諾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裡說：國際分工是有些國家專門盈利，有些國家專門損失
37:22 怎麼看待《救贖者》作者克勞澤的觀點
38:05 所謂「革命都是骯髒和暴力的」只是一場後冷戰思維的狂歡
39:52 「南方銀行」是拉丁美洲與全球金融資本主義脫鉤的一次實驗
42:49 克勞澤試圖在切·格瓦拉、巴斯孔塞洛斯身上捕捉的某種矛盾性：意識形態會變成教條嗎？思想者該如何行動？面對複雜現實，知識分子要審時度勢還是一以貫之？
45:19 「我不會輕易地呼籲行動，我沒辦法為年輕人的生命負責」
49:22 戴錦華曾說過一件趣事，她在前往拉美的航班上碰到一個中國人，他讀罷《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說：「哎，我們來晚了。（這片大陸的資源早已被搶佔殆盡）」今天的國人如何看待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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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資本家是不可能當資本家的
切·格瓦拉和他生長的拉丁美洲
點擊圖片👇來B站和M君一起聊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憤怒的救贖者
本文節選自《救贖者：拉丁美洲的面孔與思想》
在瓜地馬拉的經歷是理解切·格瓦拉戰鬥精神的一個關鍵背景。他恨這個國家選擇不戰而降。他呼籲武裝鬥爭。同時，他也感到非常沮喪。在瓜地馬拉被阿本斯吸引而來的眾多年輕激進分子中，他被秘魯的流亡者伊爾達·加德亞（Hilda Gadea）所吸引，後來她成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伊爾達比埃內斯託大三歲，政治經驗更豐富，但是缺少像他那樣的激情。1954年4月，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我正在和伊爾達·加德亞同志進行一場無休止的討論，她是一位阿普拉黨的姑娘。我正在用我特有的溫柔試圖說服她遠離那個骯髒的政黨。她至少有一顆金子般的心。」
他們兩人一個信奉激進的馬裡亞特吉，一個推崇溫和的阿亞·德拉託雷，兩人的關係更多是與思想和政治相關。格瓦拉想給他與伊爾達的第一個孩子起名叫弗拉基米爾（Vladimir）。
在阿本斯政權被推翻後，素有收容政治流亡者傳統的墨西哥為這對年輕的情侶和其他瓜地馬拉軍事政變的難民提供了庇護。他就是「四五個煽動者」中的一員，他將「煮沸」拉丁美洲這口大鍋中的焦慮與仇恨。在此之前，他已經認識到了自己命運的圖景：
美洲將成為我冒險的舞臺，這冒險比我此前以為的重要得多。我想我真的已經明白，並深刻感受到，我作為一個美洲人具有不同於世界上其他任何族群的特質。
「那時候的格瓦拉有一種波西米亞的氣質，非常幽默，常常打赤膊，走路的姿勢是典型的阿根廷風格，樣子很囂張。他有點揚揚自得，有著小麥色的皮膚，身材中等但肌肉發達，菸斗和馬黛茶從不離手。他擅長運動，卻又患有哮喘，崇拜史達林，卻也喜歡波德萊爾，醉心詩歌，也熱衷馬克思主義。」這是當時的記者卡洛斯·弗蘭基（Carlos Franqui）對埃內斯託的完美描述。
這位記者被古巴的「七二六」運動組織派往墨西哥與菲德爾·卡斯楚聯繫。當時，卡斯楚攻打蒙卡達（Moncada）兵營失敗，流亡到了墨西哥。多年以後，弗蘭基將在古巴革命早期的古巴文化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952，格瓦拉(右)和Alberto Granado(左)在亞馬遜河上乘坐他們的「Mambo-Tango 」木筏，這是他們曾經治療過的麻風病人送給他們的禮物
1954年底，切來到墨西哥，在那裡一直生活到了1956年底，也就是格拉瑪號（Granma）從韋拉克魯斯海岸的圖克斯潘港（Tuxpan）起航的那一年。在墨西哥舉辦泛美運動會期間，他曾擔任體育攝影師；後來他在醫療中心作為治療過敏的醫生執業。他的同事記得，他雖然醫療知識有限，但是充滿熱情。他的病人很喜歡他。
他在墨西哥和伊爾達結了婚，誕下一個女兒，他走遍了墨西哥，刷新了對這個國家的印象。他在那段時間的信件裡有一百六十一次提到他的各種旅行經歷。他爬火山，訪問瑪雅地區，還夢想去巴黎，甚至打算「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遊過去」。他是一個「遊俠騎士」、一個「朝聖者」、一個「無政府主義的靈魂」、一個「極端的流浪者」，一個擁有「廣闊視野」的人。突然間，他遇到了一個能夠讓他在旅途中停下來的人。他們的談話幾乎持續了十個小時：
菲德爾·卡斯楚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是一個超凡之人，他面對和要解決的都是一些不可能的事。菲德爾有一個很堅定的信念：如果他踏上回歸古巴的旅程，他必將抵達。一旦抵達古巴，他必將戰鬥。一旦他投入戰鬥，他必將得到勝利。
格瓦拉和卡斯楚在一起
就在那一晚，切決定以醫生的身份加入未來的遠徵軍。既然決定踏上革命的冒險之旅，也就需要確立政治意識形態。在這個生命的「新階段」，他閱讀了「聖·卡洛斯（卡爾·馬克思）的主要作品」，公開支持蘇聯介入匈牙利局勢，宣稱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批評是「帝國主義的宣傳」。他開始學習俄語，與克格勃在蘇聯駐墨使館的代表尼古拉·列昂諾夫（NikoláiLeonov）成為親密的朋友。他不僅如饑似渴地閱讀列寧和馬克思的作品，還試圖為他們創作詩歌：
在新國家的號角聲中，
一股潮流向我撲面而來，
那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歌。
拋開他寫作的文學水平不談—無疑，他日記的水平是要好過詩作的——在他的詩歌裡，切表達了自己最為私密的體驗。他曾經考慮過寫一本關於拉丁美洲「社會醫學」的書。現在他要把行醫升華為革命實踐。一個叫瑪麗亞的老婦人因哮喘入院，死在了他的身旁；她臨死前，格瓦拉緊緊握著她的雙手發誓：「用低沉而渾厚的聲音述說希望/用最濃烈的赤色進行復仇/讓你的子孫生活在曙光之中。」哮喘似乎是拉丁美洲痛苦的隱喻，美國是帶來痛苦的病因，革命則為治癒的手段。
菲德爾領導的反叛者秘密地從事划船、格鬥、體操、登山和長途奔襲的訓練。他們在墨西哥城附近租了一個牧場，在那裡他們可以不受幹擾地練習射擊。在這些人當中就有患有哮喘病的格瓦拉醫生，他就像當年練習橄欖球的那個「憤怒的塞爾納」一樣，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他毫不意外地成了小組中最好的射手。墨西哥警方發現並逮捕了他們，計劃將他們引渡到古巴。
此時，墨西哥前總統、社會和民族主義改革者拉薩羅·卡德納斯出面斡旋，幫助菲德爾·卡斯楚脫離險境。卡德納斯說服了時任墨西哥總統的魯伊斯·科蒂內斯（Ruiz Cortines），稱讚卡斯楚是「性情剛烈的青年知識分子，身上流著戰士的血液」。格瓦拉有一首詩是專門獻給這位戰士的—這麼做確實有點肉麻—詩的名字叫作《菲德爾之歌》（Canto a Fidel）：
前進吧
熱情的曙光預言家
沿著沒有邊界的隱秘小路
去解放我們熱愛的綠色凱門鱷……
除了格瓦拉本人和菲德爾的弟弟勞爾·卡斯楚（Raúl Castro）之外，遠徵隊並沒有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遊擊隊」，這一概念源自1808年在西班牙襲擾拿破崙入侵者的非正規軍。切作為非古巴籍的參與者，也有這種古老的精神。他有點像那位穿越大西洋、為了墨西哥的獨立而反抗自己國家暴政的哈維爾·米納將軍，也與馳援希臘人對抗土耳其的拜倫勳爵有些相似：在詩人們看來，戰鬥是詩歌的最高形式。
在馬埃斯特臘山脈（Sierra Maestra）的戰鬥中，切樹立了一個公平、勇敢、有能力的領導者形象。作為一名軍事指揮官，他紀律嚴明，嚴於律己。歷史學家休·託馬斯說：「他是一個吝嗇鬼和苦行僧，打仗衝在最前面，救人衝在最前面，犧牲也衝在最前面。」卡洛斯·弗蘭基回憶：
很明顯，切是個獨一無二的人。他憑藉自己的天賦、意志與勇氣……把一群手持破銅爛鐵的病夫訓練成了整個山脈第二強的遊擊隊。他是第一個下到平原打遊擊的人。他在翁布裡託（El Hombrito）開創了第一片解放區……他並不多愁善感，但他始終記得士兵也是人。
1958、1959，切·格瓦拉
但他同時也是嚴厲無情的，許多與他合不來的人都指出他極端嚴厲、「暴虐無常」。在馬埃斯特臘山脈發生的一些極端案例被傳記作家喬恩·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如實地記錄了下來，描繪了一個與帕科·伊格納西奧·泰沃二世（Paco Ignacio Taibo II）創作的《切》（El Che）一書中的理想形象完全不同的格瓦拉。
安德森描述了切如何除掉一個告密者：「這種情況對於人民和他本人來說都是不合適的，所以切用一把0.32英寸口徑的手槍從他腦右側打了一槍，解決了這個問題。子彈從右顳葉穿出，他喘息了一會兒，然後死掉了。」如何向別人下達殺人的命令：「最後，他們做好了抵禦進攻的準備，把奧索裡奧（Osorio）交給兩個人照看。這兩人『已經收到命令，那邊槍一響，就把他幹掉；兩人嚴格執行了命令』。」在記述這些事時，安德森寫道：「切往往把臨陣脫逃視為背叛，這些事件顯示出的並不是革命的道義，而是他的強硬個性。」「在馬埃斯特臘山脈的行軍道路上遍布著告密者、逃兵和罪犯的屍體，他們都是切下令處死的，有些還是切親自動的手。」
在帕科·伊格納西奧·泰沃的書中，我們可以見證切逐漸了解古巴農民，並深入他們其中的「神奇光環」。切一直傾向於從他的個人經驗中構想出一種總體理論，他從這種真誠而偶然的同情中得出了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這種理論十分新奇，但同時也是錯誤的。
從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開始，世界範圍內的經驗證實了農民群體並不會與城市大學生群體抱持同樣的理想。也許是由於卡斯楚革命中民族解放的承諾（在某種形式上得到了實現），古巴鄉下人成了例外，對革命給予了支持。但是不要忘記，馬埃斯特臘山脈的農民非常少，遊擊隊在鼎盛時期只有兩三千名戰士，其中大多數人來自城市的地下運動。將遊擊隊的勝利歸因於農民支持的想法，最終讓格瓦拉本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所有的古巴革命史專家都強調，切的哮喘在馬埃斯特臘山脈的持續鬥爭期間經常發作。一位農民老婦恰娜（Chana）記得一次發病的情景：「他靜靜地站著，低沉地喘著氣……看到一個如此強壯、如此年輕的男人這麼痛苦令人難過，但是他不喜歡別人的同情。」
他喜歡行動，喜歡釋放腎上腺素來彌補他的病情，喜歡在橄欖球比賽中享受勝利，喜歡沒命地猛攻。這個在賽場上的「憤怒的塞爾納」成了馬埃斯特臘山脈的指揮官，他直面死亡，他就是死亡的化身：「我發現火藥是唯一可以緩解我哮喘的東西。」他的身上始終有一種天真的心態，懷抱著60年代的理想。正如豪爾赫·卡斯塔涅達（Jorge Castañeda）常引用弗蘭基的說法，「逃向未來」—逃向可能的死亡，避開痛苦的現實。
古巴的英雄們相信他們的榮耀將永遠持續。他們將建成一個更繁榮、更公正、更自主、更自豪、更自由、更平等的古巴。但是在構造這個抽象的夢想時，切走在了他的同伴，走在了菲德爾·卡斯楚本人（相比於切，卡斯楚一直對政治現實保持著非常敏銳的感覺）前面。
「這場戰爭徹底改變了我們，」切在給偉大的阿根廷小說家埃內斯託·薩巴託的信中寫道，「再也沒有什麼能夠像戰爭一樣給人帶來深刻的體驗了。」勝利改變了一切，加深了他對個人理想主義的堅持，不接受任何來自現實的反駁。他絕對相信社會主義世界的優越性，特別是蘇聯相比於西方的優越性；他對美帝國主義抱有幾乎是意識形態式的仇恨，甚至反對售賣和消費可口可樂；他相信革命經驗可以被輸出到整個美洲和第三世界國家。
1961，巴西總統雅尼奧·奎德羅斯在爭議聲中將南十字勳章頒發給切·格瓦拉一旦掌權，格瓦拉就試圖藉助「憤怒的塞爾納」的精神，基於純粹的理論將烏託邦付諸實踐。他奉行的理論包括快速和全面的土地改革、沒有任何經濟補償的強制徵收、官僚集權、取消貨幣交易等等。他相信古巴能夠得到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不加區別的、無條件的持續支持，從而在加勒比地區建設一個工業強國。即使現實沒有按他想的那樣發展，他也從不懷疑自己的前提，而是一心一意地對其進行深入挖掘。由於個人意志在生活中所發揮的核心作用，格瓦拉不允許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之間存在裂痕。
革命勝利後，這個戰爭塑造的「新人」就開始展現出他最陰暗的一面。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政府借著對民主進程的背叛上臺，以殘忍的手段鎮壓異己。這是每個專制者和獨裁者的行徑。然而，革命的殘酷則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人們希望報復和處決暴君和傲慢的官員。但另一方面，最高政府對正義的渴求和期待使流血演變成新的血債：新政權不應該那麼殘暴。但是它卻並沒有做到。切掌管卡巴尼亞監獄（prisión de La Cabaña）時，與他共事的起訴案律師何塞·比利亞蘇索（JoséVillasuso）後來回憶，他曾經聽切說：「不要拖延案子，這是革命，不要使用資產階級的法律手段，證據是次要的。我們必須堅定信念：這是一群罪犯、殺手。另外，別忘了還有上訴法院呢。」
切·格瓦拉與阿萊伊達·馬奇在古巴
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權指控的數百人是巴蒂斯塔政權期間的戰犯。在卡巴尼亞監獄中，切被認為是革命的最高法官。切行事不像法官，倒更像劊子手，多次不等法官做出審理就採取了行動。按照切的說法，冷酷無情是一種革命美德。在執行了數百場處決之後，在全古巴最美麗的女人阿萊伊達·馬奇（Aleida March，後來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生了四個孩子）的陪伴之下，切從工作過度的勞累中恢復了過來，進入了革命生涯中最黑暗的階段。
接下來的故事就像一部布爾什維克老電影：他建立了有效的古巴安全系統，扼殺了媒體和大學校園中的政治自由；他厭惡獨立的批評，在軍隊中進行意識形態的灌輸（「古巴人民先鋒隊」）；他在瓜納阿卡維韋斯半島（Guanahacabibes Peninsula）成立了古巴的第一座勞教所：「來這裡的都是在革命道德方面或多或少犯了錯誤的人，他們接受處罰的同時，也通過勞動接受再教育。他們從事的是辛苦的工作，不是不人道的苦工。」但同時被監禁的還有同性戀者、耶和華見證人、乞丐和持不同政見者。
切的形象廣泛出現在各種商品上，從世俗的到宗教性的都有：杯子、T恤、海報、胸針、鑰匙扣、藝術品、嚴肅藝術、刻奇藝術、營地……除了衣飾，還有邁克·泰森（Mike Tyson）腹部的文身和迭戈·馬拉度納（Diego Maradona）右臂上的文身……但是，在一個人死後如此使用他的形象是恰當的嗎？如果認為切·格瓦拉就是那些帶著他肖像的小玩意兒，也實在是荒謬的。
但是去世之後的格瓦拉引發了更加深刻的共鳴。他生命中的一個方面：流浪、遺棄、在陌生土地上的最終殉難、憑個人勇氣堅持的荒唐諾言—他的這些特質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擁躉，影響範圍遠遠超越了與他意識形態相同的人群。
麥可·凱西（Michael Casey）在他的《切的死後生活》（Che’s After life）一書中採訪了切的私生子、古巴詩人奧馬爾·佩雷斯（Omar Pérez），儘管大多數格瓦拉家族的人並不承認他的身份。佩雷斯的出生似乎是由於切在旅途中的一段露水情緣。在即將前往非洲之前，切曾經與一位二十多歲的漂亮女孩相處。切從不知道這個姑娘懷了他的孩子。佩雷斯的外貌與他的生父很像，也許性格上也和切一樣很有主見。他因創作獨立藝術在勞改農場裡被關了一年。他母親向他透露親生父親的名字時，佩雷斯已經二十五歲了。
在探尋自己與父親的聯繫時，他對佛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在接受凱西的採訪時思考了放棄和離開這兩種行為：「為什麼人們總是離開？在某個特定的時刻，我們都會離開……我們會因為某個新事物而放棄一切。我們會改變宗教、政治信仰或意識形態，這並不是因為人的性格不同或是歷史條件不同。這就是人性，會為了一些東西而放棄一些東西。」
由於自己就是被拋棄者（雖然切並不知道他的存在），這位古巴詩人認識和接受了這種「人的境況」，雖然從個人情感來說，他是痛苦的，但他試圖將切的漂泊放在一個更廣闊的層面上理解：「無所執」的觀念。基督教傳統就有這樣的觀念，但它在佛教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事實上，我們執著的是什麼？……是度過這一生……當你像我父親一樣，一次次告別家人……也許隨後就會在剛果、玻利維亞發現另一種關聯，它要比女人的愛情或者飲酒作樂等任何東西都要強大和堅固。這與我們真實的本質有關，因為事實上我們都在尋找這樣的關聯。」
這是一種繼續前進的自由、前往探尋最終目的的自由、對物質和享樂的蔑視（雖然他並不是一個禁欲主義者）的自由。這些都是切的性格特點，它會讓那些執著於「追求真理」的同路人感到親切。對於切來說，這種自由與他的抽象原則緊密相關。他的目標是進行一場烏託邦式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同時「重塑」人類道德，這種人類道德對他而言就是人類的最高本質，但是它是可以實現的。他生命的最後一個章節，雖然不為人所理解，但對他來說並不只是一段漫長的苦難，同時在許多人眼中也是求道的必經之路，是一位全副武裝的精神鬥士對於啟蒙之光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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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者：拉丁美洲的面孔與思想》
[墨] 恩裡克·克勞澤 著；萬戴 譯
理想國 | 北京日報出版社 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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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烏拉圭]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著；王玫 等 譯
理想國 |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12
《面具與烏託邦：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
[墨]薩穆埃爾·拉莫斯 著；艾青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8
《「邊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學漢譯與中國當代文學(1949-1999)》
滕威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8
主持
趙蘊嫻 郝漢
節目編輯 / 郝漢
後期製作 / 管薇
配樂
Zamba Al Che-Victor Khara
Bossa Antigua-Paul Desmond
聲明
本節目由文化品牌「理想國imaginist」出品
內容涉及觀點僅表示個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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