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墨西哥]恩裡克•克勞澤
【譯者】萬戴
【出版單位】北京日報出版社
從本質上講，《救贖者》是一組傳記。有古巴獨立英雄、詩人和記者何塞•馬蒂（José Martí）；有烏拉圭作家何塞•恩裡克•羅多（José Enrique Rodó）；有墨西哥哲學家和教育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有秘魯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和編輯何塞•卡洛斯•馬裡亞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有墨西哥詩人和思想家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有廣受歡迎的阿根廷領導人埃娃•庇隆（Eva Perón）；有著名的阿根廷—古巴革命家埃內斯託•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同時還有20世紀拉丁美洲的兩位偉大的小說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和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
但是除了一幅幅這樣的肖像之外，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將這些人物的生活聯繫起來？我相信是有的，那就是，他們為了拯救自己的國家，在某一時刻產生了宗教般的信仰。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公正、繁榮、和平的秩序，希望這片大陸能夠擺脫歐洲的殖民統治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影響。但是在建設這樣的秩序之前，幾乎所有人都相信需要爆發一場革命，儘管他們關於革命形式的觀點各異：獨立革命（如1898年古巴反抗西班牙的獨立革命）、社會和民族革命（如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或者社會主義革命（如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尤其是1959年俄國革命在拉丁美洲的化身，即古巴革命的意外勝利。
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在20世紀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救贖者》裡對多位人物的敘述正是圍繞古巴革命所提出的烏託邦設想，以及革命的發展和失敗展開的。其中的一些人，例如切•格瓦拉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終其一生都忠於古巴革命，切甚至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還有一些人，例如奧克塔維奧•帕斯和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在70年代對古巴革命表示失望，並轉向自由民主的思想。至於埃娃•庇隆，她並沒有經歷古巴革命，因為她在1951年就去世了，但是我們可以說她和丈夫胡安•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將軍的政權為1998年之後烏戈•查維茲（Hugo Chávez）統治委內瑞拉提供了歷史先例。查維茲像庇隆將軍一樣通過選舉達到了權力的頂峰，並採用了古巴的政治經濟模式。
可以說，拉丁美洲的「救贖者」們在作為知識分子追求革命的時候曾經非常親近毛澤東，例如切就開展過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但是在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建立政權之後，不管是在古巴還是拉丁美洲，社會革命都沒有像鄧小平所做的那樣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換句話說，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們，這些國家的「救贖者」們（也包括在秘魯受毛澤東思想影響而成立的「光輝道路」［Sendero Luminoso］*組織）都止步於試圖完成革命，而沒有過渡到下一個階段：創造財富。
為什麼這個地區出現了如此之多的革命者，卻鮮有致力於國家繁榮昌盛的建設者？要解釋這一問題並不容易。有人認為，天主教信仰在道德上並不追求物質財富，而是嚮往另外一種生活：受苦受難乃至犧牲。有人認為，美國開採整個地區的自然資源，為拉美國家的獨裁統治提供支持，而不是在覆蓋整個大陸的發展項目中尋求合作。令人遺憾的是，除了智利、烏拉圭、哥斯大黎加等少數幾個小國之外，拉丁美洲沒有一個國家展現出過經濟潛力。
中國在近幾十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並取得了全球性的領導地位，為拉丁美洲多個國家提供了發展動力，特別是對於那些出產中國經濟發展所需原材料的國家尤為明顯。但是沒有一個拉美國家能夠在政治和諧、社會平等與和平的框架下，建立穩定的內部政治秩序來支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國家並沒有能夠像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在1815年所設想的那樣團結協作，建立伊比利亞美洲「近鄰同盟」（地區同盟），利用自己的文化相似性，利用人民的團結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聯合起來去和美國競爭。從這個意義上說，與中國相比，拉丁美洲是一段失敗的歷史。
中國文化有一些特徵和拉美國家的文化頗為相似。和中國人一樣，拉美人的生活理念是集體化、社區化的，個人主義色彩比美國或西歐要弱。拉美與中國一樣，將家庭作為強大的核心，賴以經受時間和空間的一切考驗。此外，拉美還和中國一樣崇拜並尊敬長者，對母親尤為如此。正是因此，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拉丁美洲的現代化始於19世紀，它的實際進程還會如此糟糕嗎？
我認為，這個複雜問題可以用一個詞來簡單回答：務實。拉丁美洲的思想家和知識分子有著受人尊敬、廣泛熟知的形象，但他們通常只提出原則性的意見和籠統而又抽象的信念，並不提供實用的想法。
這本書的主角之一、我的恩師和摯友奧克塔維奧•帕斯曾說，拉丁美洲是「西半球遠離中心的一極」。從文化和藝術的角度來講這是好事，比如這部作品所展現的作家、思想界和知識分子就是如此。但是這也有不好的一面：它沒能建立團結、繁榮、和諧的社會，也沒有穩定的政府。我個人並不認為，這種萎靡不振的局面是自由民主造成的。我認為這是糟糕的政府和沒有責任心的領導者所導致的。具有宗教情懷的救贖者太多，能夠付諸實踐的思想家又太少。
但生活中並不是只有政治和經濟。我希望《救贖者》的讀者能夠欣賞這些人物在文學領域的卓越貢獻，而不只停留於他們那恢弘卻失敗的政治烏託邦理念。基於這個原因，我最後想引用胡安•何塞•莫拉萊斯（Juan José Morales）的一段話，他是一位旅居香港的西班牙企業家，也是一位人文學者。他在談論奧克塔維奧•帕斯翻譯的中國文學時曾說：「帕斯大約翻譯了六十首詩歌，主要是唐朝（618—906）和宋朝（960—1127）的詩歌，這段時期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莫拉萊斯說：「奧克塔維奧•帕斯並不懂中文，因此他採用了行間對應翻譯和相應的標音法，並研究了當時能找到的最好的文學批評作品和最有名的英語、法語譯本，同時仰賴他對佛教的了解，以及與華茲生（Burton Watson）和葉維廉（Wai-lim Yip）等傑出漢學家和詩人朋友的情誼。」
在這些詩歌當中，有一首李白的詩令我感慨不已：
夜宿山寺
危樓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聲語，
恐驚天上人。
帕斯將這些詩歌當作自己的航船，把它們從中國翻譯到墨西哥。他超越了歷史與政治，重新認識了一種古老的文化。這是文化和文化之間的兄弟情誼。《救贖者》有著與之相同的樸實追求：成為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一艘航船。它載著友愛和理解，帶著「摘星辰」的志願，向中國揚帆駛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