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漢中攻略與國家戰略的實現
央視94年版曹操（鮑國安飾）
呂方
（陝西理工學院 兩漢三國研究所 陝西漢中723000）
【摘 要】：曹操在魏蜀戰爭過程中，逐漸將漢中納入魏蜀對峙的國家整體戰略，融入孫子戰略原則而形成：其一，放棄對漢中的據守，擺脫漢中對其主力的牽制與調動，體現了孫子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其二，立足於經營關隴，將其作為軍事前沿陣地與漢中對峙，由此對蜀漢造成強大的圍堵、震懾，造就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攻略。其三，以率先屯田作為「軍爭」的制勝先機，「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曹操的戰略不斷深入地將魏國置之於不敗之地。
【關鍵詞】：曹操；漢中；孫子兵法；戰略
三國魏蜀戰爭時期，漢中對曹魏的軍事戰略意義，人們一般都以「雞肋」定位。這一認識來源於楊修對曹操態度的分析。《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1]52《後漢書》卷五四《楊震傳》：「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回師。」[2]1789從此，「雞肋」幾乎成漢中的代稱。唐代羅隱《寄洪水正師》:「雞肋曹公忿」。 [3]121宋代黃人傑《滿江紅》曰：「遙想漢中雞肋地，未應萬裡回金勒。」[4]1373目前學界對漢中在曹魏的戰略地位，大致主張「雞肋」，認為曹魏並不重視漢中，漢中對於曹魏沒有特別的意義。[①]
從曹操徵討張魯進攻漢中（215年），到蜀漢亡國（263年），魏蜀對峙的近半個世紀過程中，漢中在兩國對峙的戰略地位發生了深刻變遷，而「雞肋」一說過於武斷、孤立，忽略了漢中攻守與兩國軍事、政治生活的深層聯繫。重新回顧魏蜀戰爭對峙的過程，我們發現「雞肋」說，僅僅代表了曹操在魏蜀相爭之初、特定時刻對漢中的定位。此後，曹操逐漸將漢中納入到兩國對峙的國家整體戰略之中，實施了一個系統的對蜀方略，這一攻略被曹魏三代統治者貫徹施行，影響了兩國對抗的全部過程，直至蜀漢滅亡。曹操的漢中攻略中大體由三個層次構成：「致人而不致於人」、「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屯田作為「軍爭」的制勝先機，保障了魏蜀戰爭最終勝利。
一、放棄漢中：「致人而不致於人」
公元215年，曹操討伐張魯成功，取得對漢中的軍事控制權。但是，對於後續的軍事部署，主簿劉曄和司馬懿都主張乘勝攻入蜀地。劉曄分析說：「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徵劉表，九州百郡，十並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1]445劉曄的一番話雖然振奮人心，大漲己方之志氣，然而，不難發現，他主張繼續進軍的根據卻是「推此而前」，依據的是曹操之前戰役中的威勢。曹操沒有聽從他的意見，是出於現實因素的考慮：「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 [1]445他考慮到以漢中為據點，向蜀地推進的現實軍事地理劣勢：交通條件惡劣，軍糧供應的巨大壓力。曹操認為：雖然得到漢中，但是軍糧問題始終無法解決。漢中淺窄，也很難發展成為糧食生產、供應基地，從關中補給糧草需要翻閱秦嶺，異常困難。因此大軍以漢中為基地，繼續縱深推進，是難以有所作為的。司馬懿與劉曄有相似的看法：「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②]司馬懿與劉曄的相通之處在於，非常樂觀地推測了漢中新勝之「勢」，然而對蜀地的佔領與治理，將其變成己方的軍事基地卻並非一個短暫的、一次性活動。曹操沒有聽從這個意見，在勝利的情況下，冷靜地選擇放棄漢中，「（建安二十年）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1]46。
然而，夏侯淵敗亡之後，劉備屯兵陽平關，蜀漢政權在漢中的迅猛發展令曹操不安。公元219年，他攜帶軍糧，親徵漢中，調整對蜀方略。「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趙）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值曹公揚兵大出，云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鬥且卻」。曹軍追至營下，趙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1]949，曹操第二次兵臨漢中，與劉備爭奪此地，結局果然像曹操之前分析的那樣，軍糧出現了問題，而且久戰不下，危機四伏。
曹操回應司馬懿的建議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2]1從他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將關隴與漢中放在一起通盤考慮的。隴右與漢中兩個地區不能兼得的情況下，將防線放在關隴才是最為明智的選擇。曹軍將防線收縮在關隴地區，軍糧補給變得輕鬆，避免與蜀漢在漢中一地的兵力膠著，也就是擺脫了「致於人」的軍事被動。曹操將漢中留給了蜀漢，也將「守戰之力，力役參倍」 [１]４５８的用兵之弊端和壓力留給蜀漢。而且，曹軍以關隴為防守基地，切斷了漢中與隴右的聯結，使漢中成為「孤絕」之地。蜀漢雖然佔據了一定的地理優勢，卻同時承受了巨大的壓迫與圍困，不得不苦苦向隴西發展，追求突破。如此一來，曹魏方面就以據守關隴而調動了蜀漢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的連年北伐。曹操放棄漢中，據守關隴，實堪為「致人而不致於人」 [3]40戰略的傑出典範。
二、經營關隴對峙漢中：「不戰而屈人之兵」
曹操經營關隴發生在赤壁失利之後。他對關隴的經營與赤壁之戰失敗的教訓有一定的關聯。在赤壁之戰開始之前，曹操因輕易得到荊州，意圖乘勝從江陵出發，一舉統一全國。曹魏軍事集團中的智囊人物賈詡有一個不同意見：「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1]330賈詡指出，一次戰役之勝負，並不能真正徵服一個地方。以最小的軍事代價，獲得最大的政治成果的方案不是戰爭，而是「撫安百姓」。如果能讓百姓「安土樂業」，則不戰而勝，「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當時意氣風發的曹操沒有聽進去賈詡的睿智之策，然而，在赤壁失利之後的冷靜思考中，他似乎從賈詡「不勞眾」而使一方「稽服」的謀略中獲取靈感，而應用在經營關隴上。
關隴地區的經營較之江東，形勢更顯艱難、複雜。關隴地區不僅是軍事交通要衝之地，而且歷來各族雜處，戰亂不斷，老百姓死傷、逃亡流離失所者眾多。曹操平定韓遂、張魯在關隴的割據之後，任命「有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 [1]492的官吏經營，增強了曹魏在西部邊境的邊防實力。扶風郡武功縣人蘇則治理關隴的策略與曹操不謀而合，曹操「見則悅之」，任命蘇則做金城太守。蘇則謹慎地安撫流民，迅速平定叛亂，恩威並用，治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蘇則採取「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幹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他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1]491蘇則多次平定關隴地區的叛亂。魏文帝時期，蘇則攻下酒泉郡、張掖郡，蕩平武威郡的胡人騷亂，曹魏得以與西域互通使節。蘇則「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蘇則的作為極大穩定了曹魏對關隴的控制。魏文帝授予蘇則護羌校尉的官職，賜爵關內侯。[1]492魏文帝時期延續了曹操對關隴的經營方略。
曹操聽取河東人衛覬對關中經營策略。衛覬早在建安初「留鎮關中」期間就提出，治理關中的要害在於招撫流民，讓農民有地可耕，發展農業，「勤耕積粟」，並提出了可行的措施。衛覬觀察到關中因戰亂流亡到荊州的百姓，在本土安定之後，逐漸回流，但是農民沒有土地可耕，大多被眾將領徵召為部曲，這樣一來，郡縣的戶口仍然空虛。他建議，政府應該收回鹽的專賣權，「置使者監賣」，用專賣鹽的收入增加耕牛，為農民開墾提供耕牛。同時，中央派員糾察、限制將領濫用職權，保護地方吏民。「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維護關中的正常生產秩序。[1]610曹操採納了衛覬的意見，關中周邊「遠民聞之」，「日夜競還」， [1]610之後，「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2]784。
曹操打敗馬超，大致平定了隴右地區，隨即任命張既擔任京兆尹，負責「招懷流民，興復縣邑」 [1]472。張既協助曹操充實了關隴的戶口，奠定了關隴穩定的勞動力基礎。首先，在張繼主張下，曹操遷徙漢中民眾幾萬戶到長安及三輔地區，加強了關中的駐守力量和農業發展基礎。「（張）魯降，（張）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1]472其次，當隴西、天水、南安三郡百姓因移民引起恐慌，騷動不安時，張既果斷赦免三郡將吏的賦稅，命令他們修建房屋住宅，製作水碓，民心逐漸安定下來。最後，曹操為了防止大軍被蜀漢方面牽制，決定撤出在漢中的軍隊，但他同時很擔心劉備向北攻取武都氐，從而進逼關中，他與張既謀劃這個問題。張既出了一個計策：曹軍遊說武都氐向北退出，就食關隴，同時躲避蜀軍攻擊，曹軍為先到的人提供優厚的賞賜待遇。曹操採取這個策略，親自部署，從漢中撤出了各路人馬，命令張既到武都，遷徙五萬多戶武都氐到扶風、天水境內定居。「（太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1]472京兆太守顏斐是魏國著名的「良二千石」。「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顏）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閒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他重視文化教育「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閒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1]513曹操挑選的官吏，逐漸將關中發展成為優良的軍事基地。「太祖徵漢中，以鄭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奸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1]511可見，在鄭渾的治理下，關中已經成為重要軍糧供應基地。他們大多能夠「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官效用」，「於時男女萬口，鹹懷感激，形毀發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踧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靬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恤，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1]761-762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關隴既佔據地理優勢，又獲得充實的勞動力，關隴的防守日益堅固。蜀漢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從隴右進攻順利佔領了武都、陰平，天水、南安太守棄城逃跑，「關中響震」，「朝野恐懼」。 [1]922但是隴西太守遊楚不僅固守隴西，而且自信地對蜀軍預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1]473遊楚的話雖然是為了鼓舞己方的士氣，但也道出了魏蜀對峙的關鍵點：關隴是曹魏對抗蜀漢的軍事前沿陣地，這個地區與關東腹地之間聯繫緊密，會隨時得到增援與補給。封鎖蜀漢前進的隴西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據點，而是在曹操關隴防守的通盤計劃之中。
曹操對關隴的經營戰略，一直得到繼承與貫徹。魏明帝時仍十分重視關隴的治理，並不因為此地偏遠而有所鬆懈。明帝選派名臣徐邈擔任涼州刺史，並且兼任護羌校尉，加「使持節」稱號，負責隴西軍政事務。在諸葛亮兵出祁山，隴右三郡叛魏降蜀的緊急時刻，徐邈聯合金城太守的兵力收復了南安。關隴各郡互通聲氣，聯合作戰，蜀君無法突破隴右的防線，最後只得退回漢中。徐邈擊退蜀軍之後，積極開展了軍事基地的經濟建設。他根據當地雨水稀少，糧食產量不高的特點，「修武威、酒泉鹽池」，換取周邊地區的糧食，「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在這樣的治理下有了「家家豐足，倉庫盈溢」的局面。徐邈在關隴經濟改善的基礎上，「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教化百姓，「進善黜惡」，以致於「風化大行，百姓歸心」、「荒戎入貢」。徐邈對待當地其的羌、胡等少數民族相處，不問小過，嚴懲大罪，得到了他們的信服。在他的治理下，涼州一帶出現了清平安定的局面。[1]739-740曹魏政權造就了所謂「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的局面，而使其真正贏得了關隴的歸附，也贏得了對蜀漢的真正勝利。
而且，曹魏放棄漢中時，基本上將漢中的人口遷徙一空。曹操從漢中撤軍時，「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到漢中引出諸軍，令（張）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1]４７２。曹魏大臣杜襲使漢中「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1]６６６蜀漢政權雖然從曹魏手中攻取漢中，但的確是「得其地，不得其民」 [1]1020了。何茲全先生研究漢魏之際社會經濟變遷指出，漢末魏晉的社會經濟的中心問題是人口問題。「人口、勞動力成了最重要的東西。有了人口，就有了一切，有了財富，有了武力，有了政治地位和權力。」[4]曹魏不僅切斷了漢中與關隴地區的聯繫，而且幾乎轉移了漢中的全部人口，留給蜀漢的漢中地區實際上成為一個孤立的軍事堡壘。漢中為蜀漢帶來的經濟與軍事戰略意義上都大大打了折扣。曹操以最小的軍事代價贏得了最大收益，可謂是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 [3]17戰略原則的鮮明體現。
三、漢中攻略落腳點：「軍爭」與「以逸待勞」
秦漢以來，人民喪失土地被迫流亡的問題一直很嚴重，政府基本上沒有辦法和措施解決。三國時代，曹操是首先重視以軍事經濟優勢而最終戰勝敵人的統帥。他對曹魏軍事經濟的發展，客觀上造成了農民與土地的結合，大體上解決了流民問題。
曹操從與漢中對峙的戰略中，衍生出與蜀漢對抗的國家戰略，即以軍事經濟的優勢取得對蜀戰爭的決定性勝利。魏明帝時大臣孫資對曹操的戰略有過一次完整的回顧：「昔武皇帝（曹操）徵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裡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強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1]45８孫資重申了曹操的漢中攻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曹魏徵服漢中而不守，避免主力被「深險」的漢中所牽制。其次，曹魏方面「不責將士之力」，只需「據諸要險」就足以「震攝」對方了。最後，「中國日盛」，而「益州疲弊」 [1]919的局面形成，兩國國家實力較量中勝負已經顯示，這就是曹操應對蜀漢的全勝攻略。
曹魏制定策略的立足點在於雙方的農業經濟。曹魏不主動攻伐，而是專心務農，安置流民，保障軍力，積極備戰，增加了軍事經濟優勢。曹魏在自己統治區保持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堅持與民休息，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值得一提的是，曹魏依託屯田制，發展軍事經濟的過程中開始解決秦漢以來人民流亡問題，促進了農民與土地的結合。早在公元196年，曹操下令實行屯田制，曹魏的軍事駐防區內基本都設置田官，積蓄糧谷。屯田制保障曹魏軍隊徵伐中，免除了軍隊分兵運糧的壓力，屯田製成為曹魏的一項基本國策，並依賴這個條件取得軍事勝利。「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徵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1]141曹魏屯田最初是為了解決軍糧問題，實施過程中超出了供應軍糧的範圍，而是以屯田制為依託，發展農業生產，安定農民的生產、生活秩序。政府組織分配土田、耕牛、維修水利。「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1]388曹魏為社會弱勢群體設立救助制度。《魏書》記載魏王（曹操）令，國家負責養育十二歲以下的孤兒、無勞動能力者、孤寡年高者、貧寒不能養活自己的人。年紀九十以上的，免除勞役，一家限於一人。[1]51曹魏政權以法律形式保障了最底層人民的利益，也維護了農業社會的穩定。曹魏還非常重視發展教育。建安八年（203），曹操下令在各郡建立學校，在滿五百戶的縣設置校官，提倡文獻典籍研究，提升了民眾文化素質。「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1]24這些措施都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穩定與發展，也拓展了曹魏政權的統治基礎。
魏文帝曹丕重申了與民休息，發展農業的國策：「今將休息，棲（劉）備高山」 [1]412。文帝時期繼續推行屯田制，息兵安民，減免田租，減輕刑罰。
諸葛亮最後一次北伐，魏明帝曹睿針對蜀漢軍事經濟上的劣勢，看準了蜀漢國小民窮，國家支持戰爭的潛在能力不足的致命弱點，重申、發展了曹操的戰略：「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1]103魏明帝指出了曹操國家戰略的最終目標和落腳點——以逸待勞。
著名的「曹魏三公」之一華歆，是參與魏蜀軍事對抗歷程的資深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他向魏明帝上書《諫伐蜀疏》。他深刻指出，魏蜀兩國軍事對抗的本質是經濟力量的較量：「兵亂以來，過逾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跡。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徵伐為後事。且千裡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1]４０５他認為應對蜀漢北伐挑釁的最佳方案是：以逸待勞，坐而待其斃。
曹魏表面上對敵人按兵不動，首先打造「中國無饑寒之患」的堅實基礎，實際上是一種「先敵而動」的戰略。蜀漢依仗的只有險要的地理與交通，然而曹魏的優勢卻是農業經濟的富足與發展。「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曹魏只有保持這個優勢不斷上升，「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那麼應對蜀漢的北伐挑釁，完全可以以逸待勞，取得最後的勝利。
綜上述，漢中對於曹操的意義，以及漢中在魏蜀軍事對抗中的戰略地位，顯然並非僅僅是「雞肋」這樣簡單。曹操的戰略不斷深入地將魏國置之於不敗之地，體現出高超的軍事謀略藝術，對促進魏國的強盛、為最終滅蜀統一全國都有著深遠影響。曹操的戰略是非常值得我們認真總結的軍事藝術思想。
感謝作者授權發布，來源：《陝西理工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為適合微信發布，注釋省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圖文編輯：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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