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約瑟夫·熊彼特（「創新理論」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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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講到了我們的分析所要用到的第三個要素，即「生產工具的新組合」和信用。儘管所有這三個要素形成一個整體，這第三個可以被描述為經濟發展的最根本的現象。新組合的實現，我們稱為「企業」；某個人的職能是實現這種新組合，我們就稱他為「企業家」。這些概念比通常所說的要寬一些，同時又比通常的窄一些。寬泛是因為，首先，我們所稱的企業家不僅僅是那些在交換經濟中通常所稱的「獨立的」商人，而且還包括所有在實際上執行我們用來定義這個概念的那種職能的人，儘管他們是（現在已逐漸變成慣例）「依附」公司的僱員，像經理、董事會成員等，或者即使他們行使企業家職能的實際權利有任何其他的基礎，例如對大部分股權的控制。因為是實施新的組合才構成一個企業家，因此，他不一定要永久地和某個別廠商有聯繫；許多「金融家」、「發起人」等就不是和某個別廠商有聯繫，但他們仍然是我們這裡所說的企業家。另一方面，我們的企業家的概念比傳統的要狹窄，它並不包括廠商裡所有的領導者，或者經理，或者工業家們，他們只是可能經營一個已建立的企業，而這裡只包括實際履行這種職能的人們。不過我認為，上面的定義只不過是更準確地表述了傳統理論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首先，在區別「企業家」和「資本家」兩者的基本觀點上，我們的定義與普遍的定義是一致的——不管「資本家」是否被看做是貨幣的所有者，貨幣索取權的所有者，還是物質財富的所有者。這個區別在今天是共同的特徵，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已經稱為共同特徵了。其次，它還解決了這樣一個問題：普通股東是不是企業家；它也駁倒了把企業家作為風險承擔者的這個概念。此外，對企業家類型的特徵的通常的描述，如「首創精神」、「權威」或者「遠見」，與我們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因為在循環流轉的常規的事務中，沒有這些品質存在的地方，而且如果這一點與常規事務本身變化的出現嚴格區分開來，那麼，在企業家職能的定義中的重點將被自動地轉移到循環流轉的常規事務中。最後，有一些定義我們可以直接接受。尤其是一個大家都熟知的，可以追溯到J.B薩伊的定義：企業家的職能是組合生產要素，把它們放在一起。因為只有當要素是第一次被組合到一起時，這才是一種特殊的行為——然而，如果是在經營一個企業的過程中去做，那它就只是一項常規的工作了——這個定義與我們的定義是一致的。當馬塔雅在《企業家利潤》中定義企業家是獲得利潤的人時，我們只需加上第一章的結論，即在循環流轉中沒有利潤，這是為了避免把這個表述追溯到距我們的表述太遠的地方。這個觀點與傳統理論是不違背的，這可以用這句話來表明，「企業家既不獲利，也不損失」，它是由瓦爾拉嚴密推導出來的，但也是許多其他作者的成果。對企業家來說，循環流轉中的趨勢是既不獲利也不損失，也就是說，他在那兒沒有特殊的職能，他幾乎就是不存在；但是替代他的是，一種不同類型的廠商頭目或者企業經理，我們最好不要用企業家這個頭銜去稱呼他們。
認為一種制度或者一種類型的人，他們的有關歷史起源的知識能夠直接向我們表明它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本質，這是一種偏見。這種知識通常引導我們去理解它，但它不能直接產生一個關於它的理論。更嚴重的錯誤是這樣一種信念，即認為，一種類型的「原始」形式事實上也是「更簡單的」或「更原始的」形式，也就是說，原始形式比後來的形式更純粹的，並且用更少的複雜性來反映它本身的性質。然而，實際情況常常相反，除了其他原因以外，還因為不斷增長的專門化可能使職能和性質鮮明地突出來，而這些在更原始的條件下，與其他的職能和性質混在一起，很難辨認。這種情況在我們的例子裡也是這樣。在一個原始遊牧民族首領的一般位置上，是很難把企業家的要素同其他要素區分開來的。由於同樣的原因，小穆勒時代以前的大部分經濟學家都不能區分資本家和企業家的不同，因為一百年前的製造商既是資本家也是企業家；從那以後，事態的進程肯定促進了兩者差異的產生，就像英國的土地佔有制促進了農民與地主的區分，然而在歐洲大陸，這種區別仍然偶爾地被忽視，特別是在當一個農民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耕種的場合下。在我們的案例中，仍然有很多這樣的困難。早期的企業家，不僅照例也是資本家，他也經常是——就像今天，在小企業裡，他仍然是——他自己的技術專家，只要是在特殊的場合下沒有邀請職業專家。同樣，他過去和現在常常是他自己的買賣代理人，他的辦公室的領導，他自己的人事經理，有時，甚至在日常事務中他是自己的法律顧問，儘管通常他肯定也會僱用律師。正是因為承擔一些或者全部這樣的職責，這通常佔用了他的時間。實施新組合作為一種職業，只不過是進行戰略決策的制定和執行，雖然正是這一職能，而不是他的常規工作，形成了一個軍事領袖的特徵。因此，企業家的主要職能必然總是顯得與其他各種活動混合在一起，而且其他的各種活動一般必然比主要的職能更顯眼。因此，馬歇爾關於企業家的定義，只是把企業家的職能當做是從最廣義上說的「管理」，這自然使我們中的多數人表示贊同。我們不接受這個定義，只是因為它沒有表達出我們所認為的重要點，這是明確區分企業家活動與其他活動的唯一要點。
然而有些類型——事態的進展逐步產生了這些類型——用特別純粹的方式展現了企業家的職能。「發起人」的確屬於這種人，不過需要一些限制條件。因為，我們暫且忽略屬於這一類型的人有關社會和道德地位方面的聯繫，發起人常常只是接受佣金而參與工作的代理者，他們在融通資金，開辦新企業過程中從事財務技術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既不是新企業的創辦者，也不是這個過程的推動力最。然而，他也可能是後者，於是他就有點像一個「職業的企業家」。但是「工業領袖」的現代類型與這裡所指的更能密切地適應，特別是如果人們在下面兩方面看到他的存在。一方面，比如說，有20世紀威尼斯的商業企業家，或者在後來的類型中，有約翰·勞；另一方面有鄉村的當權者，他把諸如農村釀酒廠、一家旅館和一個商店與他的農業、他的牲畜貿易結合起來。但是不管是哪一種類型，只有當他實際地「實施新的組合」時，他才是一個企業家；而一旦他建立起自己的企業，也就是當他安定下來，如同其他人經營各自的企業那樣，經營這個企業時，他就失去了這個特徵。這當然是一條規則，因此，很少有任何人在他幾十年的活動生涯中總是一個企業家，就像一個工商業者，說他從沒有一個時刻是企業家，這是很少的，不管其程度是多麼低。
由於成為一個企業家並不是一種職業，通常也不是一種持久的狀況，所以企業家不能形成一種從專門意義上講的社會階級，比如說，像地主或資本家或工人這樣的階級。當然，對成功的企業家及其家人來說，企業家的職能將引領他們走向某種階級地位。這種職能也能夠在社會歷史的某個時代打上它們的烙印，可以形成一種生活形態，或者形成道德的和美術的價值體制；但它本身並不表示一種階級地位，也不以一種階級地位為前提條件。而且它可能獲得的階級地位也不是一種企業家的地位，而是根據企業的收入如何使用，以擁有土地或者資本家為特徵的。於是，對金錢財富和個人品質的繼承，這兩者都可以使不止一代的人保持這種地位，而且使子孫後代更加容易地從事進一步的企業開發，不過企業家的職能本身並不能繼承，這一點已經由製造業家族的歷史充分地表明了。
但是現在，一個決定性的問題產生了：那麼，為什麼新組合的實現是一個特殊的過程，是一種特殊「職能」的目標呢？每一個人都盡其所能地從事他的經濟事務。誠然，他自己的意願從來沒有完美地實現，但是最終，他的行為是由他的活動的結果對其影響而塑造成的，以適應通常不會突然變化的環境。儘管從任何意義上說一個企業不可能是絕對的完善，但就周圍的世界、社會條件、時代知識，或者個人或一個團隊的視野而言，它可能在某個時候接近於一個相對的完善。周圍的世界不斷地提供著新的可能性，尤其是新發現連續不斷地被增加到現有的知識寶庫中。為什麼個人不能像利用舊的可能性那樣儘可能地利用新的可能性呢？為什麼他不根據他所理解的市場情況，去養豬而不是養牛，或者如果他認為選擇一種新的種類更加有利，就去選擇一種新的耕種作物？有哪一種特殊的新的現象或者問題不能在已經建立起來的循環流轉中找到，而能在那裡產生呢？
雖然每個人在習慣了的循環流轉中能夠迅速地而且合理地採取行動，因為他對他的行為根據有把握，而且被所有其他人的適應這一循環流轉的行為所支持，這些人反過來也期望他採取符合習慣的行為，然而，一旦他面臨一項新的任務，他就不能僅僅這樣做了。雖然在習慣了的方法中，他自己的能力和經驗對正常的人來說是足夠的，但是當他面臨創新時，他就需要指導。儘管他在自己所熟悉的循環流轉中是順著流向遊，但是如果他想改變這種循環流轉的途徑，他就是逆著流向遊泳。從前作為幫助的力量現在變成了阻力，過去熟知的資料現在變成未知的了。到達了例行事務的邊界，許多人就不能再前進一步了，而其餘的人只能採取一種高度變化的方式行動。認為行為是及時的和合理的，這種假設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是一種虛構。但是如果有足夠的時間迫使人們去理解客觀事物的邏輯的話，這種假設可以變得足夠地接近現實。在這種事情發生的地方，以及在它發生的限度內人們可以承認這種虛構，並在此基礎上建立理論。於是那種認為習慣或者慣例或者非經濟的思維方式會在不同階級，不同時代，或者不同文化的個人之間產生一種不可設想的差異，以及認為例如「股票交易經濟學」對今天的農民或者中世紀的手工匠來說都是不適用的等等，這些就都不是真實的了。相反，相同的理論的圖景在其最廣闊的輪廓上與屈於完全不同文化的人是相適合的，而不管他們的智慧和經濟理性的程度如何；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農民賣出他的小牛時也是一樣的精明，並且考慮他自己的利益，這與股票交易所的經紀人出售他的股票時所考慮的自己的利益完全一樣。但是這一看法，只有在無數的先例經過幾十年，或者根本上經過千百年，排除了不適合的行為，從而形成了這樣的行動，這時才是真實的。在這個範圍之外，我們的虛構就失去了它接近現實的可能性。像傳統的理論那樣，在那兒還緊緊地抓住它不放，就是掩蓋一種實質性的東西而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比起我們的假設與現實之間的其他分歧，這個事實卻不同，它在理論上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是對一些現象作出解釋的湧泉，這些現象沒有它就不可能存在。
因此，在描述循環流動時，人們必須把生產工具的組合（生產函數）當做已有的資科，就像自然的可能性那樣，只允許在邊際上作很小的變動，就像每一個人都能通過調整自己以適應所處的經濟環境的變化所做的，而不需要很大的偏離熟悉的路徑。因此，新組合的實現也是一個特殊的職能，它是一類人的特權，這類人在數量上比所有具有實現新組合的「客觀」可能性的人要少得多。所以，最後我們認為企業家是一種特殊的類型，他們的行為是一個特殊的問題，是大量重要現象的推動力。因此，可以用三對相應的矛盾來描述我們的立場。第一，用兩個真實過程的對立：一方面是循環流轉或者走向均衡的趨勢，另一方面是經濟例行事務途徑的變化，或者產生於經濟系統內部的經濟數據的自發變化。第二，用兩個理論工具的對立：靜態的和動態的。第三，用兩類行為的對立，根據現實，我們可以刻畫出兩類人物：單純的經理和企業家。因此，在理論意義上，生產的「最好方法」被認為是「通過經驗驗證並且已經成為人們熟悉的各種方法中的最有利的方法」。但它並不是在當時「可能的」方法中的「最好的」方法。如果人們不做這種區分，那麼這個概念就沒有什麼意義了，而我們的解釋就是想為這些沒有解決的問題做一點貢獻。
現在，讓我們精確地對所討論的關於行為和類型的特徵進行陳述。日常中哪怕是最小的行為，也體現著一種巨大的精神上的努力。如果每一個小學生必須通過他個人的努力去創造他所知道的東西，以及他所使用的東西，那他必須是一個思想智慧上的巨人。同樣，如果每一個人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都必須重新創造指導他日常行為的所有規則，那他就必須是一個智慧和意志的巨人。這一點是真實的，不僅對於個人和社會生活的那些決策和行為來說——這些決策和行為是以歷經成千上萬年的原則為依據的，而且對於較短時期的和具有更特殊性質的產品來說也是真實的，這些產品構成了從事職業化任務的特殊工具。而正是這些事情，根據這一點，它們的完成應該包含著最大的努力，可是通常它根本不需要個人做特殊的努力；那些看起來應該是特別困難的事情，實際上是相當容易做的；那些應當是需要有超人的能力才能做的事情，而被最沒有才能的人做到了，只要他心理健康。特別的，在日常例行事務中不需要有領導。當然，還必須要給人們安排任務，保持紀律，等等；但這是很容易做的，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可以學會執行這個職能。在人們所熟悉的範圍內，甚至是指揮別人的職能——儘管仍然是必要的——也不過是像其他人的工作一樣的「工作」，可以和看管機器的工作相類比。所有的人都以習慣的方式去獲悉他們日常的事務，從而能夠去做，通常他們也是由自己去完成任務；「領導者」也像其他人一樣有著自己的例行工作；而他的領導職能只是糾正那些個別偏離正常軌道的行為。
這是因為，所有的知識和習慣一旦被獲得，就像一條鐵路的路堤植根於地面上一樣，它們也緊緊地深藏在我們心中。它不需要被連續不斷地更新和有意識地再建，而是深藏於潛意識的底層。通常它幾乎毫無阻力地通過遺傳、教育、培養，環境的壓力被傳遞下去。我們所想的、所感覺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經常完全是自動產生的，而我們的有意識的生活並不覺得它們是負擔。然而，這裡所涉及的在種族和個人中的大量的力量的節省，並不是足夠大以至於使日常生活成為很輕的負擔，並足以阻止它繼續需要消耗同樣的平均能力。但是它已經足夠大能滿足普通的要求。這同樣對日常的經濟生活也是適用的。從這一點，就經濟生活來說，也可以得出：例行事務邊界以外的每一步都是有困難的，它包含著新的要素。正是這個要素構成了領導這一現象。
可以從以下三點來集中說明這些困難的性質。第一，在這些已經習慣的途徑之外，個人沒有那些用來做決策的資料和採取行動的規則，而這些資料和規則在習慣的途徑以內通常是為他們非常準確地知道的。當然，他仍然必須以他的經驗為基礎來預測和估計。但是，很多事情必然是不確定的，還有一些事情只是在大的範圍之內才是可以確定的，更有一些事情只能「猜測」。尤其是那些個人力圖改變的數據，以及他想創造的數據，都是這樣。現在，在日常生活中，他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真正地做那些傳統為他所做的事，也就是在每一個細節上有意識地計劃他的行為。這樣做比在習慣的行為中將會有更多的有意識的合理性，習慣的行為根本不需要反映這種有意識的合理性；但是這個計劃必然不僅在程度上容易犯更大的錯誤，而且容易犯其他的錯誤，這些錯誤是習慣行為中不會出現的。凡是已經做過的事情，都有著與所有我們曾經看到過和經歷過的事情一樣的鮮明的現實性；新的事情只是我們想像中虛構的。執行一個新的計劃，和根據一個習慣的計劃去行動，這兩件事情的不同就像建造一條公路和沿著公路行走這兩種行為的不同一樣。
如果人們能銘記這一點：徹底地去調查計劃中的企業的所有影響和反影響是不可能的，那麼就會更加清楚這是一件多麼不同的事情。即使如果人們有無限多的時間和資料，那些影響和反影響在理論上可以被確定，它們在實際中必然也還是處於未知的狀態。就像採取軍事行動，即使所有潛在的可獲得的數據並沒有獲得，也必須從一定的戰略位置上考慮一樣，在經濟生活中，即使沒有制定出將要做的事的所有細節，也必須採取行動。在這裡，每一件事情的成功都依靠直覺，依靠用某種方式預測事情的能力，這種方式即使在當時不能肯定，但在事後卻被證明是正確的，同時還依靠能抓住事實的本質，摒棄非實質性的事實的能力，儘管他不能說明這樣做的根據。充分的準備工作，以及專業知識、思想理解的廣度、邏輯分析的能力，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成為失敗的根源。然而，我們越是學著準確地理解自然的和社會的世界，我們就越能完全地掌控事實；對事物進行計算，而且確實是迅速的和可信的計算的範圍（時間和逐漸增加的合理性）越大，那麼這個職能的重要性就越是下降。所以，企業家一類的人的重要性必然會降低，就像軍事指揮者的重要性已經下降了一樣。不過，每一種類型的人的最本質的那部分是和這個職能聯繫在一起的。
上面說的第一點屬於任務方面，而這第二點屬於工商業者本身的精神方面。做一件新的事情，不僅在客觀上比做熟悉的事和已經由經驗驗證的事更困難，而且個人也會感到不願意接受它，即使客觀上的困難不存在，他也不願意做。在所有的領域都是這樣。科學史為下面一個事實提供了強大的證明，那就是，我們發現接受一個新的科學觀點或方法是極其困難的。即使習慣的軌道已經變得不適合了，更適合的創新本身也沒有呈現什麼特殊的困難，但思想還是反反覆覆回到習慣的軌道。固定的思維習慣的性質，以及這些習慣節省精力的作用，是以下面的事實為基礎而建立的，即，這些習慣己經成為下意識的，它們自動地產生結果，它們不怕受到批評，甚至不怕與個別事實發生矛盾。但是正是因為這一點，當它們已經喪失了它們的用處時，就會變成一種障礙。在經濟世界也是如此。在想要做某種新事情的人的心中，習慣的力量上升，並且反對處於萌芽狀態的規劃。因此，有必要有一種新的和另一種意志上的努力，以便在日常領域、範圍、時間內的工作和牽掛中，去為構思和制定新的組合而拼搏，並使自己相信它是真正可能的東西，而不只是白日夢。這種精神上的自由是以超出每天需求的巨大剩餘力量為前提條件的，它是一種特殊的並且在性質上稀有的東西。
第三點在於社會對一個想要做一些新的事情的人的反應，或者叫反作用。這個反作用可能首先通過法律上或政治上的障礙來表現自己。但是，暫不考慮這一點，一個社會團體的成員的任何偏離常規的行為都會受到譴責，儘管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這要根據社會團體是否習慣於這種行為。即使像在穿著或者禮貌這些事情上，與社會習慣相偏離的行為也會激起反對，更不用說，在更嚴重的事情上肯定會受到反對。在文化的最初始階段，這種反對比在其他階段更強烈，但它從沒有消失過。甚至只是對偏離的行為感到驚訝，或者僅僅注意到這種行為，也會對個人施加一種壓力，表明了譴責就可能立即帶來引人注目的後果。它甚至可能帶來社會的排斥，最終導致身心障礙和直接攻擊。不論是逐漸的分化削弱了這種反對這一事實——尤其是由於這種削弱的最重要的原因正是我們想要解釋的發展，還是社會的反對是在一定的環境下發生，同時像一種刺激因素影響著許多個別人這一事實，都不能在原則上對反對的意義有任何改變。克服這種反對意見總是一種特殊的任務，它不存在於常規的生活進程中，它也是一種需要有特殊行為的任務。在經濟事務中，這種抵制首先在受到創新威脅的團隊中表現出來，然後表現為難於找到必要的合作者，最後表現為難於贏得消費者。雖然一個突飛猛進的發展時期已經使我們習慣於創新的出現和實施，這些反對要素在今天仍然起若作用，但是我們最好還是將這些要素放在資本主義初期研究。但是它們在那兒是如此明顯，以至於如果我們去描述它們，就我們的目的來說就是浪費時間。
只是因為這些原因才產生領導——領導是一種特殊的職能，與僅僅是等級上的差別不同，它存在於每一個社會主體中，不論是最小的還是最大的，它的出現通常是和社會主體聯繫在一起的。上面提到的事實創造了一種界限，超過了這個界限，大多數人本身就不能迅速地發揮作用，而需要從少數人那裡得到幫助。如果社會生活在所有方面都有某種相對的不變性，比如像天文世界的相對不變性，或者如果可以改變，這種可變性也還不能受到人類行為的影響，或者最後，如果可能受到這種影響，這類行為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的，那麼，世界上就不會有這種區別於其他例行工作的特殊的領導職能。
只有在新的可能性出現的地方，領導的特殊問題才產生，領袖類型的人物才出現。這就是為什麼，在諾爾曼人徵服的年代，領導才能表現得如此顯著，而在斯拉夫人多少世紀以來在普裡皮亞特河流域沼澤地的不變的，相對受到保護的生活中，領導才能又表現得那樣微弱。我們的三個觀點，表現了構成領袖類型的職能和舉止或行為的特性。他的職能並不包括去「尋找」或者「創造」新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一直在那裡，被各種各樣的人大量地積累起來。通常它們也是為大家所知道的，而且被科學作家或者文學作家討論。在其他場合，人們沒有什麼興趣去發現這些可能性，因為它們已經是相當明顯的。從政治生活中舉一個例子，我們根本不難看出，在路易十六時代，法國的社會和政治情況是如何能被改善，從而避免了一場舊統治的崩潰的。事實上，很多人都看到了這一點。但是沒有一個人處於做的位置。現在，領導者的職能就在於去「做這些事」，如果不去做，可能性就會消失。這對所有的領導都是如此，不管是短暫的還是持續較長的領導。可以用前者做一個例子。在一個偶然的緊急事件中應該做什麼，通常是十分簡單的。大多數或者所有的人都能看到這一事件，但是他們需要有一個人先講出來，來領導大家，組織大家。甚至只通過榜樣來產生影響的領導，就像藝術領導或者科學領導，也不僅在於找到或創造新的事物，而在於通過它給社會團體以深刻的印象，從而使社會團隊跟在它後面走。因此，領導者完成他的職能，更多的是靠意志而不是靠智慧，更多的是用「權威」，「個人名望」等，而不是用初始的思想。
正因此，尤其是經濟上的領導，必須區別於「發明」。只要發明還沒有用於實踐，那它在經濟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執行任何改善並使之有效卻是一項完全不同於發明這項改善的任務，而且這項任務需要完全不同類型的才能。儘管企業家當然也可能是發明家，就像他可能是資本家一樣，但是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職能的性質而成為發明家，而只是一種巧合，反之亦然。此外，付諸實施的創新是企業家的職能，它也根本沒必要必須是任何一種發明。因此，如同許多作家那樣強調發明這一要素是不恰當的，而且它可能就是十足的誤導。
企業家式的領導，不同於其他各種經濟上的領導（比如我們所期望在原始部落裡或者共產主義社會裡看到的），當然要帶上它特有的條件的色彩。它絲毫沒有像其他各種領導特徵的魅力。它在於執行一件非常特殊的任務，這項任務只在稀少的情況下才會引起公眾的想像。為了它的成功，與其說聰慧和精力充沛是更關鍵的，不如說是某種精細，這種精細抓住了及時的機會、再沒有別的了。當然，「個人名望」不是不重要。不過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的個人品質沒必要，而且通常也不會，與我們大多數人對於「領導者」是個什麼樣子的看法相吻合，所以要認識到他竟然屬於社會學所說的領袖那一類、確實有些困難。他「領導」生產方式進入新的軌道。但他這樣做，並不是通過說服人們相信執行他的計劃的必要性，也不是用一個政治領導者的方式通過創造對他的領導能力的信任——他唯一必須說服或者打動的人就是將要給他提供資金的銀行家——而是通過購買生產工具或者它們的服務，然後按照他認為合適的方式去使用它們。他還從這種意義上，即吸引其他的生產者到他的部門跟隨他這種方式來實施領導。但是，由於他們是他的競爭者，這些生產者首先減少，然後消耗掉他的利潤，這樣好像是一種違背他自己的意願的領導。最後，他提供一種服務，而要充分了解這種服務就需要對這件事情具有專家的知識。這對一般的公眾來說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不像一位政治家的成功的演講或者一個將軍在戰場上的勝利容易被人理解，他還不堅持這樣一個事實，即他看上去好像是為他個人的利益而行動——經常是很嚴厲的行動。因此，我們將明白，在這種領導中，我們不會觀察到所有那些感情方面的價值的出現，而這些價值是所有其他各種社會領導所引以為榮的。另外再加上單個的企業家和企業家集團的經濟地位的不穩定性，以及當他在經濟上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會地位時，他也沒有文化傳統和態度可以依靠，而是像一個暴發戶在社會上走動，他的行為方式受人嘲笑，所以我們將會懂得，為什麼這類人從來不受人歡迎，為什麼即使是科學的批評家也常常只是簡短地概括他們。
我們最後將試圖用我們經常在科學中以及在實際生活中所用的相同的方式來完成我們對企業家的描繪，試圖理解人們的行為，也就是，通過分析他的行為的特殊的動機。這樣做的任何企圖當然必定會遇到對經濟學家侵入「心理學」領域的所有反對，這些反對已經通過許多作家而變得眾所周知了。在這裡，我們不能討論心理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關係這個重大問題。我們只是指出，那些在原則上反對在經濟論證中作任何心理學考慮的人，可以省去我們將要說的話，而不會因此失去與下面各章論證的聯繫。指出這一點就足夠了。因為我們分析想要得到的結果，沒有一個會由於我們的「企業家心理學」而有所得失，或者因其中的任何錯誤而變得無說服力。讀者將很容易讓自己感到滿意，沒有什麼必要讓我們超越我們可觀察到的行為的範圍。那些不反對所有的心理學，只反對我們從傳統的教科書中知道的那類心理學的人將會看到，我們不採用有著輝煌歷史的「經濟人」動機的圖景的任何一部分。在循環流轉理論裡，由於一個事實使考察動機的重要性被大大地削減，那就是，均衡系統中的等式可以被解釋為根本不包含任何心理數值，正像帕累託和巴龍的分析所表明的。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有嚴重缺陷的心理學，它對結果的幹預也比人們預期的要少得多的原因。即使在缺乏理性動機的情況下，也會有合理的行為。但是當我們一旦真的想要深入研究動機時，問題就變得一點也不簡單了。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習慣中，人們每天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對他們來說，主要是從職責的角度去做的，是執行社會或神的指令。很少是出於自覺的理性的原因去做的，更少是從享樂主義和個人利己主義去做事的，即使可以有把握地說存在那麼一點點，那也是新近才發展起來的。然而，只要我們把自己限制在反覆重複的經濟行為的龐大範圍內，我們就可以把它和需求以及滿足需求的欲望聯繫起來，這裡的條件是，我們要小心承認，這樣定義的動機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強度會有很大的變動；正是社會形成了我們所觀察到的特殊的欲望；考慮需求就必須要涉及那種當個人在決定他的行動進程時所想到的集團或團隊——比如家庭或者任何其他比家庭小一些或大一些的團隊；行動並不能緊跟著欲望，而只是或多或少不完全地與它相適應；個人選擇的領域總是——儘管在方式上以及在程度上非常不同——受限制於社會習慣或者習俗等；然而大體上這仍然是真實的：在循環流轉中，每個人都使自己適應他所處的環境，以便盡其所能地最好地滿足某種給定的需求——他自己的或者其他人的需求。在所有的場合，經濟行為的意義就是滿足需求，其含義就是，如果沒有需求，就沒有經濟行為。就循環流轉而言，我們也可以把需求的滿足看做是一種正常的動機。
後者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類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可能確實稱得上是最理性並且是最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因為，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執行新的計劃比僅僅是經營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需要注入更多的有意識的理性，因為新計劃本身在其能夠被執行以前必須制訂出來，而經營舊企業大部分是例行的事物。典型的企業家比其他類型的人，更加以自我為中心，因為他與其他類型的人相比，對傳統和社會關係的依靠少很多，而且因為他的特殊的任務——從理論上以及歷史上講——正是在於打破舊傳統，創造新傳統。儘管這一點主要適用於他的經濟行為，但它也可以擴展到經濟行為的道德的、文化的和社會的結果。當然這也絕不僅是偶然：企業家類型的人物出現的時期也產生了功利主義。
但是企業家的行為和他的動機是「理性的」除了上面所說的沒有其他意義了。他的特殊的動機絲毫沒有享樂主義那類含義。如果我們把行為的享樂主義動機定義為滿足某個人的需要的願望，那麼我們就可以讓「需求」包含任何一種衝動，就像我們可以把自我主義定義為也包含所有利他主義價值觀念一樣，這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利他主義也含有自我滿足方面的某種意義。但這會使我們的定義陷入同義反覆。如果我們想賦予它某種意義，我們就必須限制它的需求，這種需求必須是能夠用商品的消費達到滿足的，同時限制在我們期望能從它得到的滿足上。於是，我們所說的那一類型的人是基於滿足他的需求的一種願望而行動，這就不再真實了。
因為，除非我們假定我們所說類型的人被享樂主義以及無法知足的一種渴望所驅動，戈森定律的作用在商業領袖場合會使進一步的努力立即停下來。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典型的企業家只是在，並因為他們的精力已經耗盡、感到不能再勝任他的工作時，才退出舞臺。這看起來似乎並不能證實對經濟人的描繪，他把可能的結果與努力的反效用進行對比衡量，在適當的時候達到一個均衡點，超過這一點他將不願意再前進了。在我們的例子中，努力被認為是停止前進的理由，它似乎根本沒什麼分量。企業家類型的人的活動顯然是享樂主義的障礙，他們的享受通常是用超過一定數量的收入來購買的，因為他們的「消費」是以閒暇為前提條件。因此，從享樂主義來看，我們通常觀察到的我們所說類型的個人的行為就是不理性的。
當然，這並不能證明享樂主義動機是不存在的。然而，它指出了另一種非享樂主義特徵的心理學，尤其是如果我們考慮到冷漠地對待享樂主義，這種冷漠在這種類型的代表人物身上常常是很明顯的，而且也不難理解。
首先，有一種夢想和意志要找到一個私人空間，通常，雖然不一定，它也是一個王朝。現代世界實際上並不知道有這種地位，但是通過工業或者商業上的成功所獲得的地位可能仍然是現代人可能達到的最接近於中世紀貴族的那種地位。對於那些沒有其他機會可以獲得社會地位的人來說，它的誘惑力特別強烈。權力和獨立的感覺不會因為它們兩者都是一種幻覺而有任何損失。更進一步的分析將會發現在這一類動機中有著無盡的變化，從精神上的野心到僅僅是媚上欺下，但是這些不需要我們詳細討論。我們只要指出這一點就夠了：這種動機儘管與消費者的滿足最接近，但卻不能與它相一致。
其次，有一種徵服的意志：戰鬥的衝動，證明自己要勝過其他人的衝動，追求成功不是為了成功的果實，而是為了成功本身。從這方面看，經濟行為變得與體育運動很相似——有財富上的競賽、或者拳擊比賽。財富比賽的結果是次要的考慮，或者不管怎樣，只有作為成功的指標和勝利的象徵才被重視，對財富的炫耀常常更重要的是作為大量開支的動機，而不是作為對消費者商品本身的渴望。同時我們又可以發現無數細微的差別，其中有一些，比如，社會野心，將歸於第一類動機。我們又面臨一種與上面所定義的「需求的滿足」有根本區別的動機，或者換句話說，它與「享樂主義的適應」有本質區別。
最後，存在創造的快樂，做成事情的快樂，或者只是展示某個人的能力和智慧的快樂。這與一種無處不在的動機相似，但它作為一種獨立的行為要素，再沒有其他任何地方比在我們的情況中能讓它更清楚地強行表現出來。我們所說的類型的人尋找困難，為改變而變化，以冒險為樂趣。這類動機在三者中，是最突出的反享樂主義的。只有第一類動機是企業家活動的結果的私人財產，是促使這種活動起作用的必要因素。而其他兩類卻不是。金錢上的收益確實是對成功的準確的表現，尤其是對相對的成功而言；而從為之奮鬥的人的觀點看，它還有另一個好處，即，它已經是一個客觀事實，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其他人的意見。這些與其他伴隨「貪圖財富的」社會機制的特點，使得很難代替它作為工業發展的動力的地位，即使我們排除它在創造一筆隨時可用於投資的資金中的重要性。儘管如此，這一點是真實的，即第二類和第三類企業家的動機在原則上可能被其他社會安排所處理，而不包括來自經濟創新的私人收益。至於還能提供其他什麼激勵，怎樣使它們工作得像「資本主義」所做的一樣好，這些都是超出我們論題範圍的問題。這些問題被社會改革家過於輕視了，同時也被財政上的激進主義完全忽視。但是它們不是不能被解決，至少在一定的時間和地點，通過對企業家活動的心理學詳盡地觀察，它們可以被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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