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的地理位置
在祖國廣袤的西北大地上，介於青藏高原北部邊緣的祁連山脈與內蒙古高原南緣的走廊北山(龍首山-合黎山-馬鬃山)之間，綿亙著一條由東南延向西北的長達千餘公裡形似走廊的地帶，這即是著名的河西走廊。這條走廊由於其較之北部沙漠、南部高原優越得多的自然和通行條件，遂成為連接我國中東部腹地與西北地區的天然通道。從世界發展史上看，河西又是古老的華夏文明與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匯流之區，是古代溝通舊大陸三大洲最重要的國際通道絲綢之路的主動脈。
河西走廊的最西端鑲嵌著一塊如翡翠般的綠洲，這即是被譽為絲路明珠的敦煌。敦煌雖然面積不大，位置也較偏僻，但格外引人注目：對於中原王朝來說，她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前進基地和西域門戶;對於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來說，她是著名的古絲綢路上的咽喉樞紐;對於藝術家與佛教信徒來說，她是令人神往的藝術殿堂和佛門聖地;對於文人學者來說，她又是墨香芬芳的文化寶庫……她的歷史籠罩著神秘而耀眼的光環，她的名字也隨之而熠熠生輝。敦煌，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曾為古絲綢路上的國際文化交流和我們國家、民族的發展建樹過不朽的豐碑，今天又由於她保存著豐富燦爛的古代文化遺蹟而馳名於世界。
國學大師季羨林在《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有一段名言：「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誠如其言，位居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為東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國際意義的文化匯流之地。東漢應劭解釋「敦煌」之名：「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得名的本身就與絲路交通的開闢息息相關。《漢書•西域傳》記，出敦煌玉門關往西域有南北兩道。曹魏時增至三道。《魏略•西戎傳》：「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即新增敦煌徑通高昌(今吐魯番)以至龜茲(今新疆庫車)以遠的新北道。南朝劉昭注《後漢書•郡國志》引《耆舊志》云：敦煌「國當乾位，地列艮虛，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隋代裴矩《西域圖記》記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無論哪一道都「發自敦煌」，「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於敦煌文書《沙州督都府圖經》等有關史料見，唐代敦煌通往西域闢有矟竿道、第五道、大海道、大磧道等多條道路。漢唐絲綢之路的興盛，使敦煌成為中國歷史上率先向西方開放的地區，成為中原與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吐納口。東西方文明在這裡交融匯聚，西傳東漸，使其可以長時期地吸收、汲取這條道路上薈萃的各種文明成果來滋養自己，促進自身經濟文化的發展與繁榮。聞名於世的莫高窟，就是絲綢路上一處光輝的歷史足跡。
1900年，隨著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珍藏的大批古代文書文物的出土，敦煌的名字響遍了全球，敦煌學遂應運而生。歷經百年的發展，今天敦煌學已成為一門地地道道的國際性顯學。
敦煌學有何重要的學術價值，為什麼能受到世界上許多學者的關注?它的主要內容和研究範圍如何?敦煌學對於我們大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和提高又有何重要作用?這些都將是本書所要論說的內容。
二、敦煌學的緣起
敦煌學的發端，是以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第17窟)的發現為嚆失的。
莫高窟位於敦煌城東南約20公裡的鳴沙山東麓。這裡乾燥少雨，風大沙多，流沙常常會堆積在底層洞窟的洞口和甬道，如不及時清理甚至整個洞門都會被積沙封埋起來。公元1900年6月22日(農曆5月26日)，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王圓籙)僱了幾個夥計清掃堆積在第16窟甬道中的積沙，忽然發現甬道北壁後面似乎是空的。於是他們小心翼翼地將北壁土坯拆開，結果奇蹟出現了：該牆後面果然隱藏著一個小窟，裡面滿滿當當地堆放著許多白布包裹，每一個白布包裡都裹滿了古代文書，並有不少佛帙繡像和其他文物。藏經洞就這樣被發現了!
敦煌文書發現的消息不脛而走，引來了一些外國「探險家」的覬覦。1907年和1914年英國人斯坦因(Aurel Stein)、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912年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奧登堡(S.F.Oldenburg)等接踵而至，將數萬件精美的文書和絹畫等文物掠往國外。莫高窟遭此浩劫，成為留在中國人民心中巨大的傷痛。
敦煌文書的發現，與甲骨文、敦煌西域漢晉簡牘、明清內府檔案的發現一起被稱作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4大發現。敦煌文獻發現後，引起世界上許多國家學者的矚目，利用這批宏富的珍貴資料，中外學者從歷史、考古、經濟、政治、軍事、地理、民族、民俗、語言、文字、文學、宗教、建築、音樂、美術、舞蹈、體育等各個方面進行研究，逐漸形成了一門專門以敦煌遺書和敦煌藝術等為研究對象的學術領域-敦煌學。
三、敦煌學」一名的提出
敦煌學儘管於20世紀初即已發端，然而「敦煌學」一名則是國學大師陳寅恪於1930年首次提出來的。是年著名學者北平師範大學教授陳垣完成了《敦煌劫餘錄》一書，遂請陳寅恪先生為之作序。陳寅恪在序言中說：「一時代之學問，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20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英法，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鹹有所貢獻。」
陳寅恪先生高瞻遠矚，站在世界學術發展的高度，響亮地提出了「敦煌學」的名字，並且指出了敦煌學為20世紀學術的新潮流，預言了其迅猛發展的趨勢，可謂極具慧眼。
四、有關「敦煌學」概念的討論
從上述陳寅恪的序言來看，他所說的「敦煌學」主要指的是對藏經洞出土的敦煌文書的研究。以後隨著敦煌學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對於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中保存的精美的壁畫、彩塑等的研究，以及敦煌簡牘的大量發現和海內外所藏敦煌絹紙繪畫等美術品的發表，「敦煌學」的概念遂得以擴展。其中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舉出老一輩著名敦煌學者姜亮夫和周一良的觀點。
姜亮夫1983年發表《敦煌學之文書研究》一文(載北京大學《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2輯)，他說：「敦煌學之內涵，當以千佛巖、榆林窟諸石窟之造型藝術與千佛洞所出諸隋唐以來寫本、文書為主。而爰及古長城殘垣、烽燧遺蹟、所出簡牘，及高昌一帶之文物為之輔，而後敦煌文化之全部攝受推移之跡，可得而言焉。」姜先生在《敦煌學必須容納的一些古蹟文物》一文(載《西北師院學報》1982年4期)中更具體地說：「敦煌地區所發現的漢竹簡、漢以來的『絹』、『紙』軍用器(屬於漢以來戍卒使用的)，及一切雜器物、寺塔，乃至於長城的磚石等，都是敦煌學中不可缺少的從屬品。」姜先生所表述的敦煌學的研究範圍，包括敦煌石窟藝術、敦煌文書、敦煌簡牘以及敦煌及其周邊一帶遺存的長城、烽燧、寺塔等考古遺蹟。這一看法已普遍為敦煌學界所接受。
周一良1984年為王重民所著《敦煌遺書論文集》一書作序時說：「敦煌資料是方面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的寶藏，而不是一門有系統成體系的學科。如果概括地稱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學的說法更為確切，更具有科學性吧。」翌年他又在《何謂『敦煌學』》一文(《文史知識》1985年10期)中云：「從根本上講，『敦煌學』不是有內在規律、成體系、有系統的一門科學。……所以最好就讓它永遠留在引號之中吧。」這一看法也很有道理。敦煌學資料涵蓋範圍極廣，涉及到文、史、哲、經、法、社會、藝術、科技等諸多領域，它的確不是一門成系統的學科，任何一門學科都無法將其包容。然而話又得說回來，由於敦煌學所依據的主要資料和研究對象具有共同性(同為文書、石窟等)、研究的時段具有一致性，研究方法又有近似性等方面原因，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它所涉及的各個學科領域也在不斷地交融、滲透，相互促進，許多方面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之大家既然已經約定俗成地叫作「敦煌學」，那麼就還是稱作敦煌學為好，亦可稱作敦煌研究。
事實上，在整個學科體系的分類框架中，「敦煌學」的位置並不好擺，現在通行的學科分類中將其放在歷史學的二級學科「歷史文獻學」下面，作為三級學科對待。顯然這是不夠科學的，是無法涵蓋敦煌學的廣闊內涵的，但也可能是一種不得以的作法。
五、敦煌學的定義及其基本研究領域
那麼，如何對敦煌學下一個較為準確的定義呢?我們認為，敦煌學顯然並非一門單一的學科，它實際上是一門包括許多學科的群體性學問。如果從學科本身所研究的客體上來看，敦煌學應是指以敦煌遺書、敦煌藝術、敦煌史地、敦煌簡牘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群。這個定義有以下方面要點：
1、敦煌遺書，除包括1900年於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5萬餘件文書外，還包括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在莫高窟土地廟清代殘塑中發現的文書(完整寫本66件、碎片32塊)、其它零星發現(如1965年秋發掘122窟窟前遺址時出土《天寶七載敦煌郡給某人殘過所》、《領物殘帳》等)以及1988年以來在莫高窟北區發現的一批文書。
2、敦煌藝術，除包括莫高窟保存的大量壁畫、雕塑、絹畫、紙本畫、書法、石窟建築等藝術品外，還涵蓋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東千佛洞、水峽口下洞子石窟、肅北五個廟石窟、一個廟石窟、玉門昌馬石窟等保存的壁畫、彩塑等藝術品。
3、敦煌史地，包括敦煌及其周邊一帶(古瓜沙地區)保存的長城塞垣、烽燧、寺塔、古城、關隘、古代道路、渠道、墓葬等眾多遺址及其出土遺物。
4、敦煌簡牘，早自20世紀初敦煌就陸續發現簡牘。英國人斯坦因於1907年、1913-1915年第2、第3次中亞「考察」時，就在敦煌西北的漢長城烽燧遺址中分別掘得漢簡708枚、84枚。此後1920年周炳南、1944年西北科學考察團、1979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1981年敦煌市博物館，以至1986-1988年在敦煌全市文物普查中，均採到過漢簡。上述前後7次在敦煌境內共發現漢簡2000餘枚。此外在敦煌周圍的疏勒河流域其它地區，如安西、玉門等地亦有簡牘出土。尤為令人振奮的是，1990-199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全面清理髮掘中，發現簡牘多達35000餘枚，其中有字者27000餘枚，同時還發現帛書10件。敦煌簡牘的數量約佔全國所出漢簡總數的一半!敦煌簡牘是敦煌學的又一筆巨量的價值無盡的寶藏和財富，它們的新發現把對敦煌出土的古文獻的研究，由六朝至宋初的遺書上溯至西漢，向前推進了幾百年，使其大大豐富和擴展，敦煌學的研究領域亦由此得以延伸。
曾有學者認為，敦煌簡牘的研究不屬於敦煌學，而應屬於簡牘學。其實這是一種誤解。誠然敦煌學與簡牘學是不同的兩門學科領域，但就對於敦煌簡牘(還應包括其周圍疏勒河流域其它地區的簡牘)的研究來說，它既屬於簡牘學，又毫無疑問地屬於敦煌學。敦煌簡牘是這兩門學科的共有對象。眾所周知，敦煌學本身即是以地名命名的學科，既然在敦煌發現的古代文書、敦煌保存的石窟、敦煌一帶遺存的古城址、古遺址等都屬於敦煌學的研究領域，那麼同樣是在敦煌發現的古代文獻-簡牘，又為何不屬於敦煌學的範疇呢!
以上4方面是敦煌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也就是說敦煌學的領域還不限於這4方面，但主要是這4個方面。他如敦煌一帶遺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敦煌文物的修復保護、敦煌地區旅遊資源的開發和旅遊業的發展等，亦與敦煌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血肉聯繫。
敦煌學研究的領域十分廣泛，舉凡古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歷史、地理、社會、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學、語言文字、哲學、教育、科技、建築、美術、音樂、舞蹈、書法、體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資料，或填補空白，或創立新說，或糾正前人研究的疏漏。因而敦煌資料被譽為我國古代社會的「百科全書」，敦煌學被稱之為「學術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