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全球化的「雙刃劍」之說，雙重國籍或「對等」的雙重國籍，既有利於全球化力量的兩大要素——人才和資金的回歸和流入，但同樣也讓這二者的流出和流失變得更加方便和嚴重。
一個人獲得國籍的途徑有兩個：一是原始國籍，二是繼有國籍。原始國籍是一個人生而即有的國籍，繼有國籍是通過自願申請、自主選擇、國際婚姻、跨國收養、國家繼承，以及強制入籍等獲得的國籍。
各國的國籍立法不盡相同，從而導致出現國籍牴觸的現象。雙重國籍，乃至多重國籍，在法學上又被稱為國籍的「積極牴觸」。這種「積極牴觸」，既可以在一個人出生當時即發生，也可以在他（她）出生以後發生。
為解決這一牴觸問題，各國在承認與不承認之間，態度頗多搖擺，立場幾度反覆。
國籍如何獲得
血統主義和出生地主義是賦予原始國籍的兩大基本原則。現行各國國籍立法通常或以血統主義為主、輔以出生地主義，或以出生地主義為主、輔以血統主義，或平衡兼顧血統主義和出生地主義，單純以血統主義或單純以出生地主義來賦予原始國籍的已很少。
由於國籍所確定的是任何國家都不能缺少的人口，而人口數量和素質又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各國對於國籍獲得和喪失的規定，對國家利益和國際關係都有著重要影響。
對於國籍間的衝突，各國通常採用下列方法解決：如果當事人的兩個或多個國籍中，有一個是內國國籍（內國國籍是指法院國國籍，比如加拿大法院審理一個擁有美加雙重國籍的人，加拿大就是內國國籍——編者注），則一般以內國國籍優先，即以內國法為當事人的本國法。
因為每個主權國家均有權決定誰是它的公民，而沒有義務屈從於另一國的相牴觸的規定。兩個或多個國籍均為外國國籍時，各國的實踐不一致，按國籍取得的先後來確定，有時還要考察當事人的主觀態度，如他的日常行為與內心態度傾向於哪一國。
承認與不承認的輪轉
因為雙重國籍在司法方面可能引起的糾紛，國際社會曾為消除國籍積極牴觸進行過協商和努力。
此前的多項國際法曾要求減少雙重國籍的產生。如1930年《關於國籍法牴觸若干問題的海牙公約》第六條，就規定各國應為非自願而取得一國以上國籍的人放棄某一國籍提供便利，允許其自主選擇國籍的原則。1933年《關於國籍的蒙得維的亞公約》第一條，規定應在歸化入籍問題上防止國籍的積極牴觸：「一個人向締約國主管當局申請入籍，即當然喪失其原來的國籍。」
但進入20世紀70年代，經濟全球化狂飆下，國際移民活動或人口的跨國流動日益頻繁，形成了規模空前的「國際移民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承認雙重國籍或不反對雙重國籍的國家漸趨增多，據稱已多達90餘個國家，幾近現有獨立國家的半數，但這些國家目前在這一問題上的主流趨勢是對雙重國籍持「默認」或「有條件」承認的態度。
比如韓國和越南，2011年1月1日，韓國國籍法修訂案正式生效，其核心內容是針對海外韓僑、全球人才等人群，政府有條件允許持有雙重國籍。越南也已經在2009年，完全承認雙重國籍，據稱已經有350萬的越南歸僑，重新拿到了越南籍。
中國的國籍沿革路徑，則從開始的承認雙重國籍轉為不承認。中國產生於1909年的第一部國籍法——以血統主義為原則的《大清國籍條例》是晚清政府與西方殖民主義爭奪東南亞華僑的產物。《大清國籍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強調：「本條例施行以前，中國人有長久居外國者，如其人仍願屬中國國籍，一體視為仍屬中國國籍。」這與荷蘭、英國等在其東南亞殖民地實行的出生地主義國籍原則形成了針鋒相對的「積極牴觸」。
1955年中國同印度尼西亞籤訂《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宣布不承認雙重國籍，並以此為原則徹底解決自清末以來形成的華僑華人雙重國籍問題。
「雙刃劍」之說
承認雙重國籍，是「主權」部分讓渡於「人權」的法理實踐。因而，雙重或多重國籍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權與人權關係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國籍問題原則上是屬於每個國家主權的事項，獲得國籍是主權保障人權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國際移民活動或人口的跨國流動，從其本質而言，是一股對民族主權國家具有侵蝕消解作用的力量。
國籍法的實質，是規定何人為一國公民或國民，總的目標是得到數量較多和質量較高的公民或國民。但需要強調的是，雙重或多重國籍的現實發展趨勢，既使得相關國家呈現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特點，也確實存在著加劇各國主權不均衡化並導致「贏者通吃」可能性。
就中國而言，需要澄清的是，在目前階段，若承認雙重國籍或實行雙重國籍制度，主要是有利於華僑華人這一群體中的一部分人（特別是其中的「精英群體」）的跨國流動，但中國的國家利益並不因此就相應擴大或增加。正如全球化的「雙刃劍」之說，雙重國籍或「對等」的雙重國籍，既有利於全球化力量的兩大要素——人才和資金的回歸和流入，但同樣也讓這二者的流出和流失變得更加方便和嚴重。
（作者系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研究與交流部研究員）
來源：2012年9月1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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