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女性遠不如今日一般可以自由寫作（即便今日的寫作自由也只是相對而言）。這自由絕非來自男性的恩賜，而是女性的爭取。在《如何抑制女性寫作》中，科幻作家喬安娜·拉斯回顧了過往時代裡種種抑制女性寫作的方式與案例。今天，在譯者章豔為這本書撰寫的序言中，讓我們識破問題，看到榜樣，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如何抑制女性寫作》
[美]喬安娜·拉斯 著
章豔 譯
三輝圖書丨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
如何抑制女性寫作（序）
撰文：章豔
如果從對主題的共鳴來說，我並不是這本書最合適的譯者。因為即使是一名有著英語語言文學專業背景的大學教師，即使是作為女性，我對文學中的女性主義和廣義的女性主義都缺乏足夠的認識。接受這本書的翻譯任務，更多的是因為在書裡，我看到了一些我喜歡的女作家的名字。然而，譯完這本書，我才意識到這樣的翻譯理由顯得多麼膚淺，這種披著文學趣味外衣的無知其實更加危險，因為它讓我，還有很多像我一樣躲在象牙塔裡的人忽視了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就像書中寫到的「學術界清高而冷漠的目光避開了只有女性主義者才會認為重要或有問題的內容」。這本書不僅讓我更了解了歷史，也把視線投向現實，這種認識的轉變是翻譯此書最大的收穫，我希望把這種自我檢視的心得分享給每一個可能翻開這本書的讀者。
喬安娜·拉斯（1937—2011）是美國科幻/奇幻作家，也是一位激進女性主義者。她的短篇小說《改變》（When it Changed）獲星雲獎，中篇小說《靈魂》（Souls）獲雨果獎，但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她的成名作《雌性男人》（The Female Man），一部把烏託邦風格和諷刺風格相結合的作品，也是文學史上無法繞開的女性主義作品。除了小說創作之外，她還從事戲劇、散文、文學評論和女性主義理論的寫作，其中就包括這本《如何抑止女性寫作》。這本書初版於 1983 年，時隔 35 年，現在讀起來仍毫無違和感。此前，本書只以按需印刷出版，在不少讀者詢問譯本的需求下，出版社決定新增序文，在 2018 年春天重新出版。
▲作者拉斯強調，對女性藝術的蔑視和貶低絕不應該繼續下去了
拉斯自稱不是專業評論家，稱這本書的寫作是「跨界寫作」，但全書豐富的例證和嚴謹的論證無不表明，這是一本紮實的學術著作。拉斯引用的例證跨越了幾個世紀，她的例子不限於文學界，還延伸到了視覺藝術，特別是繪畫，甚至戲劇，目的是揭示整個西方父權體制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她的這些例證和引文非常珍貴，但對普通讀者可能會造成一定閱讀障礙，因此，對全書內容有個大概了解實屬必要。
全書正文部分共有十一個章節，另外還有「序」「尾聲」「作者按」和「後記」。序採用了科幻小說的形式，描寫一群叫「格羅託羅格」的外星生物如何判斷什麼是藝術、誰可以創造藝術以及如何不讓某些群體創造藝術。其中，詼諧嘲諷的幽默感顯而易見，正如《如何抑止女性寫作》這個書名一樣，使這本書聽上去像是為缺乏安全感的男性評論家寫的「行動指南」。
拉斯強調她的書不是歷史記錄，而是要分析抑止、打擊女性寫作並使之邊緣化的模式。她的意圖很明確：不管過去人們是出於無知還是惡意，對女性藝術的蔑視和貶低絕不應該繼續下去了。她用概括性的短語為這些模式一一加以命名：「阻力重重」「自欺欺人」「剝奪作者身份」「詆毀作者」「內容的雙重標準」「錯誤歸類」「成就個別化」「異常化」「榜樣缺失」。此外她還討論了女性面對「女性不能寫作」這一斷言時所做出的反應以及審美標準問題。
在「阻力重重」部分，拉斯指出，阻止女性寫作並不需要明確的立法，缺乏教育機會、貧窮、各種家庭義務造成的時間碎片化都是明顯的阻力。更為微妙的是社會期望——女性的傳統性別角色是在家庭，「人們都認為要把孩子、房子、學校職責、丈夫的需要、院子等等擺在前面……要改變順序……太難了。我們的成長經歷裡壓根就沒做這種準備」。很多婦女，特別是 19 世紀的婦女，在經濟上依靠她們的家庭或丈夫，作為女兒或妻子的義務使她們沒有時間寫作，如果她們表達了寫作的意願，就可能會遭受性別角色帶來的壓力，被指責是在浪費時間或是逃避其他義務。對於現在的很多讀者來說，這似乎是天方夜譚，但我們是不是應該意識到，今天的變化並不是從天而降的？
▲女性被賦予的社會期望局限於勞動力再生產的價值
拉斯還分析了一種「自欺欺人」的做法，她借用的是哲學家薩特的一個術語。在我們的社會中，為了保住對自己有利的現狀，很多人自欺欺人地堅持對某些人群採取歧視態度。「如果你要表現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如果你想保持自己的階級特權，你只需要按照習慣性的、正常的、普通的甚至是禮貌的方式行事就行了。」
「剝奪作者身份」的做法是，宣稱某部作品其實是男人寫的，或者是作品自己完成的（很荒唐吧？但有些評論家就是這麼說的），或者是女作家的「男性部分」完成的，或者這位女作家「不僅僅是女人」。例如，寫《科學怪人》（Frankenstein）的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只是「一個透明的媒介，傳遞她周圍人的思想……被動地反映那些生活在她周圍的人的某些瘋狂幻想」。而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的《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沒有在作家的控制下進行，她開始的時候是想寫某一種類型的書，結果卻寫成了另一種」。
▲《科學怪人》作者瑪麗·雪萊
「詆毀作者」的前提基於人們對女性傳統性別角色的認知，從事寫作的女性缺乏女性的傳統美德，沒有女人味，有時甚至不道德。拉斯指出，「第二十二條軍規」現象在文學史上司空見慣，賢良的女人不可能入世太深，因此寫不出好作品，而那些入世太深可以寫出好作品的女人又不可能賢良。在評論家看來，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簡·愛》（Jane Eyre）如果是男人寫的，就是一本傑作，如果是女人寫的就讓人震驚或者厭惡。同樣， 20 世紀女性詩人的詩歌被貶為「自白」，過於私人化，所以是可恥的。
「內容的雙重標準」使得女性的生活和經歷低人一等，用伍爾夫（Virginia Woolf）的話來說，「足球和運動『非常重要』，追求時尚和買衣服則『瑣屑無聊』。這些價值觀不可避免地從生活轉移到小說。評論家會這樣假設，嗯，這是本重要的書，因為這是關於戰爭的書；哦，至於這本書，無關緊要，因為寫的是女人在起居室裡的情感。戰爭場景比商店裡的場景更重要」。很多時候人們習慣了唯一的視角，沒有意識到，如果換個視角看同樣的問題，結果會多麼不同。正如拉斯指出的，「如果以維多利亞時期男性的閱歷為標準，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閱歷確實是狹窄的，但是如果以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閱歷為標準，維多利亞時期男性的閱歷同樣也是狹窄的。」《呼嘯山莊》作者的性別為人所知的前後，評論家對這本書的評論截然不同，讓人深刻地感受到「讀者在『他』或她的作品中實際看到或忽略的東西與他們臆想中的作者性別或已知的作者性別有很大關聯」。
▲作家伍爾夫犀利揭示出社會中存在的針對兩性的雙重價值標準
對於女性藝術家來說，「錯誤的歸類」意味著把她們從藝術家的類別中去除，移入另一個類別，讓她們作為男藝術家的母親、妻子、女兒或情人。還有另一種方式，用某種女性形象來代替她們作為作家的形象。以詩人為例，詩人阿芙拉·貝恩變成了妓女阿芙拉·貝恩，詩人溫切西伯爵夫人安妮·芬奇變成了「脆弱的瓷娃娃」，詩人伊莉莎白·巴雷特·布朗寧（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變成了妻子伊莉莎白，詩人克裡斯蒂娜·羅塞蒂（Christina Rossetti）變成了老姑娘克裡斯蒂娜，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變成了想入非非的「瘋子」艾米莉·狄金森。拉斯還把視線投向了其他人群，例如黑人音樂家和同性戀作家，他們的作品從「嚴肅藝術」的類別被移入「非嚴肅」的類別。
「成就個別化」是一種長期存在卻不為人意識的現象，即使對英國文學熟悉的英語專業學生來說，有多少人讀過夏洛特·勃朗特的《維萊特》（Villette）、《雪莉》（Shirley）和《教師》（The Professor）？有多少人知道艾米莉·勃朗特除了《呼嘯山莊》還寫過貢代爾詩？有多少人能想到「來自女人內心深處的詛咒/非常鹹，非常苦，非常好」竟然出自以寫情詩著稱的布朗寧夫人？又有多少人讀過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和《三個基尼金幣》（Three Gunieas）？我得坦白，她們都是我通過英國文學史的課程認識並自認為熟悉的女作家，也是我在接受這本書的翻譯時自以為具備的專業背景知識，但我發現自己對這批女作家的了解實在非常有限，不僅有限，甚至是錯誤的。為什麼會這樣？很多人也許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也許你在書中能找到答案。
在「異常化」部分，作者列舉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數據，不論是文選還是大學的閱讀書目，「總有足夠的女作家湊足那個 5%，卻又永遠不會多到超過 8%」。關於這個比例，心理學家有一針見血的解釋：「一旦優勢群體遭受壓力，要和被排斥的群體分享特權、權力或其他稱心的商品時，裝點門面這種做法就會出現。優勢群體會承諾提供為數極少的流動機會……那些用來裝點門面的人不會融入優勢群體，而是會永遠處在邊緣狀態。」這個現象造成的後果是「只收入最為傑出的女作家……扭曲了那些少數被保留下來的女作家的現實意義。既然女作家在選集中經常是孤立的……她們顯得古怪、異常，因此，有點微不足道……」。而另一種異常化的表現是把女作家這個人異常化來詆毀作為作家的她，狄金森寫詩是因為「這位女隱士對情感的渴望從來沒有得到過滿足，也不可能得到滿足，這也許把她帶入了她那種奇怪的幻覺狀態」，「她不知疲倦地寫，就像其他女人做飯或編織一樣」。這樣的前輩，即使在文學史中代代相傳，也難以對後輩產生廣泛的積極影響，因為她們是少數，是異類。
對於所有人來說，榜樣可以作為行動指南，可以證明某些事情是可能做成的。而對於有志於創作的年輕女性來說，榜樣的作用也許更為重要。她們不僅要看同為女性的前輩如何展現自己的文學想像力，而且要從她們那裡得到保證，證明她們可以創作藝術，而不必只能淪為二流或必須發瘋或得不到愛情的女人。「榜樣缺失」的後果是，如果沒有成功的前輩，我們憑什麼認為自己現在就會成功？如果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們為什麼還要努力？
▲對於年輕女性來說，女性榜樣的存在激勵著她們擁抱更多元的靈魂
面對「女人不能寫作」的斷言，女人有怎樣的反應？反應之一是「那就不寫了」；反應之二是「還是要寫」，但得先同意一個觀點，那就是女性的寫作不如男性或女人首先不是（或不應該是）作家；反應之三是用「我不是女人」來為自己獲得寫作的權利；反應之四是不予理睬；反應之五是那些不能（或不願）停留在文化邊緣的女性經常宣稱自己是不同凡響的女人。這五種反應都是通過對「女人」和「寫作」進行某種界定而做出的妥協。還有一些女作家採取了正面反擊，有的訴諸事實：「女人能夠寫作，因為她們能夠看到其他作家（男作家）看不到的事實」；有的訴諸榜樣；有的正面反駁。而現在最鼓舞人心的一種反應是，採取一種基於「女性中心意識」的視角，以女性主義者的團結作為後盾。有了這種視角，女性才可以更加心平氣和地看待自己的前輩和傳統，用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話來說：「詩人是代表。她為了成為完整的女人站在不完整的女人中間……年輕的女人仰慕過去那些天才的女性，說實話，她們比她自己更了解她……向所有信奉真理並需要表達的女人致敬。」
哪些人的書可以讀？哪些書可以讀？選擇的標準是什麼？對此，拉斯引用了美國女詩人卡羅琳·凱澤（Carolyn Kizer）非常犀利的話：「強勢群體不可避免地成為『正常人類關係』的典範。於是，以毀滅性的方式對待他人，詆毀他人，用虛假的解釋來掩蓋真相，這些都變成了正常的行為……為了可以繼續做這些事，你只需要行為『正常』。」黑人藝術、女性藝術或奇卡諾藝術等藝術之所以令人聞之色變，就是因為它們挑戰了被「西方主流社會」（更確切地說是「西方白人男性主流社會」）所認定的某種「客觀性」和「絕對標準」。拉斯明確表示，應該廢除唯一的價值中心和絕對標準，以多個價值中心來代替那種關於好壞的線性等級，不同的價值中心之間，有些更為接近，有些彼此遠離。
在全書的討論中，作者不時地會提到有色人種和工人階級的類似遭遇，雖然她的重點在女性，她也意識到，女性並不是唯一遭到強勢群體排擠而被邊緣化的人群。在「後記」中，拉斯承認自己對有色人種的作家有著無意識的偏見，「這突然的領悟，這無聲的當頭一棒，徹底改變了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拉斯能夠公開承認自己的過錯，承認自己也有書中被她批評的那些人一樣的行為，承認自己享有某些特權，這是尤為難得的。從譯者的角度來說，雖然很清楚拉斯在「後記」中引用大量非裔女作家文字的意圖（也有少數亞裔作家），但由於缺乏語境詮釋，這些文字本身對譯文讀者產生的共鳴也許和作者的預期會有差異。
在翻譯過程中，我有時會問自己：誰會讀這本書？當然，任何碰巧看到這本書的人都可能是這本書的讀者，但最有可能的還是文學研究者和女性主義研究者。對於這些專業讀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寶藏。拉斯引用了大量女作家和評論家的文字，她這樣做除了論述的需要外，其實也是在再現一個真實存在的過去，她想告訴讀者，優秀的女性寫作是存在的，她希望以此建立一個女性作家的共同體。
拉斯的例子涵蓋 18 世紀至 20 世紀，其中有不少中國讀者熟悉的名字，如布朗寧夫人、艾米莉·勃朗特、夏洛特·勃朗特、喬治·桑（George Sand）、艾米莉·狄金森、安妮·塞克斯頓、西爾維婭·普拉斯、維吉尼亞·伍爾夫等，但也有一些名字是非常陌生的，如溫切西伯爵夫人安妮·芬奇、阿芙拉·貝恩、紐卡斯爾伯爵夫人瑪格麗特·卡文迪什等，書中還有很多音樂家、畫家以及現代科幻小說家的名字，這些名字提供了理解上下文邏輯關係的線索，所以他們的年代、身份甚至一些特殊信息都是需要了解的。本書共有四百多條譯者注，主要是通過維基百科的信息來提供最基本的注釋，這是相當煩瑣的工作，對於讀者來說，有時可以忽視，但需要的時候就可以俯拾即是。所以，作為譯者，還是要做好細緻的譯者注。
在分析文學界女性的邊緣化問題時，拉斯大量引用了其他女性主義評論家的作品，特別是埃倫·莫爾斯、伊萊恩·肖沃爾特和維吉尼亞·伍爾夫。在一定意義上，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和《三個基尼金幣》幾乎可以作為平行文本來閱讀。也許這也就是閱讀的魅力，從一本書打開一扇通往某個領域的窗口。
對於專業讀者來說，書末的注釋是很有用的，這裡匯集了女性作家、評論家的重要書單，對於研究女性主義文學的人來說可謂是珍貴的線索和資料。由於這些書絕大部分都沒有中譯本，為了方便讀者檢索，有意保留原文未做翻譯。
在我翻譯這本書的半年中，很多和女性有關的事件接踵發生。而在婚戀、家庭和育兒中，女性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舊道德與新的資本邏輯合謀，借屍還魂於當代社會，在鞏固和加強男性優勢地位的同時，將女性徹底貶為商品；生產依舊是女性不可言說之痛，而喪偶式育兒讓更多已婚女性失去了就業和接觸社會的機會。
同時，大眾文化還在繼續傳播著『瑪麗蘇』的童話，只不過這一次它披上了成功學的外衣，更具迷惑性地為本就四面楚歌的當代女性製造著物質和情感的雙重陷阱。」在每一句話的後面都有因為篇幅所限而在這裡無法展開的故事，每一句話又使我聯想到在我閱讀和生活中看到和聽到的很多事情。這些事一直存在，但為什麼現在卻顯然更加引起我的關注，我想和翻譯這本書是不無關係的。
因此，我也希望通過閱讀這本書，讀者能夠把視線投向更多直接或間接的現實事件和經歷。用本書導讀作者潔莎·克裡斯賓的話來說，「我認為喬安娜·拉斯所做的是試圖探討我們應該怎樣才能真正面對彼此：怎樣從關注個體轉向關注共同的人類。」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獲得觀察社會的新視角和新工具，這是閱讀能夠帶給我們的，這也是閱讀的意義所在。
潔莎·克裡斯賓的另一句話也非常具有深意，「我擔心這本書的新一代讀者大多會把自己視為被抑止者，而不是那個去抑止別人的人。」這本書雖然重點在女性，但後記中大量黑人女作家的引言已經清楚地把討論範圍延展到了種族問題，繼而引向任何少數派問題。當我們在抱怨生活中可能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和歧視時，千萬千萬不要以無知為藉口成為施害者。
▲當我們抱怨生活中的不公平時，千萬不要以無知為藉口成為下一個施害者
一個非女性主義者翻譯了一本女性主義文論，最後感覺收穫了很多，填補了一個認知的空白，這一事實本身就很有趣。也許正因為對女性主義文學缺乏了解，我在翻譯中努力彌補語言背後的背景知識和邏輯關係，也許譯者的這一缺點對於讀者來說正好有益吧，畢竟很多時候文本的解讀不僅僅是語言理解的問題，而是要理解語言背後複雜的各種互文，理解這些互文需要閱歷，需要時間的積澱。
寫到這裡，我想到了兩件事。我的奶奶是和我感情最深的親人，我讀書前的那些年是在她身邊長大的。我的父母在我之後沒有再要孩子，即使是以現在的觀念來看，我都會覺得我的奶奶當時至少會希望再有一個孫子。然而，在我的記憶中，我是她的寶貝，從小到大都讓她無條件地驕傲，這也許是我從來沒有認為女孩不如男孩的原因。在她去世後的十幾年裡，我沒有寫過關於她的文字，甚至不敢多去想她，只記得她的善良和能幹。然而，此刻我的腦海裡突然出現了一個畫面：漫長的夏日午後，奶奶坐在門口的小板凳上，縫著全家縫不完的衣服，納著全家納不完的鞋底，嘴裡哼著悲傷的小調。我坐在她旁邊，只要她開始哼唱，我就會哭著打斷她，好像她不哼悲傷的小調就沒有悲傷了。我還想到了一件我以前從來沒有去多想的事情，在我印象中，奶奶什麼都好，就是太「小心眼」，遇到不順心的事，她會去早已去世的太爺爺墳上哭一場，讓幼年的我好擔心。現在想來，那個能夠管理一大家人的奶奶其實心中有太多的委屈和傷心，而她只能忍耐，再忍耐，在年幼的孫女面前哼哼悲傷的小調，在陌生的早已逝去的長輩面前訴訴苦。否則，她又能做什麼？
另一件事是聽我女兒說的。有一次她和一個男同學聊天，那位男同學說：「像你這樣長得好看的女孩子，為什麼要這麼用功讀書呢？以後嫁個有錢人不就行了嗎？」女兒說，他們當時正一起等公交車，聽完這話，她默默地戴上耳機聽音樂，不再說話。聽完她的講述，我知道了她的態度，很是欣慰，但同時又忍不住納悶，這是什麼年代了，那個男孩怎麼會那樣說話？
謹以這本譯著獻給我的女兒和她們這年輕的一代，希望「她們」終有一天能得到與「他們」一樣的平等，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本文摘自《如何抑止女性寫作》）
原標題：《如何抑止女性寫作丨單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