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兩個「拗相公」，二人鬥了半輩子互有輸贏！王安石變法失敗實則是沒有得到神宗皇帝的全力支持，是鬥不過天下官紳，絕非鬥不過司馬光，話說回來，司馬光為何成為王安石一生中最大的政敵呢？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因為變法損害了宋朝上下全體官紳的利益，但缺乏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以及與其「學術不正」也大有關係。
熙寧變法之目的是富國強兵，而實現這個目的的前提則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也就是運用理財手段來管理國家，而「變風俗，立法度」就成為其中的核心內容，既然要變法，那變法的宗旨是什麼？該急變還是緩變？變法涉及的層面和具體法令是什麼？
這些問題，王安石沒有完全注意，因為他就是一個純粹的人，所以他的「免役法」得罪光了全天下的官員，而「青苗法」得罪光全天下的富人，這樣一來，王安石直接成為全部特權階層的死敵，就連鼎鼎大名的蘇軾都認為「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不可不用士人」，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自他父親高中後，父子三人皆列官紳，王安石變法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而已。大概蘇軾根本沒有去想，自己父子三人剛脫貧致富幾天，怎麼就忘本了呢？
所以，在韓琦、文彥博、司馬光等人的反對浪潮中，最終失敗。
如果說官紳階層是變法失敗的根本性原因的話，自上而下的的改革並沒有得到神宗皇帝的有效支持則是政策性因素。
在整個變法過程中，我們習慣性地以為是王安石在主導變法，其實不然，整個熙寧變法來看，宋神宗才是主導變法的人，這種權利既非超然於變法之外，又非從始至終絕對放權給王安石，同時又難以容忍相權對君權的幹擾，為了不使大權旁落，所以在變法伊始就一直牢牢掌握著主動權。
與此同時，神宗皇帝很明白大宋體制下的一個本質性問題：皇帝與士大夫階層共治天下，而非平民百姓，這是統治階級的本質。所以，他在變法期間，一直拿捏著分寸，黑鍋王安石來背，利益國家獲取，在這種情況下的變法，能成功嗎？
當然，王安石學術也是被主流社會排擠的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王安石名列「八大家」之一，其學問素養是極其高的，儘管與司馬光一樣，二人皆稱自己為聖人門徒，但實際上二人操術有著天差地別，歷代儒家學者都將司馬光之術列為儒術正解，而王安石之術則被列為「法家之術」，所以夫子朱熹才會指他「學術不是」。
王安石所反對「薄而寡要，勞而少功」的迂腐治世之術，恰恰卻是司馬光等人所頌揚的儒家之術，他們認為維護禮制，維護祖宗之法，才能使國家長盛不衰，亂祖宗之法，國將不國。
正是這樣，司馬光迅速成為全面反對新法的領袖人物，同時也是宋朝黨爭的始作俑者。
兩位拗相公，也曾惺惺相惜，更曾勢如水火，無奈天道無常，雖說互有得意之時，但最終還是司馬光笑到了最後。
王安石與司馬光相類似的地方極多，《三朝名臣言行錄》有云：「荊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他們一人不變法不為相，一人不罷法不為相，實則為志同道合之人，故二人很早便結為密友。
司馬光一生經歷三件大事：仁宗朝論皇嗣，英宗朝論濮議，神宗朝論新法，其言辭激烈，不避禍患。而王安石在皇嗣、濮議中並無任何建言，卻唯獨在新法上與司馬光水火不容，說明在重大問題上，說明王安石與司馬光認識差距較大。
所以在熙寧三年二月，正當爭議新法之際，神宗皇帝想用司馬光為樞密副使，王安石表示堅決反對，他說：「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使之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王安石攻擊司馬光之語，含有濃烈的感情色彩，可見二人在變法上的分歧已不可調和。
同時，司馬光連撰《與王介甫書》、《與王介甫第三書》等指出王安石亂政斂財，而王安石作《答司馬諫議書》以「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之語將司馬光歸於此類，至此二人完全分道揚鑣。
不久後司馬光以端明殿學士身份出知永興軍，不久後改知許州，熙寧四年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此後十餘年，他不再言政事，致力於《資治通鑑》的編著工作，直到元豐七年才大功告成，司馬光自稱「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可謂不是虛言。《資治通鑑》這部巨作，歷來受史家文人稱讚，其嚴謹細緻，與司馬光為人一致。
元豐八年，神宗皇帝駕崩，哲宗皇帝新立，司馬光又鼓舞起埋藏已久的政治熱情，他連續上《乞開言路札子》、《乞去新法病民傷國者疏》等系列奏章，其目的則實際上還是罷除神宗皇帝主導的新法。他提出「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的倫理藉口，為廢除新法找到了新的理論依據。
與司馬光轟轟烈烈的精彩晚年相比，王安石則顯得冷落異常。他沒有像司馬光一樣將經歷投到史學上，而且放在了「經學」上，希望重新闡述經義，來影響改變士子的思想，除此之外他深入探討了佛經，大有溝通釋儒嗯意思。不過不久之後他的這些努力都成為泡影，他所著的《字說》被哲宗禁用，所闡述的經義也遭受到士大夫們的攻擊，溝通釋儒的探討，也被列為異端邪說。在這樣的背景下，元祐元年三月，王安石清冷的逝世，其晚年所著文字幾乎被焚燒一空，我們後人再無法拜讀其晚年大作，這對一個學問高深的人而言，是多麼的諷刺啊！
此時司馬光也已臥病在床多日，他對王安石的人品依然抱著肯定的態度，他感慨萬千，對呂公著說：「介甫不幸謝世，反覆之徒，必更詆毀百端，光意以為宜優加厚禮，以振起薄浮之風」。他希望朝廷可以對王安石能優加厚禮，然而朝廷並非是自己想像中的君子朝廷，王安石的葬禮規格幾乎不如一普通人，實在寒磣得很。
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卒。
王安石與司馬光這對早年親密無間，晚年卻水火不容的朋友，就這樣一前一後去了另一個世界，也許他們在另一個世界裡相會時只有經義文學，再無政治陰謀。
結語
王安石與司馬光這對拗相公從相知到相恨，並無個人利益恩怨在其中，都是為了國家，只不過思想有異，結果不同而已，所以不存在誰鬥不過誰的說法，真要說司馬光勝出王安石的地方，那就是其晚年編著的《資治通鑑》太過偉大，偉大的讓任何人都無法忽視，而王安石晚年的學術成果卻最終被付之一炬，成為千年之憾，在這個意義上看來，司馬光的確勝出王安石多矣。
參考資料：《宋史》、《文昌雜錄》、《三朝名臣言行錄》、《王安石》、《續資治通鑑長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