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人（現江西撫州），真宗朝1021年出生，仁宗朝1042年中進士。
知鄞縣四年，通判舒州，中書札召試館職，以家貧母老而不赴。
仁宗至和元年，歐陽修舉薦他為諫官，稱其「德行文學，為眾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
文彥博、韓維同薦其為集賢校理，都託辭家累詞不應命。
仁宗嘉佑元年為群牧通判王安石與熙寧變法 ，歐陽修於《再論水災》，以王安石、包拯、張環、呂公著四人共薦，贈詩曰：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拂舊弦。
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尊酒盍留連。」
歐陽修將之比為李白、韓愈，推許可謂至極。
王安石報詩曰：
「他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得望韓公。」
安石自詡為孟子，將歐陽公處為韓愈。
面對這樣妄自尊大的口氣，歐陽公大度寬宏，並不為嫌。歐陽公就是這樣的胸懷，為國家舉賢不避嫌 ，哪怕是政治對手的門客，也不遺餘力的推薦。
其時，司馬光與王安石同為群牧司判官，包拯是他們的頂頭上司。包拯院中牡丹盛開，包公邀同賞花，詩酒相勸。司馬光素不喜酒，礙於主人情面，只好勉強幹杯，而荊公安石終席滴酒不沾。
在日本國流行一種文化 ，叫做「讀懂空氣」。「讀懂空氣」不失為一種審時度勢，明哲保身的做法；但是「讀懂空氣」其弊端也是有的，就是不能堅持己見 ，隨波逐流。
而荊公的這種固執已見，不留有情面的做法，是緣自內心的一種強大。如果這種強大，有心術正直的好人相助 ，那麼，他的立國圖志的變法大業，不會將北宋朝過早的拖向衰敗。
蘇洵說過，「凡是不近人情者 ，很少有不為天下之患的。」蘇洵痛罵王安石，「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要說安石變法 ，必須要說說神宗。唐宋以前，對於歷代皇帝廟號的稱謂很是謹慎 ，一般都稱他的年號或者諡號 ，比如漢武帝漢景帝。唐宋以來，廟號放鬆了，那麼，在歷史上廟號被稱為神宗的有兩位，一位是宋神宗趙頊，一位是明神宗朱翊鈞。
神 ，什麼意思？神經，精神 ，神道.總而言之 ，也是不可喻的。
安石變法如果沒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也不可能掀起這麼大的改革。所謂的，祖宗之法，不可變。
神宗好學深思，在藩邸時 ，留心國事，深知民窮財困 ，軍政敝弛。即位後，更欲奮發有為，心裡藏著一段國恨家仇，心裡暗暗地要將祖父仁宗朝失去的燕雲十八州的江山奪回，改變國家幾至衰竭年年納幣買平安的困境。
客觀地說，因為北宋立國後，為了防止地方割據，收歸行政權、財權、軍權，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維護中央集權；政治上實行文人治國，軍事上奉行守內虛外。後來又大興科舉、採用恩蔭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冗員"）。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對外作戰時處於不利地位（"冗兵"）。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財政入不敷出，再加上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
北宋政府確實需要變法。否則經濟必然出現大問題。
神宗面對的是一個墨守成規、無人樂有作為的朝局。先是試探老臣文彥博、司馬光、富弼等，皆是持否定態度。
富弼認為，
「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附會其意。」
「陛下臨御未久 ，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宜不易重賞邊關，幹戈一起，所關福禍不細。」
環顧盈庭朝士 ，幾乎無人可以言大計，苦悶之中，想起來還有個術所聞知 ，「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的」王安石來。
其時，左相韓琦專權 ，右相曾公亮很不服氣，就趁此機會，力薦王安石，以制衡離間韓琦。
神宗對於當時的保守政風及那些老臣，本不滿意，一聽王安石變風俗、立法度的新論，有深得我心，契合非常之感。
安石倡言變法之初，朝中重臣莫不對其高遠的理想寄予厚望 ，也都欽佩他那任勞任怨的政治勇氣與抱負。
不幸的是，他自視清高，而個性又非常偏執，滿朝重臣 ，在他眼中 ，不是庸人 ，即是奸人，目無餘子，而獨行其是。有人提出與他不相同的意見，一蓋被詆之為「流俗之見」。
安石目盈朝廷士皆為流俗，這不啻是叫皇帝與群臣隊裡。這種絕對排斥他人的態度，使人人對他不滿，沒有宰相的度量。
1069年二月，安石執政 ，這個月，二蘇子剛剛回到汴京。
宋朝本有三司使之設，包括戶部、鹽鐵與度支，掌管全國財賦。安石又另設三司條例司，實為一個最高國策的企劃機關。推薦詭詐善辯 的呂惠卿為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
王安石新政後，不能說沒有高遠的理想。如方田、青苗、均輸、市易，原是想要造成一個裁抑兼併、上下富足的社會；如保甲制度，為的是造成一個兵農合一、武裝自衛的社會；如興學校、改科舉，為的是造成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這些都是適應時代的革新措施。問題是操之過急，流弊叢生，徒法不能以自行。安石最大的罪錯是始於他的性格之「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去眾心。像推行新法這樣的大事，經緯萬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卻剛愎自用，不惜犧牲本來很好的關係，如歐陽修、富弼是竭力提拔他的前輩，司馬光是同輩中的好友，程顥、蘇轍且都與他公事，他都輕易放棄。
所以失敗是在所難免，「所用非人」，君子不願與他合作，則小人趁虛而入，人言安石「獨善柔佞逢迎之輩，其實也是事勢使然。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
王安石搞的"青苗法"，青苗法實際上就像現在的國家銀行給平民百姓提供的消費貸款。王安石跟宋神宗的設想就是，政府的錢閒著也是閒著，不如以政府的名義給百姓放貸款，百姓願意貸錢就貸錢，政府收利息，增加國庫收入，百姓不願意貸款，那也不強求。
但是這個事在執行中出現了問題，變成了強制執行，窮人貸錢，收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但是窮人還款能力差，所以，放款風險大。富人不缺錢，所以，不願意貸款，那怎麼辦呢？
王安石給了放款指標的，一個縣、一個州每月每年要完成多少放貸，都有規定。當地政府官員，完成了有獎勵，完不成要處罰。那怎麼辦呢？很多地方乾脆一攬子解決，不管窮人富人，不管願不願意，都得貸款，變成了朝廷強制人民貸款，然後強制收息。經手的人也免不了中飽私囊，從中謀取利益。這事搞得也很大，甚至上達天聽，狀都告到了御前，宋神宗幾次下旨調解，可是，各處依然如故。
變法在當時也引起了擾民、損民的後果。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連擔水、理髮、茶販之類的小買賣，不交免疫錢都不許經營，稅務向商販索要市利錢，稅額比本錢還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爭。
保甲法推行時，為了逃避供養軍隊的高額賦稅與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了不止三、兩起自殘事件，嚴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要上奏天子，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
王安石抱有極大的理想，要富國強兵，以救國家貧弱，認為區區民怨無關變法的痛癢 ，是革新派的先鋒。而司馬光是守舊派的代表人物，從地緣關係來看，安石新政代表著南方知識分子的開明進取精神，而司馬光這代表北方人穩健保守的傳統。
神宗求治太急 ，安石眾叛親離，任佞人為倡。司馬光推薦蘇軾等遭安石反對，「蘇軾兄弟學本流俗，朋比沮事。」安石認為二蘇子學的是戰國時期的霸術，縱橫捭闔，表示不屑的態度。
面對如此慘局 ，重老臣無力改變。安石以無私心的為國家變法，聽不得半句忠告 ，所有的反對意見就是有私心、不愛國。
歐陽修請求告老還鄉；司馬光請求外放洛陽，也就是這個時候，司馬光開始編撰《資治通鑑》；張方平請求致仕；……
安石是經學家，蘇軾以策論制科。蘇軾上皇帝書曰：
「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太急。」
蘇軾的理論是國家積貧積弱要改革，算是改革派，當時他認為一切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變更，都應時事的需要而逐漸推行，社會的生活和風俗因時變化於先，法律制度跟著革新與後。
英明的神宗求治心過分激烈，不暇冷靜思考，九重之內聽不到千家萬戶的嚎哭，也看不到百姓咬牙切齒的冤苦，蘇軾則來自田間原始老百姓中的一份子，彼此血肉相連痛癢關切，有一種單純而強烈的感情，對受苦受難的老百姓保持著情不自禁的同情心，逼著他要出來為民請命。
蘇軾內無畏懼外無所求，皇帝既許建言，他也不能漠視同胞們悲慘的命運，不替天下哀苦無辜的老百姓說出他們的艱難和貧困，假使因此要他肝腦塗地，他也有這份道德勇氣承受一切，做一個偉大的悲劇英雄，毫不顧慮個人的禍福。熙寧四年，蘇軾的《上神宗皇帝書》三千四百多字。這篇文章極大地觸動了革新派的既得利益，為日後的烏臺詩獄案埋下了引線 。
神宗詔近臣舉薦蘇軾為諫官，引起革新派的警覺，認為蘇軾一旦上任 ，必攻擊新政和新政派的人，遂先發制人，以蘇軾丁憂歸蜀途中販賣私鹽、蘇木和瓷器。其時蘇軾母歿，曾拒絕歐陽贈予的二百兩白銀，販賣私鹽能獲利多少，經過上個月查證無據而終 ，但蘇軾被外放杭州，自此，蘇軾永遠遠離了神宗的政權中心 。
王安石與蘇軾二人間另有一件微妙的關合，二人同為22歲登科，享年均為6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