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3師「劉老莊連」之所以能夠創造奇蹟，以82人硬剛上千名日偽軍整整八個小時，除了戰士們勇敢無畏之外，還因為有個堅強的指揮核心：出身八路軍115師的連長白思才，16歲參加紅軍的江西老表，軍政素質都非常過硬。而正是軍事主官的出類拔萃，才使這個地方部隊升格的連隊，在短時間內就具備了強悍的戰鬥力。
在整個劉老莊的戰鬥中，從戰鬥決心、戰鬥部署再到戰鬥指揮，都是以白思才為核心進行的，而指導員李雲鵬更多承擔了戰鬥期間的思想動員工作，在戰鬥中則完全服從白思才的指揮，因為在戰場上一支部隊只能有一個核心：「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為敗」。全連苦戰至1943年3月18日黃昏，已經身負重傷的白思才，率領李雲鵬以下20多人向敵人發起白刃衝鋒，最終全部壯烈犧牲。
許多軍事愛好者錯誤解讀了「軍政雙主官制度」的內涵，認為連長、指導員的關係跟團以上的主官、政委一樣，就好像《亮劍》劇中李雲龍和趙剛那般：「團長管軍事，政委管生活」，其實是不準確的。確實，政治委員的「最後決定權」始自紅軍時期，並且是不分領域的決定權，這一規定在抗戰時期的1942年得到糾正，即作戰中必須由軍事主官下決心，當然也包括與軍事相關的訓練、行軍等等，而政委主要負責政治工作，雙方分工明確。
但那是團以上單位的情況，就營連級部隊來說，他們屬於徹底的基層作戰單位，與團部、旅部和師部等有明顯的不同，並沒有整套的軍政班子，而須以精幹靈活的編制承擔一線作戰任務。因此無論是營教導員和連指導員的地位，事實上都被弱化了，與各級政委的權力並不能相提並論，在戰爭期間，這一現象尤為突出。
道理很簡單，部隊畢竟是以「能打仗、打勝仗」為第一要務的，因此連隊的絕大部分工作也都圍繞著備戰和戰鬥進行，連長的分量自然更重些。戰爭年代，又有哪一項工作能夠完全與作戰分開？所以指導員除了在連長有思想動搖、怯戰甚至叛變的情況下，才會行使政治指導員的最後權力，而在大部分時間和大多數情況下，幾乎就是連長的助手，連隊的二號人物。
即便與連長在重大問題上產生不同意見時，按規定指導員也無權立即解除連長的指揮權，而必須上報上級單位，在戎馬倥傯之中，請示和回復都未必及時，因此連長仍然是一號人物。其實蔣軍嫡系部隊也是有「連隊指導員」這一職務的，比如張靈甫的整編第74師就存在著，這個角色負責毒化官兵思想，監視全連是否有「異動」等等，當然也從屬於「連座」而存在，所以還應注意，指導員職位與「政委」不同，並非我軍專有。
上個世紀90年代，筆者所在的公司借用某幹休所的院子搞設備，剛好這邊也駐著一個建制不全的連隊（連部帶一個排），如今非常懷念和指戰員們在一起相處的日子，特別享受每天早上還沒起床、19歲的連部通訊員就把粥和饅頭送到床頭的的感覺。隔三岔五，連長、指導員、司務長我們四個夜裡就出去喝點，煞是愜意。
言談舉止間，很容易發現上尉連長才是真正的「話事人」，點什麼菜、喝什麼酒、啥時出發啥時撤退，都是連長拍板，那個中尉指導員笑呵呵的基本聽招呼，所以得見，在和平年代其實也應該是連長的職權更大些，相信當過兵的朋友都應該有準確的認知。
所以這還引申出另外一個問題，即連長的軍齡和黨齡普遍高於指導員，無形中也造成連長的話語權高於指導員。比如開篇介紹的劉老莊連連長白思才，那可是參加過平型關戰役的老紅軍，是林彪的兵，早在30年代初就當了紅軍。而指導員李志鵬是抗戰爆發後參軍的青年學生，雖然曾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過，但軍中資歷明顯不如白思才。
在2003年版布的《政治工作條例》之第44條明文規定：「政治指導員和連長同為全連人員的首長，共同負責全連的工作。政治指導員對全連的政治工作負主要責任」。而在職責中又具體規定：協同連長組織指揮戰鬥，做好戰鬥動員、宣傳鼓動、健全組織、鞏固部隊、瓦解敵軍和執行寬待俘虜政策的工作。
可以發現，指導員負責的工作範疇，基本是連隊的輔助性工作，尤以政治思想工作為主，在軍事上更是連長的助手。而連長則要負責連隊的全面工作，其實政治工作和包括戰場上臨時任命幹部，也有相當的決定權，如此評估下來，連長的職權範圍必然大於指導員，這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