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楊慎滿腹詩書的才子氣和大膽衝破既有藩籬的流氓氣，是完成「百科全書」式文化創造的性格基礎。而雲南社會各界的保護和支持，是他成就獲得的一個重要原因。他晚年對醫學的關注和實踐，則昭示著中國文化人自救和救人的傳統理念。
關鍵詞：才子加流氓；大禮議；流放；雲南文化；中醫藥；漁樵人生
一、才子加流氓
自隋代開始的科舉考試制度形成以來，到唐代， 「殿試」已經成為科考最後環節的慣例。如武則天皇帝親自主持「策問」，名次最高者位居候考者隊列最前，是為「狀頭」，即「狀元」。元者，始也，首也。長達千年的科舉考試，產生了眾多狀元。由於不同時代以及皇帝的不同需求和興趣偏好，「狀元」群體在中國歷史上的表現亦是千姿百態。如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辛未科的狀元馮涓（閬中人），就說不上有何作為；被譽為「巴渝第一狀元」的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恩科狀元馮時行（巴縣人），也難說得上在中國文化史或政治史領域有多大貢獻；成都人文允中，系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年）左榜狀元。「左榜」者，是元代特有的蒙古人與漢人「雙狀元制」產物。他雖獲授翰林國史院修撰，卻落得個史籍「生卒年不詳」的待遇，可見並無特異之處。因此，明代新都籍狀元楊慎，就值得特別關注。
楊慎（1488—1559）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諸多創造性貢獻，被多個學科所重視，而在大眾層面也因為其名作《臨江仙》，廣為人知。正德六年（1511 年），24歲的楊慎高中狀元並授翰林修撰。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楊一清相與稱道其文筆「海涵地負， 大放厥詞」，可見其才氣橫溢，文筆縱橫，眼界胸懷超乎常人，是個典型的才子，即如《明史》本傳所說的「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他於詩文之外，有「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拙文所謂「流氓」，是說楊慎中狀元進入翰林院後，常在北京城大街上化裝微服，同那些官宦子弟們一起彈琴歌舞，在青樓通宵達旦狂歡。連宰輔李東陽也以「恩主」身份出面勸說他：「公子何必躬親絲竹」。在雲南時，他梳女性髮式，臉上塗抹脂粉，頭插鮮花，招搖過市。晚明時期沈自徽的雜劇《楊升庵詩酒簪花髻》所展示的，就是楊慎人生的一個真實方面。明代著名畫家陳洪綬（老蓮）名畫《楊升庵簪花圖》（1637年作），表現的是楊慎醉酒蹣跚，臉上塗白粉，頭插鮮花，學生們抬著他，又有兩個女伎隨後，遊走於街市。題款為：「楊升庵先生放滇南時， 雙結簪花，數女子持尊踏歌行道中，偶為小景識之。洪綬。」正是因為楊慎有「流氓」氣質，所以他才能興趣廣泛且敢於創新，得以在諸多領域作出「百科全書」的貢獻。其為人「天稟倔強」，這可以從其臨終時《自贊》的「臨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後為」看到。魯迅當年為郭沫若畫像為「才子加流氓」，雖有調侃之意亦不乏讚許之情，[1]故於此借用。
當朝首輔的公子、本人的狀元身份、公眾視野中的青年才俊等，這些都奠定了楊慎在正德、嘉靖兩朝的文壇泰鬥和學界領袖地位。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1517年）指責正德皇帝「輕舉妄動， 非事而遊」，規勸皇帝「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以「古之聖人必謀於眾」倡言開明政治等，顯示出參與國家大事的宏偉抱負。在思想文化領域，他首先批判了當時處於主流的程朱理學和心學，反對空談心性，主張從事物本身去尋求自然發展的變化；又認為客觀事物互相聯繫而又互相依存，認為事物存在矛盾鬥爭，其結果必然是「剛勝柔，實勝虛」；還主張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看事物，即「世變如輪，無暫停也；人心如波，無少平也」。在觀察社會歷史發展現象時，他十分強調「勢」的作用，即從發展趨勢上看問題，即：「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他重視實踐經驗，認為「見睫者不若身歷，勝口者不若目擊」，肯定出於天性的生活欲望，及追求物質利益的勢利之心，這在其《性情說》中得到集中宣示：「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墊，情熾則性亂。波生於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觀於濁水，迷於清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這些都標誌著中國人文主義思潮的泛濫，與當時西方文藝復興思潮相應和。楊慎在中國啟蒙思想發展歷程中的價值，被專家概括為：「推崇漢學，反對宋學，尤為斥南宋朱熹，批判宋明理學之先聲」。稍後的明代思想家李贄曾寫下《讀升庵集》，表達自己強烈的共鳴，其《小序》說：「先生之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雖遊其門者尚不能贊一詞，況後人哉。餘是以竊附懸仰之私，欲考其生平始末履歷之詳，時時置几案間，儼然如遊其門，躡而從之」。
楊慎簪花圖（明·陳洪綬繪，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在文學美學思想上，楊慎張揚文學的華美和創作靈感，推崇漢魏六朝詩的「高趣」和綺麗，是以《明詩別裁集》的編者沈德潛說其詩「過於濃麗」， 卻不得不承認：「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絕麗之學，隨題賦形，一空依傍，於李、何諸子之外，拔戟自成一隊」。他在《畫品》卷一闡釋為：「揮行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裡在掌，有象由之以玄，無形因之以生，妙將入神，靈能通聖」。楊慎在前七子倡導的復古風氣較為流行的時候，能獨樹一幟。他廣泛吸收六朝、初唐詩歌的一些長處，形成他「濃麗婉至」的詩歌風格，這當然還有著巴蜀文化「華美豔穠」美學傳統的制約。楊慎站在時代的前沿，著述達100餘種，涉及史、詩、文、音韻、詞曲、戲劇、書畫、醫學、天文、地理、動植物等，有《升庵全集》，散曲有《陶情樂府》。《四庫全書總目》也肯定其「慎賅博圓通，究在諸子之上」。他所編纂的《全蜀藝文志》是今天研究巴蜀文化的基本資料。這就是一個「才子」之必然。
四川民間流傳的故事中，有「四川不點狀元， 陝西不招駙馬」之說。前者講的就是四川人太過聰明，楊慎死後報復皇帝，破壞王朝運行機制。清雍正版《四川通志》卷八記載，楊慎死後，「黃安人帥子寧仁奔至滇。寧仁欲成喪（即運回成都舉辦盛大葬禮），安人以為不可，止之曰：『幸而謫終，天威尚難測。律以春秋大義，自當藁葬。』寧仁乃止。無何，世宗遣使啟棺，見青衣布袱。使還以聞，帝感動，賜還原官。」這段史料，其實就是民間傳說的底本。
以楊氏父子為首的「大禮議」事件對明王朝的影響極為深遠。18歲的嘉靖皇帝在登基三年後皇位穩固，遂於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詔諭禮部，試圖違反制度為父母封號加「皇」字，群臣譁然。楊慎振臂高呼：「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堅守節操大義而死，就在今日。」九卿23人，翰林20人，給事中21人，御使30人等共200餘人的龐大隊伍集體跪在左順門外，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以維護國家大禮。眾官撼門大哭，「聲震闕庭」。皇帝震怒，下令嚴懲，四品以上官員86人停職待罪，將五品以下官員134人當廷杖責，因廷杖而死的共16人。左順門廷杖後，反對議禮的官員紛紛緘口，被杖死的不能再說， 被杖傷的不敢再說，被流放沒有再說的機會，為時三年的「大禮議」以嘉靖帝獲勝告終，66歲的楊廷和被免職回到四川新都，37歲的楊慎則遠貶雲南。長達45年的嘉靖王朝「吏治繁偽，兵政窳惰，民力虛耗，亦由是始」。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皇帝死，新皇帝穆宗即位次日頒布了嘉靖帝的遺詔：「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者恤祿， 見監者即行釋放復職」。楊慎因而獲得平反恢復名譽並追贈光祿寺少卿。
「大禮議」釀下的苦果，導致朱明王朝君臣離心離德，楊慎領頭的這個事件，導致皇帝長達20年不理朝政，沉湎於內宮煉丹修玄，日求長生，以至於不堪承受其變態摧殘的2個妃嬪和10個宮女，拿出絲繩勒住皇帝的脖子但未能致其死亡，這就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壬寅宮變」。而百餘個朝臣「妄議中央」遭受的重罰，也讓朱明王朝官員從此感到寒心。惡果最終由崇禎皇帝承擔。李自成大軍破城之際，滿朝文武裝聾作啞都為自己打算，「朱明江山永不變色」是皇家的事，於己無幹，所以崇禎帝上吊自殺前遺詔有「皆諸臣誤朕」（《明通鑑》卷九十）之語。陪同他上吊自殺的，只有宦官王承恩一人。晚明時期夏完淳的《燭影搖紅》對此有著深深痛惜：「回首當年，綺樓畫閣生光彩。朝彈瑤瑟夜銀箏，歌舞人瀟灑。一自市朝更改。暗銷魂，繁華難再。金釵十二，珍履三千，悽涼千載！」
二、雲南社會成就了楊慎
雲南文化界幾乎眾口一辭地認為：楊慎是對雲南歷史文化貢獻最大的內地文人。但很多人都忽略一個關鍵性事實：楊慎主要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學術成就，乃得力於雲南社會各界的熱情幫助。漫長的37年流放生活，他的足跡幾遍雲南，這就是《明史》本傳記載的「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楊慎行蹤所至，常與雲南文化人研究學問，談詩論文，獎掖後進，設館講學，廣收學生，還完成了大量學術著作；再加上他百科全書型的知識結構和不畏強權，堅持正義的強大人格感召力，對雲南文化的發展，確實多有促進。他又開明清兩代考據學先河，成為一代傑出學者。現存的《滇程記》《滇載記》《滇候記》《南中集》《南詔野史》《雲南山川志》等，都是他貢獻給雲南的人文歷史重要典籍。
所謂楊慎的成就受惠於雲南，其犖犖大者，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首先如其臨終（嘉靖四十年， 1561年）遺言稱：「死亦不憂，生亦不喜，生順死安，可謂云爾。死於此，葬於此，斯已矣。師友相厚故及此，積善有報在諸子」，以此表現對雲南各界人士的感激之情。他是嘉靖王朝「全國最大的右派」，按律當受流放刑法。明朝刑法規定，流放分四等:安置、遷徙、口外為民、充軍；充軍按戍地不同，又分為極邊、煙瘴邊、沿海口外、邊衛四等;按時限不同，分終身與永遠。[2]楊慎被嘉靖帝處以「永遠充軍煙瘴」的最高刑罰。但云南各界人士並未因此而歧視他，而是向他提供一切生活、調研、寫作和著書出版等有利條件。
雲南當局給予的寬鬆政治環境，使楊慎得以自由行走各處，隨意交往官宦士人和平民。曾以右副都御史被派往雲南巡察的嘉靖進士遊居敬說:「前巡撫黃鐵橋公、巡按郭公，為擇安寧州雲峰書院以居先生；黔國沐敏靜公處以別墅，巡撫白泉汪公題其碑亭，巡撫擢司寇若溪顧公，為創廣心樓於高嶢，歌以紀之，皆好德之心所表見也。」[3]甚至有地方首腦因為保護這個「大右派分子」而獲罪的例子：「巡按郭公楠、清戎江公良材極為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而郭亦被詔下獄為民。」[4]楊慎學生中的「楊門七子」亦是一時之俊秀，他們為楊慎的生活、出遊、材料收集和寫作提供了諸多條件。楊慎在《病中永訣李、張、唐三公》注中說:「吳高河懋嘗以楊弘山士雲、王純庵廷表、胡在軒廷祿、張半谷含、李中溪元陽、唐池南錡為楊門六學士，以擬蘇門秦、黃、晁、張、廖略雲。餘曰:『得非於子而七乎？』七子文藻，皆在滇雲，一時盛事，餘固不敢當也。」[5]「楊門七子」的文學與學術活動曾經盛極一時，他們的詩文創作與學術成就是明代雲南文化繁榮與興盛的見證。除七子外，楊慎還有不少得意門生，如楊慎助手白族人董難、麗江土知府木公恕卿、金齒司人湯琮、劍川人李東儒、昆明人黃鳳翔、大理人梁佐、騰越人吳宗堯、保山人張必煥、太和人高可觀等，都是學有專長的知名學者或文學家。[6]遊居敬在《翰林修撰升庵楊公墓志銘》說:「先生居滇， 泛昆池，登泰華，遊點蒼並洱水，探奇挹勝，所在有述，人爭寶之。」[7]。
其次，楊慎出身官宦世家，從其曾祖父楊玫起， 一門五世為官。從祖父楊春起，四代出了六個進士和一個狀元。父親楊廷和歷仕三朝，做了18年宰相。楊慎本人又是才高八鬥的狀元，以此魅力，雲南文人墨客、滇中名賢、地方豪強皆樂意與之交往。愛惜人才的社會，必然會得到回報。楊慎到過今雲南保山、彌渡、大理、劍川、昆明、安寧、晉寧、元謀、昭通、開遠、巍山、澄江、建水等地遊歷講學，每到一地，禮賢下士、寬以待人、授業解惑，所以「無問識與不識，鹹載酒從先生遊」[8]。遊居敬說:「滇之東西，地以數千裡計，及門而受業者恆千百人，脫穎而登科甲、居魁選者，藹藹然吉士也。以故士大夫乘車輿就訪者無虛日。好賢者攜酒餚往問難，門下屢常滿。」[9]友好的人文環境為楊慎融入雲南社會提供了極其珍貴的條件，其詩文中提到的雲南人達200名之多。楊慎在雲南的故交張含、王廷表等，門生麗江土官知府、納西族人木公等，為楊慎提供了諸多切實的便宜條件。木公晚年將自已所寫的《雪山始音》《隱園春興》《庚子稿》《萬松吟》《玉湖遊錄》《仙樓瓊華》等六部詩集，派人送給住在昆明高嶢的楊慎，以資求教。楊慎從其807首詩中精選114首， 輯成《雪山詩選》，並熱情地為他撰寫序言。楊慎還為木公的詩集《萬松吟》作序，對詩作進行評論和熱情推介。楊慎為雲南當地作家或作序跋，或點評作品和策劃出版，確實對當地文化發展有著巨大推動作用，誠如他在《雲南鄉試錄序》中所言:「成物箐莪，樸棫之化，梓材多士之興。」楊慎還給雲南巡撫顧應祥、歐陽重、汪文盛、劉渠等書信或面敘興教重學之事。因為楊慎的倡導和推動，雲南當時的文化盛事有詩集《蒼山雅集》《清音競秀雅集》《昆明池賞雅集》的刊行，還有詩杜「汐社」和「紫房詩會」的舉辦。這些作品和活動，使後學受益匪淺。楊慎為雲南著作家們書寫過37篇序、跋文字，編著過8 部書。與之相應，雲南的一批文人亦為楊慎寫過近70篇書序，出版近50部著作。楊慎的文學作品以及學術著述得以廣傳天下，雲南文化界功不可沒。
第三，朝中重臣有意庇護。前面已經說過，楊慎的祖父、父親仕宦多年，栽培後學無數，澤惠僚屬甚廣，如其父的門生、嘉靖皇帝「退居二線」後國家事務的運作者嚴嵩等，對楊慎就多方維護。這就是史籍所說的「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10]被四川學界高度重視的《全蜀藝文志》， 實際上也緣起於楊慎與奉詔巡視的周復俊相遇於雲南仙村草堂，遂成至交，並為後者評選《涇林詩集》（該詩集有楊慎評語）。以後擔任四川按察司副使的周復俊在組織編撰《四川總志》時，就聘請楊慎主修《全蜀藝文志》。周后來任雲南巡撫時，對其又有「忽睹丹旒飄揚於昆池之上」「慨哲人之既萎」的悼懷之語。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各級官員中一些人有意無意地保護和提供條件，當時的「首席大右派」楊慎的滿腹才華恐怕難以得到彰顯。
楊慎為雲南沐公（紹勳）撰墓志銘拓片
楊慎（1488—1559）石刻像拓片（原石在成都市新都區楊升庵祠）
三、楊慎的醫道和養生
中國古代文化人的基本信念是「達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中國古代醫生，幾乎都是落魄文化人自學成才轉變過來的。由於人生遭受重大打擊的精神苦悶，從京城錦衣玉食的優裕物質生活到雲南新環境的巨大反差，導致楊慎生理紊亂，疾病多發，如因為雲南食鹽含碘低，使得他身染「痼疾嬰雙豎」（頸下甲狀腺腫大，即甲亢）病。「久病成良醫」為中國古代文化人一個共通現象。既然「是非成敗轉頭空」，面對「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浩渺蒼穹，醫藥就成為反觀生命意義和審視自身的一個重要途徑。「一壺濁酒」成為調適身心平衡的良藥。這裡說明一下，多種中藥藥典，都記載有「酒」作為百藥之王的治病功效，如李時珍《本草綱目》中「酒」 字在全書共出現千餘次。楊慎亦有《王芝崖、彭五峰各送藥酒，並嘗數爵，陶然醉矣。用白傅句衍為一絕》等詩說酒。他在雲南寫下的《採藥》詩，就生動地記錄了其入山採藥的親身實踐：
危蹬捫蘿上，名山採藥遊。
木條刊落雁，離蕊剪牽牛。
簡子紅仍豔，長卿翠欲流。
三花聊永夕，一葉莫驚秋。
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醫林人物》把楊慎列作四川醫林人物。其醫學主要著述有《男女脈位圖說》（數卷）、《素間糾略》（3卷）、《何首烏傳》（1卷）及醫藥雜說等，以及經他校訂並刊刻行世的儲氏《平脈》篇。他本人曾在其《男女脈位圖說》一文裡作過交代：
餘在滇南，枕疾歲久，岐黃、雷華之書，鑽研頗深。蓋亦「折肱而知良醫」。即晉太醫王叔和有《脈經》一書，其文高古，其辭簡奧，淺儒讀之尚不能解，況醫流乎！近代有高陽生者，變為韻語歌謠，以便誦讀；又恐人之不信也，乃嫁其姓名於王叔和。後世，不惟醫流宗之，而儒者亦以為真出叔和之筆，不敢非也。
不思西晉之世，豈有此等文體哉！其書為韻語所拘，語多牽滯，理或不通。即以男、女左、右手脈之部分，亦分析不明。醫人遵用之，其誤多矣。夫脈部誤則診必誤。診既誤，則藥必誤，藥一誤，則殺人不知其幾千萬矣。
惟儲氏遺書則有《平脈》一篇，分別男、女左、右脈部甚為明晰，而醫家罕遵用之。蓋惑於高陽生之謬說，沉痼不可返矣。往年，餘方外友飛霞韓懋遵用儲氏《平脈》以診婦女，十中其九；且又為餘言：「子試以《素問》平脈、病脈，按男女脈部如儲氏說而診之，自可以驗。」因嘆俗書之誤人也久矣……因表章儲氏《平脈》一篇，又繪男、女脈部二圖，刻而傳之。庶乎庸醫之門冤魂稍稀，亦仁人君子之所樂聞而快睹者也。
楊慎寓居瀘州期間交往的名醫有彭楠、王芝崖，以及嘉靖帝敕封的「抱一守鎮真人」韓飛霞和走方郎中任蒼崖等等。《升庵遺集》卷二十六的《江陽彭氏醫錄跋》一篇，是為《彭氏醫案》二十餘卷的推介書跋。《丹鉛續錄》卷之一有「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一則，指出醫者必讀《素問》，必解五運六氣之說，方可為醫，否則殺人耳。在《升庵外集》卷十二中有「六字導引法」和道家「八禽戲」 的介紹，卷五十一「雜說」中，還有諸如五加皮、稀籤草、天麥冬等多種藥物產地的考證及其性味、藥用的介紹，並載有不少驗方和藥物炮製的經驗等。《升庵文集》卷四十八有《神農本草經》一篇，考據《神農本草經》「文近《素問》」，成書時間近於《內經》等。在雲南，楊慎更與蜀江地方一位姓黎的醫生為友。楊慎不但自己頗通岐黃之術，而且他的家人經耳濡目染，竟也粗諳醫道。這就是他所謂「婢能尋《本草》，兒學誦《靈樞》」。
一次，楊慎行經今四川敘永縣海拔1840米的雪山關山頂，冰雪封途，糧草盡絕，僕人、馬匹都又乏又病又冷又餓，他卻泰然無事，甚至還以《雪關絕粒喻從者》自誇已經達到仙家「辟穀」化境：
僕痡馬病漫興嗟，戎旅華封本一家。
我骨已仙元不餒，何須食柏與餐霞。
楊慎在《節飲食箴》中對養生問題，有著具體的論述：
古諺云：「病從口入」，言飲食貴節也。斯言雖小，其利溥載！今市井無賴飲食之人，相勸乃云：「肥從口入。」此餓鬼之言，其害不淺，不幾於一言而喪身乎！（因）作箴言以示兒輩：古之飲爵，亦彝象舟。過之則溺，淺則浮；古之食鼎，鑄以饕餮。戒其無厭，制其沉湎。山下有雷，其卦曰頤，節飲食。一言以蔽之：膳夫司舉，敢告食豎。
他在《江陽病中秋懷》組詩其七裡，明白地宣稱「採藥名山吾願畢，白頭久矣謝朝簪」；組詩其五又吟道：
江郭西偏寂不喧，卜居草草結櫺軒。
蕊珠樓接芸香閣，紫洞天環薜荔垣。
書載洛中三十乘，經傳柱下五千言。
寬閒謝客緣貧病，懶散從吾養性源。
楊慎72年的人生歷程中，因參修《四川總志》、負責《全蜀藝文志》等而回新都家鄉多次，但其在四川生活更長的地方是在瀘州，即所謂「僑寓江陽者十餘年，與曾岷野、章後齋諸公相友善」。[11]在近代化社會出現之前，中國交通最便捷最經濟的是水道航運。新都與瀘州即是通過沱江連接。新都平原的水網匯聚到金堂峽，是為沱江（內江）開始，再達瀘州與岷江（外江）重新匯合進入長江。清初文豪王士禎的一首詩，把這種水系構成說得再清楚不過：「錦江城東內江流，錦官城西外江流。流到江陽復相見， 暫時小別不須愁」。楊慎在漫長的流放生涯中，多次回鄉往返都駐足瀘州，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開始，楊慎攜妾曹氏和二子，開始寓居瀘州達七年之久。楊慎流寓瀘州時有數量眾多的詩作傳世， 詩中突出的意象就是酒，如「餘甘渡口斜陽外，靄乃漁歌雜棹謳」「半山樓閣空中繞，兩岸人家一水分」「花驄小市頻頻過，落日凝光緩緩歸」「玉壺美酒開華宴，團扇薰風坐午涼」等。他在為好友簡紹芳送別時，還寫下「豔曲熒弦別思長，華燈相對少暉光；江陽酒熟花如錦，別後何人共醉狂」等句子。在沒有大江大河的成都平原和北京城度過青少年時光的新都人楊慎，只有站在瀘州的「滾滾長江」邊上， 在瀘型酒的蒸騰之後，其滿腹才華在大起大落的政治履歷、滾滾長江東逝水的景觀激揚之下，才可能催生出《臨江仙》這樣的傳世之作。
楊慎戴罪在身難歸故裡，晚年在《寒夕》（載《七十行戍稿》）一詩中，回顧自己「旅鬢年年禿， 羈魂夜夜驚」的生平遭遇，回望當年京城中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輝煌，感嘆人生悲劇淵源是「讀書有今日，曷不早躬耕」。早知如此，還不如作為漁夫或樵者，平淡之中盡賞人生閒適，冷眼觀盡世事風雲。
注釋：
[1]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1932 年）文中， 為郭沫若作了「才子加流氓」的畫像。筆戰中雙方都極不客氣，但也常常惺惺相惜。論戰之後，魯迅也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 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魯迅在逝世前夕，看到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對人讚許說其史學研究「路子對頭」，值得大家效法。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1936 年）一文中，特別提到：「我和郭沫若、茅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 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
[2]張廷玉等：《明史》刑法志二，中華書 局 1974年版。
[3][7][9]黃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
[4][11]簡紹芳：《贈光祿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楊慎年譜》，載王大厚：《升庵詩話新箋證》，中華書局2008版，第1204頁。
[5]楊慎：《升庵集》卷三十，四庫全書本，第217頁。
[6]參見蔣乾、白建忠：《楊慎在滇交遊考》，《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第3期。
[8]李元陽：《李中溪家傳匯稿》卷五《送升庵先生還螳川客寓詩序》，《雲南叢書》，中華書局2010年版。
[10]張廷玉等：《明史》列傳第十八《楊慎列傳》。
作者：成都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成都大學中文系教授。原載《文史雜誌》2019年第3期。
（轉自：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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