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學術研究》 2020年第1期第168-174頁，引用請參照原文
西周金文異構字的特徵及其對戰國文字的影響*陶曲勇
[摘 要] 西周金文按照構件和結構嚴格隸定，共有451個異構字。通過考察這些異構字的形成與分布，總結出西周金文異構字的三個特徵：構件功能的分布和歷時演變、體現部首的成熟與調整、體現原始用字習慣的專字現象。西周金文異構字，包括異寫字，在構件和結構兩個方面，都直接影響到了戰國文字的形體與構造。
[關鍵詞] 西周 異構字 特徵 影響
異構字是指音義相同、記錄同一個詞、僅僅形體結構不同而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互相置換的字。西周金文異構眾多，這是大家都熟知的。如何分析這些異構字，它們具備哪些特徵，又對後代文字有何影響，學術界對此雖有涉及，但還很不深入。就筆者管見所及，目前的研究只限於對西周金文異構字在結構類型上的分類，例如張再興分為字素增減、字素更替、字素移位三大類，這裡的字素相當於漢字構形學中的構件。需要指出的是，類型劃分不等於特徵歸納，構件的增減、更迭不是某一階段的文字所獨有的現象，這一點只要看看其他時期的有關異構字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理解。例如黃文杰曾有系列論文將秦至漢初的簡帛文字所見異構字分為改換構件、增減構件、位置變換三大類，王立軍、宋海榮對宋金房山石經的異構字的劃分也是大致相同，只是更為細緻。可見，這是古今漢字在發展演變時共有的演變方式，對於總結西周金文異構字的特徵、分析西周金文異構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影響和作用還是遠遠不夠的。
一、西周金文異構字的特徵正如上文提到的，西周金文異構字呈現的最直觀的表現就是構件的增減和更迭，因此，我們分析西周金文異構字的特徵時，首先從構件入手。任何一個構件在組構漢字時，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構件的功能，根據漢字構形學的觀點，構件在漢字組合中的功能可以大致分為表形、表義、示音和標示四種功能。示音和標示功能無需多言，但表形和表義的區別則需要略作說明。
表形構件是對客觀物象的如實描摹，通過形體來體現構意，而表義構件則是通過字義來體現構意，裘錫圭分別稱之為形符和義符，兩者可統稱之為意符。如何區分一個構件是表形還是表義？我們認為應該根據該構件在文字組合中承擔的功能來判斷，如果該構件是以形體所代表的圖像來參與構意，那麼它就是表形構件；如果該構件是以形體所代表的字義來參與構意，那麼它就是表義構件。表形構件，尤其是那些成字構件，雖然看上去也是音義結合體，但它們是以符號所取象的形體來直接參與構意，這種圖像式的直接描摹許多時候嚴格限定了構件的位置、方向等，而表義構件則是通過字義這一橋梁來間接參與構意。兩者的區別可以圖示如下：
表形構件 → 構意 表義構件 → 字義 → 構意
傳統六書學研究中的一些爭論就是因為沒有遵循這一判斷標準而產生的。《說文》分析「立」字為「從大，立一之上」，徐鉉有按語曰：「大，人也；一，地也；會意。」而鄭樵《通志·六書略》則認為「立」字「象人立地上」，屬於象形。徐鉉認為構成「大」字的線條取象於人體，因此表示人，下部平直的一划取象於地面，因此表示地，用兩個不同的字符來表示一個新的含義，這正是標準的會意。但在這個分析過程中，作為構件的「大」和作為文字的「大」所表示的字義之間並沒有直接聯繫，作為構件的「一」和作為文字的「一」之間的聯繫更加遙遠。如果說「大」在造字之初還和人體有關，因此作為構件使用時用來表示人體，還能建立起間接聯繫，那麼「一」無論是造字意圖還是具體詞義，都和「地面」沒有任何聯繫。因此，我們認為這種通過中間環節輾轉建立聯繫，甚至沒有聯繫而主張的「會意說」遠不如「象形說」來得直觀易懂，正如王貴元所指出的：「漢字形體是什麼結構類型關鍵是看構件的身份，即構件功能，是以圖像身份參與，還是以音義代表的身份參與。」林義光在《文源》中直接提出，那些「隨體畫物，其會合也不以意而以形」的所謂會形式會意字，都應該算是象形字，只有「取其詞義連屬」的會義式的會意字，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等，才可以算是真正的會意字。因此，我們認為「立」字中的構件「大」和「一」承擔的就是表形功能。
有時候，同一構件僅僅因為位置的變動，就會發生性質的改變。例如「且」是「祖」字初文，取象於神主或者案俎之形，在西周階段基本上是用「且」來表示「祖」這個詞。但是西周中期和晚期出現了一個異體，作從且從又，並且被戰國文字所繼承，不僅見於齊系文字，如而且也見於三晉文字，如構件「又」承擔的是什麼功能呢？我們認為是表形功能，表示以手上舉神主或案俎，進一步凸顯「祖先」之意，它的位置是對客觀物象的描摹，事實上也參與了整體構意，不能隨意改變。類似的情況還可參見「祼」字異體，「祼」字的各個異構字形中，表示人手的構件「又」均位於酒器下方，成上下結構，代表以手持酒灌祭神靈之意（參看《新金文編》：30-31）。與「祖」字這個上下結構的字形形成對應的是「」字，如檢索此字發現，雖然它在銘文中偶見用作「祖」字，但還常用作「沮」，而且史牆盤中多次出現「祖」字，都是用「且」表示，可見「」字應該不是「且（祖）」字異體。《古文字譜系疏證》認為它是見於《說文》的「抯」字異體，《說文·手部》有：「抯，挹也。從手，且聲。」從又與從手同意，可從。對比上述兩字，我們認為前者的「又」屬於表形構件，因為它不僅用字形參與構意，而且位置也起到了構意作用；後者則是表義構件，因為它是以字義參與構意，「又」與「手」同義換用，因此形成異構。
構件方向在表形構件中也是一個限定因素。例如「旅」字西周金文一般作集成10303或銘圖2130，從㫃，從從，其構意是「以旂致民」，表示軍旗下人數眾多之意。從字形看，人形皆朝向旗杆，體現造意意圖。但西周中期出現了一個異體作集成4046，人形方向不符合造字理據，正字中的「人」是表形構件，而異體中的「人」就只能理解為表義構件，因為前者是以趨向旗杆的人形表示以旂致民，後者則是以旗下有人來表示以旂致民，整字結構也從以形會意發展為以義會意。春秋戰國時代，這種寫法就更多了，如銘圖12353、集成2502等。
總之，我們從構件在文字組合中承擔的功能出發，窮盡性地統計了西周階段出現的異構字，按照構佔比大大上升，佔據異構字頻率的首位，表形構件退居次席，最低的還是表音構件。具體數據參見下表：
西周金文異構構件在功能分布和歷時演變上的這一特徵，對我們認識整個西周文字的構件功能的演變、認識西周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都具有重要意義。齊元濤曾經總結漢字發展史上構件功能從商代到戰國的發展演變，即：件和結構嚴格隸定，共得到451例。同時還將所有的異構按照早、中、晚三期列表排列，並標明其中異構構件的職能變化，通過考察這些異構字的形成與分布，總結出西周金文異構字的特徵如下。
第一，從構件功能的總體分布上看，西周階段因為表義構件的變動而產生的異構字最多，其次是表形構件，最低的是表音構件。但是從時間分布來看，西周早期因為表形構件的變動而產生的異構字最多，其次是表義構件，最低的是表音構件；到了西周中期和西周晚期，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表義構件的
商代：表形＞表義＞示音；周代：表義＞表形＞示音；戰國：表義＞示音＞表形。
從中可以看出，商代文字中構件的表形功能佔據著首要地位，而從周代開始，構件的表義功能在各項功能中佔據首要地位。這個結論是從整個漢字發展史的大格局去考察的，如果我們把範圍縮小到西周階段，就會發現構件功能的演變不是如此簡單。
西周文字的構件功能的總體比重，雖然是以表義功能為主，但在具體演變中經歷了從早期的表形為主向中晚期的表義為主的發展，這也更符合文字演變的邏輯順序。從異構字的角度來看，異體往往代表著文字演變中最為活躍的因素，上述西周時期異構字構件功能的統計數據，從側面證明了西周文字從表形向表義的演變。
今天在討論漢字發展史的階段劃分時，常常會不自覺地以朝代為限，例如商代文字、西周文字、春秋戰國文字等等，但政局的更迭和文字的演變不是一個層面的東西，兩者不可輕易比附，因為文字的演變與朝代的改換並不同步，例如古隸的產生和使用涵蓋了戰國、秦代、西漢初期三個時期，而以八分為代表的漢隸，在漢昭帝、宣帝時期才完全形成。對於西周文字的總體印象，一般認為西周早期文字與商代文字接近，而晚期文字則與春秋文字十分相似，所以唐蘭《中國文字學》、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都是將「西周春秋文字」合併為一段進行研究，這是有一定道理的。王貴元認為古文字階段的字形演變經歷了由象形到亞象形的過渡，所謂亞象形就是字形已不能完全反映物象，從表示物象向表示音義形體過渡的階段。考察西周異構字的構件功能分布，可以看出整個西周文字正處於從象形到亞象形的過渡階段，因此，上述唐、裘二位先生的做法還不夠徹底，如果從漢字發展史的角度出發，商代文字和西周早期文字應該劃分為象形文字階段，而從西周中期開始到戰國早期，漢字進入亞象形階段，到了戰國中期，由於隸變的開始，漢字進入音義符號的今文字階段。
第二，西周金文異構字的分布和選擇，與部首系統的成熟與調整密切相關。西周金文的異構字，尤其是中晚期的異構字，有許多是在構件義化的推動下，在部首形成過程中產生的，與一般為了補充字義、突出字義形成的異構字不同，這些異構字更多體現了文字系統的一種自我調整。
王寧曾經指出，理解漢字的兩個關鍵，一是漢字因義構形的表意特性，二是漢字構形系統的存在。漢字因義構形的表意特性，正是異構字產生的理論根源。從漢字的表意性質和起源過程來看，造字者據義繪形時，總是希望將最能體現字義的要素反映到字形上，但是因為觀察角度的不同、構字意圖的差異等原因，同一個字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體符號來表示，這就形成了異構字。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隨意增長的異構字顯然既不符合文字使用的經濟性原理，也不利於形成嚴密的構形系統。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歷史上出現了一些人為約束的手段，例如秦始皇的「書同文字」運動、唐代的字樣學，包括今天的《通用規範漢字表》等，但這顯然屬於外部幹預，不是文字發展的決定性內因，真正解決這一矛盾的內因是文字系統的自我調整，其中最突出的手段就是部首系統的逐步出現與成熟。從文字發展的內因來看，逐漸形成的部首體系既保證了漢字嚴密規整的構形系統，又逐漸淘汰了過多的異構形體，完美地兼顧了二者。所以，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第一次歸納出540個部首，正是抓住了漢字系統的這一特點，形成了中國文字學的理論基礎。
我們以《說文解字》總結的540部首為比較基準，統計出西周金文異構字中由部首構件形成的異構字有127個，佔據28%。從時代分布來看，西周中期和晚期因為部首因素而造成的異構字顯著多於西周早期，這與王貴元提出的「西周中期是漢字部首體系明顯開始建立的時期」的結論相吻合。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比例和分布又與上述第一點所提到的異構構件在功能分布和歷時演變上的特徵是相對應的，因為「文字學意義的部首，其本質是漢字字義和字形的類化標誌」，所以因部首因素而形成的異構字，自然應該歸屬為表義構件形成的異構字，兩者相輔相成。
以「走部」為例，甲骨文中已經有了「走」字，作合27939形，像人跑動時擺動雙臂的樣子，但甲骨文中「走」字沒有作為構件參與構字，表示跑動、行進的構意時，仍然由構件「止」來承擔。到了西周金文階段，「走」字下部增從「止」，在字形上組構完成，而且大量參與構字，許多與「跑動義」「奔赴義」有關的字都改為從「走」。「趛」字在西周中期作集成00745，從走從彳從金，西周晚期作集成04465，省去彳，從走從金。同樣的異構情形還見於「趩」字，「趩」字西周中期既可作新收694，從走從彳從異，也可省去彳，從走從異，作集成06516，但到了西周晚期，則只有後面一種寫法了。這種異構的歷時分布和動態選擇，其實是隨著部首體系的成熟，文字系統進行的一種自我調整。因為從補充字義、突出字義的角度來看，構件「彳」本是道路之象形，而這兩個字又都與「行走」義有關，從彳顯然更能體現構意，但它破壞了《說文·敘》總結的「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的「建首」系統，所以發展到後期，不符合部首系統的異構就被淘汰了。這種對部首的選擇和調整當然不限於西周時期，有些文字是到了戰國才完成這一過程，如「趞」字西周時期都從彳從走從昔，一直到戰國才改為從走從昔。
與走部的調整方式正相反的是辵部。走部的異構字在確立部首的推動下，不惜省去一部分構件，而辵部的許多異構字是通過增加構件最終形成新的部首。如「選」字西周中期從止作集成02831，而晚期則增從彳作集成10176，完成從辵的演變。又如「遘」字，西周早期既有從彳的寫法，也有從辵的寫法，而到了中期和晚期，則只有從辵的「遘」了。又如「遣」字，商代時期從「走」字初文，西周早期或增從止，或增從彳，或同時從止從彳，從西周晚期開始，到春秋戰國，逐漸形成從辵。當然，辵部也有省略構件形成部首的例子，如「達」字中期作新收693，從彳從走，晚期則省去人形，從辵作集成04313。
總之，考察西周金文異構字的歷時分布和動態選擇，可以清晰地看出部首系統的成熟與調整，正如王貴元所指出的，部首的本質並不只是形體問題，「就其功能而言，是對字義的系統化和類別化，就其形體而言，是對字形的系統化和類別化，部首是漢字構形系統化的重要表現」，因此西周金文異構字的這一特徵本質上是漢字系統的一種自我調整。
第三，從用字角度來看，西周金文異體字中還保存一些原始的用字習慣，主要體現在專字這類特殊的異體字上。
專字是指為了某一特定意義而專門創造的字，大家熟知的例子如甲骨文中的「逐」字既有從豕者，也有從犬、從鹿、從兔者；「牢」字既可從牛，也可從羊等，這些專字隨著字義的進一步引申、抽象，今天看來都成了異體字。這是一種原始的用字習慣，是為了追求字義與字形一一對應的產物，西周金文中也有不少類似的專字，例如指稱文王、武王、昭王時，分別在「文、武、昭」字的基礎上添加「王」字；指稱「林鐘」之「林」時，在「林」字上追加「㐭」為聲符，又在此基礎上添加「攴」或「金」，分別表示敲擊和材質。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金文中許多表示地名的字，都是在原字基礎上添加「邑」旁形成的，最初大概也是專字，後來逐漸擴大字義，不限於某一專門用法。與這些為了某個專有名詞而造的專字不同，西周金文中還有一些異體是由於語言環境的影響而形成的，有學者稱之為「意義語境異體字」。例如九年衛鼎的「索」字從革從索，表示一種賞賜的皮馬鞭；樂器銘文中的許多用字常加上「音」或「言」等。
專字雖然表面上只是增添表義構件，但它與其他異體最大的區別在於沒有通用性，專字基本上是偶爾出現，甚至只出現一次，離開特殊語境、特定字義就不再出現，體現了西周金文作為早期商周文字的原始性、象形性特點。裘錫圭就曾經指出，甲骨文中那些隨著語言環境而改變字形的表意字「可以看作是古漢字曾經經歷過把文字跟圖畫混在一起使用的原始文字階段的證據」，西周金文的許多專字與此類似。
二、西周金文異構字對戰國文字的影響春秋戰國文字承襲西周文字而來，同時又有了巨大的變化。這種局面形成的原因和機制是什麼，戰國文字到底源自哪裡，學者們已經有了一定的研究。郭沫若將各個時期的中國文字都分為規整字體和草率字體，認為中國文字的演變規律就是兩種字體辯證地互為影響。裘錫圭在此基礎上明確指出：「一般以為是六國文字特有的字形，不一定都是戰國時代或春秋戰國之交開始出現的寫法。某些字形其實是在較早的時代就已經出現的俗體。有些字形早就在俗體裡有，但其影響力不大。到了戰國時代，在東方的某些地區流行了起來。齊國文字裡的平安的『安』就是一例。……齊國文字『安』源於西周時代的格伯簋銘文中的『安』字。……格伯簋銘的字體很草率，雖然是西周銅器銘文，但顯然受到了當時俗體的影響。這個字的俗體在較早的時代就已經出現，但在當時沒有那麼流行。到了戰國時代，在齊國地區，才廣泛流行。」所謂俗體，就是異構字的一種，由此可見，西周金文的異構字對戰國文字存在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上述郭、裘二氏的觀點主要是從總體演變的角度論述，具體說來，西周金文異構字對戰國文字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字形和結構兩個方面。
第一，西周金文異構字在字形上對戰國文字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點：一是整字繼承，二是構件影響，三是從異寫到異構的逐步演變。
所謂整字繼承，即西周時期出現的異構字，直接被戰國文字繼承下來並進一步推廣，這無疑是最簡單的影響，也是文字前後演變的正常現象，上述裘錫圭所舉的「安」字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又如西周金文的「福」字本從示從畐作集成10175，但從西周中期開始有異構作《考古與文物》2006（6）、近出108形，右邊顯然是「酉」而不是「畐」。到了戰國時代，「福」字從酉的寫法在楚系文字中佔據了主流地位，楚帛書、包山簡、郭店簡中所見「福」字多從示從酉，只是改左右結構為上下結構，可參看《戰國文字編》和《楚文字編》的「福」字條。又如「周」字西周金文一般作集成10175，惟有西周早期的卿方鼎作西清續鑑甲編01.36，西周中期的縣妃簋作集成04269，周㗬壺作集成09690，上部從用，這種異構為戰國文字繼承，並延續至小篆。
這種影響和繼承，有時候並不是簡單的整字延續，而是西周金文異構字中的某個構件的特殊寫法，直接影響到戰國文字的形體構造，這就是構件影響。整字繼承與構件影響的差別在於，前者往往是同一個字的前後繼承，而後者是指某一個構件在西周文字中出現了異構寫法，這種異構寫法影響到了戰國時期另一個含有該構件的字。例如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第13簡有字，多釋為「耕」，黃德寬、徐在國分析為從田從爭省，以為「耕」之異體。「爭」字本應從上下二手作爭奪狀，而郭店簡此字則從口，所以有學者或有異議。其實這種寫法淵源有自，其源頭可以追溯至西周金文的異構，如西周中期的班簋有「靜」字異構作集成04341，所從「爭」字即從口，可與郭店楚簡合觀。又如西周金文中位於字形一角的「來」字異構可作「木」，如集成04325又可寫作集成04286，這種寫法直接影響到了戰國時期的「差」字，「差」字本作集成10361，但中山文字作中山王壺·集成09735、中山王鼎·集成02840，一般釋為從犬從差，雖然張政烺認為中山器此字的構形與《禮記·少儀》之「佐車」有關，佐車以木為之，故從木，但這種專字的造字過程也完全可能是受到了前代異構的影響。
西周異構對戰國文字的字形影響，還有一種重要現象，即西周金文中先出現一些異寫字，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從異寫演變為異構，最終為戰國文字所繼承。所謂異寫字，是指那些記錄同一個詞，構形、構意相同，僅僅是寫法不同的字樣。異寫字因為不存在構件和結構的差異，只是一些書寫筆畫層面的差異，所以許多學者往往忽視了它的重要性，甚至在研究異體字時，會不自覺地排除異寫字。
事實上，一部分異寫字在研究文字的動態演變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突出表現在一些構件上存在差異的異構字，往往都是從異寫起步的。例如大家熟知的，「陣」字就是在古隸階段，由於「陳」字所從的「東」，最下面的撇筆因為異寫，逐漸變成一橫，最終形成變體「陣」字。由此可見，異寫字中既有不體現文字演變規律、純屬個體差異的情況，也有截然相反，能夠看出文字動態發展源頭的類型，而科學的漢字發展史必然要求我們採用動態演進的角度，而不是以靜態封閉的方法來考察，所以有學者呼籲，「以動態視角研究文字構形系統，對各種異寫字形要盡最大可能作『別異』的工作」。例如戰國楚系文字的「喬」字上部或從九聲，而西周金文的「喬」字上部本從「止」，「止」字經過異寫，常與「又」形相混，可以參看裘錫圭對「袁」字的考釋；「又」形的異寫又近似「九」形，所以戰國文字的這種變形音化是從西周金文的異寫開始的，圖示如下：
集成 04200 →集成05987→集成02835→集成04628→集成02794
這種從異寫逐漸演變為異構的情況還包括多種異寫的雜糅。例如西周金文的「簋」字一般作集成03761，它有兩種異寫作：集成04338、集成03548，分別在左部構件的上面和下面出現筆畫的異寫，戰國時期將兩種異寫雜糅起來作雲夢·秦律190（「廄」字所從），小篆就是來源於這種雜糅體，許慎甚至因此將左下部分析為「從匕」。
第二，在結構方面，一些西周金文異體的出現，改變了原字的結構類型，當這些異構寫法被戰國文字所繼承，並成為戰國文字的主流寫法時，那麼這個字的結構類型也就相應地發生了改變。例如上文曾經提到「旅」字右下部所從的構件「人」，從表形構件發展出表義構件的異體，不僅在構件上有了變化，而且在結構上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當人形朝向旗杆時，整字可以看作象形字，而當人形背向旗杆時，就只能當作會意字了，隸變以後，取消了人形的朝向，「旅」字就完全演變為會意字了。又如西周中期的「涉」字作集成04263，兩止分別位於「水」的兩邊，以此表示涉水之意，顯然屬於象形；在參與構字時，兩個「止」改變了位置，組合成一個「步」字，作集成04317形，這個異構顯然就只能理解為會意，戰國時期的「涉」字繼承了這種寫法集成10827，從水從步會意。
如果結合上文所提到的構件不斷義化的趨勢，可以說西周金文一些異體結構的改變推動了戰國時代的會意、形聲逐漸佔據結構主流的發展趨勢。這種結構的改變不僅意味著「字形結構的重新解釋」，而且使得整個文字的結構類型從平面結構轉變為層次結構。一般來說，象形字屬於平面結構，所有的構件位於同一個平面，而會意、形聲則屬於層次結構，可以縱向劃分。例如前一階段的「旅」字是由㫃、人、人三個構件一次性組合而成，三個構件處於同一平面；而後一階段的「旅」字則應該劃分為從㫃從從，「從」又可以劃分為從人、人，已經有了上下層次。前一階段的「涉」字由水、止、止三個構件一次性組合而成，後一階段則由水和步組合而成，步又由止和組成。
王寧曾經指出，平面結構是圖形描摹客觀物象的構形方式，是古文字構形的遺存；層次結構以逐級生成的方式來體現構意，既可以把基礎元素減到最少程度，又可以把字與字的構形關係在各個層次上有序地體現出來，是一種更為成熟的結構方式，可見西周金文的這些異構對戰國文字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兩周金文慣用語輯考」（15YJC740076）、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漢字發展史」（項目號15ZDA1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陶曲勇，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師（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