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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做法從未消失，但願世界記得：除了世界大戰，這個世界還有更多的經驗教訓。
提起美國總統，你會立馬自動腦補誰？華盛頓還是林肯？甘迺迪還是柯林頓？羅斯福還是裡根？歐巴馬還是……現任的「大統領」川普？我敢保證，很多人都不會想起他——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
評價一個人，是無法脫離其所處時代的。威爾遜的是非功過，主要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糾纏不清。
一戰是個什麼節奏？套用羅大佑《光陰的故事》裡的歌詞，那就是「傷痛它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一個人/就在那前所未見而初次體驗的青春……」沒錯，很多人因此而改變或被改變。有名有姓的就有好幾位，比如先敗後勝、備受爭議的道格拉斯·黑格，起初並不主張德國參戰、最終卻成為一戰發動者之一的埃裡希·馮·法金漢，集民族英雄和叛徒於一身的法國元帥、維希政府首腦亨利·菲利浦·貝當等。但這些人與同時代的威爾遜比起來，猶如「黃酒之與白幹，稀飯之與饃饃，鱸魚之與大蟹，黃犬之與駱駝」（鬱達夫《故都的秋》）。
何出此言？事實勝於雄辯。
被改變的威爾遜
阿德勒說：「幸運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癒，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癒童年。」威爾遜生於牧師家庭，自幼受長老會（基督新教三大流派之一，又稱長老宗、歸正宗、加爾文派等）家庭背景的影響；青年時代的威爾遜，又轉而接受歐洲古典主義思潮；在美國社會轉型期，他力主建立一套有別於結構主義的人文體系，其特徵既是秩序的，又是開放的和包容的（後來他提出的國際聯盟，應可溯源至此）。他認定的經典三法則——導師特性、朋友特性和獨立特性，若大而化之，這三法則可視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原則。
人是自然界非常複雜的物種之一。他們既堅定又脆弱，敏感又遲鈍，斬釘截鐵又見風使舵。總之，只要能達到目的、利大於弊，那麼這個物種常常可以不擇手段。威爾遜同樣不例外。如在一戰已爆發後兩年的1916年，威爾遜獲得二次提名後，立馬在競選中打出了「他讓我們遠離了戰爭」（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的口號，提示選民不要忘記其任期內既維持了堅定的國策，又避免了與德國或墨西哥的公開衝突這一「豐功偉績」。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即使受到挑釁，他也從未發誓決不參戰。這一點，也可能是那幅臭名昭著的漫畫形成的緣由之一——這是一戰初期的一幅漫畫，美國總統威爾遜對嘴中銜著一根象徵和平的橄欖枝的鷹說道：「啊！我把你變成一隻多麼好的鴿子呀！」
威爾遜最具代表性的「參戰宣言」就是「一個違反這些核心權利的國家必須明白，它將被直接的挑戰和抵抗所制止並被要求承擔責任。很快，這將使這場爭鬥多少變成我們自己的事情。」對於一個老牌政客而言，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否是「伺機而動」？不得而知。
然而，從1914年到1917年初，威爾遜一直竭力避戰。為此，他多次自告奮勇充當交戰方的調停者，但不管是協約國還是同盟國，都讓威爾遜的熱面孔貼上了個冷屁股。不過，他這麼努力，這麼熱衷「和平」的表現，大概也是其日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原因之一。
溫馴的鴿子很快就開始鷹擊長空了。在第二個任期，威爾遜操縱「美國號」這艘巨艦來了個180度大轉變——美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改變了威爾遜那顆原本「愛好和平」的心呢？
先回放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當歐戰打得一團糟時，美國朝野依然充斥著孤（觀）立（火）主義思潮。甚至當奉行無限制潛艇戰的德國潛艇在大西洋上對美籍船隻開火併造成損失時，威爾遜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要求德國停止其行為。
在「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邏輯下，威爾遜於1914年的國會演講中說：「作為一個人，（我）時刻準備著在一場公正的調停中發揮作用，並以朋友而不是黨徒的身份談論關於和平與和解的建議。」事實上，直到1917年之前，美國一直近乎完美地恪守著1914年的中立宣言。據說，威爾遜為確保一個更有迴旋餘地的外交政策，還專門警告美國公民不要在交戰陣營中選擇他們的所屬方。因此直到華沙陷落，《中立法案》才加上了允許銷售戰爭物資的條款。
由是觀之，威爾遜的「大謀」究竟是什麼呢？一句話：花最少的錢，辦最大的事兒——威爾遜是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也就是說，實用、實利才是改變他的根本因素。
有意思的是，實用主義者威爾遜不是「一個人」——隨後的繼任者越來越實用，「吃相」也越來越難看。
被威爾遜改變的
1917年4月2日，威爾遜在宣戰演講中一反常態地表示，美國如不參戰，整個西方文明都將被摧毀。為此，他要率領「上帝的選民」，進行一場「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不能不說，威爾遜選擇此時「抄底兒」入市，確實是個不錯的時機。畢竟，鷸蚌們已廝殺幾年了。這樣的漁翁式做法，深深影響了威爾遜的繼任者，所以不管是二戰還是朝戰、越戰、海灣戰爭等，均可看到威式戰法。
但威爾遜千算萬算，就是沒有算出另一個至關重要的「第三方」因素——「天災」。具體來說，應該叫病毒。
「天下之理，有張必有翕，有強必有弱，有興必有廢，有與必有取」，但關鍵在於，相關方的意志強弱和綜合國力大小，才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某一方力量的加入或退出，就像化學中的催化劑，只能改變各反應方的反應速率，但並非決定因素。因此，網絡上說美國人的參戰才結束了一戰，或威爾遜因參戰獲勝才獲得了諾獎的論調，都是把歷史片面化、簡單化了。
當然，如果硬要說一戰的結束與美國人有關、與威爾遜有關，也不是沒有論據的。只是這個論據相當「骨骼清奇」。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認為，一戰的結束，是和疾病有關，「就在1917——1918年，一戰爆發時，歐洲出現了瘟疫，美國士兵從美國帶到歐洲的西班牙瘟疫死掉了1500萬人，打仗的部隊協約國也好、德國也好，對立的雙方士兵都不是打仗打死了幾百萬，而是瘟疫導致雙方各死了幾百萬。最後這個部隊沒力氣打了，無法打了，就這麼停戰了。」
那美國士兵又怎麼帶來了西班牙瘟疫呢？
西班牙瘟疫又叫西班牙流感，但事實上並非是在西班牙出現的。只因疫情爆發初期，西班牙被感染的人多達800萬而已，就連西班牙國王也被感染了。「知名度」如此之高，所以就被稱之為「西班牙流感」。那這個病與美國人是什麼關係呢？當時正值一戰末期，美國雖參戰不久，但威爾遜非常捨得「投資」，投入的兵力高達幾百萬。這些美國大兵住在擁擠的營地裡，就像今天的「羅斯福」號核動力航母的水兵宿舍那樣，這為病毒的大傳播提供了極好的條件，所以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士兵從美國帶到歐洲的西班牙瘟疫」的說法，似並不為過。但若按美國現任「大統領」川普的邏輯，美國人感染了這麼多，「西班牙瘟疫」還要再兼一個名「美國瘟疫」。
歷史上，這次西班牙瘟疫確實給參戰各國造成了大量非戰鬥減員，各國都出現了兵源不足。就連戰後參加巴黎和會的法、美、英三國首腦也染了病。當時為了開巴黎和會，威爾遜堅持在巴黎一連待了6個月，雖然這也使得他成為首位任內出訪歐洲的美國總統，但老威回國後不久就中風了，很多人都認為誘因就是西班牙流感。
威爾遜就像中國的雍正皇帝一樣，閒不住。比如他大力鎮壓任何企圖阻礙戰爭工作的反戰團體；由於沒有實施配給制，導致其任內的消費品價格飛漲等等。不過，由於他鼓勵購買戰爭債券的工作大獲成功，結果那些債券使得美國的戰爭開銷一舉轉化為「20年代的繁榮」。
此外，威爾遜還建立了西方社會中的首個政治宣傳機構——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國會還於1917年授權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組織四個志願者師團到法國參戰，但威爾遜認為，此舉會助長政敵的力量而掐死了「美國志願軍」的「歐洲夢」。
但幾乎與此同時，威爾遜幹的另一件事卻至今被津津樂道。1918年9月，威爾遜一改過去對平權運動熟視無睹的態度，首次懇請國會開了一次會議，要求保障婦女的選舉權。他說：「我們已在這場戰爭（一戰）中與婦女結為同伴，難道我們只在她們犧牲和受苦受難的時候承認她們是同伴，而不承認同伴應擁有的權利嗎？沒有女性的參與，美國打這場戰爭是不可想像的。」雖然戰爭結束後，許多女性還是被迫回歸了家庭，但到了1919年6月，第19條修正案就將婦女有權投票的內容寫入了美國憲法。
不過，如果你以為威爾遜只會幹些國內的「小兒科」事務，那你就大錯特錯了。一戰結束後不久，威爾遜就發起了一場「積極的運動」，希望創建一個全球聯盟以防止未來的國際衝突。「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可以說，威爾遜的這個觀點是相當富有政治遠見的，甚至就從那時起，以威爾遜為首的美國人就開始以「上帝的選民」進行全球謀劃了。只不過是，過猶不及，物極必反——美國人膨脹得太厲害，又是「長臂管轄」，又是「自由航行」，又是「世界警察」，又是「國際憲兵」……得意忘形之下，也開始接連不斷地吃起了虧。甚至，直接導致後輩如川普們開始接連不斷地退群了。
水滿則溢，月盈則虧，自古皆然。
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發表了十四點和平原則，首次論述了關於成立國際聯盟的想法。拋開其意識形態及政治成見，純粹從理論、學術角度看，這個十四點原則是相當縝密且美好的——在結束曠日持久的一戰之時，還能讓世界諸國正常化，使所有國家均有實現共享的、公正的和平——這難道不是「真香」嗎？
由此可見，威爾遜已不滿足只做美國人的總統了，他還要成為世界級的「頂層設計者」。為此，他在巴黎和會期間，不知疲倦地大力推銷其「國聯」計劃，最終也得償所願，在《凡爾賽條約》中成功加入了關於創建國際聯盟的章節。
現實永遠比劇情更精彩。儘管威爾遜是「國聯之父」甚至「聯合國之父」，甚至還因創建國聯而嘔心瀝血、獲得了191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最後直到國聯灰飛煙滅，美國也沒能「忝列其中」——參議院不支持。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威爾遜未能使美國加入國聯是其任內所犯的最大錯誤，甚至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所有總統任期內的最大敗筆之一。
種下龍種，卻收穫跳蚤——估計當時威爾遜的小心臟，怎一個「稀碎」了得！
但當時的國際格局其實是相當分裂的：國聯主張「大一統」，但其華麗皮袍下，卻透出了慘不忍睹的「蝨子」——《凡爾賽條約》中的種種苛刻條款，為德國的民族主義乃至二戰的大爆發，埋下了「定時炸彈」。
人類世界向來都是貌合神離的。唐納德·E·戴維斯（Donald E. Davis）和尤吉恩·P·特拉尼（Eugene P. Trani）如此總結道：「威爾遜、藍辛、科爾比幫助打下了冷戰和遏制政策的基礎。雖然還沒有軍事對抗、武裝對峙和軍備競賽，但一些基本元素都已存在了：懷疑、相互誤解、厭惡、懼怕、意識形態的敵對以及外交孤立……每一方都被意識形態、被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所驅使，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想要重塑世界。」
也就是說，當威爾遜還在為他的國聯夢碎而捶胸頓足之時，他自認為已改變的世界正以別樣的速度改變著更多人的命運。很顯然，威氏「大統領」並沒有帶領美國從「偉大走向偉大」，只是在使美國進入短暫的虛假性繁榮後，很快就跌入世界大蕭條，還影響了繼任者們蕭規曹隨，最終跌入更大的深淵……目前，美西還一再歪曲是他們戰勝了納粹——只有那些力不從心、力有不逮者才會如此塗脂抹粉，真正的居功至偉者從來都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或堅持「事實勝於雄辯」。
因此，事到如今，擁有6000枚核彈頭和800個軍事基地的美國就不要再幻想單靠自己在軍事、經濟、技術霸權、人才等方面的幾個「大拳頭」就可以打遍天下、為所欲為了。
極端做法從未消失，但願世界記得：除了世界大戰，這個世界還有更多的經驗教訓。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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