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門洞，位於浙江麗水市（原處州）青田縣城西北30公裡的甌江北岸。其地臨江，雙峰劈立，對峙如門，故稱「石門」。自中唐以來，尤其是北宋以降，蔚為名勝，士大夫官員、文人墨客來遊，攬勝題詠，不絕如縷，在石門洞的巖壁上，留下某某到此一遊的題記，稱為「題名」，或賦詩以抒發情感，稱為「詩刻」者。凡此之類，統稱摩崖石刻。
石門洞摩崖石刻，總計有89處，其中相傳南朝謝靈運《石門新營》《石門最高頂》詩刻、北宋熙寧六年（1073）沈括題名等較為著名。2013年，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浙南地區眾多的名山洞府，以宋人題記數量為多，也較有特色。然而，多為「某年某月某人來遊」之類的簡單信息，彼此亦少關聯，偶有涉及重要歷史人物，也只是片段的史料；而從文學、書法史的角度考察，摩崖的藝術水準通常也算不上一流。如何讓浙南麗水石門洞、南明山、三巖寺、仙都山摩崖、溫州雁蕩山、積穀山摩崖，真正成為具有系統性的、能夠反映時代風氣變遷的史料，這是今天的文物工作者亟需回答的課題。本文僅以南朝「謝靈運詩刻」考證為例，兼及討論摩崖石刻研究的相關方法問題。
一
石門洞、南明山等地摩崖，不同時期的題名者眾多。早期遊人，捷足先登，通常佔據名勝區顯眼且平整的巖壁用以題名，後來者無下筆之處，遂將前人題名磨去，將自家芳名覆蓋其上。新刻題名，年代相對晚近，字跡清晰，但此前的題刻通常又打磨得不徹底，字跡猶然可辨，遂形成類似於考古地層學所謂「疊壓」或「打破」的現象。
石門洞摩崖，以相傳南朝「謝靈運詩刻」為最早，內容為《石門新營所住》《登石門最高頂》二詩的全文抄錄。清代李遇孫《括蒼金石志》著錄時合題為「謝康樂石門山詩刻二首」。據說，當年永嘉太守謝靈運遊覽石門洞，興之所至，題詩二首，並勒石於月洞石床的巖壁上。
謝靈運（385~433），祖籍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生於會稽郡始寧縣（今上虞南、嵊州北），一生跨東晉、南朝劉宋兩代。陳郡謝氏是東晉第一流的門閥士族，襲封康樂公，又稱「謝康樂」。除去顯赫的門第，在後世謝靈運更以「山水詩鼻祖」名世。晉宋鼎革後，舊士族如謝靈運者，不為劉宋新權貴所容，永初三年（422）至景平元年（423）間，謝靈運出為永嘉郡（今溫州）太守。在此期間，謝靈運無心政務，專意探幽攬勝，縱情山水，寫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例如《遊赤石進赤帆》《登江中孤嶼》《登池上樓》等均作於宦遊永嘉期間。
在於謝靈運，這只是放浪形骸的一年，在於溫州文化史，實為濃彩重墨的一頁。中國最早成熟的一組山水詩，即誕生於謝靈運永嘉太守任上。在東晉時期，永嘉多數地方仍顯荒僻，與前此開發、人文薈萃的會稽郡山陰、始寧縣不同，因為王羲之、孫綽等人的詩文，蘭亭、剡溪美景已名滿天下，而永嘉山水則在謝靈運到來之後，並經其妙筆點化，漸為外人所知，並自此真正進入文學史。
青田縣，地處溫州與處州之間，數山之隔，一水相連，在東晉、劉宋時期，全境隸屬永嘉郡。在郡守任上「肆意遨遊，遍歷諸縣」的謝靈運，前來石門洞觀光，在邏輯上自可成立。且讀《登石門最高頂》——石門洞「謝靈運詩刻」中的一首，以感受謝氏「山水詩」的特色：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峰抗高館，對嶺臨回溪。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詩人描述遊覽線路和山水風貌，在自然中，他體悟到人生的玄理；最後，以「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結尾，感慨世無知音共遊美景。謝靈運的山水詩，景、理、情交融，賦予自然山水以人文的靈性。以謝靈運詩的藝術特色和「山水詩鼻祖」的盛名，誠為代言浙南山水的不二人選。石門洞有其詩刻，亦必將為之增色。
二
然而，謝靈運《石門新營所住》《登石門最高頂》詩描述的石門山，果真為青田石門洞嗎？詩刻是謝靈運真跡嗎？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
首先，沒有證據表明謝靈運到過青田石門洞。
其次，學界一般認為，謝靈運筆下的石門，乃會稽郡始寧縣石門山（今上虞縣南、嵊州西北），而非青田石門洞。謝靈運自撰《遊名山志》，唐宋以來的「地理志」多有引用，明確將「石門山」置於「會稽郡」之條目下，並說：「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為稱，瀑布飛瀉，丹翠交曜。」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文選》卷二二選錄《登石門最高頂》詩，據唐李善注，亦確指始寧縣石門山。
謝靈運自永嘉太守卸任後，兩度隱居故鄉始寧縣，曾撰《山居賦》詳細描述始寧墅的山川、地理和物產，自稱有南北兩居，石門是其南居（謝靈運在《山居賦》「近南則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裡回遊，離合山川。崿崩飛於東峭，盤傍薄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句下自注「雙流，謂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裡合，是其貌狀也。崿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中，行者莫不駭慄。」）。謝氏隱居的「始寧墅」是綿延上百裡的大莊園，包括今上虞南鄉、嵊州北鄉沿曹娥江中遊兩岸廣袤的平原、丘陵和山地——石門山，正是始寧縣謝氏莊園的一部分。顧紹伯《謝靈運集校注》進一步將《石門新營所住》等詩的編年，繫於他第二次隱居始寧時期（元嘉五年至八年之間），而非其出任永嘉太守期間，洵為定論！
但後人常將謝公「會稽石門」與「永嘉石門山」混為一談，這一方面因為謝靈運的永嘉佳話太過著名，另一方面可能是李白的兩首詩擴大了訛誤的影響。李白《與周剛清溪玉鏡潭宴別》詩曰：「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將石門和孤嶼（今溫州城郊的江心嶼）連屬，似乎石門山就位於永嘉境內。
又，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序稱「王屋山人魏萬，雲自嵩宋沿吳相訪，數千裡不遇，乘興遊臺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據上下文判斷，「謝公石門」也在永嘉郡。魏萬之行，歷經杭州、紹興、台州、溫州、麗水、金華，最後沿新安江北上，在浙江境內兜了一整圈，該詩略云：「眷然思永嘉，不憚海路賒。掛席歷海嶠，回瞻赤城霞。赤城漸微沒，孤嶼前嶢兀。水續萬古流，亭空千霜月。縉雲川谷難，石門最可觀。瀑布掛北鬥，莫窮此水端。噴壁灑素雪，空濛生晝寒。卻尋惡溪去，寧懼惡溪惡。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創李北海，巖開謝康樂。」據詩歌敘述描述的順序，「石門」介於「孤嶼」「縉雲」（處州古郡名）和「惡溪」（今麗水城東郊的好溪）之間，所謂「石門最可觀」之「石門」必指青田石門洞無疑。可知，早在李白生活的盛唐時代，人們已將「謝公石門」與青田石門混同。
石門洞月洞石床裡右側巖壁上，另有唐天寶八年（749）署名郭密之《使永嘉，經謝公石門山作》詩刻摩崖，清《兩浙金石志》《括蒼金石志》卷二均有著錄，與同一地點的另一詩刻《永嘉懷古》，合題為「郭密之詩刻二種」，此二詩分別載入《全唐詩》卷八八七、《全唐詩補編·補逸》卷五，亦可證時人認同「謝公石門」就在青田。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解釋，隋朝統一南方，撤銷始寧縣建置，併入上虞縣，時過境遷，後人多不知有舊始寧縣名；而謝靈運永嘉佳話膾炙人口，人們寧願相信《石門新營所住》《登石門最高頂》是其描寫浙南名勝的作品。總之，自盛唐以來，人們多認同青田石門就是「謝公石門」。
但如前文所述，真正的「謝公石門」在今紹興上虞或嵊州境內，則青田石「謝靈運詩刻」系後人偽刻，斷無疑問。
三
青田石門洞、麗水南明山等地摩崖，大凡出於唐代以前著名人物例如葛洪、謝靈運、李邕等人之手者，其真實性均可懷疑！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古人偽刻出現於何時、動機何在？
謝靈運詩刻，清代金石書已見著錄，偽造發生在清代以前，但這結論意義不大。
所幸月洞《石門新營所住》詩刻之上，覆刻有「尚書郎苗振、閤門祗候常鼎同遊，辛卯孟冬初五日」字樣的題記。辛卯，即北宋仁宗朝皇祐三年（1051）。該年十月初五，苗振、常鼎二人偕遊石門洞，將題名覆刻在詩刻上面。佛頭著糞，固然不足為訓，但據此可知，早在皇祐三年以前，偽冒詩刻已出現在石門洞。
苗振，字伯起，四明人，北宋景祐元年（1034）進士。皇祐三年，苗振、常鼎也曾遊覽縉雲仙都仙水洞，題名曰「苗振、常鼎按部括蒼，偕遊仙都，辛卯十月九日」，這是他倆題名石門洞後的第四天。此前，二人在溫州樂清雁蕩山靈峰、大龍湫等處亦有題名，其中靈峰題名在皇祐三年「季秋廿六日」，即九月二十六日。據此推測，苗振、常鼎二人任職於兩浙路監司，前來溫州、處州巡視（「按部」可釋為「巡視部屬」之意），工作餘暇，結伴遊玩，題名山川，此為兩宋文人士大夫之尋常雅事。據前述題記的時間順序，皇祐三年他們完成巡察工作，從溫州出發，沿甌江，經過青田、縉雲，回北方去。
與謝靈運詩刻不同，石門洞「苗振題名」絕無冒偽之可能，因為一處造假，處處作偽，誰有閒心跑到仙都、雁蕩山等地同時仿冒他倆的題名呢。由此確證，「謝靈運詩刻」的生成早於北宋中期。但其生成的具體年代，由於缺乏確鑿史料和斷代的技術手段，只能做如下推測。
在月洞「謝靈運詩刻」巖壁附近有唐天寶八年（749）郭密之詩刻摩崖，在《石門新營新住》與《登石門最高頂》詩刻之間或鄰近的崖壁上，又有唐開元二十一年（733）至天寶元年（742）「徐嶠遊石門山殘刻」「徐大使遊石門山」「張願石門山瀑布八韻殘刻」等，這些唐人摩崖亦為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卷二著錄，合題為「唐徐嶠、張願詩刻」。由此推測，石門洞「謝靈運詩刻」當刊刻於唐開元、天寶年間或稍前，大概比較接近於將會稽郡始寧縣「謝公石門」附會為永嘉郡「青田石門洞」的時代。而唐人偽冒詩刻，或欲藉助謝靈運之文名，為山川增色。
不可思議的是，北宋士大夫竟然不以謝靈運書跡為寶，苗振等人徑直將題名覆刻其上。與《石門新營所住》相鄰的《登石門最高頂》詩刻，在兩年後也遭破壞，皇祐五年（1053）「太常博士、秘閣校理、通判婺州王起，國子博士、通判處州石祖德、殿直管界巡檢張宗旦，皇祐癸巳歲寒食同來」題名，亦直接覆蓋在《登石門最高頂》詩刻之上。
宋代士大夫官員，多進士出身，非無知識之妄人可比。這說明，時人題名之際，並無保護先賢手澤、古蹟的觀念。或許也可說明，至晚在皇祐年間，人們就不相信詩刻為謝靈運真跡。至於真實情由，則無法具體討論了。
四
浙南名山之摩崖石刻，多為簡單、孤立的片段材料，如何將這些歷史信息轉化為成為真正的學術資源，用以探討稍成規模、體系的歷史學問題；在於著錄方面，除了拓片（照相、三維掃描）、文字考訂、史實考證等工作，這些都是清代金石學家已成熟實踐的學術範式，我們至今未能提出能夠超越前人的新方法——這是今天文物工作者面臨的一大挑戰，倘若不能超越清代金石學的範式，摩崖著錄和研究，無非是多釋讀幾個字，多考證出一二人名而已，整體成果斷無超越古人之可能。本文以石門洞「謝靈運詩刻」為例，主要用意不在考證，而在於拓展研究視野。
樂清雁蕩山、麗水南明山、三巖寺的唐代或唐以前摩崖，真實性普遍存疑，三地的士大夫文人的「遊覽類」題記，確鑿可考者，均自北宋仁宗朝始；青田石門洞、縉雲仙都山，確實存在極零星的盛、中唐摩崖詩刻、題記，大量題記也是在北宋仁宗朝集中爆發的，而且唐人與北宋仁宗朝摩崖之間，均無任何過渡性材料。
要之，溫州、麗水地區名山摩崖，在宋仁宗朝始集中出現，從此日漸增多。我們可以下一結論：士大夫官員遊山玩水，在名勝區題名留念、抒情遣懷的風氣，從仁宗朝才真正流行開來。這與仁宗朝時局安定、政治氛圍相對寬鬆、士大夫意識高漲、士大夫官員追求自娛生活方式的時代背景相關。而晚唐、五代時期，赳赳武夫當道，北宋太祖、太宗兩朝，士大夫政治尚在孕育、發展過程中，遊覽名勝、題名山川的風氣，尚未形成。這大概就是浙南地區不見晚唐、五代和北宋早期摩崖文物，直至仁宗、英宗兩朝始集中湧現的原因吧。
最近，我從事麗水南明山、三巖寺、仙都山、石門洞的摩崖石刻研究，嘗試借用現代考古學的理念和方法，將整座名山（風景區）視為一個完整、獨立的考古單元。一座山、一處名勝區，就是考古學意義上的聚落或墓地，而不同時期的摩崖題記，猶如先後出現的遺蹟和墓葬。在田野調查時，將不同石刻的生成、分布狀況與風景名勝相結合，從景觀「生成史」和「接受史」的角度來分析、揭示摩崖與風景名勝之間的關係。如今已有一些初步成果，以後會以更多個案的形式向大家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