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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8日，傅聰先生因感染新冠在英國逝世。這並不是一篇紀念鋼琴家的訃文，而是一種提醒：理解他人需要漫長而忘我的付出，可是誤解一個人，往往只要一瞬間的念頭。活著是最複雜的事，我們每個人的苦楚千頭萬緒，複雜難言。別忘了，他人也一樣。
文｜李斐然
鋼琴前的奴隸
鋼琴家傅聰在音樂會之前，有一個後臺工作人員都知道的習慣——緊張。舞臺上的燈光照向一架鋼琴，整個音樂廳都安靜下來，等他出場。這時的鋼琴家卻像孩子一樣，在後臺躲躲藏藏。他的經紀人管這個環節叫做「老小孩鬧脾氣」，一直到80歲都是這樣，上場之前總是畏懼，先是漫長的沉默，繼而驚慌突然爆發，「不行了！不行了！彈不了！我彈不出來！」最後常常要經紀人拽著他的手，像哄小學生上學那樣，把他從後臺拖出來，他才能登臺。
傅聰談起鋼琴的時候，最常使用的詞是神聖、宗教、信仰和上帝。他常常形容自己是音樂的奴隸，每一次上臺的心情是「從容就義」，「抱著走鋼索的心情上去，隨時準備粉身碎骨」。他在音樂會前總是跟燈光師討價還價，光還可以更暗一些嗎？他是真心想要在黑暗中彈琴。調音師調好了琴，大部分鋼琴家試一試琴就走了，傅聰總是不放心，常常留下來很久，跟調音師商量，讓我再彈十分鐘好嗎？彈過十分鐘之後，又懇求，讓我再彈十分鐘吧，就十分鐘。
其實，所有鋼琴家上臺都害怕，跟年齡、經驗、天賦、成就都沒關係，音樂訪談裡常能看到，世界最有名氣的大鋼琴家們私底下聚在一塊兒，聊得最起勁的話題是上臺之前吃什麼藥能緩解緊張。只是傅聰的緊張似乎比其他人更強烈，也更漫長。他不僅怕上臺演出，私底下有人聽他練琴也讓他焦慮。他練琴的時候誰也不能打擾，一個人關在琴房裡，那是他和琴的單獨對話。
傅聰小時候是一個並不害羞的孩子。父親傅雷是大翻譯家，家裡常來文人朋友對談，傅聰和弟弟傅敏躲在客廳門後偷聽，被抓到時弟弟馬上就哭了，傅聰還會犟嘴。八歲那年，父親的朋友發現，這個孩子有絕對音準。家裡為他買了琴，請了老師，他把巴赫的練習曲和《水滸傳》並排放在琴譜架上，一邊機械地彈著巴赫，一邊興致勃勃地看李逵打架，直到樓上書房裡的父親聽出了異樣，下樓站在他背後大喝一聲，他還沉浸在書裡，「那聲大吼真的像李逵一樣」。
音樂裡的父親是嚴厲的，但也是赤誠的。傅雷鍾愛音樂，他翻譯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就是為了讓更多人了解他所熱愛的音樂世界。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時候，他把全篇第一句話譯作「江聲浩蕩」，因為他覺得這部作品「是貝多芬式的一闋大交響樂」，這個譯法打動了幾代讀者，流傳至今。他親自編寫只屬於傅聰的教材，單獨給他上課，教他用中國古典文化理解音樂，第一堂課講了三句話，是《論語》的開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傅聰還是孩子的時候，彈琴有時候開心，有時候不高興。跟第一個老師學琴的時候自由自在，把一本莫扎特的小奏鳴曲都彈了，彈完後還可以吃一塊點心。後來的老師管得嚴，每次練琴要在他手背上放一枚銅板，彈琴時不準掉下來，彈到11歲他不想彈了，跟父親吵架，想要去參加革命，後來一個人留在雲南上學。不過，遠離音樂的日子只過到17歲，他幫同學的唱詩班彈伴奏時，坐滿教堂的聽眾為他的音樂深深打動，大家自發為他募捐路費，要送他回上海，繼續學琴。
就這樣，傅聰在17歲回到了鋼琴面前，正式學琴。從那時候起，不是為了練完琴吃一塊點心，不是為了銅板不掉下來，不是為了應付父親，鋼琴似乎成了一種近乎上帝的存在，讓他敬畏，也讓他著迷。再也用不著任何人催促他練琴了，父親發現，睡在床上的他還在背樂譜，手指彈痛了，指尖上包著橡皮膏繼續彈，後來上臺演出時，傅聰常常十個手指都包著橡皮膏。這種熱愛是傅雷最熟悉的感受——他做翻譯的時候也是如此，連午休的夢裡都在推敲字句。
鋼琴前的傅聰是「忘我」的，那是一種強大的力量，聽他彈琴能感覺到，他要離開，他要用音樂離開眼前的世界。他也因為這種忘我創造了一個個奇蹟。正式學琴一年後，他在上海第一次登臺演出，兩年後到波蘭學習蕭邦演奏，1955年他在第五屆華沙蕭邦鋼琴大賽獲得第三名，更重要的是，他獲得了瑪祖卡獎，這是代表最能深刻詮釋蕭邦的獎項，也是第一個中國人獲此獎項，一個中國年輕鋼琴家卻能深刻詮釋風格極難掌握的蕭邦，音樂評論界將傅聰定義為「一個中國籍貫的波蘭人」。
分隔兩地的日子裡，父與子逐漸邁向了不同的命運終點。傅雷寫信給傅聰，告誡他面對人生，高潮時不至太緊張，低潮時不至太沮喪，就是人生勝利，如若依然苦惱，可以聽聽貝多芬第五交響曲，讀讀《約翰·克利斯朵夫》，就會熬過難關。而那時候傅聰的信裡分享的多是明媚的訊息，他寫給父親的信裡一多半都在談論音樂，分享他在演奏中感受到的樂趣。那時候他常常一個月開15場音樂會，隔一天開一次，而且是不同的曲目。
1960年代的鋼琴家傅聰 圖源視覺中國
他寫給父母的信中說，「可以說沒有一分鐘我是虛度了的；沒有一份溫暖，無論是陽光帶來的，還是街上天真無邪的兒童的笑容帶來的，不在我心裡引起迴響。因為這樣，我才能每次上臺都像有說不盡的話，新鮮的話，從心裡奔放出來。」
只是在那個年代，並不是每一個人都相信，音樂是最重要的事。這也造就了他和時代之間的誤解。在作家葉永烈的記錄裡，文化部的領導批評傅聰在留學期間太多談論蘇聯問題、波蘭問題，告誡他再這樣下去，就要回國下鄉勞動。這句話讓傅聰真的以為，回國就要勞動改造。他是一心要活在音樂裡的人，17歲才認真練琴的手一旦拿鋤頭種地，要怎麼彈琴？於是，他沒有回國，買了一張去英國的飛機票。這是他一生最受爭議的一次選擇，有些事情因此徹底改變了。1966年9月，傅雷夫婦自殺。再沒有人跟他在信裡熱烈地討論音樂，鋼琴前只剩下了自己。
後來的傅聰喜歡躲在黑暗裡彈琴，很少接受採訪，也不喜歡公開活動。前半生想說的話，都寫給了自己的父親，後半生想說的話，都告訴了自己的琴。坐在鋼琴前，他是音樂的奴隸，這是他的宗教，也是他人生幾乎唯一的表達。
其實在傅聰一生的演出中，曾有過一次毫無猶豫的登臺。1966年11月，傅聰輾轉知道了父母的死訊，殘酷的是，第二天他還有音樂會。他失去了至親，也失去了知音，那一次是真正的「不行了，彈不了」。後來傅聰接受採訪時說，幾乎就要取消演出之前，他想起了父親。「我知道假如我取消這個音樂會，我父親會失望的」。
第二天的音樂會如期舉行，舞臺上的燈光一亮，鋼琴家又一次走向了鋼琴。傅聰絕大多數的演奏會流程都很簡單，快步走上臺，在昏暗中彈琴，快步走下場。只在那一天，他在開始彈琴之前說了一句話，「今天晚上我演奏的曲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愛的。」
2006年傅聰鋼琴音樂獨奏會在上海音樂廳舉行 圖源視覺中國
到音樂裡去
傅聰住在倫敦的家裡，頂樓的房間是他的琴房。一整面牆的書架上裝滿了琴譜，兩架三角鋼琴佔據了屋裡幾乎所有空間，鋼琴家只剩牆邊小小的角落，守著窗戶練琴，從天亮練到天黑。
他的練琴時間是每天10個小時，80歲之前幾乎天天如此，最長的一次連續彈了14個小時。他不吃午飯，不睡午覺，練到滿意才去吃晚飯，要是有彈不好的地方，晚上他是睡不著覺的。由於手指常年過度勞累，經常受傷，得了嚴重的腱鞘炎，他就扎著繃帶繼續練。後來，醫生強制要求他休息，80歲的時候，他才勉強把練琴時間縮短到每天6個小時。
他始終活在一場緊張的追逐裡，總覺得自己手指很硬，不夠靈活，而且17歲才認真學琴，童子功不夠，「我做鋼琴家永遠覺得難為情」。他常拿波蘭鋼琴家帕岱萊夫斯基舉例子，這位鋼琴家也是17歲學琴，維也納名師跟他說不可能，他靠難以想像的苦練，才彈出成就。這個勤勉的前例還有一句名言，一天不練琴，自己知道；兩天不練琴，朋友知道；三天不練琴，聽眾知道。「我是一天不練琴，聽眾就知道。我比他還艱苦！」
就連剛做完手術，醫生叮囑要休息，傅聰還是每天練琴，妻子勸不住他，打電話回國，想讓弟弟傅敏勸他休息。傅敏反過來勸她，哥哥是必須活在音樂裡的人，沒有音樂才是他的痛苦。
1970年11月9日，英國倫敦，傅聰手指受傷 圖源視覺中國
1979年，傅雷夫婦平反，傅聰獲準回國，參加追悼會。回國後的除夕夜，他到作家白樺家裡聊天，兩個人喝茅臺喝到天亮。傅聰講起自己在國外的20多年，講他的痛苦，跟漂泊無關，也不是因為辛苦，而是孤獨。
在音樂的生活裡，傅聰結交了不少摯友，跟傅聰同年參加蕭邦大賽的阿什肯納齊，和傅聰同一天生日的巴倫博伊姆，三個鋼琴家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也都是遠離故鄉的漂泊者，阿什肯納齊是第一個公開脫離前蘇聯的鋼琴家，巴倫博伊姆生在阿根廷、在以色列長大、在歐洲開始音樂事業。可即便是音樂摯交，他們的底色卻各不相同。有段時間傅聰和巴倫博伊姆天天見面，一起推敲如何詮釋莫扎特，傅聰說「莫扎特是一半的賈寶玉，一半的孫悟空」，很難想像在猶太人文化裡長大的巴倫博伊姆是不是真能聽懂。還有他們各自彈了半輩子的莫扎特迴旋曲K511，傅聰每次講起它，落點都是李煜的詞，「離恨恰似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音樂裡的赤子孤獨了。他是一個喜歡用唐詩宋詞表達古典音樂的人，需要通曉幾千年的中國文化才能真的聽懂他在說什麼。他說舒伯特是陶淵明，莫扎特是李白，早期的蕭邦是李煜，晚期的蕭邦是李商隱。演奏德彪西的時候，他說這是杜甫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他的內心渴望著共鳴，如同在《傅雷家書》裡那樣與父親高山流水，這是父親教給他的學問，也是來自母語文化的認同感。可在西方世界裡，人們常常只是望著他，稱呼他是「來自東方的哲學家」，並不能真正理解他。
最大的危機是蕭邦。這是他研究了一生的作曲家，傅聰說過，蕭邦是自己「精神上最接近」的人。他所演奏的瑪祖卡讓波蘭人大為感動，認為他彈出了蕭邦身上的「故國之情」，他也得到過象徵最能詮釋蕭邦的瑪祖卡獎。但其實他的詮釋是很少見的，準確地說，只有他一個人。蕭邦的主流演奏風格是憂鬱、感傷、哀愁、虛無，是一個瘦弱的波蘭作曲家離開故土後留下的離愁別恨。這些恰恰是傅聰最反對的。他批評這樣的演奏不是蕭邦，只是想像中的「蕭邦的神話」。
最典型的例子是《C小調夜曲》（Nocturne No.21 in C Minor, Op.posth）。蕭邦一生發表了21首夜曲，這首排序21號，是作曲家死後公布的最後遺作。傅聰的版本是一段明媚的旋律，他突出的是強弱對比，忽明忽暗，像是暗夜遠方閃爍的光。問題是，主流的蕭邦演奏家裡，沒有一個人是這樣彈的。蕭邦夜曲的主流彈法是憂鬱，它們給人最直觀的感覺就是慢、更慢、慢到悽涼。尤其是最後一首作品，知名鋼琴家們一個比一個彈得慢，以表達最極致的感傷，只有傅聰的版本從頭快到尾。古典音樂最權威的期刊《留聲機》（Gramophone）雜誌稱讚過傅聰的瑪祖卡，但提到他的夜曲也直呼遺憾，「好幾首夜曲都讓他彈得太快了」。
臺灣樂評人焦元溥在2010年到倫敦拜訪傅聰，他們討論如何理解蕭邦。「我最恨的就是Chopinesque（蕭邦風格、蕭邦式）的蕭邦，輕飄飄、虛無縹緲的蕭邦。當然蕭邦有虛無縹緲的一面，但那只是一面，他也有非常宏偉的一面……我最討厭感傷的蕭邦，完全不能忍受！蕭邦一點都不感傷！他至少是像李後主那樣，音樂是『以血淚書者』，絕對不小家子氣！」
訪談過程中，傅聰從原譜上找出一個又一個的例子，反覆強調，「從樂譜就能知道他的個性，譜上常可看到他連寫了三個強奏，或是三個弱奏，是多麼強烈的性格呀！」他以蕭邦《第二鋼琴奏鳴曲》舉例，「第一樂章是那樣轟轟烈烈地結尾，極為悲劇性，音樂寫到這樣已是『同歸於盡』，基本上已結束了。但第二樂章接了瑪祖卡，這就是非常波蘭精神的寫法——雖然同歸於盡，卻是永不妥協，還要繼續反抗！」
傅聰理解音樂的工作方式，很像自己的父親。傅雷做翻譯時縝密細膩，力求把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氣氛、情調一一吃透；而傅聰研究音樂，像一個搞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家，他非常小心地讀所有樂譜的原始版，檢查作曲家手稿裡的每一個注釋，有時候作曲家把一段注釋寫好又劃掉，他還會來回推敲其中的心理變化。不僅如此，蕭邦去度假的島是什麼樣子，寫這首曲子那一年他經歷了什麼，他都會一一調查，為了不誤解作曲家的本意，他還會去蕭邦故居的鋼琴上做試驗確認，踏板到底有沒有不同，音色聽起來是不是不一樣……
晚年回國上鋼琴大師課，他把每一頁樂譜都講得很細。他的課上最常問的問題是，「你覺得這首曲子在講什麼？」講解蕭邦《A小調 第2號前奏曲》（Preludes Op.28: No. 2 in A Minor）時，他強調，這首曲子的本質是在講命運和卡珊德拉。在希臘神話裡，卡珊德拉是受詛咒的先知，她能預言末日，但沒人相信她的話。當人們為勝利狂歡的時候，只有卡珊德拉看到了末日，儘管無人理解，她仍在大聲疾呼，直到最後，在誤解中慷慨赴死。
傅聰說，這首前奏曲就是卡珊德拉的故事。左手彈的和弦是命運，右手的旋律是卡珊德拉在說話，彈這個曲子時，左手和右手一樣重要，誰都不要附和誰，讓它們各自說自己的話。
上課的傅聰有一種孩子的率真，整個課堂上最強烈的情緒是他對共鳴的渴望，想要分享、想要理解、想要聽到回音。給學生試奏時，他沉醉地陷入旋律裡，然後睜開眼睛，向學生俯過身去，臉上是一個老人的天真，「你知道嗎？這就是卡珊德拉。」他邊彈邊哼唱旋律，指著琴譜叮囑每一個演奏細節，如此反覆，不時用典故啟發學生，講南唐李後主，赴死的浮士德，得不到理解的卡珊德拉，還有特洛伊人的末日。他的殷切期盼全部寫在了臉上：「你知道了吧？你懂卡珊德拉的感覺了吧？」他又試奏了一段，「這個作品的境界不是什麼苦悶，而是非常恐怖，不是小我的那種憂鬱，是命運啊！真是個悲劇性的預告，整個前奏曲都籠罩在這個預言裡頭，好像命運一樣，閻王蓋了一個章，一開始就是這樣……」
2014年，傅聰80歲，我在那一年聽了好幾場他的「八十歲生日音樂會」，從春天一路聽到冬天。那時的我聽不懂他的蕭邦，可是我迷戀他在音樂會現場的那種力量。這個人的音樂裡有一份決心，他要把在場的所有人帶走，用音樂帶走。後來我看到他的訪談，更理解了他的信念，「人世間有很多喜怒哀樂，只有音樂可以把這些東西都變成美的東西」。所以，不管在場的人有怎樣的煩惱，有他在的音樂廳是一座教堂，他要用琴聲把所有人帶去另一個地方，逃離自己的苦，離開小我的世界，去看音樂的美。他的琴聲響起，是一條通往上帝的路。
為了實現這場逃離，傅聰在臺下苦練，上臺後渴望一種真空狀態。回國演出時，他不止一次站起來跟現場聽眾抗議，要求他們停止聊天，不要拍照。在長沙田漢大劇院演出時，音樂廳樓下是迪斯科廳，他連續三次下臺，拒絕在聽得到迪廳舞曲的狀態下彈琴。1987年在臺北演出時，照明電源的變壓器噪音太大，他在中場後要求關掉電源，換成蠟燭照明。
所幸的是，人們聽得懂。臺北音樂會最終留下音樂史上令人難忘的一幕。只有呼吸聲的大廳裡，蕭邦在那一天的琴鍵上復活了。演奏結束後，人們遲遲沒有離場，音樂廳裡燭光明暗搖曳，掌聲雷動。
1965年米蘭，傅聰結束演奏後觀眾致以掌聲 圖源視覺中國
江聲浩蕩
傅聰於2020年12月28日在英國倫敦去世，弟弟傅敏在一天之後得到消息，他把自己一個人關在房間裡，一句話也沒有說。
傅聰去世後，我重聽了他的《C小調夜曲》，聽他留在蕭邦夜曲裡難以理解的明媚。那一天，我開始試著用傅聰的方式理解蕭邦，忘了所有權威詮釋，回到蕭邦的原稿，以人的方式理解他。答案竟然很簡單：這首遺作雖是最後發表，但音樂史學家考證，創作時間是1837年，那一年蕭邦經歷了一段痛苦的失戀，卻也在同一年邂逅了喬治·桑，戀情讓他重拾了生活的信心。所以，這段夜曲與哀傷無關，也不是離國恨，那是他生命中的愛慕。人生再難有比愛情更明媚的事情了，所以，傅聰想在這首夜曲裡說的話，確實是只有中國人才聽得懂的詮釋——「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我聽過阿勞的蕭邦，巴倫博伊姆的蕭邦，阿什肯納齊的蕭邦，他們的詮釋各不相同，卻同是一個「哀」字，每個版本都悽美到難忘。在2020年最後的日子，我終於聽懂了傅聰，他終其一生想要表達的是蕭邦身上的「詩」。在鋼琴面前，他獻上的不是傅聰的蕭邦，而是一個最接近蕭邦的自己。
這讓我想到了人們對傅家的另一個誤解。人們往往把傅雷的選擇理解為不堪受辱、絕望自殺。但是傅聰和香港作家金聖華對談時說，父親的離去也是一種勇氣。這條不歸路是他一早就決定的，他並不是受辱自殺，因為他早已超越了「士可殺不可辱」的層次，他清楚預見了結局，「凜然踏上死亡之途」，「帶著一種莊嚴肅穆的心，自己選擇這條路」。
傅聰這樣解釋自己對父親的理解：「我父親一開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這就是他的karma（命運）。現在回想起來，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這傳統有種特殊的感情。我父親認為人有自己的選擇，有最終的自由去選擇死亡……他說過，人必死亡，而在死亡之前，人人平等。」
最後，他形容自己的父親是「孤獨的獅子」，是「Cassandra（卡珊德拉）一類的人物」。直到那時我終於明白，原來他彈的蕭邦前奏曲之所以如此震撼人心，是因為那是望向自己的命運深處得來的領悟。左手是無可阻擋的命運，而右手不懼命運、視死如歸的卡珊德拉，正是自己的父親。
傅聰一生接受過的採訪中，最常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做一個藝術家，最重要的是什麼？
早年間他回答過修養、才能、品格、赤子之心，最後的答案是，「現在我覺得，也許最重要的是勇氣。能夠堅持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永遠表裡如一，這很難做到，因為這個社會天天在教你說謊……要敢於不顧一切，只忠於藝術，真的很難。不過，說到勇氣，我也是感慨很多……古代流放東北的那些文人，你說，說真話哪裡有那麼容易，這不是個人的問題，會牽連到朋友妻兒，所以，又能說什麼是勇氣？」
我常常想，什麼是傅聰的勇氣？答案也許是那些他沒有做的事。他一生沒有接受過政治庇護，在每一個縫隙都塞滿宣傳和包裝的商業世界，他也從沒有利用過自己的經歷換取利益。選擇買一張飛機票去英國的是傅聰，但此後的六十多年裡一刻不停歇、每天連續十幾個小時守在鋼琴前，如奴隸般為音樂奉獻一切的，也是傅聰。他的音樂只獻給音樂本身，從無例外。巴以衝突中有場助陣性質的音樂會邀請他，他拒絕了，遭到了猶太指揮家的排擠，長期無法與一些交響樂團合作，損失了大量演出機會，但他毫不動搖，埋頭練自己的琴。
在音樂的世界裡，與他共鳴的一切都很特別。他最喜歡的指揮家是富特文格勒，一個在歷史上被貼過「屈服」標籤的人，他喜歡的蕭士塔高維奇被稱為「懦夫」，舒伯特是房龍筆下「一生沒有交過好運的病秧子」，而他聽柏遼茲時，哭到久久不能站起來，給指揮寫了40幾頁紙的信，那麼柏遼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一個陷入孤獨深淵的人，羅曼·羅蘭是這樣描述的，「一個曾經永不休止地戰鬥過的英雄，被革命洪流卷進大潮裡，退潮時被擱淺在孤零零的礁石上，可憐巴巴地等著死神的降臨」。傅聰恰恰從這些人的音樂裡，發現了美，讀到了力量，一種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力量。傅聰特別喜歡一個網球冠軍，但他是在這個冠軍輸的那天喜歡上他的，因為他笑了，還讚美了贏了他的對手，「看到他一出場，我就淚流滿面，這才是大寫的人字！」
他是一個信仰「無音之音」的人，相信那些沒有說出口、卻真正存在的真理，這是父親在他人生之初就為他選定的路，「聽無音之音者謂之聰」。
這就是一個鋼琴家和他鮮為人知的勇氣。晚年的傅聰常說，父親講的第一堂課簡直是自己一生的寫照，尤其歷經變故還能活下去，靠的就是最後一句話，「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他把這句話視為自己的理想，這樣翻譯給自己的朋友聽：
Nobody cares about you, knows about you, and you couldn’t care less, isn’t that bliss?
也恰恰是這份敢於不合時宜的勇氣，讓我們在200多年後，在音樂中與真正的蕭邦重逢。蕭邦的確是一個瘦弱的人，尤其得肺病後，按照音樂評論家勳伯格的描述，「力氣小到連一個forte（註：音樂術語，強）都彈不出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音樂只有孱弱，只能憂鬱。他寫下的曲子擁有最複雜的層次，層層疊疊的pianissimo（音樂術語，很弱）把細弱的音符久久留在空中，迴旋在耳朵裡，「以致於彈到正常的forte的時候，聽上去像是雷鳴」。他用數不盡的極弱創造了一個極強的世界，這才是蕭邦真正的神話。
作為鋼琴家的傅聰終年86歲，但是他的音樂依然活著，直到今天仍能帶我們去傾聽真正的蕭邦、莫扎特、德彪西以及舒伯特，所以，我們還遠沒有到跟傅聰告別的時候。他已經把自己想要說的所有的話，毫無保留地告訴了自己的琴，它們會活下來，活到下一個時代裡去。
傅聰在倫敦家中的琴房裡 圖源波蘭蕭邦協會官網
2020年7月底，新冠疫情在英國愈發嚴重，金聖華打電話問候傅聰，電話裡的鋼琴家說目前一切尚好，自己在家裡除了音樂，會讀讀書，看看電視，在院子裡曬太陽。
86歲的傅聰耳朵變差了，但他又不喜歡戴助聽器，所以在最後的日子裡，有時候他能聽得很清，有時候什麼也聽不見。醫生禁止他練琴，他時常瞞著醫生偷偷練，扎著繃帶忍著疼，回到鋼琴前，他是音樂的奴隸，一輩子都是。後來實在彈不動了，他只能當評委，給人上課。學生彈琴彈到曲終會不自覺地慢下來，他總是一遍遍糾正他們，作曲家沒有寫要慢下來，曲子結尾就不要給人一種「坐下來」的感覺，要讓音符繼續飄在空氣中，「音樂是詩，講究意味無窮，詩裡是不存在句號的」。
講到傅聰的音樂，我只有一個遺憾。他在一次訪談中短暫提到過，小時候曾經為父親寫過一首曲子。傅雷在房間裡吟詩，他有感而發譜了一曲。晚年彈奏德彪西的時候，他會想起這段旋律。這是我最想要再次聽到的一首曲子，可現在永遠地消失了，二十世紀的高山流水已成絕唱。僅存的細節只有這些：寫這首曲子時，他們命運中的風雪尚未到來，那一天，父親吟誦的是另一個時代的苦澀，兒子譜寫的也是另一代人的遠行，只是我們再也無從聽到了，就像那時候誰也未曾料到，觸動父與子共鳴的浩蕩江聲，回頭看來竟如讖語，是納蘭性德的《長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傅雷（左）和兒子傅聰（右） 圖源網絡
參考文獻：
《傅聰：望七了》，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傅雷家書》，譯林出版社；
《傅雷談藝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焦元溥：《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談錄·1912-1944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哈羅德·C. 勳伯格：《不朽的鋼琴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葉永烈：《傅雷與傅聰》，四川人民出版社；
金聖華：《傅雷與他的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金聖華：《疫情之中念故人》，2020年7月31日《明報月刊》；
《三聯·愛樂-蕭邦·鋼琴作品》，2012年第三期；
羅曼·羅蘭著、傅雷譯：《貝多芬傳》，華文出版社；
羅曼·羅蘭著、陳實 陳原校譯：《柏遼茲：音樂「鬼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中國翻譯家研究：當代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紀錄片《Barenboim, Ashkenazy: Double Concerto—A Documentary of 1966》；
上海文廣：《可凡傾聽：白樺專訪》，2012-04-08期；
鳳凰衛視：《名人面對面》，2001-10-14期；
國家大劇院古典音樂頻道：《大劇院·零距離》，2011年傅聰訪談；
傅聰鋼琴大師課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