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李香蘭銀鹽老照片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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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恰逢傳奇女星李香蘭誕辰一百周年。
李香蘭的前半生和中國緊密相連。在自傳《此生名為李香蘭》的後記裡，李香蘭有過這樣的表述：儘管我的半生被看作是動蕩不安的半生，但實際上，我只不過是在「限定」的條件下，竭力完成了「被限定」的角色而已。
縱觀李香蘭的一生，是一長串名字的分身。可以簡單概括如下：本名山口淑子的她在東北與北平以中國人的身份長大成人。早年作為致力於在偽滿洲國電影機構「滿映」的專屬演員，拍攝了一系列推行日本殖民主義宣傳的電影。1945年日本戰敗後，以漢奸罪被審判，但因為日本人的身份被無罪釋放，遣送回國。回日本後的山口淑子繼續其演藝事業，先後赴好萊塢、香港拍攝電影。1958年，嫁給外交官大鷹弘後，冠夫姓成為大鷹淑子，並息影。之後在大富電視臺做過五年電視節目主持人。1974年，應時任首相田中角榮邀請參選眾議院議員，連任18年。日後積極推動中日友好、解決慰安婦等戰時問題。
在中文媒體上，李香蘭的一生被概括為從「文化漢奸」到「親華派」，一個糾纏在中日之間的靈魂。李香蘭已經成為一個大眾神話，她的中國經歷被改編成電視劇、歌曲、音樂劇、小說，然而，在傳奇化敘述背後，李香蘭的更多面向有待打開。
李香蘭：再也不願當外國人1946年2月29日，李香蘭登上被遣送回日本的輪船。發動機響起，她突然聽到船上的收音機正在播放她演唱的《夜來香》的旋律。李香蘭潸然淚下。
關於李香蘭的中國歲月，一個最大的謎團或許是：為什麼李香蘭一直沒有明確向外界公布自己的國籍身份。
1938年，李香蘭第一次踏上祖國日本的土地，身著旗袍的她和中國友人說著中國話，在出示護照時遭到警官的質問：「你這是什麼打扮？日本人是第一等國民，你穿著三等國民的衣服，說著中國話，你難道不感到難為情嗎？是日本帝國臣民就該使用日語」。奉行「脫亞入歐」、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讓日本人產生了清晰的一等國民和三等國民的分野，這給了李香蘭當頭一棒。第一次日本之行，她頻頻遭遇這類被歧視的時刻。在電車裡，乘客對她上下打量，然後衝她吐了一口唾沫：「呸，中國人！」然而，在回顧這些經歷時，李香蘭並沒有解釋當時的自己為何不辯解。是無法解釋還是不能解釋？
或許，對於作為「日滿親善」代言人的李香蘭來說，跨民族、跨國籍、跨語言所賦予的模糊性本就是日本帝國刻意賦予她的明星形象，也就是說，由於政治需要，李香蘭既不能明確被定義為日本人，也不能明確被定義為「滿洲人」，一旦她的國籍身份被固定，其明星魅力也將大打折扣。
▲民國時期李香蘭銀鹽老照片原照
尺寸：8×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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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傳中，她則表示：也許由於我住慣了哈爾濱或上海等國際城市，頭腦中被灌輸了世界主義的氣質和流浪漢的精神。李香蘭長得並不像傳統的日本女人，有人說她像南洋人。而且，李香蘭非凡的語言天賦也營造出了一種語言烏託邦。在當時的報章宣傳中，李香蘭被塑造成了一個遊走在日語漢語英語乃至上海話、廣東話間的形象。不過，她也坦陳：對於當時日本軍部宣揚的「五族協和」，她在一定程度上是贊同的。
關於李香蘭的自我糾結與認同，媒體最常引用的一個例子是1937年前在北京上學時，她無意中參加了一次抗日集會。她的同學都不知道她是日本人，在他們紛紛表態「假如日本軍侵入北京，諸位怎麼辦」時，李香蘭說出了那句著名的回答：我會站在北京的城牆上，雙方的子彈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個死去。我本能地想，這是我最好的出路。
以山口淑子的身份回歸日本後，李香蘭一再強調自己對於國籍問題的隱瞞，向中國人民謝罪。但正如有研究者提出的，對於戰時的李香蘭而言，國籍可能從來都不是一個絕對的問題，相反，對於被建構成所謂「大東亞共榮」代言人的她而言，國籍從來都是需要被超越的，無邊界的流動才是一種理想狀態，只不過當時的她尚不具備足夠的智識和經驗來認清這點。當時的李香蘭對於她嚮往的世界主義或日本軍方宣傳的「五族協和」的理解無疑是相當天真的：我想，在廣闊的大陸上，不管中國人、朝鮮人還是俄國人，大家都是生活的夥伴。
李香蘭在自傳中透露，戰時的她其實無法分清自己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譬如，在「滿映」接受演員培訓時，中國女演員無法領會日本工作人員打招呼的方式。李香蘭寫到：「這一珍奇的問候方式，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卻笑不出來。」
真正讓李香蘭確證自己作為日本人的身份，並不是日本軍國主義最氣焰囂張之時，而是日本戰敗後她以漢奸罪站上審判臺的時刻。
此後的一生中，李香蘭從未對自己日本人的身份產生過懷疑。譬如，她在自傳中寫到過，與日裔美國人勇·野口結婚，向美國領事館提出結婚登記時，總領事問她是否願意效忠美國，她堅決拒絕，因為「雖然和美國人結了婚，但我並不想成為美國人。自從在中國體驗了漢奸審判以來，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作為一個日本人的自我，再也不願當外國人。」。
1946年，李香蘭（右二）乘船歸國時的留影。1945年日本戰敗，李香蘭以漢奸罪名被逮捕，後因其日本公民身份被無罪釋放。（資料圖/圖）
2008年，荷蘭作家、學者伊恩·布魯瑪根據李香蘭人生經歷寫成的長篇小說《中國情人》（The China Lover）出版。正如標題所暗示的，中國情人固然指的是李香蘭，但也可以理解為日本，換句話說，作為日本研究專家的布魯瑪以李香蘭為隱喻，影射的是日本是從軍國主義到戰後完全以美國為尊再到成為現代民主國家的歷程。
在全方位迷戀美國的時代氛圍中，李香蘭也不例外。她對於好萊塢的渴望以及她嫁給日裔美籍雕塑家勇·野口，都可以被視為日本對於美國的迷戀。
李香蘭在中國時的演藝生涯裡，最讓她不堪回首也是她最具國際知名度的電影無疑是「大陸三部曲」中的《支那之夜》（另兩部為《白蘭之歌》《熱砂的誓言》）。在《中國情人》裡，戰後每每被人要求演唱電影同名主題曲時，李香蘭都不禁掩面哭泣。電影中，一個被反覆提及的臭名昭著的場景是，李香蘭扮演的中國女孩被她的日本戀人毆打後，她沒有表現出憤怒和反抗，反而哭道：「原諒我，被你打一點都不痛。我很開心。我會變得更好的，請你不要拋棄我。原諒我，原諒我！」
在《日本電影100年》一書裡，電影史家四方田犬彥曾對李香蘭在「滿映」時拍攝的電影有過這樣的表述：侵略國一方一定是男性，被侵略國、顯示溫順一方的則是女性，這是李香蘭電影的原則。如果倒過來，故事表現中國男性和日本女性的熱戀，那麼電影恐怕在策劃階段就會遭到槍斃。而到了好萊塢後，她被分到的角色依然是被佔領國的女性。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以「山口雪莉」為藝名拍攝《竹屋》的李香蘭在某中程度上幾乎複製了她拍《支那之夜》時的命運。在這部電影裡，李香蘭給美國臥底準備洗澡水和早餐、做按摩，說「我們日本女人從出生起就被教育怎麼取悅男人」。影片在日本公映時，遭到當地媒體炮轟，認為不尊重日本習俗、地理和情感，不過是奇觀展示和一廂情願的幻想，日本電影巨匠小津安二郎更稱此片為「國恥」。
《中國情人》裡，對這一段有更細緻的描寫。書中，在《竹屋》發布會上，東京新聞記者質問李香蘭：你依然視自己為日本人嗎？「儘管沒人真的用那個詞，但含義相當明顯：山口淑子是一個『賣國賊』。」
布魯瑪接受採訪時，有過這樣的說法：日本人把山口淑子視為異域風情的「東方人」，而不是日本人。美國人也這樣，但對於美國人來說，日本人就是異域風情的「東方人」。
1973年，李香蘭以節目主持人身份在黎巴嫩採訪日本赤軍首領重信房子（左）。（資料圖/圖）
好萊塢時期的李香蘭顯然對佔據壓倒性優勢的美國文化採取了一種不假反思的俯首帖耳的態度。在提到其他名人時，她經常問的問題是：他（她）有名嗎？李香蘭的「勢利」其實是日本人面對美國的自卑心態的自然投射。然而，正如她出演好萊塢電影時體驗到的苦澀一樣，在感情上，她也遭遇了同樣的困境。
在小說裡，李香蘭的丈夫野口儘管日語說得磕磕絆絆，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日本傳統主義者。他被塑造成一個從紐約來的藝術家，教導日本人如何變成現代人，或重塑日本。自視迷戀並深諳日本傳統文化的他，認為日本傳統才更接近現代精神，從而對日本人盲目模仿西方的心態嗤之以鼻。也就是說，不論是日本的現代還是傳統，都需要靠一個美國人來定義來評判，而日本人只能處於被定義被評判的位置。而這樣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在小說裡是通過李香蘭和野口間的婚姻不平等來象徵的。
在小說裡，布魯瑪特別演繹了兩人的一場爭吵。一次，拍完戲回家的李香蘭穿了一雙塑料拖鞋婚姻，野口勃然大怒：你怎麼能穿這種粗俗的垃圾進房間！你有沒有品味？李香蘭拿出一雙草鞋回擊，上面沾著她的腳磨破皮的血跡：塑料就是美國化？我穿這個來取悅你，日本傳統先生，但你看看我的腳。我不像你，我就是日本人，為什麼我要折磨自己的腳來證明？你就是一個美國人，你永遠都不會理解我們的情感。
山口淑子這一代日本人遭遇的精神苦痛，或許可以借用日本思想家竹內好在《近代的超克》裡提出的那個著名的「回心」與「轉向」的比喻來理解。在竹內好看來，面對西方時，日本放棄抵抗，全面擁抱西方，因而喪失了自己的主體性，是為「轉向」，而與之相區別的是，中國在一次次的革命運動中不斷抵抗，拒絕轉向，他稱之為「回心」。
在《中國情人》裡，布魯瑪借敘述者、一位美國影評人之口，反思了戰後日本人的美國情結，其實與竹內好的說法異曲同工：我們教他們在任何方面都模仿我們，而他們心甘情願做我們的乖學生。我們向他們灌輸了我們的優越感，他們相信了我們。我們釋放了頭號戰犯岸信介，僅僅因為他反共。有人起來反抗嗎？沒有。日本人寧願遺忘過去，被富足所麻醉。
李香蘭拒絕遺忘。四方田犬彥在接受採訪時說：李香蘭從不掩藏她在中國作為宣傳機器附庸的歷史。相反，她公開談論，在日本這樣的行為是極其罕見的，日本人努力想要遺忘黑暗的過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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