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廉摘編）
《蘭亭集序》和《滕王閣序》都是千古名篇。
《蘭亭集序》和《滕王閣序》兩序相較，哪一篇更「序」？
老家洪都「滕王閣」因王勃的《滕王閣序》而名垂千古；《蘭亭集序》因王羲之名而流芳百世，二者難分伯仲。
紹興蘭亭
一、作品的較量，也是作者的較量
作品都是作者所創作出來的，因為，我們比較分析兩篇作品之前，有必要對兩個作者進行一個對比。
1.家族背景：要講「拼爹」的話，王勃比不過王羲之。
分析其「家族背景」，實際上就是「拼爹」。「拼爹」現象不僅僅是當下社會的一個特色，在古代也同樣存在，甚至還更加嚴重。
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門閥制度」，更是將「拼爹」做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名門世家的官位和爵位統統都可以進行世襲或傳遞，而像鮑照那樣的寒門士子則根本就沒有飛黃騰達的機會。可以說，「大家族」壟斷了整個社會資源。
《蘭亭集序》的作者王羲之，就出生在這樣的「大家族」。他的伯父王導是東晉元勳，官居丞相一職，是魏晉名門「琅琊王氏」之後，父親也是官居淮南太守，可以說，王羲之的家族是名副其實的「門閥世家」。這樣的名門世家對王羲之的影響自然很大，父輩除開教他書法之外，還給他引薦了許多名士，優越的家庭背景給王羲之提供了很好的成長環境。
《滕王閣序》的作者王勃，初唐詩人。他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學者，父親王福畤曾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職，他的兩位哥哥王勔、王勮也都才華橫溢，三兄弟被人合稱為「王氏三株樹」。和王羲之的「名門世家」對比起來，王勃的家庭算是純粹的「書香門第」。
著名的「父子碑」「鵝池」：相傳，「鵝」為王羲之所寫，「池」為兒子王獻之所寫。
2.社會閱歷：「名士脾氣」和「才華橫溢」旗鼓相當。
「社會閱歷」是一個人成長的關鍵內容，通過對兩人「社會閱歷」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成長軌跡，甚至還能夠解釋他們在作品中所抒發的思想與情感。
王羲之13歲時拜見過大名士周顗，長大後被太尉郗鑑收為女婿。有了一個當官的嶽父，何愁「官路」不發達？隨後，王羲之從秘書郎開始，歷任庾亮參軍、寧遠將軍、江州刺史、護軍將軍、後軍將軍、會稽內史等職。
雖然這些官職在當時基本上都是些清閒官職，但是卻逐步培養了王羲之後來的「名士脾氣」，喜歡追求自由，討厭官場的拘束。
王勃早有才華，他的成長經歷註定「奇豔驚世」。根據《舊唐書》記載，王勃６歲時就能寫文章，９歲時給著名訓詁學家顏師古糾錯，１６歲科舉及第，授「朝散郎」，「朝散郎」乃當時「八郎之首」，正六品上文官。但隨後兩次被貶，給王勃的人生增加了一些波折。
王羲之因四處做官而培養了他遊山玩水、吟詩作賦的習慣，但是他沒有經受挫折，他在書法方面的名氣使他在官場上反而養成了自由隨性的氣質。
王勃因才華橫溢，平步青雲。最後由於太過「盛氣凌人」而遭遇坎坷，被貶兩次。但這也增添了他的「社會閱歷」，積澱了他的「人生厚度」。
3.作品影響：「天下第一行書」大戰「天才之作」。
王羲之被後世譽為「書聖」，而王勃則被稱為「初唐四傑」。「書聖」表現了王羲之在書法上的成就，「初唐四傑」表現了王勃在文學上的成就。
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請注意，這是從「書法」角度來評價的，而不是「文學」角度。王勃的《滕王閣序》被譽為「當垂不朽的天才之作」（《唐摭言》），他的文章在有唐一代已經非常聞名，被《四庫全書》列為「四傑之冠」。在詩歌方面，明代的胡應麟甚至將他稱為「唐人開山祖」（《詩藪 內編》），可見，王勃在文學上的確頗有造詣。
由是觀之，若論書法，《蘭亭集序》的影響無人能及；若論文章，《滕王閣序》才是正真的「天才之作」。《蘭亭集序》聞名於世，的確沾了不少「書法」的光。在這個意義上講，《蘭亭集序》是一篇「書法作品」，而《滕王閣序》則是一篇「文學作品」。
二、領略「氣勢」，體味「風骨」
（一）內容：
1.兩場宴會，氣勢不同。
《蘭亭集序》：「群賢畢至，少長鹹集」。
公元353年，王羲之與謝安、王彬等42位名士在會稽山陰之蘭亭舉辦雅集活動，集會26人的37首詩作匯為《蘭亭集》，王羲之作序。參會人員涉及軍、政、文三界，影響十分巨大。
《滕王閣序》：「千裡逢迎，高朋滿座」。
公元675年，洪都都督閻伯輿重修「滕王閣」，並宴請眾多幕僚和賓客，其中就包括刺史宇文新州，文壇詞宗孟學士，掌管兵器的王將軍（名字皆不詳）等等，也涉及軍、政、文三界名流。
「宴會」是古代文人常常用來吟詩作賦、彰顯風雅、抒發情志的一種形式，在宴會中，他們往往會觀賞風景，邀請名流作詩集輯。所辦「宴會」是否有影響力，那就要看被邀請的名流究竟有何等名氣。
從參加宴會的幾個主要人物來看，很顯然，「蘭亭集會」呈現出人物眾多、真實可靠、大腕如雲三個特點，像王羲之、謝安、王彬、孫綽等是一等一的「大腕」「名流」。
而「滕王閣宴」中的人物則主要是一個「幕僚和賓客」，並非「大腕」「名流」。宇文新洲、孟學士、王將軍在歷史資料上的記載都不甚詳細。只有作者王勃，算是一個響噹噹的天才式的人物，但當時他年紀尚小，參加宴會也都是路過，人們並沒有把他看成「名流」。
歷史上著名的蘭亭集會，包括了王羲之、謝安、王彬、孫綽等各界名流
2.同抒悲情，境界有別。
《蘭亭集序》：「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王羲之在《蘭亭集序》的後面表達了他自己的「悲情」，他為何會產生「悲情」？
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眼前的良辰美景快要消失，他為這「將散之筵席」而感到悲傷；二是生命必將走向衰老和滅亡，他為這「終期之生命」而感到悲傷。
《滕王閣序》：「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
無獨有偶，王勃在《滕王閣序》裡面也抒發了他自己的「悲情」，那麼王勃的「悲情」又是一怎樣的情況呢？
所謂「興盡悲來」，即「歡樂已經逝去了，而悲傷的情緒頓時襲來」，根據王勃的這個即時感悟和他的人生經歷，我們發現他的「悲情」主要也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感覺到「個人渺小，宇宙無窮」，這是對宇宙、人生的一種感悟；二是為「時運不齊，命途多舛」而感到悲傷，也就是為他遭受貶謫、不被重用而感到悲傷。
如果說王羲之所表達的是一種「生命之悲」，那麼王勃所表達的則是一種「人生之悲」。
王羲之對「生命意識」進行深入思考，這是一種很高的思想境界，著名學者錢志熙在《中的文學生命主題》一文中，將王羲之所描述的這種境界稱為「生命境界」。
而王勃所描述的境界，可謂「生活境界」，他所哀嘆的是自己的「坎坷人生」。王勃的「宇宙觀」並非是一種生命意識的覺醒，而是基於自己的坎坷生活而表現出的一種「生存觀」。
（二）文筆：
1.王羲之寫得「意猶未盡」，王勃寫得「酣暢淋漓」。
一篇文章寫得好不好，「文採」是其重要標準。而要論及「文採」，我們可以去考察體悟文章中的那些「名句」。
《蘭亭集序》中的「寫景名句」：有如「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天朗氣清，蕙風和暢」。
《滕王閣序》中的「寫景名句」：有如「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蘭亭集序》中的「抒情名句」：有如「人之相與，俯仰一世」「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滕王閣序》中的「抒情名句」：有如「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僅是他鄉之客」「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東隅已逝，桑榆非晚」。
在一定程度上，詩詞名句直接彰顯了作者的才華。相比之下，王羲之的名句似乎有些捉襟見肘，意猶未盡；而王勃的名句則顯得豐富多彩，酣暢淋漓。在寫景、抒情、言志和句式、辭藻、用典等方面，王勃的文辭是「爭構纖微，競為雕刻」，而王羲之的文辭則是「生動簡約，筆情絕俗」。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2.《蘭亭集序》「骨力稍微」，《滕王閣序》「氣象充足」。
魏晉名士，異常強調「風骨」，為人如此，文章亦如此。
劉勰在《文心雕龍 風骨篇》中認為「文明以健，珪璋乃騁」，意思就是文章必須要寫得「曉暢而有力」，才能像珍貴的玉器那樣被人重視。文章「結言端直」「意氣駿爽」，才稱得上有「風骨」。
而清代學者黃叔林又認為「氣是風骨之本」（黃叔林《文心雕 龍注》），「氣」是繼「風」和「骨」之後評判文章的又一重要標準。劉勰認為「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意思是作者在寫文章之前，要充分地培養自己的「氣質」，做到「辭句有力而內容充實」，這樣的作品才能放射出清新的光彩。
總之，「氣」是指文章體現有無生命力、生命力強弱的重要因素，人要有「氣」，才能成為活生生的人；「骨」指的是「骨力」，體現的是文章所表現出來的「文採」，「風」指的是「情志」和「教化」，文辭要有感人的力量，文章才能打動讀者。
縱觀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在文章雖然表現了「良辰美景之樂」，但更多的是「生命苦短之悲」。讀者觀之，只能為之更加感傷，它既不能體現出「強大的生命力」，也不能展現出「教化的力量」。
無論後世學者如何為之「洗白」，都無法改變這篇文章濃烈的「玄學意味」和消極的「遁世思想」。在文辭方面，則既缺「端直之文辭」，又少「駿爽之文氣」，可謂「骨力稍微，體勢略弱」。
王勃的《滕王閣序》，除開將滕王閣之美景寫得淋漓盡致以外，也寫出了個人生活的哀嘆和傷感。對美景的留念，對坎坷的慨嘆，對生命的熱愛，對未來的激勵，交織展現出作者內心的失望與希望，痛苦與追求，失意與奮進的複雜情感。
但是，王勃「哀嘆而不悲觀」，在「傷感」之餘，他還寫出了積極面對未來的「昂揚之態」，「老當益壯，窮且益堅」「東隅已逝，桑榆非晚」，這種面對坎坷人生而表現出的「積極態度」和「昂揚精神」，在古代極為難能可貴。表現在文辭方面，既有「吟詠之滋味」，又有「昂揚之氣象」，可謂「明暢有力，氣象充足」。
三、兩篇文章的差距，就是兩個時代的差距
《蘭亭集序》誕生於東晉時期，而《滕王閣序》則誕生於初唐。因此，這兩篇文章既是「個人的作品」，又是「時代的作品」。
1.《蘭亭集序》暗示了一個混亂時代的終結。
王羲之為何會在《蘭亭集序》中提到「生死問題」，而王勃在《滕王閣序》裡面則沒有？這絕不僅僅是因為「年齡」的緣故，這和那個時代相關。
魏晉南北朝時代，在歷史上是一個「混亂」的時期，著名作家餘秋雨將「魏晉」時代稱為「無序和黑暗的後英雄時期」。他在討論「為何魏晉名士往往成為刀下之鬼」時，如此寫道：
「無論在實際的智能水平還是在廣泛的社會聲望上都能有力地輔佐各個政治集團。因此，爭取他們，往往關及政治集團的品位和成敗；殺戮他們，則是因為確確實實地害怕他們，提防他們為其他政治集團效力。」（餘秋雨《中國文脈》）
這意味著，魏晉名士往往在刀光劍影之下「殘忍」地活著，他們要麼「端直」而被殺戮，要麼「圓滑」而僥倖存活。他們之所以屢屢思考「生死問題」，那是因為他們常常面臨「生存危機」。
在這種背景下，王羲之雖然有對良辰美景的「短暫之樂」，但更多的是對生存環境和生命狀態的一種「失望」和「憂慮」。在朝不保夕的混亂時代，還是用短暫的快樂來自我安慰吧。
面對當前的生存環境和生命狀態，王羲之先是「清醒」，而後變得「消極」。他看到的不再是「生命的精彩」，而是「世事的荒誕」。
作為「名門世家」的一代名士，竟然也對生活失去信心，也對生死產生無奈；豪門名士尚且如此，何況普通百姓呢？當人們的「生命權」得不到保障，難道不會整天思考「生和死」的問題嗎？
由此可見，「生死問題」已不再是「個人問題」，而是「時代問題」，是這個時代所有人需要共同思考共同面對的普遍難題。當一個人常常思考「生死問題」，便恰如一個進入暮年的老人，已是「日薄西山」。面對「老之將至」，自然是一種悲情心態。
王羲之的這種悲情心態，也正反映出東晉王朝「日薄西山」的時代命運。一個沒落王朝的臣民，也只能隨著王朝的日益衰亡而發生一聲聲嘆息。
魏晉名士、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遭到司馬昭的殘忍殺戮。
2.《滕王閣序》為「盛唐氣象」的開啟作了充分的鋪墊。
王勃在《滕王閣序》裡面展現出來的「昂揚精神」，有人將其歸於「年輕之心態」，也有人將其歸於「橫溢之才華」，然而，這都不是關鍵。
關鍵在於，這是一個富有「昂揚精神」的時代，著名文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庚先生把這個時代稱為「盛唐氣象」（《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
雖然，王勃並未真正地生活中「盛唐時代」，但是，他們在「初唐」的文學創作為後來「盛唐氣象」的開啟卻作了足夠充分的準備。
「盛唐氣象」的特徵主要有：投身於社會和政治的熱情，躍躍欲試的參預意識，強烈的自信，昂揚奮發的精神面貌。
而這些特徵，恰恰早已蘊藏在王勃的《滕王閣序》之中。由於自己兩次被貶，悲傷低落的情緒仍然尚未消散，「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 ？」，既有對自己人生坎坷的悲嘆，也有對不得志的歷代名士的悲嘆。
但王勃並未像王羲之那樣這種人生坎坷的悲嘆置於「絕望消極」的境地中，反而用「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這樣的壯志來反擊坎坷命運，高唱「孟嘗高潔，空餘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的豪情。
這種自信，這種昂揚的精神，正是後來「盛唐時代」人們的普遍精神。這豈是「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的《蘭亭集序》所能比擬？
故從多個方面論及《蘭亭集序》和《滕王閣序》這兩篇文章及作者，兩位作者「作品相似而經歷不同」，兩篇文章「內容相似而氣象不同」。
但愚者以為：「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這兩篇文章各有千秋：《蘭亭集序》是藝術界的臻品，而《滕王閣序》則是文學界的奇文！
2020.12.9於三亞
周新廉將軍簡介
周新廉，江西省九江市湖口縣流泗鎮棠山村人。 1969年12月應徵入伍。入伍後，於1969年12月至1972年5月在海軍1222部隊、海軍某辦事處服役。 1971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2年5月至1975年7月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
畢業後在海軍機關任職，歷任海後宣傳幹事，首長秘書，辦公室副主任、主任，後勤工作研究室主任，副參謀長，海後某二級部部長等職。2004年6月調任濟南軍區聯勤部副部長。2005年7月中央軍委授予海軍少將軍銜。2008年12月任職期滿退休。
在軍隊服役期間，曾先後在海軍指揮學院指揮員班、國防大學後勤指揮員班、俄羅斯國家武裝力量軍事後勤與運輸學院後勤指揮高級研修班和俄庫茲涅佐夫海軍學院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