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兆慧
羅素的訪華歷程
1920年6月30日，羅素訪問蘇俄結束後返回英國，在他的巴特西公寓，從一大堆信件中發現了一封來自中國講座協會（主要發起人是梁啓超和蔡元培）的講學邀請信，希望他到北京大學擔任訪問講師，為期一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羅素對西方文明感到失望，而歷經一個多月的蘇俄之行，也使他對新興社會主義的幻想破滅。正是在這樣心境下，羅素希望到中國去尋找新的希望。1920年10月12日，羅素應尚志學會、北京大學、新學會、中國公學等機構邀請，偕他的情人勃拉克（Dora Black）乘「波多」號輪船抵達上海，開始了為期十個月的中國之行。
在羅素抵滬那天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當時並無人來接船，致使羅素懷疑邀請他來華講學是不是一個玩笑，後來證實原來是接待員把輪船到達的時間弄錯了。次日，江蘇教育總會等七個團體在上海舉行了歡迎羅素的晚宴，羅素在宴會上發表了簡短的英文演講。演講的內容被翻譯刊登在《申報》上，這篇被翻譯的演講內容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爭論。
不過羅素本人似乎沒有為爭論而分心，幾天後他應邀到杭州遊玩。在遊覽西湖過程中，轎夫們抬著羅素在崎嶇的山路中穿行，雖然辛苦，但轎夫們卻有說有笑似乎沒有憂愁。羅素對中國人的這種性格和人生態度大為讚賞，他在《中國問題》和《自傳》中都提及了這件事情。但魯迅對此不以為然：「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有別的意思罷。」在魯迅看來，中國人的這種性格是要不得的，它造成了中國自古以來無數的人吃人的「人肉盛宴」，這種性格和人生態度必須由青年們去打破。
羅素從杭州回到上海，再從上海經南京逆流而上到達長沙。他在長沙連續作了四次關於「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的演講。在訪華前，羅素曾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做過調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希望借鑑蘇聯模式，他們滿懷期待羅素為他們指點迷津。然而羅素在演講中卻批評了布爾什維克，這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如毛澤東、陳獨秀、陳望道等等）大失所望。湖南省長譚延闓親自出面宴請羅素、杜威和蔡元培等人，再三挽留羅素，希望他在長沙停留一周，但被羅素拒絕，他希望早點趕赴訪華的終點——北京。
羅素抵京後，於11月7日在北京大學作了第一次「哲學問題」的講座。此後，羅素陸續發表了系列演講，包括「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數理邏輯」「社會結構學」等，通常稱之為羅素在華「五大演講」。可能因為演講內容太專業化和技術化，羅素的「五大演講」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大反響。以致許多學者認為，羅素的思想並未被中國新知識分子所接受，也未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
羅素感受到了中國學生的冷淡，他到中國的熱情也逐漸消退了，一切就像例行公事那樣按部就班。這種熱情在羅素一次生病後被徹底澆滅了。羅素赴河北保定的育德中學進行演講。在這次演講會上，羅素為了保持一貫的紳士風度，拒絕穿外套，他因此受了風寒，之後感染急性肺炎，病情危重。這個病折磨了羅素三個月，他深感疲憊，歸心似箭。養病期間又得知勃拉克已有身孕，羅素毅然決定返回英國。
1921年7月6日，羅素在教育部會場作了題為「中國到自由之路」的臨別贈言。羅素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為中國未來提出了建議，他認為就當時的中國而言，有兩件事實必須提出：第一，將西方文化全盤照搬到中國並不合適；第二，中國以往的文化也不適合於當時的需要，應當進行徹底改造。羅素希望中國人既不要盲從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動地沿襲中國固有傳統。他相信將來中國一定能像過去一樣，對世界文明作出特殊的貢獻。
五天之後，羅素正式與中國告別，結束了他這段頗為曲折的中國之行。
1920年，羅素偕第二任妻子多拉·布萊克來華講學。圖為羅素（前排右一）與中國學者的合影。
羅素演講的兩次風波
關於「保存國粹」的辯論
羅素在中國的第一次演講，就引起了中國知識界的辯論。1920年10月13日，羅素在歡迎晚宴上作了簡短的演講，次日《申報》便刊登了羅素演講內容，新聞的副標題是《羅博士言中國宜保存固有國粹》。報導後不久，此文便遭至一些知識分子的詰難。周作人在《晨報》上發表了《羅素與國粹》一文，直接點名批評羅素的觀點，他認為羅素勸中國人要保存國粹，這是很要不得的，因為中國傳統的壞處遠比好處多，中國人又特別容易自大。
在同一期《晨報》上，還刊登了F.L支持羅素觀點的文章《改造社會與保存國粹》，與周作人針鋒相對。該文認為保存國粹與改造社會並不矛盾，中國人不僅應該保存本國國粹，還應保存他國國粹，這一道理也適用於其他的國家。
對羅素的質疑傳播開來後，張申府立即致信給《時事新報》，認為《申報》斷章取義，報導的內容與羅素原意相去甚遠。羅素的意思是要國人有創造的精神，應警惕西方近代資本主義造成的不良後果，像中國傳統藝術一類的好東西應當保留，而以「保存國粹」歸納羅素的演講，極容易誤導大眾。張申府的辯解，暫時平息了羅素關於中國問題的看法所引起的爭論，但羅素對中國問題態度在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尤其是主張激烈革新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
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
羅素在上海的第一次演講，已經引起了一些知識分子的不滿，而他在長沙關於「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的演講傳播開來後，直接引發了那場著名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
此次論戰的導火索是張東蓀發表的《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張東蓀陪羅素在湖南演講後返回上海，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此文，他認為發現「中國的唯一病症就是貧乏，中國真窮到極點了」，根本「沒有談論什麼主義的資格，沒有採取什麼主義的餘地」。張東蓀援引羅素的觀點，認為只有在中國發展實業、增加「富力」才是解決落後局面的根本之道。
對張東蓀所說的「教訓」，陳望道、江春、邵力子等在《覺悟》上發文給予回擊。陳望道發表《評東蓀君的<又一教訓>》，直接駁斥張東蓀的觀點。江春發表《張東蓀現原形》，他先貶損了張東蓀一番，然後抓住張東蓀提出的「人的生活」觀點進行批判。邵力子批評張東蓀，質問他談社會主義與發展實業是否不可兼容、「人的生活」究竟如何解釋。
張東蓀不甘示弱，他發表《大家須切記羅素先生給我們的忠告》，對陳望道、江春等進行回擊。經過幾番論戰後，陳獨秀終於忍不住了，分别致信羅素和張東蓀，讓他們直陳在中國施行社會主義的態度。在給羅素的信中，陳獨秀想讓羅素聲明在中國「不必提倡社會主義」是否是羅素本人的觀點。從現存文獻中，未找到羅素的答覆。
陳獨秀與張東蓀對中國是否實行社會主義的觀點，進行了幾個回合的辯論，然而陳獨秀對張東蓀的回答始終不滿意。經過這次論戰，張東蓀漸漸遠離了社會主義陣營，他在《現在與將來》一文中，仍然援引羅素的觀點，認為當時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必然不會有好結果，應當首先「發展實業」和創辦教育。雖然支持社會主義者的矛頭直指張東蓀，但他們實質上是對羅素不滿。袁振英連續發表《批評羅素論蘇維埃俄羅斯》與《羅素——一個失望的遊客》，表達對羅素的失望之感。
勃拉克在中國的院子裡為羅素拍照。
在此次論戰後，許多中國社會主義者與羅素分道揚鑣，他們不再相信羅素，反而更加堅定了走「以俄為師」的道路。
羅素與中國思想家
在訪華前後，羅素與當時中國的許多思想家產生了交集。
在中國宣傳推廣羅素思想的學者，當首推張申府。張申府最初了解羅素，是在北大藏書樓閱讀了那本《我們的外界知識》一書，這本書讓張申府愛不釋手，並由此對羅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據說「羅素」這個中譯名，便是由張申府翻譯而來。在羅素來華之前，張申府就各處搜集羅素的文章和著作，並譯成中文發表在報刊雜誌上。此外，他依靠自己掌握的材料編了一個「羅素著作目錄」，收羅了當時所知的羅素的全部著作。連羅素都感慨：「他對我的所有著作知道的比我還清楚得多。」在哲學上，張申府企圖把孔子、列寧和羅素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綜合的哲學體系，但他終究沒有實現。
張東蓀對羅素的態度，經歷了從「十二分」崇拜到比較失望的轉變。張東蓀服膺於羅素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社會改良思想，為此他與陳望道、李達、陳獨秀等馬克思主義者發生過一場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羅素從上海到長沙的演講活動，張東蓀基本都參與其中，他對羅素也都是贊成的。但在羅素髮表了那篇離華演說《中國的到自由之路》後，張東蓀對羅素的態度開始轉變了。羅素離華半個月後，張東蓀在《時事新報》評論欄寫了一篇《後言》，稱羅素的「臨別贈言」與其以往的主張多有矛盾之處，並毫不客氣地說：「羅素自己之思想尚未確定，何能指導吾人？」
1920年，羅素（左二）與張申府等人在北京的合影。
胡適對羅素訪華的態度，較為消極，甚至還有點牴觸。在梁啓超邀趙元任擔任羅素的隨行翻譯時，胡適就曾勸阻趙元任，讓其不要被人利用。胡適在日記中只提到過幾次見羅素的情形，並且他從未參加過羅素的演講。他說：「羅素的演講，我因病中不曾去聽，後來我病癒時，他又病了，故至今不曾聽過。今日最後的一次，乃竟無緣，可惜。」與其說是無緣，不如說是他有意為之。胡適當時主要接待他的美國導師杜威訪華，當得知梁啓超等人邀請羅素來華時，他很可能心存芥蒂，因為這會極大影響杜威的關注度。此外，胡適熟知西方哲學，但他提倡的是實用主義，他對羅素抽象的邏輯分析方法持批判態度，這個邏輯分析方法無法像科學方法那樣應用到人生問題上。
毛澤東與羅素有過直接接觸，羅素在長沙連續作了四次「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的演講，毛澤東受長沙《大公報》的委託擔任演講的記錄員之一。毛澤東對羅素的政治思想是比較了解的，他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說：「我於羅素講演後，曾和蔭柏、禮容等有極詳之辯論，我對於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毛澤東說他贊成羅素的共產主義主張，但對羅素所採用的漸進的、改良的、教育的方法，毛澤東認為在當時的中國行不通。
在所有追捧羅素的人中，徐志摩恐怕是最瘋狂的那個。徐志摩原本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經濟學碩士，他讀了羅素的著作並被羅素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毅然放棄讀博深造的機會，決心到英國去從師羅素。可等他到達英國，羅素卻踏上了訪華旅程。沒有追上羅素的腳步，徐志摩便進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但他此時的興趣轉向了文學，迷戀上新詩。徐志摩雖然沒有成為羅素的入室弟子，在思想上深受羅素的影響。他因飛機失事不幸罹難後，人們在緬懷他時，還對徐志摩沒能師從羅素感到遺憾——要不然他肯定會成為羅素在中國的得意門生。
在中國當代作家王小波那裡，羅素就是他所接受的「西方資源」之一。王小波多次引用羅素的「不計成敗利鈍地追求客觀真理」，來表達他的「崇智」立場。他吸收了羅素的哲學、數學、邏輯、社會評論等觀點，以自由思想貫徹文學創作，抨擊非理性和思想束縛。
《中國問題》，[英]伯特蘭·羅素著，田瑞雪譯，中國畫報出版社2019年9月版。
羅素訪華回國一年之後，出版了《中國問題》（1922年）一書。在《中國問題》的開篇，羅素指出了當時中國存在的種種問題，他將這些問題主要歸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方面，其中文化問題最為重要。如果文化問題能夠解決，那麼經濟或政治上的問題便能迎刃而解。
在羅素看來，要理解中國問題，首先就應當了解中國的歷史。羅素對19世紀以前中國的主要朝代以及主流文化進行了梳理。如果沒有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按照以往的歷史延續下去可能並不會出現什麼大問題。然而，當西方資本主義迫切需要打開市場以獲取大量金錢時，中國被迫打開了國門。因此，分析中國問題時也要考察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的關係。
當時，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特殊，一方面地域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另一方面又極端貧窮、實力孱弱。因此，分析中國的內部問題也相當重要。羅素認為，雖然中國在政治上無能、經濟上落後，但是它的文化卻值得重視。羅素對中國文化不吝溢美之詞，他認為中國的文化已經延續了數千年，如果它能被全世界所採納，那世界肯定會比當時更加和平幸福。
羅素對於中國的未來保持著充足的信心，主要是因為「少年中國」（Young China）的崛起——這些在國內或國外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新青年，是中國最有希望的未來。除了中國本身之外，與中國關係最重要的國家不是西方列強，而是日本。因此，羅素在書中用了較多篇幅介紹日本的歷史以及中日關係的發展歷程。在羅素看來，當時中國最需要警惕的是野心勃勃的日本，而歷史也如羅素所料。
分析完中國與諸列強的關係，羅素回到了文化問題上，他詳細對比了中西文明：「我們文明的顯著長處在於科學的方法；中國文明的長處則在於對人生歸宿的合理解釋。」羅素認為應將二者融合起來，以此促進世界文明的進步。對中西文化比較後，羅素進一步從中國人的性格、中國的高等教育以及中國的工業等三個內部條件分析了中國問題。最後，羅素為中國的未來提出了三點建議：一、建立有序的政府；二、獨立發展工業；三、發展教育。羅素看到了當時古老中國面臨的問題和困境，但他也相信中國人能夠立足於自身的文化，同時融合西方的長處，以實現獨立和富強。
近一百年之後，當我們再重新閱讀羅素這本著作，並將其與中國這一百年來的發展歷程進行對比，我們會驚嘆於這位西方大哲對中國問題的把握之準、分析之精與專研之深。雖然羅素在書中論述的種種問題已成歷史，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分析、對中西文明的比較、中國未來道路的建議，仍然值得我們一讀。
羅素是站在世界歷史的角度來寫《中國問題》的，他一再強調當時中國只是在政治和經濟上落後於西方，中國文化卻有它的長處。他說：「中華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當其他民族只顧及到數十年的近憂之時，中國則已想到幾個世紀之後的遠慮」，「他們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篤信智慧比紅寶石更寶貴的民族」。由此可見，羅素不僅指出了中國的問題，同時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文化的優勢。
羅素思想的餘波
有學者認為，雖然當時羅素訪華舉世矚目，但他終究沒有成為現代中國思想舞臺上的主角，沒有成為影響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關鍵思想家。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羅素在中國的演講主要是以數理邏輯為基礎的哲學，當時的中國確實鮮有人能理解。然而，他對中國現代哲學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主要體現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40年代流行的「清華學派」身上，其代表人物有金嶽霖、馮友蘭、張申府、張蔭麟、張岱年、沈有鼎等。「清華學派」以提倡新實在論著稱，而新實在論正是摩爾、羅素在西方引領的一種哲學思潮。在金嶽霖、馮友蘭、張申府、張岱年等哲學家的著作中，都明確提到了他們同羅素哲學之間的理論淵源。由此而言，中國現代哲學的興起，與羅素哲學密切相關。
不只是哲學上，羅素有關教育、婚姻道德的論述在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陸續被翻譯到中國，並在北京、上海等地引起過不少討論，這為中國的新式教育、新式婚姻提供了參考和借鑑。羅素思想在近現代中國，留下了獨特的歷史印記。
作者 | 黃兆慧
編輯 | 李陽 董牧孜 徐偉 安也
校對 |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