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武內紹人
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譯者:楊銘/楊公衛
校者:趙曉意
出版年:2016-3
定價:81.00元
裝幀:平裝
ISBN:9787228188321
目錄
中譯本序/001
前言/001
導論/001
第一部分契約研究
第一章古藏文契約文書的分類/011
第二章買賣契約/023
第三章借貸契約/046
第四章僱傭契約/089
第五章古藏文契約的特點及其社會背景/102
第二部分契約文獻
契約文獻/139
附錄
參考文獻/361
地名、族名、部落名、吏職名藏漢對照/388
藏文與拉丁字母轉寫符號對照表/394
圖版/395
中譯者後記/426
前言
就我所瞭解，本書是研究本世紀初期敦煌洞窟和新疆絲綢之路沿途其它舊遺址出土古藏文契約的第一本拓展性的研究成果。這些契約的日期，大多數為塔裡木盆地南部和河西走廊處於吐蕃佔領時期的9世紀前半葉，他們是現存的以古藏文書寫的最古老的契約。
文字學家和歷史學家對漢文和回鶻文契約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並得到廣泛的利用。與之相比,古藏文契約的研究相對滯後，並且利用甚少。它們對於我們理解本地區中世紀初期文化的貢獻還不太清楚。因此，本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發現並研究所有現存的古藏文契約，展現其全貌，為深入的歷史和語言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礎性資料。
在過去十年裡，我尋訪古藏文文本的主要收藏地，發現了許多過去不瞭解和未被研究的契約。雖然可能還有一些被忽視的契約，我認為本書收錄了幾乎所有的契約並進行描述。本書對所有文本進行整理性編輯和全面註解性翻譯，包括照片翻制和字母索引。此外，本書討論了它們的格式、年代、語言和古文字學的特點。特別注意研究其它中亞語言（如漢文、于闐文、粟特文和回鶻文等）對它們的影響，分析古藏文契約書寫的多語言和多族群的社會背景。
本項研究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語言學和文字學的觀點。特別注意解釋殘損文本，辨認未知文字，澄清複雜表達，復原其潛在的格式。雖然我也涉及歷史和社會背景以及契約的法律特點，但他們對社會經濟史和法律史的貢獻還有待於使用此書提供的資料的專家作進一步全面分析和深入研究。我希望本書能揭示迄今被忽視的一個領域，並為理解中世紀早期吐蕃和中歐亞地區的語言、歷史和文化提供新的研究方法。
本書是我博士論文的修改和增訂本，該論文於1994年1月提交給印第安那大學中歐亞研究部。十八份新文本的解釋和三份注釋為新補充的材料，部分內容得到修改並更新。在書本寫作過程中，我得到老師和朋友的幫助和建議。
首先，深深地感謝我的學術導師，克裡斯多夫·白桂思引領我開始古藏文研究。一直以來，他不斷耐心地鼓勵我研究，沒有他的指引我不可能完成目前的研究。我同樣感謝印第安那大學的其它老師和朋友，特別是土登晉美諾布教授和艾略特·斯柏林教授的慷慨建議和友誼。
我還要感謝我在京都大學的教師，西田龍雄教授啟蒙我邁入藏-緬語言學領域，並擔任我主要的學術導師。我跟隨梶山雄一教授學習傳統藏文，跟隨佐藤長教授學習現代藏文文獻。從我童年時代起，長尾雅人教授在學術和生活上給了我很多的指導。我同樣感謝我的第一個藏文教師和朋友，尊敬的楚臣格桑教授，他教我藏語口語和藏族文化中的生活習俗。
我還需要特別感謝我的同事和朋友，森安孝夫、熊本裕、高田時雄和吉田豐教授。1983年,我們一起組織「青年敦煌學者」研究學社。通過與他們的合作研究，我學會了如何通過與其它語言比較，來研究古藏文文獻的方法。他們通讀了本書的草稿部分並提出許多有價值的建議和評論，特別是在藏文文字中如何辨別漢文、于闐文、回鶻文和其它外文姓名。
我同樣從其它日本同事處獲益匪淺，他們是北村甫、山口瑞鳳、池田溫、上山大峻、禦牧克己和長野泰彥等教授及許多國外同事和朋友，黎吉生先生、烏瑞及達維·傑克遜教授，這裡僅提及他們中的幾位。
承蒙以下機構和負責藏品的同事的許可，我得以研究不同的手卷藏品，並發表它們的照片影本：大英圖書館及斯坦因收藏品（副館長格拉漢姆·肖先生及副館員麥克·奧克菲）、法國國立圖書館及伯希和收藏品（館長米·莫內克·科恩）、瑞典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及赫定收藏品（秘書斯塔芬·羅森教授），聖彼德堡東方學院和科茲洛夫、彼得洛夫斯基收藏品（館長沃羅比約卡－得沙託維斯卡亞博士）。
本書的研究及海外訪問收藏品的旅行，分別得到科學研究基金項目（1991-1992）、國際科學研究計畫（1992－1994）和三菱基金專案的資助。本書的出版得到日本文部省科學研究成果出版資助計畫的資助。
我還要感謝那些給我提供重要而實際幫助的人們。他們是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阪口志先生、為音節檢索編寫電腦程式的內藤雅彥先生和大藏出版社的編輯谷村英治先生，他無私地接受本專著並對手稿進行仔細編輯。
最後同樣需要感謝的是我的父母紹晃和阿佐子,我的妻子佐知子和我的女兒香穂，感謝他們始終不渝的支持和關愛。我把本書獻給他們。
中譯本序
我很高興得知本人著作「中亞古藏文契約」的中文譯本，通過楊銘教授、楊公衛（尼瑪扎西）副教授及趙曉意副教授等專家的努力，即將在中國出版。現在的譯本無疑將使該領域一些學者更為瞭解和認識這本著作。
同時，在翻閱本書的中文譯本及其英文初稿時，我十分汗顏的發現許多缺陷和不足，一方面這是由於我自己的錯誤，另一方面是因為本書的出版是二十年前，學科領域已經出現許多新的研究成果。
然而，由於我本人一直較忙，無法對現在的版本進行完全的修改和更新。所以，我決定除了一些小的修正外保留作品原貌。鑒於此種情況，我希望就當時的學術背景來總結本書的要旨，並且試圖結合最新的研究發展來定位本部著作。
當時在寫作本書時，除了編輯的文獻，如吐蕃歷史紀年，王室年鑒，碑銘，古代吐蕃世俗文獻（如信件，契約，法律文本及卜卦等）還沒有進行廣泛的研究。在我開展這些文獻的研究時，我運用的是下面的兩種方法：
1）儘量研究各種文獻所有種類，
2）集中於研究各種文獻種類的格式及結構表達。
有幸的，這種方法對於我們的研究證明是有幫助的。因此我能夠在本書中表明下面幾點。
1）古藏文契約遵循嚴格的格式，如銷售，借貸和僱傭契約部分遵循漢文契約格式。
2）中亞的契約幾乎都由吐蕃王國時期的當地人撰寫，如漢族與和田人。
第二點揭示出藏文契約的多語種和多族群社會背景。這另一方面使我們疑問是否在吐蕃本土也使用同樣的契約格式。然而，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同樣的契約格式，包括信件，法律文書，神諭在吐蕃境內不僅被本族而且被其它族群廣泛使用。同樣的文獻種類幫助吐蕃王國統治管理其廣闊的疆域。
同樣，嚴格的格式和結構組織也使西域諸族更為容易地學習藏文文字。這肯定也使他們在吐蕃王國統治結束後將藏文當作國際化的通用語言來使用。（武內紹人2012《古藏文的形成和演進》，武內紹人和林範彥（編）《藏文的歷史發展》，《研究年報》vol.49.2012.神戶市外國語大學:3–17.）
我希望儘管本書存在一些缺點，它仍將推動和幫助中國的同事對於本項研究領域產生興趣。最後，我希望表達我對於中國同事的感激之情，感謝楊銘教授和楊公衛（尼瑪扎西）副教授及趙曉意副教授在翻譯和出版本書中的辛苦努力。
武內紹人
2014年8月21日
中譯者後記
武內紹人先生是日本敦煌學、西藏學的著名學者，京都大學文學部碩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學博士。他自1985年至1997年任京都大學文學部、大學院博士課程兼任講師，1997年起任神戶市外國語大學教授至今；曾任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共同研究員，東京外國語大學共同研究員，大阪大學文學部、大學院博士課程兼任講師。
二十年餘來，武內紹人一直致力於對敦煌西域所出的古藏文文獻尤其是英藏社會歷史文獻的整理、刊佈及其研究。上世紀90年代，他受日本科學研究基金項目（1991-1992）、國際科學研究計畫（1992－1994）和三菱基金專案的資助，赴英、法、俄、瑞典等收藏機構查閱、研究出自敦煌西域的古藏文文書，經過多年的努力，編輯出版了《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英國圖書館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寫本》兩部著作。前者是在他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補充、修訂而成的。
此外，武內紹人還發揮掌握第一手文獻的優勢，撰寫出一系列的相關學術論文，發表於上世紀的如：《古藏文Lho-bal考》，《北庭、安西(龜茲)和西州的吐蕃與回鶻(790-869.A.D.)》，《一組歸義軍時期的古藏文書信:古藏文書信類型初探》，《古藏文買賣契約文書研究》，《古藏文借貸契約文書》，《將：吐蕃王朝千戶部落的下屬行政單位》（參見：楊銘《國外敦煌學、藏學研究——翻譯與評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23頁）；近十餘年來發表的文章有：《後吐蕃時代藏語文在西域河西西夏的行用與影響》、《Tshan、srang和tsham：吐蕃統治於闐的基層組織》、《九世紀中葉到十世紀後王朝時期的古藏文佛教文獻》、《象雄語最新研究狀況》、《Alchi附近地區發現的古藏文碑刻研究》、《Glegstsbas：吐蕃統治時期漢族抄經人的習字帖》等。（參見：楊銘《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獻的刊佈與研究》，《西域研究》2016年3期。）他的這些成果，為國際敦煌學界、藏學界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和系統的研究成果，被國際學術界同仁頻頻引用，反復研究。
具體到我們翻譯的《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OldTibetanContractsfromCentralAsia，DaizoShuppan,Tokyo,1995）一書，共收出自敦煌、新疆而分藏於英、法、瑞、俄、日、德等國的古藏文契約文書58件，漢文契約文書2件。該書除了在第一部分用專章對古藏文契約文書作分類研究和綜合論述外，第二部分是對每一件契約文書所作的翻譯和考釋，可謂是研究敦煌西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的集大成者，其內容可與英國學者F.W.湯瑪斯的《有關西域的藏文文獻與文書》（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London，1951）一書相互補充，而更加專門。正因為此書十分重要性，所以在我與劉忠先生合作將湯瑪斯的著作翻譯出來，題名《敦煌西域古藏文歷史文獻》，由民族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之後，我就計畫翻譯出版武內紹人的著作。
近年恰逢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疆通史》編撰工作啟動，有賴於編撰委員會諸位先生的支持，2010年我成功地將翻譯武內紹人著作申報成《新疆通史》的基礎專案。隨即，我約請西藏民族學院民族學研究所的楊公衛（尼瑪扎西）副教授、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的趙曉意副教授，來共同完成翻譯任務。我們的操作程式和分工是：楊公衛博士首先完成英譯漢初稿，然後我從專門史的角度對譯文初稿作了較大篇幅的修訂，如糾錯、補遺、潤飾文字等，並擬定了譯文中的人名、地名、部落名、吏職名等專有名詞，最後由趙曉意進行了英文校訂。
翻譯一部學術專著的工作量之巨、難度之大，是一般讀者想像不到的，大如每一個族名、部落名或地名的確定，小到某一種民族古文字或外文的摹寫，均需一絲不苟，方能避免錯誤。所以我們的翻譯工作從譯出初稿，中期修訂，到最後定稿，歷經四個寒暑方才完成。儘管譯文可能還存在一些問題，但由於結題時間已大大超過，我們只得交付出版，如有錯誤也只好以後再做修訂了！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的翻譯在盡可能忠實於武內紹人先生原文的前提下，根據國內學者的閱讀習慣和印刷便利，對原書的藏文拉丁字母轉寫系統（威利系統，1959年）和西文表達格式進行了零星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幾處：
1、藏文འ在威利系統中轉寫成』，本書轉寫成v；
2、母音ཨི反書時原書用I表示，中譯本仍用i。
同時，需要就中譯本的內容說明以下幾點：
第一，本來國內學術界已經習慣用P.t.加數字來表示出自敦煌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藏文文獻，如P.t.1297；也習慣了出自敦煌的斯坦因收集品中的寫本用S.加數字來表示，如S.2228。但由於原書中採用的是P1297、S2228這樣的編號，為了不引起翻譯中的連鎖改動，所以我們仍保持了原書編號。
第二，為保持原書的面貌，我們儘量不動原著的內容，但個別地方，如P1297、S2228系列文本中的永壽寺僧人cang leng hyen，武內紹人推測是漢文「張靈顯」的音譯，但漢文P.4722《永壽寺主靈賢等牒》明確提到了「永壽寺主靈賢」，所以我們在譯文中一律改成「張靈賢」或「靈賢」。
第三，藏文文書中有rgyasheg/shig一詞,武內紹人譯為「石」，並在文本no.2的討論中說：「同期敦煌漢文文獻中，一名婦女的身價是二十石小麥，即十馱」，言下之意，一馱相當於兩石。而法國學者謝和耐、童丕認為敦煌藏文寫本中的一馱（khal）不足一碩，僅相當於0.87碩，而一碩有10鬥，一鬥有10升，大約相當於60公升。這一計量單位寫作「石」或「碩」，讀作shi（唐音sek），而不是有時人們所說的「擔」，一份藏文借貸契約上就寫作sheg（P.t.1297）。（童丕著，餘欣、陳建中譯《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中華書局2011年，第43、85頁。）正因為關於這些計量單位大小和換算有不同觀點，所以我們從藏文原意出發，並對照吐蕃時期的漢文契約，譯成「漢碩」。
第四，由於中譯本除了保留原書中的人名索引以外，已經重新編排了藏、漢地名、族名、部落名和官吏名對照表，為避免重複，徵得武內紹人先生同意，原書的藏文音序詞語、藏文詞彙和專業詞彙索引等，就沒有保留。
第五，中譯本書後所附的圖版，除了我從「國際敦煌學網站」下載的以外，其餘的大約一半由武內紹人先生提供，而且他同意與寫本或寫本圖片收藏單位協調相關引用事宜。此外，陳國燦教授、馬德研究員分別提供了漢文文獻1和no.3的彩色圖片。
此外還需提到的是，本書的順利翻譯和出版還得到了以下諸位的關心和大力支持：首先，《新疆通史》編撰委員會辦公室諸位先生始終關心本專案的翻譯進展和出版事宜；第二，本專案結題時，武漢大學的陳國燦教授等提出了中肯的評審意見，我們根據這些意見或建議對譯文進行了修訂，提高了中譯本的品質；第三，本書的「導論」是早先我和成都鐵路局的楊壯立一起譯出並試刊過的；第四，我校考古學碩士研究生武丹、李鋒等協助我編寫了全書的藏文拉丁字母轉寫，以及人名、地名索引；最後，還要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若賢，她在編輯和校對本書時那種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本書即將付梓之際，除了要感謝武內紹人先生對本書翻譯的慷慨授權、為中譯本作序以外，我還要感謝以上提到的諸位，他（她）們為本書翻譯工作的順利完成和出版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支持！
楊銘
2014年8月30日於
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學武侯校區
（感謝楊先生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