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的正殿魁偉整飭，還是唐大中年間的原物。除了建築形制的特點歷歷可徵外，梁間還有唐代墨跡題名，可資考證。佛殿的施主是一婦人，她的姓名寫在梁下，又見於階前的石幢上，幢是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建立的。殿內尚存唐代塑像三十餘尊，唐壁畫一小橫幅，宋壁畫幾幅。這不但是我們多年來實地踏查所得的唯一唐代木構殿宇，不但是國內古建築之第一瑰寶，也是我國封建文化遺產中最可珍貴的一件東西。寺內還有唐石刻經幢二座，唐磚墓塔二座，魏或齊的磚塔一座，宋中葉的大殿一座。
正殿的結構既然是珍貴異常，我們開始測繪就惟恐有遺漏或錯失處。我們工作開始的時候，因為木料上有新塗的土朱，沒有看見梁底下有字，所以焦灼地想知道它的確實建造年代。通常殿宇的建造年月，多寫在脊檁上。這座殿因為有「平暗」頂板，梁架上部結構都被頂板隱藏，斜坡殿頂的下面，有如空閣，黑暗無光，只靠經由簷下空隙，攀爬進去。上面積存的塵土有幾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樣。我們用手電探視，看見檁條己被蝙蝠盤據，千百成群地聚擠在上面，無法驅除。脊檁上有無題字，還是無法知道，令人失望。我們又繼續探視，忽然看見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國內木構中的孤例。這樣的意外，又使我們驚喜，如獲至寶，鼓舞了我們。照相的時候，蝙蝠驚飛，穢氣難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萬萬的臭蟲（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們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頂內，與蝙蝠臭蟲為伍，或爬到殿中構架上，俯仰細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為那時我們生怕機緣難得，重遊不是容易的，這次圖錄若不詳盡，恐怕會辜負古人的匠心的。
我們工作了幾天，才看見殿內梁底隱約有墨跡，且有字的左右共四梁。但字跡被土朱所掩蓋。梁底離地兩丈多高，光線又不足，各梁的文字，頗難確辨。審視了許久，各人憑自己的目力，揣擬再三，才認出官職一二，而不能辨別人名。徽因素來遠視，獨見「女弟子寧公遇」之名，生怕有誤，又詳細檢查階前經幢上的姓名。幢上除有官職者外，果然也有「女弟子寧公遇」者，稱為「佛殿主」，名列在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然寫在梁上，又刻在幢上，則幢之建造應當是與殿同時的。即使不是同年興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的時候。殿的年代因此就可以推出了。
為求得題字的全文，我們當時就請寺僧入村去募工搭架，想將梁下的土朱洗脫，以窮究竟。不料村僻人稀，和尚去了一整天，僅得老農二人，對這種工作完全沒有經驗，籌劃了一天，才支起一架。我們己急不能待地把布單撕開浸水互相傳遞，但是也做了半天才洗出兩道梁。土朱一著了水，墨跡就驟然顯出，但是水幹之後，墨色又淡下去，又隱約不可見了。費了三天時間，才得讀完題字原文。可喜的是字體宛然唐風，無可置疑。「功德主故右軍中尉王」當然是唐朝的宦官，但是當時我們還不知道他究竟是誰。正殿攝影測繪完了後，我們繼續探視文殊殿的結構，測量經幢及祖師塔等。祖師塔樸拙勁重，顯然是魏齊遺物。文殊殿是純粹的北宋手法，不過構架獨特，是我們前所未見；前內柱之間的內額淨跨14米餘，其長度驚人，寺僧稱這木材為「薄油樹」，但是方言土音難辨究竟。一個小孩撿了一片櫪樹葉相示，又引導我們登後山叢林中，也許這巨材就是後山的櫪木，但是今天林中並無巨木，幼樹離離，我們還未敢確定它是什麼木材。
最後我們上巖後山坡上探坊墓塔，松林疏落，晚照幽寂，雖然峰巒縈抱著亙古勝地，而左右蕭條，寂莫自如。佛教的跡象，留下的已不多了。誰想唐代當時的盛況，同現在一定很不相同。工作完畢，我們寫信寄太原教育廳，詳細陳述寺之珍罕，敦促計劃永久保護辦法。我們遊覽臺懷諸寺後，越過北臺到沙河鎮，沿滹沱河經繁峙至代縣，工作了兩天，才聽到盧溝橋抗戰的消息。戰事爆發，己經五天了。當時訪求名勝所經的，都是來日敵寇鐵蹄所踐踏的地方。我們從報上僅知北平形勢危殆，津浦、平漢兩路己不通車。歸路唯有北出雁門，趨大同，試沿平綏，回返北平。我們又恐怕平綏或不得達，而平漢恢復有望，所以又囑紀玉堂攜圖錄稿件，暫返太原候訊。翌晨從代縣出發，徒步到同蒲路中途的陽明堡，就匆匆分手，各趨南北。
圖稿回到北平，是經過許多挫折的。然而這僅僅是它發生安全問題的開始。此後與其他圖稿由平而津，由津而平，又由社長朱桂莘先生囑舊社員重抄，託帶至上海，再由上海郵寄內地，輾轉再三，無非都困難中掙扎著。
山西淪陷之後七年，我正在寫這個報告的時候，豆村正是敵寇進攻臺懷的據點。當時我們對這名剎之存亡，對這唐代木建孤例的命運之惴懼憂惶，曾經十分沉重。解放以後，我們知道佛光寺不惟仍舊存在，而且聽說毛主席在那裡還住過幾天。這樣，佛光寺的歷史意義更大大地增高了。中央文化部己撥款修繕這罕貴的文物建築，同時還做了一座精美的模型。現在我以最愉快的心情，將原稿做了些修正，並改為語體文，作為一件「文物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