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7日，約600名和平示威者在民權活動家約翰·羅伯特·路易斯 (John Robert Lewis) 和牧師霍西婭·威廉士 (Hosea Williams) 的率領下沿著美國60號公路由塞爾瑪向東南方向的蒙哥馬利徒步遊行。和平示威有條不紊的按照計劃進行，直到他們登上艾蒙德·佩斯特橋，以美國內戰時期邦聯將軍艾蒙德·佩斯特 (Edmund Pettus Bridge) 命名的，橫跨阿拉巴馬河的鋼製拱橋。
迫使他們停下腳步的不是惡劣的天氣或堵塞的交通——而是手持獵槍，警棍的全副武裝的警察與州民兵。在郡警長吉姆·克拉克 (Jim Clark) 的命令下，整裝待發的部隊開始向示威者靠攏。得知大事不妙的霍西婭·威廉士試圖與警方談判，卻被強硬的拒絕了。幾秒鐘後，貼近的警察開始推擠示威者，毫無防備的他們被推倒在地；另一支部隊開始對混亂的人群發射催淚瓦斯，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揮起了槍託與警鞭。
咒罵聲，哭喊聲，呼救聲，與鞭子的呼嘯聲和骨頭斷裂的聲音交雜在一起。原本有序的和平示威隊伍被瞬間衝垮。可就在此時，遊行的發起者，SNCC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 領袖約翰·羅伯特·路易斯突然低下了頭，閉眼祈禱，完全不顧蜂擁而至的部隊與近在咫尺的威脅。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近600人的隊伍大都低下頭顱，默默祈禱，全然不顧揮舞著的武器與窮兇極惡的民兵。
這戲劇性的變化，示威者的退讓並沒有阻止暴力的進行，相反，警察與民兵們變得更加有恃無恐，肆無忌憚。殘酷襲擊的電視畫面向全美國乃至世界人民展現了流血與暴力的恐怖景象，但同時也記錄下了示威者們的臨危不懼，與暴力來臨之際的堅毅與冷靜。此次事件激起了美國群眾對示威者的同情與對民權運動的巨大支持。
以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說，當受到暴力威脅之時，會不會盡一切可能的去保護自己的安全不受侵犯？即使力量對比懸殊，會不會至少掙扎著抵抗，儘可能避免或減輕傷害呢？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必然會驚慌失措與茫然失措，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以暴制暴。當然，在這裡我並沒有蔑視或批判此類反應質疑，畢竟這是人最本能，也是最「理所應然」的反應，在面臨威脅之際的下意識反應罷了。可正因為如此，保持冷靜與理智，才顯得彌足珍貴。但約翰·羅伯特·路易斯和其率領下的SNCC是如何做到的呢？
從伯明罕的監獄到聖山之巔這就不得不說道另一位高瞻遠矚的民權活動家，也是所有美國人都耳熟能詳的馬丁·路德·金。伴隨這個名字的，還有「非暴力不合作」這六個字。是的，這個沉重的信念貫穿了馬丁·路德·金後半生，自1955年擔任一名年輕的浸信會牧師開始，直至生命盡頭，即1968年4月4日的19:05。這裡就不得不提及當年美國的社會背景，和愈發激烈的種族矛盾。據統計，自1945年6月至1951年6月的6年間，就有79名非洲裔被警察殺害，65名非洲裔被白人至上主義打死。殘酷的，不公的社會現象迫使年輕的馬丁路德金投入到神的懷抱——年僅17歲的他矢志為社會平等與正義作一名牧師，並在隨後數年中投身於茫茫的理論學習之中。就是在這段彌足可貴的大學生涯中，他接觸到了大衛·亨利·梭羅，著名的美國哲學家與廢奴主義者，其有關「公民不服從」的理念深深的吸引了年輕的馬丁路德金；同時，他也融合了甘地關於「非暴力」的理念，將其發揚光大。
在非洲裔抗暴運動中，馬丁·路德·金不止一次的提醒道：「我們今天站在通往公正之殿堂的門檻上，這道門檻曾被千千萬萬的人踏過。在取得我們應有地位的過程中，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採取任何錯誤的行動。我們不能因為渴望自由，就去飲用憤怒與仇恨之酒。我們必須始終以高層次的品格和自律來進行我們的鬥爭。我們決不能讓富於創意的示威活動墮落成暴力行為。我們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升華到以心靈力量對付肉體暴力的崇高境界。」 誠然，這是一種基督教式博愛的反應，更是一種高尚人格的體現。可我們是否想過這段話背後的，有關於「非暴力不合作」的更深層次的含義呢？
喚醒沉睡的良知許多人認為「非暴力不合作」是一個連續性的行為，即「非暴力導致不合作」，或「非暴力所以不合作」。事實上兩者其實是相等的，甚至是同時發生的。不合作的前提是一種博弈論。試想，若群眾不合作給權威造成了極大困擾，那這種策略是成功的。從歷史角度而言，以印治印，採取與印度上層和當地黨派（即國大黨）合作的英國殖民者的統治穩定仰仗的是當地精英的合作，本身統治合法性不強。也正是因為如此，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能給予英國殖民當局巨大的壓力。1930年初，英國殖民政府強推《食鹽專營法》，將食鹽價格與稅收提高，引起印度人民的普遍不滿。聖雄甘地藉此機會發起為期24天的「食鹽進軍」，率領群眾步行至海邊，煮海水以取鹽。這場運動自始至終都是「非暴力不合作」的，而殖民政府迫於巨大輿論壓力，不得不廢除了《食鹽專營法》。誰能說馬丁·路德·金博士沒有從中獲得啟發呢？
可「非暴力不合作「同樣在於當社會少部分群體追求正當權益時，該如何喚醒沉默的大多數，這裡的既定事實即在於大多數對當局持中立態度，卻反感武力介入對社會穩定的破壞。在這個博弈之中，當局（與白人至上）vs. 非洲裔 ，誰率先動用武力，誰首先使用暴力，誰就失去了社會大多數的支持。當然，暴力與非暴力也同樣是相輔相成的——少數群體在鬥爭時既要使大多數意識到其使用武力是被迫自衛的行徑，也要使其明白少數群體的所作所為是符合民主邏輯的，在法律的框架下所追尋的正當鬥爭。
以聖經為例，「只是我來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馬太福音 5:39）。當談及這段話時，其歷史背景卻很少被後人提起。在那個被羅馬帝國徵服的猶太行省，在那個猶太祭司同殖民長官互相勾結的時代，士兵與官吏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是常有的事情。更有甚者，會拿無辜的過路百姓撒氣，對其隨意掌摑，是不是像極了當年日軍的舉止？但是，百姓的忍氣吞聲並不意味著羅馬士兵可以得寸進尺——通常在繁忙的街區，如果一個普通人被無端掌摑，行人會駐足一端，如果那個人的另一側臉頰也被掌摑，行人則會蜂擁而上將其禁錮。
實際上，這段話意味著多行不義必自斃，一而再再而三的暴行是不會被群眾所容忍的。為了挑起民眾對壓迫的反抗，耶穌甚至會鼓勵被處罰之人「挑釁」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如果士兵在挑釁中「退縮」，不僅意味著其顏面掃地，更代表著權威對公民反抗的一種退讓，這是作為勝利者，徵服者的羅馬人所不能接受的；可如若再次施暴，其就會被義憤填膺的群眾制裁。
與60年代美國發生的事情一樣的是，普通群眾的潛在的良知被接踵而來的暴行喚醒了。馬丁路德金的集會遭到種族主義者破壞，其住宅遭到炸彈襲擊，還有上文所提及的，約翰•羅伯特·路易斯與和平示威者被警察以警棍和槍託伺候等等，無不一次又一次像美國民眾宣示著既得利益者們的醜惡嘴臉，本來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也變成了類似「唇亡齒寒」般的對公權力的警惕與對少數群體爭取正當權益的支持。
時至今日，許多人寧願站在上帝視角，將馬丁·路德·金的所作所為被看作是「懦弱」「膽怯」。可是他們不知道，在越戰伊始，馬丁·路德·金也曾大聲疾呼：「價值觀的真正革命將使我們緊張不安地看到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帶著正義的怒火，越過海洋，我們看到西方資本家在亞洲、非洲、南美洲大筆投資賺取高額利潤卻絲毫不關心那些國家的社會福祉。要大聲說：「這不公平。」部分左人呢，卻認為金博士的「非暴力不合作」不過是被資本主義同化了的傀儡。可事實上，在那個少數群體被壓迫，得不到社會認同的社會環境下，除非喚醒大多數的良知，否則暴力鬥爭也只是死路一條罷了：馬爾科姆•X就是一個例子。為了保持非洲裔美國群體高昂的「戰鬥力」他甚至會做出比當下種族主義制度更加激進與反動的事情，試圖以另一種種族優越去戰勝歧視，也終歸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也同樣是在60年代，亞拉非被殖民國家要求民族獨立的抗爭也愈演愈烈，這是因為其主體人口都是被壓迫，被帝國主義剝削的對象，只有通過獨立才能推翻捆綁在身上的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枷鎖。
「被壓迫人民不堪永遠受壓迫，爭取自由的浪潮終將到來。這便是美國黑人的經 歷。內心有物提醒他們記住自己天賦的自由權；身外有物提醒他們記住自己能夠取 得這權利。」 也正因如此，當約翰·羅伯特·路易斯義無反顧的跨過那座橋時，留在身後的是對暴力的濫用與憤怒的驅使，勇敢面對的是不公的體制與扭曲的社會。塞爾瑪到蒙哥馬利的道路旁，深埋著的是一顆又一顆民權的種子，如今已然成為一簇接一簇民主的藤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