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的百年誕辰。4月17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應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之邀，在線上作了題為《汪曾祺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演講。
羅崗演講從汪曾祺寫於70歲生日時的一首詩說起。這首詩叫《七十書懷出律不改》：「悠悠七十猶耽酒，唯覺登山步履遲。書畫蕭蕭餘宿墨，文章淡淡憶兒時。也寫書評也作序，不開風氣不為師。假我十年閒粥飯，未知留得幾囊詩？」
其中「不開風氣不為師」源自龔自珍的詩，原句是「但開風氣不為師」。
有關這句詩，汪曾祺自己曾說：「近四五年，有人說我是這個那個流派的『始作俑者』，這很出乎我的意料。我從來沒有想到提倡什麼，我絕無『來吾導乎先路也』的氣魄，我只是『悄沒聲地』自己寫一點東西而已。有一些青年作家受了我的影響，甚至有人有意地學我，這情況我是知道的。我要誠懇地對這些青年作家說：不要這樣。」
「這話也表明到1990年，汪曾祺在文壇的地位非常高。」羅崗稱，在研究者眼裡，汪曾祺可謂又開風氣又為師，不僅在1980年代開了新的風氣，還影響了後面的一批作家。
羅崗線上做了題為《汪曾祺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演講「往回看」，「往後看」有關汪曾祺的文學史定位，評論界有兩篇影響深遠的文章。一篇是黃子平的《汪曾祺的意義》，一篇是李陀的《意象的激流》。
黃子平在文章裡寫道：「汪曾祺的舊稿重寫和舊夢重溫，卻把一個久被冷落的傳統——40年代的新文學傳統帶到 『新時期文學』的面前。」
「這裡『40年代的新文學傳統』主要是講以西南聯大文學為代表的比較偏向於現代主義的文學傳統，不是左翼文學傳統。」羅崗稱，汪曾祺在西南聯大文學傳統的影響下創作作品，沈從文是他寫作課的老師，《受戒》源於一篇題為《廟與僧》的小說，那篇小說也寫於1940年代。
而李陀在《意象的激流》說：「說他（編者註：指汪曾祺）是這一群體的先行者，一頭相當偶然地飛在雁群之前的頭雁。這是有點奇怪，有點不尋常，因為這隻頭雁是個老頭兒，當年是西南聯大的學生，聽過聞一多的課，平日好書，好書，好花木，好與各樣的怪人閒談，還是個真正的藝術家，絕不像一個先鋒人物。」
「《意象的激流》這篇文章討論的主體其實不是汪曾祺，而是以馬原、餘華、格非為代表的『新潮小說』的那批作家。那批作家受到了誰的影響？李陀的回答是汪曾祺。」
在羅崗的總結中，黃子平對汪曾祺的文學史定位是「往回看」，即汪曾祺與之前的文學史有什麼聯繫。而李陀對汪曾祺的文學史定位是「往後看」，即汪曾祺為後來的文學帶來了什麼。
「黃子平與李陀認為，汪曾祺為中國1949年之後的當代文學帶來了全新的東西。這樣的定位不是偶然的，實際上是1980年代新的文學史觀確立的結果。無論是黃子平還是李陀，他們都先確立了一套新的文學史觀，然後根據這套文學史觀來確定汪曾祺的文學史地位。這一套新的文學史觀就是我們通常說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新的文學史觀，新的文學理解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寫道：「作為『文學史觀』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並不單是為了把目前存在著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這樣的研究格局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領域的擴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把握。」
「他們三位之所以會提出一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去取代『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劃分，表面上看是文學史觀的更迭，背後更深刻的更迭其實是現代化史觀逐漸取代革命史觀。也就是說，一套以現代化史觀作為歷史元敘述的文學史觀逐漸確立起來了。」
羅崗表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不僅僅是一種新的文學史觀，也是一套新的文學理解。「曾經，革命文學史觀對於文學的理解是強調文學要為政治服務，文學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律的，是被文學之外的因素如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所決定的。而現代化文學史觀特別強調文學是自律，所謂文學是自律性的，就是強調文學應該回到文學本身，圍繞語言、形式、技巧等『內部因素』展開探索。因此，文學怎樣才能回到自身的，這變成了1980年代文學創作的重要問題。對汪曾祺的理解恰恰是以一種重新勾連文學傳統的方式回應了這個問題」。
「但是，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套文學史觀對文學史的解釋遇到了問題，怎麼辦？」羅崗說，這套文學史觀因為急於「告別革命」，對左翼文學直至「共和國前三十年」的文學採取冷處理的方式，並不能完全涵蓋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特定歷史時空中的所有文學現象。
更有趣的是，1985年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時，距離20世紀的結束還有15年。當時的人們大概沒有想到1990年代文學也隨著時代的巨變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它同樣不再完全以「純文學」面貌出現，文學自律論顯然既不能主導也不能解釋1990年代文學了。
既然人們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套文學史觀開始產生了某種懷疑，那麼，亦會試圖對汪曾祺重新進行文學史定位。
1940年如何通向1980年？假如要對汪曾祺重新進行文學史定位，羅崗首先想到的問題是——對汪曾祺而言，1940年是如何通向1980年？
「事實上，從1940年代到1980年代，這幾十年對汪曾祺不是毫無影響，反而影響很大。」他舉例，汪曾祺得到老師沈從文的高度讚揚，並不是在1980年代寫出了《受戒》，反而是在1960年代創作樣板戲的時候。
汪曾祺與沈從文比如沈從文在與程應鏐的信中，既感慨又驕傲地提到：「一個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還不知道他會寫小說（而且比老舍還寫得好得多），幸而轉到京劇團，改寫《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會寫文章……我可惜老了，也無學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寫短篇小說，也許還會再教出幾個汪曾祺的」。
1972年，沈從文又在復張宗和的信中寫到：「改寫《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還記得他。在這裡已算得是一把手。可沒有人明白，這只比較得用的手，原來是從如何情況下發展出來的！很少人懂得他的筆是由於會敘事而取得進展的。」
「《沙家浜》看上去是樣板戲，但沈從文從卻看到了『背後實際上有一套敘事能力』，這大概也是一種特殊的文學史眼光吧。」羅崗又舉例，1980年代有很多「傷痕敘述」，但據汪曾祺的子女回憶，汪曾祺雖然被劃成「右派」，下放到張家口的壩上勞動，卻很少傾訴這種受到壓制的痛苦，反倒經常覺得「很興奮」，還會不停地向家人「匯報勞動成績」。
汪曾祺本人在1980年代末回顧人生時也說過：「從一九五八到六二年，我是 『一放到底』……整整四年間，我和農民一塊吃，一塊勞動……這我才理解到中國的農民，理解了中國的農村……中國的農民是自有傳統，自有尊嚴的……真不是一般知識分子可以隨便七嘴八舌的亂說。」
由此，羅崗認為汪曾祺的創作受到了1950年代至1970年代文藝創作和文化經驗的很大影響，「直接影響了他後來的創作。」
用自己的方式重建個人與時代的聯繫除了回答「對汪曾祺而言，1940年如何通向1980年」，羅崗還重點分析了汪曾祺與1980年代的具體關係。
「1980年，汪曾祺重新開始寫作。當時文壇流行的文學思潮，我們知道有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反思文學等等。如果仔細觀察汪曾祺的創作，會發現他也創作過一些與當時文學潮流比較緊密的作品。比如《黃油烙餅》，雖然帶有張家口的地方特色，但整體上比較接近於傷痕文學。」
不過，確立汪曾祺文壇地位的，還是《受戒》《歲寒三友》《大淖記事》這幾篇代表作。它們顯然「不入」當時文學的「潮流」，這也是後來的研究者將他與之前的「40年代新文學傳統」和之後「85新潮」的聯繫起來的原因。然而，這幾部作品真的那麼超脫於它們所處的時代嗎？
「他的文學是一種不一樣的文學。」羅崗說，《受戒》《歲寒三友》《大淖記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故事本身似乎和1980年代沒有關係，講的是民國時期的故事。「不過，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都知道研究作品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時代，而是講述故事的時代。所以，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汪曾祺是怎樣用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他和時代的關係。」
在他看來，汪曾祺對這一點也是有自覺的。小說集《晚飯花集》收入了汪曾祺1981年下半年至1983年下半年所寫的短篇小說。在自序中，汪曾祺提及這一集裡的小說和《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有不同：
《晚飯花集》「從思想情緒上說，前一『集』（編者註：指《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更明朗歡快一些。那一集小說明顯地受了三中全會的間接影響。三中全會一開，全國人民思想解放，情緒活躍，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記事》）的調子是很輕快的。現在到了扎紮實實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了，現在是為經濟的全面起飛作準備的階段，人們都由歡欣鼓舞轉向深思。我也不例外，小說的內容漸趨沉著。如果說前一集的小說較多抒情性，這一集則較多哲理性。我的作品和政治結合得不緊，但我這個人並不脫離政治。我的感懷寄託是和當前社會政治背景息息相關的。必須先論世，然後可以知人。離開了大的政治社會背景來分析作家個人的思想，是說不清楚的。我想，這是唯物主義的方法。當然，說不同，只是相對而言。如果把這一集的小說編入上一集，或把上一集的編入這一集，皆無不可。大體上，這兩集都可以說是一個不乏熱情，還算善良的中國作家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的記錄。」
《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和《晚飯花集》中的作品代表了汪曾祺在1980年代的想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相當自覺地指出，他的作品和當前社會政治背景息息相關。」羅崗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進入了改革時代。某種程度上，《受戒》《歲寒三友》《大淖記事》是看似與「改革」無關的創作。如果讀者今天要重新閱讀這些作品，必須把它們有意識地放到「講述故事」的時代中去。
通過文本細讀，羅崗還指出《受戒》《歲寒三友》《大淖記事》通過書寫「小有產者」的理想以及這種理想的脆弱以及遭遇的困境，表達了汪曾祺特有的對「改革時代」的讚美和憂思。
「汪曾祺是一個和自己的時代有著密切聯繫的作家，只不過他的聯繫和以往作家的那種直接回應是不一樣的。他之所以會有這樣一種獨特的方式，當然和他在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人生經歷有關。他是一個有獨創性的作家，我們不能故意把他和他所處時代之間的關係割斷，似乎汪曾祺是『天外飛仙』，經過了多少年的『空白』，忽然在1980年代冒出來了，這樣的說法顯然不合理。」
羅崗說：「汪曾祺的價值在於，他和時代建立起的聯繫不是那種直接的聯繫，而是始終用自己的方式重建個人與時代的關係。今天如何在文學史的意義上，重新理解和把握這樣一種方式，恐怕是對汪曾祺先生百年誕辰的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