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縣城郊陽三石芋園一個書香之家。他胸懷鴻志，為了「喚醒我們的同胞」，「造一個光明燦爛的新世界，做一個幸福無比的新國民」，於1919年遠赴法國勤工儉學，尋求救國救民之路。
年僅20歲的李立三，在法國就發動和領導了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鬥爭，被眾人稱之為「小領袖」。由於他觸怒了中、法兩國政府，1921年12月被法國軍警押解回到上海，當即找到陳獨秀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僅有的幾十名黨員之一，從此投身到中國革命鬥爭的實踐之中，歷經坎坷，矢志不渝，為中國革命奮鬥四十餘年，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北京蒙冤逝世，享年68歲。
在1960年10月中共中央華北局成立後不久，我有幸被黨組織派往立三同志身邊工作，擔任秘書，朝夕相處。在為立三同志長達近7年的服務工作中，耳濡目染，深深地感受到立三同志既是尊長，又是良師益友。他有功不自居，有過不諱言，對黨、對人民、對共產主義事業和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無限忠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尚品質，給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深刻印象。
第一，有功不自居。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個十年中，立三同志為黨和人民作出的貢獻是十分巨大的。在中共中央領導下，他具體發動和領導了安源大罷工、五卅運動，指揮群眾收回了漢口英租界，倡導和參加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在革命最困難時期，黨組織幾次派他去收拾殘局……在白色統治下搞地下鬥爭，敵人兩次出重金懸賞要取他的人頭而未能得逞；在槍林彈雨中沒有傷及他一根毛髮；在他還活在人世時，黨組織在短短五年時間內，曾先後為他舉行過三次追悼會，其中有兩次是周恩來主持的。我們從歷史檔案中看到立三同志1939年10月在蘇聯的監獄中寫的《我的聲明》，其中這樣寫道：「中國共產黨建黨後的10年中，有3個艱苦時期，每逢這樣時期，中共中央就委我以重任，派我到最關鍵的地方去。第一個艱苦時期，指的是京漢鐵路工人總罷工失敗後，軍閥吳佩孚在漢口槍殺工人和共產黨，漢口黨組織完全渙散，此時黨中央派我去漢口擔任漢口市委書記。通過一年多的艱苦工作，恢復和發展了黨和工會組織。第二個時期指的是廣州公社失敗後，國民黨軍閥把廣州淹沒在血泊之中，屠殺了5000多名工人和共產黨員。此時黨中央派我去廣東擔任省委書記。這裡，一方面是鎮壓共產黨和工人組織的白色恐怖在猖獗，另一方面是黨內幹部中產生恐慌、氣餒、動搖、開小差等現象。通過五個月的工作，不僅恢復和發展了黨和工農組織，而且在廣東創建了蘇區。第三個時期指的是『六大』以後，當時中國大革命以失敗而告終，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所有工農革命組織均遭破壞，黨組織被完全轉入地下，逃跑、叛變、出賣等事屢見不鮮，中央的盲動主義錯誤更是火上加油，使局勢更加嚴重。還有一個十分可悲的情況，即黨內各種小宗派紛紛抬頭，並且聯合起來反對中央。這時，我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成員（實際上成為中央主要的政治領導人）。在兩年的時間內，中央執行了正確的路線，克服了內部困難，首先是粉碎了託派和右傾集團，使全黨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另一方面恢復了黨和工農組織，開展了革命鬥爭，在國內建立了蘇區根據地和中國紅軍。由此可見，在這三次艱苦的時期，我一分鐘也沒動搖過，一直為完成黨交給我的重要工作而努力。」
可是，在過去的史書中「安源大罷工」沒有李立三的名字；「南昌起義」從來不提及李立三。直到1996年我在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參觀時，館中陳列的起義主要領導人的雕塑群像中，仍然沒有李立三的一席之地。所以，長期以來，人們都不知道李立三在這十年中的真實功績。
第二，有過不諱言。眾所周知，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李立三在1930年6月至9月犯過「立三路線」錯誤，給我黨領導的革命事業造成了無比巨大的損失。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在對待錯誤的問題上，歷來有兩種態度。一些人犯了錯誤，總是躲躲閃閃，生怕丟了面子。而立三同志則不然，他說：「共產黨就是提倡自我批評。一個共產黨員究竟有沒有黨性，就看他能不能對自己的錯誤進行認真的自我批評。這在舊社會是不能理解的，人們只會自我吹噓。錯了，還硬稱英雄好漢，保全自己的面子。共產黨人不講個人的面子，只講人民的面子。一個人的面子和億萬人的面子哪個大？共產黨員當然不可能不犯錯誤，只要他不搞陰謀，不謀私利，犯了錯誤，首先想到黨的面子，人民的面子，承認錯誤，他就可以改正錯誤。不僅如此，還要把自己犯錯誤的教訓告訴大家。好比著牆上有釘子，你碰了一下，扎破了手，就應該記住，別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再碰，還要不斷提醒別人：『這裡有釘子，我就吃了虧，你們千萬要注意。』大家都不碰釘子，就會保全了黨的面子。」
立三同志不止一次地說過：「如果黨需要我當『反面教員』，我就當好這個『反面教員』。」正因為如此，他在後半生的政治生涯中，始終是把這句話當作他自覺遵守的「座右銘」。一方面他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忘我地工作，努力以優異成績作為補償；一方面他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在各種各樣的場合，襟懷坦白、主動地向同志們、甚至向一些素不相識的人講自己的錯誤，公開批評「立三路線」的錯誤及危害。
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立三同志再一次就他在20多年前發生的、早已改正了的錯誤作檢討。最後他說道：「我從自己犯錯誤的教訓中得到了一點起碼的認識，就是如果不老實檢查自己的錯誤，便會成為思想包袱，便有可能陷入到更大更深的錯誤中去。同時，我在犯過了錯誤之後，還沒有喪失一個共產黨員的信心——對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心，因而還能夠保持為黨工作的積極性，這也許可以說是我在犯了幾次嚴重錯誤後，還沒有垂頭喪氣，悲觀失望，還能不諱疾忌醫，切實檢討自己的錯誤並且力求改正錯誤的原因之一吧。」這的確是立三同志一生的最好寫照。立三同志的自我批評精神，得到過毛澤東的肯定，受到過劉少奇的表揚。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是幹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於黨的事業，不利於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徵求人民群眾和同志們的意見，並且自己作檢討。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不滿意，再來第三次，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作檢討。」立三同志正是這樣，儘管他是在黨的幼年時期，他只有30歲，犯錯誤的時間只有三個月，卻坦率地檢討了30多年。從國內檢討到共產國際，回到國內又不停地繼續檢討。立三同志對自己犯錯誤的態度，正是他無私的高尚品質、堅強黨性的表現，也是他對黨的事業的特殊貢獻。
正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部長宋平在懷念立三同志的文章中寫道：「無論在革命高潮還是低潮，無論處於順境還是逆境，立三同志對革命事業始終充滿必勝的信念。他既不居功自傲，也不諱疾忌醫，既敢于堅持真理，又勇於修正錯誤，光明磊落，襟懷坦白，淡泊名利，無私無畏。這正是一個共產主義戰士應有的高尚品格，也是立三同志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
第三，受挫不自餒。立三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犯了「立三路線」錯誤以後，政治前途急轉直下。他奉命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作檢討。儘管他的檢討非常誠懇深刻，得到共產國際領導成員的一致讚揚；儘管他多次提出請求允許他回國參加轟轟烈烈的國內革命鬥爭和抗日戰爭，但就是得不到批准，反而受到王明、康生一伙人的迫害，先是過了七年「小媳婦」生活，繼之被冠以「日本間諜」「託派」的罪名，投入了監獄。在他本人據理抗爭之後，雖以「無罪釋放」，又被無辜停止了黨籍，在莫斯科過著無國籍無正式工作崗位的遊民生活。正當前途茫茫的時候，中共「七大」會議上，他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關懷召喚下，1946年1月才回到祖國。立三同志回到闊別15年的祖國，懷著無限感激的心情，廢寢忘食地努力工作，開拓創新，以優異成績作出補償。當時，黨中央對他委以重任，身兼數職，開國大典時擔任政務院委員，享受副總理一級的待遇。但是，好景不長，1951年12月全國總工會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對他進行了錯誤的批判（1980年中央給以平反）。正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所說，李立三同志有強烈的報國之心，卻失去了報國之門。這是對李立三處境的最真實的寫照。儘管如此，在那以後的十多年時間裡，立三同志不計較職務的高低，毫不氣餒，仍然是幹勁不減，在允許的職權範圍內，堅持夜以繼日地工作。最典型的事例是，1954年9月，他被解除中央勞動部部長職務以後，1955年初，身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的鄧小平代表中央與立三同志談話時，傳達中央對他的工作安排意見是，要他去擔任正在組建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主任（主管農村工作）。他立即提出：他對農村工作不熟悉，希望把他安排到工業部門工作。小平同志說，主管工業的第三辦公室已選定李雪峰同志了。立三同志立即表態說，那我去給雪峰同志當助手好了。這時，小平同志說，雪峰同志還不是中央委員！……（言外之意是說，你是中央委員怎麼能去給還不是中央委員的李雪峰當助手呢？）話音未落，李立三再次表態說，請黨中央放心，我一定服從和尊重雪峰同志的領導，即使我在工作中犯錯誤，保證不在組織原則上犯錯誤。其結果是，黨中央批准了立三同志的請求，委任他為「中三辦」副主任，協助李雪峰工作。在此以後的十多年工作中，他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他對李雪峰始終是大事必請示，小事不幹擾，沒有越雷池一步，仍然是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地工作。在對國營工業企業管理方面的探索，作出了可喜的貢獻，得到了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肯定，1960年初毛澤東又把它命名為「鞍鋼憲法」。所以，周恩來曾在李立三送給他的一份發言稿上批示：「李立三在總工會受了批評以後，不氣餒，不消極，繼續積極工作，表現了共產黨員的應有品質。」
立三同志高度的組織紀律觀念還表現在他到各地調查研究、檢查工作時，對當地黨組織的真誠尊重。他每到一地工作結束之後，無一例外地都要向當地黨委匯報其工作的結果。他對當地工作的建議和意見，都是以商量的口氣提出來，毫無下級對上級要絕對服從的意思，更沒有盛氣凌人之勢。他到各地出差時，日程總是安排得滿滿的。儘管他年高體弱，每天總是上、下午和晚上三項活動連著轉，表現出沖天幹勁。他在幹部大會上作報告，從不要他人代筆草擬講話稿，都是自己寫個提綱，口若懸河地一講就是一天。把他的講話記錄整理出來，基本不用太多的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因此，有人曾經稱他「滔滔不絕的李立三」。
1964年，65歲高齡的立三同志，響應黨中央號召又一次更名為李明，先後前往河北省農村和天津市的電子儀器廠參加「四清」，與工人、農民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時間長達兩年。
我在立三同志身邊工作近7年，從他的言傳身教之中，只覺得他是一位有領導水平、有工作幹勁、克己奉公、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忠心耿耿、光明磊落、襟懷坦白、淡泊名利，一心想的是在有生之年能為黨為人民多作貢獻的老革命家。
為了探求立三同志一生的功過是非，在1992年我從工作一線退下來以後，用了11年時間搜集整理立三同志的資料，最後寫成《李立三紅色傳奇》這本拙作，目的是想真實地再現立三同志的一生。我想，這可能是我對立三同志的最好紀念。■
（本文作者系李立三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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