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摘 要：石峁遺址是21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考古新發現之一,引發了學術界關於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對於探索早期國家形成具有重要啟示意義。本文回顧了石峁遺址的發現經過及考古歷程,介紹了皇城臺、外城東門等地點的最新考古成果及綜合研究進展,並對研究現狀及存在問題進行了述評和反思,以期進一步推動石峁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
關鍵詞：石峁遺址; 考古發現; 研究綜述; 反思與展望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石峁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批准號:17ZDA21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石峁遺址位於陝西榆林神木市(縣級市)高家堡鎮,地處黃土高原北端的黃河西岸,毛烏素沙漠東南緣。碳十四系列測年及考古學系列證據表明,石峁城址初建於公元前2300年前後,廢棄於公元前1800年前後,面積達400萬平方米以上,是中國已知規模最大的龍山時代晚期城址,被譽為「石破天驚」的重要的考古發現[1]。石峁城址的發現引發了學術界關於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對於探索早期國家的形成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本文回顧了石峁遺址的發現歷史及考古調查、發掘收穫,對研究進展及取得的成果進行了述評,重申了考古發掘、文物保護與展示利用三結合的大遺址工作模式,以期反思不足,進一步推動石峁考古及文物保護工作走向深入。
一 發現歷史
石峁遺址因大量流散於海內外一些文博機構的玉器而聞名。1929年,時任科隆遠東美術館代表的美籍德國人薩爾蒙尼(A.Salmony)曾在北京目睹來自榆林的農民求售牙璋等玉器42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長53.4釐米的墨玉質「刀形端刃器」,經薩氏之手為德國科隆遠東美術館收藏[2]。近年來的文物普查及調查發掘資料顯示,榆林境內僅石峁遺址發現牙璋類玉器,有學者據此認定早年(20世紀二三十年代)流散歐美的一批墨玉牙璋源自榆林神木。據稱大英博物館、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芝加哥美術館、白鶴美術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等機構都收藏有出土於石峁遺址的牙璋或風格類似的器物[3]。數量龐大、器類獨特、玉質迥然的石峁玉器成為了世界範圍內文物收藏家和玉器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考古學者首次關注到石峁遺址是在1958年。時年,陝西省開展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石峁山遺址」(即今石峁遺址)首次被考古工作者記錄。根據對調查信息及採集陶片等標本分析,調查隊認為在石峁、雷家墕大隊一帶有一處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址,遺址東西約四華裡、南北約六華裡,包括三套城,以位於石峁大隊皇城臺高地的「頭套城」最為清晰。報告建議農業社負責保護,並請求文化主管部門勘察。當年正值「大躍進」運動蓬勃開展,關於石峁遺址調查的相關信息遺失殆盡[4],遺址保護等建議亦未引起重視。
1963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聯合西北大學共同在陝北榆林、神木、府谷等地的長城沿線調查時踏查並再次記錄了「石峁山遺址」,判定為龍山文化遺存,面積約10萬平方米[5]。
1975年冬,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戴應新在神木縣高家堡公社前後四次共徵集到玉器127件。當時文化站負責幹部段海田稱自1966年起至1975年的10年間經他收集的玉器最少有1500件之多。戴氏將徵集的玉器進行分類研究,刊出後引起很大反響[6]。戴氏認為石峁陶器的年代接近於客省莊第二期文化,亦即陝西龍山文化,而玉器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與陶器屬於同一文化遺存,另一種可能是屬於殷文化。其後,戴氏將這批玉器的年代進行了重新修訂,認為玉器與陶器都為龍山時代遺存[7]。
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張長壽來到石峁遺址進行調查,親見當地村民收藏的牙璋、刀、璧、璜、斧、鉞等玉器並徵集了其中3件[8]。同年,西安半坡博物館對石峁遺址進行了試掘,發現房址、灰坑、石棺葬、甕棺葬等遺蹟,出土器物以陶器為主,採集器物包括玉、石、骨、陶器等類。發掘者認為,石峁遺址存在兩種不同時期的文化類型,早段與客省莊二期文化同時,晚段與內蒙古大口二期文化同時,而石棺葬中出土的玉器當屬於後段[9]。此次發掘對明確石峁遺址的文化內涵與性質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關於遺址規模、性質及玉器埋藏環境等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1986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呂智榮在神府煤田考古工作時對石峁遺址進行了調查,採集到陶器殘片、磨製石器、打制石器和細石器共40餘件,並徵集到個別玉器。呂氏提出,石峁先民的經濟生產以農業為主,大量細石器的發現又表明他們還存在著相當發達的牧獵經濟[10]。
1992年,石峁遺址被陝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神木縣文體局等多家單位先後不下數十次對石峁遺址進行調查,徵集了一些具有龍山時代特徵的陶器、玉器及大量細石器等遺物。2006年,石峁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9年,上海大學羅宏才對石峁遺址進行了調查,採集到石人頭雕像1件,並對當地村民、榆林地區收藏家進行了走訪,見到了20餘件造型獨特的石雕或石人頭雕像[11]。調查者認為石峁雕像具有濃鬱的地域性質,雖屬於河套地區範圍內,但卻與河南、關中、隴東及更遠的川鄂蘇地區的商時期文化有著密切聯繫,是石峁巫覡集團的存在和社會宗教文化的反映,對探討華夏民族的融合歷史、族源、族屬等問題提供了形象標尺與民族學研究參照系。
2010年,神木縣文體局向陝西省文物局報告,石峁遺址發現了大量玉器、陶器等文物,被當地文物收藏家收藏。2011年4月,神木縣文體局專文呈報陝西省文物局,請求對石峁遺址開展考古發掘。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隨即派人考察,目驗了一批收藏於神木當地及榆林市的龍山晚期重要文物,尤以玉器令人矚目,特別是金玉合璧的銅齒環類器物。(圖一)這批數量龐大的龍山晚期文物據傳出自石峁遺址。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高度重視,隨即上報陝西省文物局和國家文物局,請求立項並給予支持。2011年,石峁考古調查工作全面啟動。2012年,石峁考古發掘獲得國家文物局批准。
圖一據傳發現於石峁遺址的銅環和玉環(神木市博物館藏) 下載原圖
發掘工作啟動九年來,石峁考古調查與發掘取得了「石破天驚」式的重要收穫。與此同時,石峁遺址的綜合研究、文物保護、展示利用及遺址公園建設等工作也取得了重要進展。
二 考古調查
2011年7月至9月,在陝西省文物局的積極推動下,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隊、神木縣文體局三家單位聯合組成石峁考古隊對遺址開展了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和重點複查。調查工作由孫周勇擔任領隊,主要工作人員有楊利平、胡珂、郝志國、劉小明,技工馬平志、王陽陽等。此次調查共歷時45天,調查中首次運用數位化技術對遺址殘存城牆的走向進行了測繪,採集了DOM正射影像、建立起DEM數字地面模型,同時採用「系統抽樣」的採集方法收集遺物。通過城牆走向和陶片的分布密度對遺址面積重新進行了測算,確認了石峁遺址是以「皇城臺」為中心、內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垣為周界的一座罕見大型石頭城,城垣結構清晰,城門、墩臺、馬面、角臺等附屬城防設施形制完備、保存良好,城內面積逾400萬平方米,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中國所見規模最大的城址[12]。(圖二)2015年,調查工作確認了城外有樊莊子「哨所」等石構預警設施,石峁城址的面積繼續擴大,超出了原認知的石牆範圍。從目前複查情況來看,石峁城址外圍還存在著其他類似的預警設施。
現在看到的石峁遺址地表支離破碎、溝壑縱橫,城內以天然溝壑為界區分的16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小單元(梁峁)上,密集分布著居址、墓葬等遺存。由此看來,石峁遺址的總體地貌4000年來似乎沒有太過劇烈的變化。這種「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態,暗示著石峁城址的內部囊括有多個以血親為紐帶的小型聚落,但這些小型聚落之間的規模、功能、時代等問題依然不甚清晰。為了解決城址內部各類設施的布局及城址不同時期聚落形態的發展演變過程等問題,2015年起又開展了石峁城址內的專門調查,本次調查主要由邸楠負責,持續時間約一年。在遺址進行田野考古實習的西北大學和中央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魏唯一、徐舸、高升、吳小可、馬樂欣參加了前期的野外工作,後因幾位研究生實習結束返校,技工楊國旗、趙向輝、王陽陽完成了後期的調查工作。本次調查以地表踏查為主,為獲取更多的信息,對暴露於斷崖剖面的各類遺蹟進行了清理,配合小面積的試掘。
圖二石峁城址結構示意圖 下載原圖
調查結果顯示,「皇城臺」為大型宮殿及高等級建築基址的核心分布區,三面臨溝,僅北側偏東有一窄梁通往外界。臺頂面積約8萬平方米,分布有成組的建築基址,北側還有「池苑」遺蹟。皇城臺周邊以高達數十米塹山砌築的階梯狀護坡石牆包裹,底大頂小呈金字塔狀,錯落有致,堅固雄厚,巍峨壯麗,局部牆體上還鑲嵌有石雕菱形眼紋等裝飾[13]。皇城臺門址位於臺體東北部,面向內外城牆,調查時尚可辨其兩側有對稱分布的「墩臺」等石構建築。皇城臺的修建傾注了建設者大量的精力,在追求本體固若金湯的同時,凸顯出其威儀感和震懾力。
內城將「皇城臺」包圍其中,城牆依山勢大致呈東北—西南向分布,面積約210萬平方米;外城利用內城東南部牆體再向東南方向擴築一道弧形石牆形成封閉空間,城內面積約190萬平方米。內、外城各發現四座城門,多數城門地表仍可見墩臺、甕城等石構建築;在城牆的拐折處和鄰近城門處修建有角臺和馬面等城防設施,可辨識的角臺與馬面總數已超過20座。
依據地形差異,石峁城址牆體建造方法略有差異,其構築方式包括了塹山砌石、基槽壘砌及利用天險等多種形式。在山崖絕壁處,多不修建石牆而利用自然天險;在山峁斷崖處則採用塹山形式,下挖形成斷面後再壘砌石塊;在比較平緩的山坡及臺地,多下挖與牆體等寬的基槽後壘砌石塊,形成高出地表的石牆。石牆均由經過加工的砂巖石塊砌築,打磨平整的石塊多被用於砌築牆體兩側,牆體內石塊多為從砂巖母巖直接剝離的石塊,交錯平鋪並以草拌泥粘接。(圖三)
圖三石峁遺址城牆保存現狀 下載原圖
石峁城址石砌城垣長度達10千米左右,寬度不小於2.5米,若以殘存最高處5米計算,總用石料量約12.5萬立方米,其動用的勞動力資源遠非本聚落人群可以承擔。石峁城址的石砌牆垣不僅是出於守衛的需要而構築的防禦性設施,還具有神權或王權的象徵意義,它的出現暗示著在公共權力督導下修建公共設施等活動已經成為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石峁所在的中國北方地區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徵。
城內共發現有十餘處集中的居住區,其中多數分布於內城中,顯示出內城在當時主要擔負著生活區的功能。居住區內的房址集中分布,類型包括地面式、半地穴式和窯洞式建築,不同類型的房址在面積及內部設施上存在著差異,表明房址之間存在著等級關係。較大的地面式房址多建於皇城臺周圍的梁峁之上,居住者可能與當時生活在皇城臺上的統治集團有緊密的聯繫,享有較高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內城中距離皇城臺較遠的區域和外城中發現的房址均以窯洞式為主。相比之下,外城內的房址面積更小且設施更加簡陋。從房址的分布看,房址所在區域與皇城臺之間的距離可能代表著居民經濟與社會地位的高低,內城中皇城臺周鄰區域居民地位高於較遠的區域,而生活於外城中的居民則地位最低。墓葬區多鄰近居住區,表現出一種「居葬合一」的聚落空間形態。在城內一些地點(梁峁)之上還發現了走向可閉合形似小城的石砌城垣,為之前推測城內存在多個以血親為紐帶的小型聚落進一步提供了實證。
圖四皇城臺工作區域 下載原圖
圖五皇城臺東護牆北段上部 下載原圖
圖六皇城臺大臺基東南角 下載原圖
三 考古發掘
2012年—2019年,石峁考古隊先後對外城東門址及內城後陽灣、呼家窪、韓家圪旦、樊莊子、皇城臺等地點進行了發掘,揭露了規模宏大、建築精良的門址、成排成列分布的房址、高等級墓葬等遺蹟,出土了一批具有斷代意義的陶、玉、石、骨等遺物。
(一)皇城臺
皇城臺的考古發掘始於2016年,目前已揭露出皇城臺門址及東護牆北段上部及臺頂大臺基南護牆。(圖四—圖六)皇城臺門址由廣場、甕城、南北墩臺、門道等組成。廣場由基本平行的兩道石牆圍成,平面呈長方形,面積超過2000平方米。外甕城位於廣場內側、橫亙於南北兩墩臺外的正中,為平面呈「U」形的石砌單體建築,在其外側的牆根處,發現完整玉鉞兩件,當系鋪設甕城外的廣場地面時埋入。南、北墩臺位於廣場西端靠近臺頂處,夯土內芯外以石牆包砌,體量上北墩臺大而南墩臺小。門道內為石板鋪砌的路面,陡坡狀攀升至臺頂,路面的部分石板上發現陰刻「符號」。調查還發現了由皇城臺通往內外城的道路,可能為石峁城內的「主幹道」。
皇城臺的修建傾注了建設者大量的精力,在其周邊調查發現有石雕人頭像、鱷魚骨板、彩繪壁畫等高等級遺存。最新考古發掘中,門址和東護牆北段上部出土的陶、骨、石、玉、銅等各類遺物數以萬計。(圖七—圖九)皇城臺發現的製作銅器的石範,為國內已知最早的鑄銅遺存之一,為探索早期冶金技術在中國的傳播路線提供了關鍵的連接點(圖一〇,圖一一);數量可觀的陶瓦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國內數量較大、區域位置最北端的發現,暗示著臺頂存在著覆瓦類高等級建築,對於探討中國早期建築材料及建築史具有重要意義(圖一二);「棄置堆積」中出土的萬餘枚骨針(圖一三)以及「製作鏈」各階段的相關遺物,暗示著皇城臺頂部可能存在著大型制骨作坊。掌握核心生產技術的手工業者被集中安置於高等級貴族生活區,也是中國三代時期手工業生產的普遍現象。同時,數量明顯超過石峁古城生產生活需要的骨針等日用品,可能還承擔著石峁上層從周鄰區域獲取其他資源的交換物功能。
圖七皇城臺出土陶斝 下載原圖
圖八皇城臺出土雙把陶 下載原圖
圖一〇皇城臺出土石範 下載原圖
圖一二皇城臺出土骨針 下載原圖
皇城臺還出土有不少於20件的骨制口簧(圖一四),口簧在現代被叫作「口弦琴」,《詩經》等先秦文獻中多有記載,被稱作「簧」,現今仍流行於中國各少數民族區域及歐亞大陸大部分國家。作為一種世界性的原始樂器,石峁口簧考古背景清晰,共存器物豐富,形制完整,是目前世界範圍內年代最早的口簧,是世界音樂史的重要發現,為探討早期人群流動及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線索[14]。
圖九皇城臺出土玉鉞 下載原圖
圖一一皇城臺出土銅環首刀 下載原圖
圖一三皇城臺出土陶瓦 下載原圖
2018年在臺頂發現了一座夯土築芯、砌石包邊的大型建築臺基,其上還修建有大型房址。臺基大致呈南北向長方形,規模宏大,已揭露出的南護牆長度超過80米,最高處高約4米。南護牆上發現有30餘件石雕,大部分出土於牆體的倒塌石塊內,仍有部分鑲嵌於牆面之上。(圖一五—圖二一)石雕多數為單面雕刻,技法以減地浮雕為主,內容可分為符號、神面、人面、動物、神獸等,最大者畫面長度近3米,以正臉的神面為中心,對稱構圖,兩側為動物或側臉人面,體現出成熟的藝術構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藝。從層位關係和測年數據來看,臺基南護牆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000年左右;從使用背景來分析,石雕可能來自其他高等級建築,在修砌大臺基時嵌入南護牆。這些石雕可能與石峁先民砌築石牆時「藏玉於牆」或修築建築時以人頭奠基的精神內涵相同,代表了先民對皇城臺的精神寄託[15]。
圖一四皇城臺出土口簧 下載原圖
皇城臺的考古工作目前仍在進行,固若金湯的石砌護牆將臺體包裹為一個獨立的空間,玉器、石範、壁畫等象徵身份等級的「奢侈品」及鑄銅、制骨等早期「核心技術」催生的生產遺存的集中出土,成為推斷「皇城臺」為高等級貴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區域的重要證據,皇城臺當已具備了早期「宮城」性質[16]。作為目前東亞地區保存最好的早期宮城,皇城臺層層設防、眾星拱月般的結構奠定了中國古代以宮城為核心的都城布局。
(二)外城東門址
外城東門址是石峁遺址全面揭露的第一處重要遺蹟,由內外甕城、南北墩臺、門塾等設施組成,周邊地層及遺蹟中出土了玉鏟、玉鉞、玉璜、牙璋、陶器、壁畫和石雕頭像等重要遺物,尤以「頭骨坑」及「藏玉於牆」現象引人注目。
外城東門址位於石峁城址外城東北部,門道為東北向,由外甕城、「石包土」的南北墩臺、曲尺形內甕城、「門塾」等部分構成,這些設施以寬約9米的「『」形門道連接,總面積約2500平方米。(圖二二)從地勢上來看,外城東門址位於遺址區域內最高處,地勢開闊,位置險要。
外甕城平面呈近U形,將門道完全遮蔽,與兩座墩臺之間並未完全連接,兩端留有缺口,形成進入城門的小通道。墩臺以門道為中心對稱建置於南、北兩側,形制相似,均為長方形。墩臺外側地面之上有一道與牆體走向一致的寬約1.2～1.5米的砌石條帶,狀似「散水」。
南、北墩臺中間形成東門主門道。門道寬約9米,朝向門道一側的墩臺牆上分別砌築出3道平行分布的南北向短牆,隔出4間似為「門塾」的區域,南北各2間,兩兩對稱。進入門道後,南墩臺西北繼續修築石牆,向西砌築18米後北折32米,形成門址內側的曲尺形「內甕城」結構。這段牆體在門道內側增修了一道寬約1.2米的石牆,兩牆緊貼並行。地層關係顯示,這道增修的石牆修建於晚期(夏代早期)地面之上,屬於夏代早期增修石牆。在此段石牆牆根底部的地面上,發現了成層、成片分布的壁畫殘塊100餘塊。
外城城牆與南北墩臺主牆相連,牆體寬約2.5米,沿墩臺所在山脊分別朝東北和西南方向延伸而去。
外城東門址周邊共發現集中埋藏人頭骨的遺蹟6處,其中外甕城外(K1)及門道處(K2)各發現埋置人頭骨24具;東門址北端石砌城牆的牆體基礎之下發現4處,埋葬頭骨數量1～16具不等。殷商時期人祭禮儀中,甲骨文有載「斬人牲首」的方式。司馬遷《史記·封禪書》中記載了戰國晚期秦德公「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17]。石峁外城東門址附近所見集中埋藏的頭骨,均位於早期地面之下或石牆牆體之下,應與城牆修建時的奠基或祭祀活動有關。
外城東門一帶石牆內埋葬玉器的現象尤為引人關注,玉器或發現於牆體倒塌堆積之內,或發現於石塊砌築的牆體外緣[18]。根據其出土狀況分析,這些玉鏟、玉璜、玉鉞等器物應是城牆修建過程中有意嵌入牆體的。《竹書紀年》記載:「桀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19]《晏子春秋》記載:「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為璇室、玉門。」[20]石峁遺址所見將玉器置於牆體之內的現象,或符合上古文獻或神話中提到的玉門、瑤臺、璇門的相關記載。作為石峁人在信仰層面的驅鬼闢邪觀念催生的精神武器,石峁外城東門址所見殺戮奠基及牆體藏玉現象,極大滿足了闢邪神話寄託及「宗教中心」的向心功能,也成為其凝聚周邊中小型聚落的核心手段。
圖一五大臺基南護牆1 1 號石雕 下載原圖
圖一六大臺基南護牆1 1 號石雕拓本 下載原圖
圖一七大臺基南護牆2 4 號石雕 下載原圖
圖一八大臺基南護牆2 4 號石雕拓本 下載原圖
圖一九大臺基南護牆3 4 號石雕 下載原圖
圖二〇大臺基南護牆34號石雕拓本 下載原圖
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是中國史前城建史上規劃最為複雜、設施最為齊備的實例[21],設計精巧、結構複雜、裝飾華麗,築造技術先進,被譽為「華夏第一門」。即使在4000年後的今天,經過風雨剝蝕仍然讓人感覺到氣勢恢宏、威嚴高大、莊嚴肅穆。作為石峁城址的制高點,堅固雄厚的外城東門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內守的實體屏障,也是石峁統治者構建的精神屏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外城東門址所見的內、外甕城[22]及周邊城牆上的馬面[23]等遺蹟系國內確認的最早同類城防設施。東門址內、外甕城的修建最大程度地延緩了外來勢力進入城內的時間,創造了抵禦外來侵入的緩衝空間,極大地提高了防禦能力。從目前發現來看,石峁城址至少存在著21處馬面遺蹟,外城東門附近尤為集中,這些馬面與城牆牆體同時規劃並起建,附著於牆體之上,向城外凸出,疏密有致,間距集中在40米左右。這一距離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使用武器的有效攻擊距離(射程)。石峁甕城與馬面的發現及確認將中國古代同類城防設施的形成時間上溯至龍山時代晚期,表明在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前夜,中國北方地區政治格局的複雜化及武力戰爭的頻繁,同時也是東亞地區土石結構城防設施的最早實物資料。
圖二一大臺基南護牆4 7 號石雕 下載原圖
圖二二外城東門及周邊城牆鳥瞰 下載原圖
(三)韓家圪旦居址與貴族墓地
除外城東門址之外,石峁考古隊還發掘了內城中的韓家圪旦地點[24],並試掘同處內城的後陽灣和呼家窪地點[13]。
韓家圪旦地點位於皇城臺東南方向一處橢圓形山峁之上,系石峁城址內城的一處居葬遺址。除東南側接馬鞍部與其他山峁相連,墓地其餘三側均臨溝壑,山坡平緩。清理房址31組(座),墓葬41座(包括石棺葬),灰坑27處,灰溝4條,遺蹟間打破關係豐富,出土陶、石、骨器千餘件。墓葬規模及隨葬品豐厚程度的差異是體現死者生前財富、身份等級的重要標誌。韓家圪旦地點發掘的墓葬多為豎穴土坑墓,規模在2平方米以上,最大者如M1,長約4米,寬約3米,深6米,墓室面積12平方米;最小則僅可容身。規模差異顯而易見。大中型墓葬結構相似,墓主位於墓室中央,仰身直肢,棺外有殉人1至2人不等,墓室北壁均設壁龕,用於放置陶器等隨葬品。
韓家圪旦地點早期是作為居址使用的,晚期時居址廢棄,作為墓地使用,聚落功能發生了巨大的更替。雖然該墓地被嚴重盜擾,但仍然從規模上能夠判斷其為石峁遺址內的一處大型貴族墓地,墓地主人出現了身份差異及等級區分,社會複雜化傾向加劇。
後陽灣和呼家窪地點[26]試掘的主要遺蹟包括房址和墓葬,房址均為地穴式(窯洞),墓葬包括豎穴土坑墓和甕棺葬,其中呼家窪2012F3出土的鬲、斝、甗、豆、尊、喇叭口折肩瓶(罐)等是石峁遺址系統考古工作以來最為豐富的一組陶器組合。另外,後陽灣2012F2內出土了鱷魚骨板、2012M1發現了女性殉人。
(四)樊莊子哨所
樊莊子哨所位於石峁城外的東南方向,與外城南牆上的一處城門隔溝相望,與外城城牆直線距離約300米。從發掘情況看,哨所系在自然土峁頂部墊土找平後再修構石砌建築。石砌建築可分為內外兩重「石圍」,內圍位於山峁頂部正中,平面大致呈東西向長方形,長約14米,寬約11米。除西牆外,其餘三面牆體保存比較完整。內圍裡外均未發現踩踏層面或用火跡象,但在石牆內側有均勻分布的「凹槽」,應是在牆體內側立柱所用的「壁柱槽」。
從發現來看,除調查採集的一件玉鏟之外,基本不見與「祭祀」相關的其他遺物或現象,但「內方外圓」的兩重石圍結構頗值深思。根據方形石圍內側均勻分布的壁柱槽分析,或應為一座用柱子架撐的「哨所」,其功能或與登高望遠、觀敵瞭哨有關。樊莊子哨所與其他四座同類遺蹟共同構築城外的「預警系統」。
上述考古工作為探討石峁城址的聚落結構與布局、興廢年代、文化性質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雖然關於石峁遺址的認識隨著考古發掘工作不斷開展和古動物、植物、古DNA及環境等多學科研究的介入而不斷推進[27],但面對這麼一處規模宏大、建構考究的大型石砌城址,對於其內部聚落結構、功能區劃、城內人口、道路設施等關鍵性問題仍然在發現求證階段。謎一樣的石峁,僅露出了「冰山一角」。
四 研究綜述
石峁遺址的相關研究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期,伴隨著戴應新對遺址重新調查並刊布相關調查資料,逐漸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相關研究亦隨之開展。之後因考古工作的持續開展,研究也隨著資料的增加而逐步向前推進,特別是自2012年的系統性發掘開始以來,作為發掘者,我們及時地在各專業期刊及媒體上向學界及社會公布最新的發掘收穫,目前發表簡報4篇,研究論文22篇。2016年編著出版《發現石峁古城》一書,系統搜集整理了石峁遺址早期的考古資料,公布了新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成果,並對二者進行了有機的整合,在耗費周期較長的考古發掘報告出版之前,為學界提供了重要基礎資料[28]。新的資料推動著研究深度和廣度的不斷深化和擴展,目前包括發掘者在內的國內外學者關於石峁遺址的研究集中於以下六個方面。
(一)文化屬性及年代
考古學研究中首先關注的是遺存的文化屬性及年代的問題,自石峁遺址發現伊始,這一問題便成為了首要探討的焦點。在本區域田野考古工作尚不充分的條件下,由於受到材料的限制,石峁遺址最初的調查發掘者對遺址的認識多是建立在客省莊二期文化研究的基礎上。戴應新在研究中首先注意到遺址出土陶器與關中地區客省莊二期文化之間存在的一定相似性,認為二者的年代也比較接近,在當時學術界對龍山文化的認識尚較模糊的情況下,將文化屬性確定為客省莊二期文化或用「陝西龍山文化」統稱之[6]。這一觀點在一定時期內頗有影響。隨後魏世剛通過比較石峁與客省莊二期文化各類遺蹟、遺物的相似性,進一步將石峁遺存歸入客省莊文化的範疇[30]。鞏啟明也將其劃分為客省莊文化一個類型——石峁類型[31]。但在發現之初,也有學者對上述觀點提出了不同的認識,張忠培最先敏銳地注意到石峁遺址陶器自身的特點,認為兩者可能屬於不同的文化系統[32]。
隨著河套地區及鄰近的晉中地區考古工作的逐步開展,學術界逐步意識到本地區自身文化面貌的特點,開始從宏觀角度審視包括石峁遺址在內的陝晉蒙地區本土文化的性質與年代,石峁遺址逐漸被從客省莊文化的範圍內分離出來。許偉對晉中地區新石器到西周時期的遺存進行編年研究時,將石峁遺址與河套地區的發現統稱為「前套龍山文化」,並通過與晉中地區進行比較,認為這類遺存與晉中地區第四期的第十、十一段遺存較為相近,部分遺存的絕對年代已超出了龍山時代,已進入了夏紀年[33]。梁星彭也對「石峁被劃入客省莊文化」持否定態度,指出其與晉、陝、內蒙古交界處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屬於同一系統[34]。高天麟以黃河流域龍山時代的典型陶器——鬲為契入點,通過陶鬲的類型學分析,把握住雙鋬鬲的分布範圍,將陝北地區與內蒙古中南部、晉中、晉南地區的發現概括為「黃河前套龍山文化」[35]。《晉中考古》報告中更是明確指出這類遺存「無鼎、鬹,雙腹盆及釜形斝不發達,單把鬲佔一定比例,而以雙鋬鬲、甗、甕及尊為主要成分,是區別於其他同時期的諸考古學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徵」,其分布範圍「西起黃河西岸匯入黃河的諸支流,北達陰山腳下,南至侯馬、河津一帶。東北深入洋河和桑乾河,佔據了整個冀西北」[36]。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周鄰地區伊金霍洛旗朱開溝、準格爾旗大口、白草塔、永興店、岱海老虎山、忻州遊邀、神木寨峁、新華等一批重要遺址發掘材料的相繼公布,進一步明確了這類廣布於黃土高原東部的龍山時代遺存自身的文化特點,新材料使得有了重新審視這類遺存的條件。在這些新發現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了新的文化命名,如朱開溝文化[37]、遊邀文化[38]、老虎山文化[39]、寨峁文化[40]、大口文化[41]和新華文化[42]等。近期鞏啟明撰文指出以上試掘或發掘一個遺址後所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名稱,很難以點代面以涵蓋一方廣大地區,而神木石峁遺址特大型聚落作為這一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的中心,不妨稱之為石峁文化[43]。而在如此大的空間範圍,這類遺存也表現出一定的地域性差異,有學者又將這類遺存劃分為老虎山遺存、杏花文化、東關文化等不同譜系[44],上述觀點在部分學者各自提出的考古學文化命名中也有所體現。
本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不斷被新材料所完善,石峁遺存在這一時空框架內的位置及自身的分期問題也逐漸清晰起來。在20世紀80年代遺址的首次發掘中,發掘者在材料尚不豐富且缺乏直接地層關係的情況下嘗試根據陶器的形態推定石峁遺址存在早晚兩種時期的文化類型,是首次嘗試對石峁遺存進行分期的重要探索。隨著內蒙古中南部及晉西北地區同期遺址的發掘,「兩期說」這一最初建立的年代學標尺逐漸被學界所接受。魏堅和崔璇認為石峁以M2為代表的遺存時代晚於龍山文化,屬於青銅時代的大口二期文化遺存,當在夏的紀年之內[45]。張宏彥和孫周勇則進一步依據晉中杏花村遺址和內蒙朱開溝遺址中明確的層位關係,將石峁遺址的文化遺物劃分為以H1與M2為代表的早晚兩段,早段屬龍山晚期,相當於客省莊文化的晚段,晚段則可能已步入夏紀年,但兩段的文化性質確是一脈相承的,可以將周邊的大口二期、新華、朱開溝一、二段、遊邀早段、杏花村四期等遺存劃入這一範圍[46]。之後孫周勇進一步根據新華遺址的發掘材料,將河套地區的龍山時代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六個發展階段,石峁遺存的年代相當於新華文化晚期的「寨峁期」和「朱開溝期」,並推定其絕對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50至前1900年之間[42]。
有學者在兩期說的基礎上又識別出一些時代更早和更晚的遺存,閻宏東將石峁陶器劃分為A、B、C、D四組,其中A組可能早至龍山早期,屬杏花文化範疇,而劃入D組的兩件調查獲取的筒腹鬲和折肩罐則為年代更晚的遺存,可能屬於李家崖文化的範疇,年代已到了商周之際[48],這一論斷中首尾兩個階段的分期認識是之前研究中所未提及的。之後馬明志在《中國北方地帶史前至夏商時期陶鬲的譜系源流》中對石峁陶鬲的分組與閻文的認識基本一致[49]。
2012年開始的持續大規模發掘為遺址的年代研究提供了更加豐富的資料,使得遺存的分期問題也得到了進一步修正和完善。在石峁遺址新一輪的發掘工作中,在外城東門址和韓家圪旦地點找到了夏代早期遺存疊壓打破龍山晚期遺存的直接地層依據。結合新測定的碳十四年代數據,孫周勇將兩期遺存的年代修訂為公元前2300年至前2100年、公元前2100年至前1800年之間[50]。邵晶以近年來所獲的調查、發掘資料為依據,首次對石峁城址的年代提出了「三期說」的分期方案,在此基礎上還對城址的修建過程進行了討論,將石峁遺存分為三段,其中A段與岱海的老虎山遺址和汾陽的杏花遺址年代相當,絕對年代推斷為公元前2300年,而B、C兩段的絕對年代分別前2100年和不晚於前1800年[51]。在這一年代標尺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根據調查中發現的典型陶片的分布範圍和遺蹟現象,勾勒出城址的初建、興盛和衰敗的發展過程,即早期修建了皇城臺和內城,之後隨著活動範圍的擴大而修建了外城,直至最後走向衰落。王朝輝還將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調查發掘資料和2012年大規模發掘之後公布的資料進行了整合,將石峁遺址分為三期四段五組,三期分別為龍山時代、夏紀年、晚商和西周時期,而龍山時代又可分為早、晚兩段[52]。這一分期方案其實是在前人分期方案基礎上的進一步修訂,文中第一期龍山時代早段與《試論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過程》(以下簡稱邵文)中的A段及《神木石峁遺址陶器分析》(以下簡稱閻文)中的A組基本一致,第一期龍山晚段和第二期的年代大體與邵文的B段、C段相當,但在部分單位的分組上與邵文的略有出入,而第三期即為閻文中所認定的年代至商周之際的D組遺存。上述各家對石峁年代和分期研究的觀點,是一個不斷發展、完善和修正的過程。石峁遺存的主體年代為龍山晚期和夏代早期,已被考古發掘中確切的層位關系所證實,也是目前所有分期方案的共識,在以上兩期方案的基礎上能否進一步細化段、組,還需要尋找更多的地層關係支持,尚存在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近期,我們依據典型地層關係及器物組合,綜合以往研究成果及最新考古材料,提出將河套地區所見的「雙鋬鬲類遺存」命名為「石峁文化」,其分布範圍以陝西北部、山西中北部、內蒙古中南部為核心,可分為早、中、晚三期,大致處在公元前2300至前1800年之間,石峁文化繼承和延續了當地龍山時代前期遺存的基本特點和主體內涵,是不同於中原地區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新砦期和二里頭文化早期遺存的一個典型「北方代表」[53]。
許宏撰文對目前學術界將石峁遺址的相對年代界定為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表述提出異議,建議慎將史學概念引入考古學文化中,不宜將龍山晚期和夏代早期兩個分屬考古學和文獻史學範疇的概念並用。文中還依據牙璋的形制特徵及皇城臺新發現的大臺基石雕「舊物新用」現象,認為石峁遺址的下限年代可能晚至公元前1600年,而目前所知的石峁遺存,至少是兩個不同的人類群團的遺存,它們在時間上有先後,而文化性質相異[54]。
需要說明的是,發掘者將石峁遺址的相對年代與中原地區建立的文化編年進行橫向比較,旨在將石峁遺存放置於中國早期文明視野下綜合觀察和分析。誠然,關於夏文化、夏代、夏時期、二里頭文化和二里頭時期等概念,其使用語境及代表的考古學物質文化具有較大差異。但參照夏商周斷代工程測年結果[55],若仍然以公元前2070年為夏代始年,夏代所處的年代當應涵蓋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新砦期和二里頭文化時期三個階段,則夏代早期不晚於二里頭文化時期。石峁文化的主體內涵與二里頭文化無直接的承襲關係,石峁城址的相對年代處於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
關於石峁文化和石峁城址的絕對年代,目前出土器物的特徵和系列測年數據均顯示不晚於公元前1800年左右。根據皇城臺東護牆內紝木等標本的測年結果,其修建和使用年代集中於公元前2200年至前1900年。皇城臺臺頂大型夯土高臺建築頂部的F2內朽木的測年數據為公元前1900至前1800年[56],年代屬於石峁文化晚期。而疊壓在大臺基南護牆上的文化層中出土了雙鋬鬲、單把鬲、三足甕、喇叭口折肩瓶等器物,這些陶器呈現出典型的石峁文化中期特徵。據此可知,皇城臺大臺基的修建年代不會晚於石峁文化中期,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玉器的早晚形制變化雖不如陶器敏感,但石峁牙璋不見二里頭「龍頭式」闌牙,顯示出時代較早的形制特徵。據其出土層位,石峁牙璋可以分為早晚兩期:早期以闌部兩側有「單齒」為主要特徵,與石峁文化中期遺蹟相關;晚期闌部流行繁複的「多齒」,常見橫視為牛頭式(「業」字形)的闌部,發現於石峁文化晚期遺蹟內。因此,石峁牙璋的年代下限不會晚於公元前1900至前1800年。
最新考古發現揭示,石峁文化結束即石峁城址廢棄之後,皇城臺等地點還零星分布著一類以蛇紋鬲為典型陶器的遺存,其絕對年代約為公元前1700年至前1600年左右。石峁遺址內發現的蛇紋鬲類遺存為探討石峁城址廢棄後的圖景提供了重要材料。
(二)與周鄰考古學文化的關係
如上文所述,目前圍繞河套一帶的以雙鋬鬲、斝、盉、甗、三足甕等作為代表性器物的龍山時代文化遺存仍有多種不同的命名方案,但其文化具有獨特的地域性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關於這支考古學文化的淵流,目前的研究尚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類可以概括為「北部起源說」,目前在學界影響較大。戴向明認為這類以雙鋬耳為特色的鬲、斝、盉、甗、甕、罐、盆、甑等器物構成的陶器群作為主要標誌的遺存(文中稱謂「遊邀文化」)主要是在承襲老虎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雙鋬鬲的最初形態當形成於岱海周圍[57]。韓建業也認為岱海地區(文中稱謂老虎山文化老虎山類型)為北方鬲類器物的發源地,從龍山早期到晚期處於一個積極對外施加影響的時期,表現為鬲類器物的大規模南下東進[58]。孫周勇進一步明確指出這類遺存與河套地區龍山時代最早分布於岱海地區的老虎山文化關係密切,老虎山文化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走出了岱(海)—黃(旗海)地區,向南擴展活動範圍,逐漸佔領了地理位置優越、生產條件優越的南流黃河兩岸,甚至向東越過黃河,抵達晉中呂梁山陽坡的峪道河,並且在其影響下形成了杏花村四期、喬家溝Hl-6、遊邀龍山遺存等[42]。鞏啟明認為陝北北部地區以石峁為代表的龍山時代晚期文化遺存是從中原和本地龍山時代早期廟底溝二期文化發展演變而來的,同時在其發展過程中,接受了北上的客省莊文化、陶寺文化、齊家文化、南下的阿善三期文化、老虎山文化以及西進的遊邀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其主體是該地區發生發展起來的獨特的地域文化[43]。
第二類與之相對,可以概括為「南部起源說」,張忠培從器物形態出發,通過雙鋬鬲的排序,認為陝北和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使用雙鋬鬲的遺存並非來源於本地的龍山早期文化,而是晉中地區杏花文化居民殖民於晉北和南流黃河南段東西兩側的結果[44]。段天璟進一步分析認為陝北地區龍山時代至夏時期的雙鋬鬲遺存研究當屬杏花文化及其後繼者同一譜系的文化遺存,而陝北地區的單把鬲遺存應與客省莊文化的發展及其後裔的北上相關[62]。苗暢通過對陝北地區雙鋬鬲類遺存的分析,認為這類遺存的出現即是對本地區較早階段遺存的繼承和發揚,又受到了來自晉中地區杏花文化側裝雙鋬鬲組合的強烈影響,可作為杏花文化的影響區域或邊緣地帶[63]。近來段天璟、董霄雷的《陝北地區石峁遺址相關遺存的性質及其形成的鬲譜觀察》一文對之前的觀點進行了補充,通過石峁及鄰近的寨峁梁、新華等五個遺址中出土雙鋬鬲、單把鬲的排序,將陝北地區龍山至夏代遺存進一步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分別歸屬為三支不同的考古學文化。第一、第二階段遺存分別屬於杏花文化和永興店文化,至第三階段則出現了分化,新華遺址仍屬於永興店文化,而石峁遺址則被客省莊文化的後裔所佔領[64]。
誠然,每一支考古學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總是會受到周鄰考古學文化的影響,其中各類文化因素也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此消彼長的動態演進過程,由於觀察視野的差異,必然會得出一些不同的認識。筆者認為龍山時代中晚期始,這類以雙鋬鬲、斝、盉、甗、三足甕為主的遺存一直是構成河套地區考古學文化的主體因素(即「石峁文化」),由於對典型遺址的認定不同,目前對該類文化命名仍存在爭議,但僅涉及到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原則問題。而這類以「雙鋬鬲類遺存」為主體的文化是否需要予以拆分,背後則涉及到界定考古學文化的標準問題,還需謹慎對待。
關於以石峁遺存為代表的本地區龍山時代文化與周鄰考古學文化的互動關係,早期的學術研究主要關注到其受到了鄰近的客省莊文化和齊家文化的影響和滲透,這在鞏啟明、張宏彥、閻宏東等學者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均有論述。近年來,隨著石峁遺址系統考古工作的開展及陶寺遺址大型考古報告的出版刊布,兩處時空關係密切的超大型聚落的比較研究,成為了學界討論的熱點。同時學界也跳出單純陶器形態的比較,開始從一些複雜的文化現象層面進行深入的探討。
徐峰從玉器埋藏、彩繪及暴力現象等多方面進行比較研究,認為陶寺與石峁在文化上有著一定相似性,存在著經濟、文化和族群的互動,特別是陶寺文化晚期之後,與當地的東下馮類型之間沒有淵源關係,可能部分向陝北地區發生了轉移[65]。王曉毅從河套地區與晉南地區龍山時代出土的陶器、細石器、銅器、玉器等遺物及石棺葬葬俗的比較分析,勾勒出這一時期兩地區文化互動關係的大勢。早期老虎山文化南下帶來了陶寺早期文化的變革與陶寺中期文化的形成,晚期以石峁都邑聚落為核心的新華文化強勢擴張,又導致了陶寺中期文化的重大變化。而陶寺文化中的一些先進技術也被河套地區所吸收利用,石峁城內的夯土臺基類的建築即是運用了中原地區發達的版築技術[66]。
一些學者嘗試放眼歐亞大陸,通過石峁遺址出土的一些獨特的遺物,討論其與歐亞草原的早期文明的關係。郭物認為石峁遺址中發現的石雕人像與南西伯利亞奧庫涅夫文化及新疆的切木爾切克文化的石雕人像有著相似之處,陝北地區石人的出現可能受到了西北方向文化的影響[67]。羅森(J·Rawson)比較了石峁發現玉器、青銅器與陶寺、二里頭以及俄羅斯阿爾泰、西伯利亞葉尼塞河谷的同類器物間的相似性,這種相似之處在陶寺、二里頭遺存中的出現可能與石峁南遷相關,而整個草原和黃土高原北部地區則是共享文化的結果,而非直接接觸[68]。李旻也持相近觀點,認為:「石峁發現的人頭石雕、坐像、巖畫、貨貝、綠松石珠、鴕鳥蛋殼、銅齒環以及大量散布的打制石器揭示了高地社會與北亞、中亞互動網絡之間的聯繫。」[69]
(三)玉器研究
石峁遺址因大量玉器面世而首次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石峁玉器的專題研究成為中國早期玉器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
石峁玉器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初石峁遺址系統考古發掘之前,由於研究對象為非考古發掘出土的徵集品,學界爭議的焦點主要是其年代。戴應新在最初發表這批玉器時,推斷其時代存在兩種可能,或是龍山時代或是商代,後進一步將時代修訂為與遺蹟同時,當是龍山時代的遺物[7]。有學者將以石峁為代表的陝北玉器資料分為鏟、鉞、圭和牙璋、刀、戚、戈、綠松石飾物等兩組,年代分別為龍山晚期和二里頭晚期及早商,認為本地區的玉器缺乏清晰的發展脈絡,表現為對外來文化的被動接受,並未形成很強的玉器體系[71]。王煒林和孫周勇根據神木新華遺址出土玉器的對比研究,確認了石峁玉器的時代與遺址基本相當,應在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在這一時期河套地區已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玉器消費中心[72]。
關於玉器的來源也有一些相關論述,鄧淑蘋認為石峁遺址徵集的玉器部分屬於舶來品,並指出其中牙璧可能來自遼東或山東,而側面人頭像、虎頭與鷹紋笄則屬於湖北的石家河文化遺物,均屬於東夷系玉器[73]。楊伯達則根據側面玉人頭像的特徵和《山海經》中的記載,考證其為「一目國」或稱「鬼國」,而石峁的玉料來源較為多元,甚至可能有來自今俄羅斯境內東薩彥嶺的玉料[74]。權敏通過對包括石峁在內的陝北地區龍山至夏代玉器發展脈絡的梳理,認為璧、琮、笄、玉虎頭等數量較少的器物可能由文化傳播而來,而牙璋、刀、戈、斧、鉞等大宗玉器則是從本地起源和發展來的[75]。
第二階段為2012年石峁遺址系統考古發掘開展之後,以石峁外城東門址的正式發掘為起點,發掘出一批有著明確地層年代及埋藏背景的玉器。其中首次發現的「藏玉於牆」的特殊現象,改變了之前學界普遍認為石峁玉器全部來自墓葬的推斷。新發現又一次引起了學術界對於石峁玉器的關注,本階段的研究可以歸納為三類,第一類主要集中在石峁玉器的出土背景、特點、用途等問題的探討上。孫周勇、邵晶的《關於石峁玉器出土背景的幾個問題》一文,對石峁玉器的埋藏背景進行了探討,首次明確了石峁玉器的出土地點,可以歸納為石砌門址周邊、大型土坑墓、祭壇及祭祀坑三類遺存[18]。戴向明總結了石峁玉器的特點,認為石峁玉器種類繁多,玉料龐雜,兼具南北多元元素,但體型扁薄的端刃器和較高的玉器改制和再利用率顯示出其自身鮮明的風格特點和制玉工藝,石峁集團應亦有自己的玉器加工和分配體系,只是自創的玉器種類少、而仿製外來品居多[77]。王曉毅通過分析碧村遺址出土玉器的文化因素,對包括石峁在內的河套地區玉器的出土背景、性質及年代等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這一時期黃河中遊不同文化區內,對玉器這一稀缺資源不僅形成了統一的文化認知,還應存在大量的採玉及遠程物資的交流行為[78]。何駑還對石峁玉器的使用功能提出了新的觀點,認為石峁是一座在農牧交錯帶上的邊貿城市,發現的大量玉器以長度作為分級尺度,被當作一般等價物——貨幣所使用[79]。除考古學角度的研究外,一些學者還從文化人類學角度進行了解讀。葉舒憲對「藏玉於牆」現象予以詮釋,認為建築用玉現象具有闢邪驅魔的精神防衛功能,並與文獻記載的夏代玉門瑤臺相關聯[80]。殷慧慧將石峁遺址徵集和出土的玉器進行了分類統計,分析探討了玉器所體現的石峁先民的祖先崇拜、太陽崇拜、宇宙觀等精神文化思想[81]。
第二類是玉器的跨區域的比較研究,因與石峁年代相近的二里頭、後石家河文化中都發現有一定數量的玉器,故跨區域的比較研究也成為一時的熱點,特別是在石峁遺址中發現數量較多的一類大型禮制性玉器——牙璋,關於其起源問題更是成為爭論的焦點。
目前學界多傾向認為石峁發現的牙璋年代較早,中原地區乃至江漢地區牙璋的出現,則是受到了石峁的影響。邵晶根據石峁遺址的地層關係,明確了發掘出土的牙璋時代,大致介於龍山晚期與二里頭文化早期之間,是黃河中上遊地區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牙璋[82]。秦小麗系統地分析了早期玉牙璋的分布與傳播,認同石峁出土牙璋的時代較早,推測黃河中上遊一帶是二里頭文化牙璋的起點[83]。鄧淑蘋也指出二里頭文化中牙璋、長刀、玉戈等器類以及器表與「石峁式網格紋樣」相似的「二里頭式網格線紋」的出現,顯示出二里頭文化與石峁文化關係密切,含鐵量高的墨玉甚至是被石峁先民壟斷的專利玉料[84]。張國英通過分類比較石峁玉器與二里頭玉器的特點,指出兩地玉器存在禮制差異,柄形器是二里頭文化的重要禮器,而牙璋則是石峁文化的重要禮器[85]。陳茜認為石家河文化與石峁之間存在雙向的文化交流,石家河棗林崗類型中出土較多的鉞、璋等玉禮器及錛、刀等工具類玉器佔有較高的比重,或是受到石峁地區的影響[86]。
此外,郭靜雲認為牙璋的雛形為玉刀,起源地為鄂西、川東及石家河,而石峁玉器與石家河文化玉器具有一定相似性,進而推斷石峁遺址的玉器並非本地生產,而是西北族群從江河地區掠奪而來的窖藏珍寶[87]。
第三類是所謂「早期玉石之路」的研究,從更加宏觀的角度探討史前時代玉器及背後原料、技術的傳播。葉舒憲將史前用玉概括為「東玉西傳」(玉教觀念和玉文化傳播)和「西玉東輸」(玉石資源傳播)兩大階段,時間的交匯點恰在距今4000年前,而石峁古城很可能在這時充當著雙重中介作用[88]。王強、楊海燕通過對龍山時代黃河流域海岱、晉南、陝北、甘青四個區域玉器的比較研究,認為這一時期存在著明確的雙向文化互動,即器型和工藝方面的「東工西傳」和玉料方面的「西玉東傳」,還進一步探討了戰爭、移民、貿易及上層的交流網等交流的具體形式[89]。潘禾瑋奕根據黃河中上遊地區的發現,認為玉石之路是逐漸、分段形成的,首先是從龍山時代已開始的用玉傳統與牙璋、玉琮、聯璜璧等玉禮器的傳播,然後才是玉料的運輸,玉石東傳發生的具體時間目前仍不能確定[90]。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胡文高搜集了已流散的部分石峁玉器,編撰《石峁玉器》大型圖錄,這些玉器雖非考古發掘出土,但對石峁玉器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91]。
就河套地區的考古發現來看,除石峁遺址外,陝西神木新華、山西興縣碧村等多處龍山時代遺址中普遍發現有玉器集中出土的現象,這一現象表明,興起於距今4000年前後的石峁文化繼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落之後,已成為與齊家文化、後石家河文化鼎足而立的一處重要的史前用玉中心。目前關於石峁玉器的研究,仍有一些基本問題尚待解決。如石峁玉器的質料、產地等方面的研究還相對薄弱。如何透物見人,了解當時社會對玉器資源的控制方式,也是下一步研究需要關注的問題。
(四)石城與聚落社會研究
石城與聚落社會的研究集中開展於21世紀初石峁遺址的系統性考古工作之後。石峁遺址系統性考古工作開展之前,受到田野工作局限性的影響,學術界對石城聚落的文化面貌的認識尚不清楚,較為深入的研究工作也無法進行,甚至在20世紀的一些調查中,一度對遺址內斷續石牆的年代產生誤判,將遺址周邊的石砌城牆認定為戰國秦長城[92]。2012年的系統調查重新確認了石峁遺址的城垣結構並精確計算了石峁城址的面積,特別是外城東門址考古新資料的公布,這處有著兩重城垣、規模宏大的史前城址,引起了學術界的強烈關注。
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結構清晰、設計精巧、保存完好的史前門址,為我國古代建築史及建築技術提供了重要資料。孫周勇和邵晶認為外城東門發現的雙甕城結構和附著於城牆上的馬面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甕城和馬面實例[93]。馬樂欣將石峁遺址發現的馬面、甕城及城牆與先秦的城址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石峁發現的城防設施為先秦時期城防及軍事防禦體系建構的產生奠定了基礎[94]。國慶華等從建築結構及建築技術角度將石峁外城東門址與中國國內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早期城門進行了對比研究,通過對石峁外城東門址的復原,認為這種雙臺雙牆雙門塾式結構在世界城建史中屬於布局最複雜、控制性最強的設計[95],而從建築技術上來看,石峁包括有夯土、砌石、甕城馬面三種不同的傳統,甚至顯露出一些西方文化因素,多元建築是建築文化交流的結果,可能創造石峁多元特色的社會是一個多元群體[96]。杜啟明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認為石峁遺址的建築文化體現著不同的文化基因,但卻給出不同的解釋,對部分建築的年代提出質疑,認為石峁發現的窯洞式建築與土石建築時代存在早晚,土石建築出現是對相對先進的文化缺乏認知的單純模仿行為,推測其時代可能較晚至商文化的範疇,而之前認定的紝木和甕城也與文獻記載的不同,則應該被稱為「錨杆」和「障牆」[97]。
呂宇斐等經過初步測量和研究,認為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門道方向為東偏北約31°,其設計建造可能與4000多年前夏至日出方位有關,具有早期天文學的內涵[98]。外城東門址出土壁畫的繪製工藝和技法也經過了科學的考察和分析,壁畫上所發現的鐵黃、綠土顏料以及陰刻起稿線的發現均為目前國內發現的最早應用實例[99]。除了外城東門址備受關注外,石峁城牆的營建技術也有相關研究,吳小可分析了牆體上發現的孔洞以及殘留朽木,對版築橫木說、腳手架說進行了辨析,認為其功能可能與《營造法式》中「絍木」的作用相當,主要起到穩固牆體的作用[100]。賀黎民對石牆建築石料的來源進行了分析,認為屬就地取材,並通過實驗考古的方法,還原石牆的砌築方法並推算了修築速率[101]。還有學者關注到皇城臺發現的早期陶瓦在中國建築史上的意義[102]。
一些學者還從聚落和社會的層面進行了相關研究,甚至上升到文明或國家起源的高度,認為石峁可能已經進入早期國家的發展階段。王煒林、郭小寧通過對陝北地區龍山時代聚落和墓葬表現出的社會等級及石峁出土的特殊遺物分析,認為石峁既是宗教的中心又是世俗權力的中心,兩種權力在石峁體現出一種緊密的結合,通過神權而不是依靠武力可能是這一地區國家形態的基本模式[103]。戴向明在更加廣闊的範圍內勾勒出龍山時代河套地區的聚落與社會發展脈絡,歸納出與中原不同的「北方模式」,認為本地區在廟底溝二期和龍山前期尚未能孕育出高度複雜的社會,至龍山後期,氣勢恢宏的石峁可能已經成為晉陝高原的一個早期國家的都邑性聚落,北方地區可能因環境原因社會發展長期滯後,而資源缺乏導致社會群體的競爭與衝突,致使龍山晚期社會複雜化出現跳躍式發展[104]。而石峁遺址與晉南的陶寺和稍晚的豫西二里頭遺址,三者可能代表著先後興起的三個早期國家,三者形成背景具有相同之處,即均位於各自文化和社會勢力的邊緣地帶,又都受到外來文化勢力的刺激或集團勢力的衝擊,都面對著周邊集團的抗衡與競爭的壓力[105]。
孫周勇以榆林地區的考古資料為基礎考察了本地區公元前三千紀的社會複雜化進程,總結出相似的規律。公元前3000年至前2500年聚落等級差異不懸殊,之間未形成競爭關係,僅在後期出現設防現象;公元前2500年至前2300年,聚落規模差異逐漸顯著,社會複雜化傾向加劇;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聚落規模出現了高度分化,區域性中心聚落湧現,形成了多層級的聚落系統和以石峁為代表的的早期王權國家[50]。徐舸調查了禿尾河流域龍山聚落的分布、等級、內部結構,並對相互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力圖還原區域社會複雜化的動態發展過程[107]。陳小華、李芬通過河套地區古城與古代文獻中有關國、都規模的對接,石峁古城應類似該區的國,其他則只為大都、中都和小都[108]。張莉、孫周勇等通過分析石峁發現的各類遺蹟現象後認為,石峁遺址中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人口遠遠多於同期中國其他地方,擁有大規模徵集和管理勞動者的能力表明,其所在的黃土高原擁有比中原更複雜的社會組織,反映出的複雜性甚至顯示社會層級比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更早達到國家水平[109]。郭靜雲還借鑑歐亞草原南緣米努辛斯克盆地銅石並用至早期青銅時代不同族群的「共生現象」,推測石峁社會結構較為複雜,內部可能也存在本地長居的農耕和漁獵族群的聚落和來自草原的流動的遊戰族之間的共生[110]。
石峁發現的超大型城址、宏大的建築、複雜的宗教祭祀現象及大量精美玉器及其與周鄰聚落形成的多層級關係已經從宏觀上展現出河套地區在龍山時代晚期已形成了高度複雜的社會系統,這已是當下學術界的共識。我們認為,如果說城牆體石方量反映的城址規模是推斷資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組織的尺度,石峁遺址無疑已經具有了早期城市的必要因素及特徵,與其周邊數以千計的中小型聚落共同彰顯出早期國家形態下「國」和「野」的具象特徵。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石峁遺址的統治者掌握了操控公共權力及控制祭祀權力的可能,具備了早期王國都邑的必要條件。
(五)體質人類學、生業和環境研究
為了獲取更多的歷史信息,從石峁遺址系統性發掘之初,體質人類學、動物、植物、古DNA及古環境等學科研究便介入日常考古工作中,開展跨學科的綜合研究。
陳靚對石峁城址外城東門址祭祀坑和後陽灣地點出土人骨進行了體質人類學分析,外城東門址祭祀坑中發現的女性明顯多於男性,且多為壯年,種族特徵與內蒙古長城一帶的土著居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頭骨上留有明顯的火燒痕跡,可能與祭祀儀式或者卸取頭骨有關,創傷則表明本地區可能為爭奪資源而戰爭頻繁[111]。而後陽灣地點墓葬中出土的頭骨顯示石峁先民的族屬特徵接近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下肢骨中相對扁平的股骨和脛骨,可能是長期勞作的結果,齲齒少發,推測石峁居民的食物結構中植物性食物所佔比例較小[112]。
出土的動植物遺存是進行生業模式的基礎資料。胡松梅、楊苗苗通過動物遺存種屬的鑑定分析,認為石峁的經濟類型為半農半牧,家養動物是先民的主要肉食來源,大量飼養豬和黃土高原習見的草原動物牛、羊,同時發現的揚子鱷骨板顯示出遺址較高的規格[113]。植物遺存的分析也顯示出石峁的生業特點以農耕生產為主,兼營家畜飼養業。農作物種類較為簡單,主要包括粟、黍兩種小米,屬於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傳統;豆科植物較豐富,其中以兩種優質牧草草木樨和胡枝子為主,顯示家畜飼養業也佔據了很大的比重,從龍山晚期到夏代早期,比重呈逐漸增加之勢,農牧交錯帶的生產特點也許在當時已經形成[114]。後陽灣地點出土黃牛的古DNA序列分析顯示全部為家養普通牛,通過與周邊地區出土材料的對比,反映出石峁先民與歐亞草原及龍山時代北方地區的古人群存在著文化交流,而黃牛可能正是從5000年前的甘青地區進入中原的[115]。同一地點出土的豬、黃牛和綿羊的牙釉質鍶同位素研究表明,豬、黃牛和絕大多數綿羊均來自本地,石峁先民已經能夠飼養上述動物作為家畜並自給自足地滿足日常生活需要[116]。遺址中手工業遺存的重要發現當屬皇城臺出土的少量刀、鏃、錐等銅器及鑄銅石範,這些早期銅器的年代應不晚於公元前1800年,為揭示中國北方地區早期銅器形制和技術特徵增添了重要實物資料的同時,也為冶金術自北方傳入中原的觀點提供了關鍵性的證據。但由於材料較少,暫未找到明確的冶煉遺存地點,這些新發現也引發了一些爭議。蘇榮譽通過出土銅器的形態比較,傾向於銅刀和石範環首刀的年代較晚,和中原商代器相若,目前的證據也尚不足以認定石峁具有鑄銅工業,同時對冶銅術西來說的觀點也提出了質疑[117]。
環境是文化的載體,陝北地區地處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南緣,也是北方典型的半溼潤、半乾旱區向乾旱地區的過渡帶,獨特的地理位置、脆弱的生態環境使得人類文化對氣候變化的反應十分敏感。以往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從內蒙古中南部至陝北的河套地區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曾發生過降溫事件,氣候向乾涼化轉變[118],很多學者在環境變化這一背景下對本地區的一些文化現象進行闡釋,認為環境變化可能是石峁古城的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孫周勇、邵晶認為石峁聚落的崩潰可能因為公元前1800年左右環境的乾冷惡化最終難以為繼[119]。呂卓民分析認為石峁古城的興起也有環境的因素,農牧交錯地帶的生態環境雖然脆弱,但卻為原始開發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條件,特別是農牧兼營的條件,無疑比單一的農業或牧業經營方式優越,而這就是處於農牧交錯地帶的文明發展可能會走在中原地區前面的原因[120]。孫永剛、常經宇也認為龍山時代晚期持續的降溫事件,使得陝北先民的生業形態逐漸發生轉變,表現為畜牧經濟的崛起,而農耕經濟的比重下降,這一變化初期帶來的人群聚合、肉食的富足及農業的補給等因素從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早期王權國家——石峁遺址的誕生,之後夏代中晚期本地考古學文化的衰落也與氣候環境持續惡化的背景密切相關[121]。
(六)族屬研究
作為龍山晚期最大城址,石峁遺址以其宏大的建築規模、複雜的城防設施、眾多的精美玉器、農牧交錯的地理區位以及其處於臨界史前和歷史時期的關鍵時間節點等因素,從確認其規模及城址結構開始,學者們就試圖從各個角度進行解讀。先秦史學者沈長雲從古代文獻及歷史地理角度縱橫捭闔、旁徵博引,提出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122]。此說一出,學界矚目,甚至有學者直指黃帝都城崑崙[123],石峁城址黃帝都城說也在歷史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124]。陳民鎮立即撰文回應,指出將考古發現與古史傳說輕易掛鈎的做法是危險的,並從世系年代、區域位置、築城傳統等方面提出石峁古城與黃帝都邑存在文化特徵的不相稱性[125]。此外,關於石峁遺址性質還有堯帝避洪水所居之幽都[126]、上古西夏都邑[127]、大禹治水與共工鬥爭時被毀的「不周山」[128]等多種說法。近來還有學者提出石峁城址的營建者為黃帝後裔的周人先祖[129]或北狄先民[130]的新觀點。
面對史學界關於石峁遺址族屬與性質的快速反應,作為發掘者也不得不回過頭來審視與之相關的問題。由於考古學注重實物資料的積累與分析,在沒有獲得充分內證性材料支持的情況下,一般不傾向於將考古學文化或某一遺址背後的族群與上古歷史人物對照匹配。這也是考古學本身為人詬病的「見物不見人」的短板,但未嘗不失為一種審慎的態度,對此我們專門撰文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回應[131]。之後卜工也從時代、地望及以雙鋬袋足陶鬲為代表的陶器多方面論證了石峁為黃帝、堯都之所的矛盾所在[132]。
從考古學文化的分布來說,以石峁遺址為代表的河套地區龍山晚期文化遺存有著深厚的區域文化淵源和傳統,其分布範圍大致在今內蒙古中南部、陝西北部及晉西北一帶。這一區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高度一致,上承老虎山文化,下迄朱開溝文化,有著相同的居住方式及喪葬習俗,生活用器組合及形制發展脈絡清晰可循[133]。因此,可以斷定以石峁為代表的龍山晚期文化遺存是根植於河套地區自仰韶晚期以來久居於此的土著人創造的。隨著時間推移其社會形態逐漸複雜化過程,最終形成了具有國家形態的高級聚落中心——石峁。
種種跡象表明,石峁城址的社會功能不同於一般原始聚落,已經跨入了早期城市濫觴時期作為統治權力象徵的邦國都邑的行列之中。有鑑於此,在沒有獲得更多證據之前,將石峁遺址的性質定義為「公元前2000年前後中國北方區域政體的中心」較為妥當。它具備了集約人口、集約經濟、聚斂高等級物質文化的空間地域系統,是4000年前後大河套地區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宗教中心。
五 反思與展望
石峁遺址的系統性考古工作至今已連續開展了九年,這一期間重要成果層出不窮,不斷刷新著學界對中國早期文明發展高度的傳統認識。我們也在不斷地反思,總結經驗教訓,將石峁遺址的考古工作與國家大遺址保護利用及探究中華文明起源結合起來,統籌謀劃,創新工作理念與方法,放眼世界,不斷提升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一)「考古中國: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重大課題下的石峁考古
2017年國家文物局頒布《「十三五」大遺址保護專項規劃》,將「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確定為重大研究工程「考古中國」下推進中國區域文明化進程研究的重點課題之一。石峁遺址作為「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課題下的重要依託遺址,其發掘與研究被著名考古學家李伯謙先生譽為「考古中國」項目中的典範。
大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具有長期性、複雜性的特點,在工作之初應該提高考古工作的前瞻性和科學性,樹立課題意識、制定整體規劃、圍繞課題開展工作。作為典型遺址,石峁遺址的發掘始終將聚落考古理念貫徹其中,從外城東門址開始,先後選擇試掘和發掘了內城中的後陽灣地點、呼家窪地點、韓家圪旦地點,城外的樊莊子哨所和遺址的核心區域——皇城臺,這一系列發掘地點的選擇均有著明確的學術目的,涵蓋了城防建築、預警設施、居址、墓葬、宮城等不同的聚落構成要素。其目的正是通過有限的發掘面積最大程度地解剖遺址,建立對聚落結構的宏觀認識。
在石峁田野工作的初始階段,我們就考慮利用考古調查覆蓋面大、周期短的特點,將調查作為發掘的重要輔助和補充手段。在發掘工作的間隙,我們對石峁城址內進行多次專項調查,豐富了對城址功能布局及變遷過程的認知。同時我們還進一步擴大視野,在城內調查的基礎上開展了對石峁所在的禿尾河流域史前石城的系列調查,旨在了解公元前兩千紀前後中國北方地區的區域社會形態。2014年還對同屬禿尾河流域的石峁遺址次級石城聚落——寨峁梁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這一系列工作有效提高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將石峁遺址放在整個禿尾河流域乃至河套區域去考察分析,討論其在北方地區早期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地位,所獲材料也為本地區的考古工作長遠規劃的制定提供了支持。
(二)發掘理念與方法創新
結合石峁遺址面積大、地形複雜的特點,考古隊因地制宜,積極探索更為科學有效的田野考古新理念與新方法。因發掘對象為大體量建築,有的還存在早晚多次改建現象,以往的探方發掘法多注重於揭示地層、遺蹟之間疊壓、打破關系所反映的歷時性關係,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遺存完整性及遺存之間共時性聯繫的觀察、分析、記錄,考古測量的準確性也不高。故在發掘中,我們突破了傳統探方發掘方法的一些限制,從聚落考古的理念出發,在能夠對堆積過程全面把握的基礎上,對特定對象採用了「開放式發掘法」,優點在於可以根據需要隨時進行擴方或打掉隔梁,儘可能完整地揭示出遺蹟,特別是大型建築的完整面貌和相互之間的聯繫。同時在發掘過程中強調儘可能完整地揭示聚落面,用活動面將同時期的遺蹟聯繫起來,或將同一地層平面上的遺蹟同時揭露出來,以便了解不同遺蹟之間的空間關係。
在發掘過程中不僅嚴格遵守《田野考古操作規程》要求,做好傳統的文字、繪圖記錄,還努力提高發掘現場的測量測繪水平,廣泛採用數位化測圖、無人機航攝、數字攝影測量和三維雷射掃描等多種測繪技術對遺蹟本體及周邊環境進行測量[134],完成遺址本體數位化,構建田野考古發掘資料「可持續記錄體系」及大遺址發掘的ArcGIS平臺,為日後研究、維修和保護提供了真實檔案。
(三)文物保護與展示利用
由於石峁遺址規模大、等級高,發掘中出土的各類遺物數量多、種類豐富,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大量珍貴信息和更多實物資料,我們採用了考古發掘現場中文物保護的主動性介入,解決文物保護相對於考古的滯後性問題,同時也提高了考古發掘的科技含量。
2018年,在皇城臺附近建立的「石峁文物醫院」,將文物保護實驗室建立在發掘現場,安排文保人員長駐工地,全程參與考古發掘。這一舉措可使脆弱文物第一時間得到整體提取,及時運回室內進行清理以及保護修復工作,並通過對各類遺存的觀察、分析,進行相關研究,實現了「精耕細作」的微觀發掘。考古工作是認識遺址的基礎,也是保護與利用的基礎,我們要求承擔考古發掘工作的業務人員也要參與到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中,配合地方政府,對遺址的後續保護和展示利用工作積極建言獻策。2017年12月,石峁遺址入選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2018年9月,「石峁遺址博物館」破土動工,石峁遺址的考古成果惠及群眾,指日可待。
(四)管理機構與立法保護
在國家和省級文物主管部門的指導下,地方政府十分重視石峁遺址的考古、保護和管理工作,2015年成立了副縣級建制的神木縣(市)石峁遺址管理處,與石峁考古隊通力合作,共同擔負起石峁遺址的相關文物工作。2016年陝西省政府頒布了《石峁遺址保護規劃(2016—2030)》,為石峁遺址的保護管理工作提供了有效依據。2017年《陝西省石峁遺址保護條例》經陝西省人大常委會頒布施行,為遺址的保護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2019年5月9日,國家文物局正式將石峁遺址列入中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錄,標誌著石峁遺址拿到了申遺的預備入場券。
(五)反思與展望
隨著石峁遺址考古工作的持續開展,各類研究成果日漸豐富,收穫成果的同時,問題亦不容忽視。考古工作是一切文物工作的基礎,也是制定各項保護規劃的基礎。石峁遺址面臨著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和世界文化遺產申請的現實需求,如何在未來的考古工作兼顧遺址的發掘、研究與保護、展示,將是我們需要繼續努力摸索的問題。今後工作任務不僅是如何發掘解讀先祖留下的物質遺存,同時要更多地關注和解決考古遺址保護利用中的實際問題,探索如何在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中喚起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系統考慮發掘之後的遺產如何得以妥善保護,從智力和行動上支持文化遺產保護的利用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讓考古成果惠及社會公眾。
如何更好地闡釋遺址的文化內涵,需要不斷拓展研究的空間和提高研究的層次,我們將繼續擴大多學科研究的範疇,廣泛吸納海內外學者及研究團隊,開展古DNA、古建築、地質、環境、動植物、人類學、食譜、測年等綜合研究,通過物質遺存的全面分析,迫近歷史的真實。就目前現狀來看,很多研究還多是停留在遺址個案研究之上,一些問題尚存在爭議,相信隨著進一步的發掘,會逐漸明晰起來。宏觀視角的研究相對更加薄弱,如早期文明化進程中的跨地域、跨文化間的比較研究。石峁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開展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同期文明的比較研究勢在必行。當然,這些研究可能需要多個地區的相關研究機構建立協作機制,加強交流,統籌設計一些重大課題。我們也認識到,目前研究多偏重於文化現象的闡釋,缺乏基礎理論的深入探討,這也是當今中國考古學普遍存在的問題。譬如20世紀傳入中國的西方「酋邦理論」,是否適用於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實際狀況,就需要深入思考。中國考古實踐和歷史發展過程歸納出「古文化—古城—古國」「邦國—王國—帝國」等理論和模式,需要像石峁這樣的大型城址的發掘和深入研究來豐富細節,提供實證和個案。石峁或許可以成為將基礎性考古的實踐探索升華成為相關理論性研究的一個重要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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