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選自何兆武《上學記》
1939年秋天，我去昆明報到。一來就覺著天氣美好極了，真是碧空如洗，連北京都很少看見那麼好的藍天。在貴州，整天下雨沒個完，幾乎看不到晴天。雲南雖然也下雨，可是雨過天晴，太陽出來非常漂亮，帶著心情也美好極了。……
我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回想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候，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當然，那也是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可是幸福不等於物質生活，尤其不等於錢多，那美好又在哪裡呢？……
新校舍只有一個院子，地方就那麼一點，房子不多，住也在那裡、上課也在那裡，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學院的老師，雖然並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這是吳有訓、葉企孫，那是周培源、吳大猷，都是物理學的老前輩了。像數學系的華羅庚、陳省身，都是大名人，大家幾乎天天見面的。而且還老聽同學講那些老師的小段子，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做學生的有時對老師也不大恭敬。記得剛入大學的時候，有個同學跟我講：「今年來了三個青年教師，才二十八歲，都是正教授。」不要說當時，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幾歲就做正教授的？一個錢鍾書，一個華羅庚，還有一個許寶騄，都是剛回國。許寶騄搞統計學，據說非常了不起，屬於世界級的權威，後來就在北大經濟系，但我不懂統計學，不知其詳。我還記得有人問：「華羅庚是誰？」有同學說：「就是那個瘸子。」
華羅庚
華羅庚那時候瘸得很厲害，不能直著走，有一條腿老在那兒畫圓圈，抗戰後到Illinois（伊利諾伊）大學教書，在美國治了一次才好一些。當時關於華羅庚的各種小道傳說很多，聽數學系的同學講，他在班上淨罵人，大家都說他對人過分苛刻，「人頭兒差」。不過我想，這大概跟他的經歷有關。華羅庚先天有兩個條件很不利的，第一沒有學歷，連中學都沒畢業，雖然剛從英國劍橋回來，可是也沒拿到學位。現在也一樣，非正途出身的人要吃虧很多。雖說錢鍾書的學歷也不高，像梁啓超、王國維幾位大師都沒有學歷，不要說博士，什麼「士」都沒有，但對於有些人來講，「非正途」的陰影的確很難擺脫。第二，華羅庚有殘疾，要出人頭地就必須有非常特殊的才能，而且要遠遠超過別人。華先生確實有他的過人之處，腦子非常靈活，那是別人比不了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競爭的激烈可能會對他產生影響。這是我的心理分析，也不知道對不對。
朱自清
上面說的是理學院的老師，文學院的更是天天見面了。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羅常培、羅庸都是中文系的，我們都認得，當然他們對於學生就不一定都認得了。歷史系至少陳寅恪、錢穆在那裡，都是大師了。傅斯年也在，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但不教課，只是掛個名。還有雷海宗先生，後來在南開。像劉崇鋐先生、姚從吾先生，後來都去臺灣了。
聯大老師講課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教師自己掌握。比如中國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課，聽課的人多，錢穆、雷海宗兩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內容也大不相同，可都是講到宋代就結束了。《國史大綱》是錢穆當年的講稿，學期末的時候，他說：「我這本書就要出了，宋代以後的你們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級必修的中國近代史，老師只從鴉片戰爭講到戊戌變法，清朝滅亡、民國成立都沒講。實際上，中國近代史應該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20世紀40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師只講五十年，等於只講了前一半。向達先生教印度史，兩個學期只講了印度和中國的關係，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愛人上過北大陳受頤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來連古埃及多少王朝還沒講完。我記得馮友蘭在回憶錄裡說，他在北大上學的時候有位老先生講中國古代哲學史，結果半年只講到《周易》，連諸子百家都沒涉及。可見當年的老師講課多麼隨意，但我覺得這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充分發揮自己的見解，不必照本宣科。
學術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說，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一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師成了播音員，而且還沒有播音員抑揚頓挫有味道，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比如學習歷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麼周遊列國等等，每本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著老師講。而老師的作用正在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與學生交流。
我上二年級的時候才十九歲，教政治學概論的是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教師周世逑，第一節課給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問：「什麼叫政治學？」政治學就是研究政治的學問，這是當然的了。那麼，什麼叫政治？孫中山有個經典定義：「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這是官方的經典定義。可我們那老師一上來就說：「這個定義是完全錯誤的。你們在食堂吃飯，有人管夥食帳。你們借書，有人管借書條。你們考試，註冊組要登記你們的成績。這些都是眾人之事，但它們是政治嗎？」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麼敢這麼說？不過，我覺得他說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師喜歡在課堂上胡扯，甚至於罵人，但我非常喜歡聽。因為那裡有他的風格、他的興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馮友蘭在課堂上罵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這是教科書裡看不出來的。
老師各講各的見解，對於學生來講，至少比死盯著一個角度要好得多。學生思路開闊了，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不一定非得同意老師的觀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開反對。記得有一次數學系考試，有個同學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可是數學系主任楊武之先生認為他做錯了。這個同學就在學校裡貼了一張小字報，說他去找楊武之，把雜誌上的新解法拿給他看，認為自己的沒有錯。後來楊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還辭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請了一年病假，這是今天不能想像的了。
錢穆
再比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裡面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裡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麼美的另一面絕口不談。我承認傳統文化裡確實有好東西，但並不像他講的那麼非常之好。人無完人，總有優點、缺點，文化也沒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後、很腐敗的部分，比如血統論。封建時代科舉考試的時候，要寫三代履歷，曾祖父、祖父、父親必須三代清白。「王八戲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戲的、搞演奏的都是賤民，凡這類出身的人都不準進入考場。這是傳統文化裡腐朽的部分，可是錢先生好像並沒有正視它，講的全是中國傳統文化裡美好的部分，以為這才是中國命脈的寄託所在，這是他的局限。另外，錢先生是舊學出身，對世界史，特別是對近代世界的知識了解不夠。可是在我看來，中國近代歷史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參與了世界，而且不參與不行，也得硬把你拉進來。這時候，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近代化，與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閉關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開放，包括我們的思想認識，要有世界的眼光。錢先生對於這些似乎關注得不太夠，也是他的欠缺——這是對前輩的妄論了。不過我以為，學術上不應該論資排輩，不然學生只局限在老師的圈子裡，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沒有進步了。
金嶽霖
再說幾件小事。邏輯學那時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嶽霖先生的課。金先生講得挺投入，不過我對邏輯一竅不通，雖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學的是什麼東西。只記得有一個湖北的同學，年紀很大了，課上總跟金先生辯論，來不來就說：「啊，金先生，您講的是……」我們沒那個水平，只能聽他們兩個人辯。我覺得這樣挺好，有個學術氣氛，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思想。如果什麼都得聽老師的，老師的話跟訓令一樣，那就不是學術了。還有一個理學院的同學，姓熊，他對所有物理學家的理論都不贊成，認為什麼都是錯的。周培源先生那時候教力學，這位熊同學每次一下課就跟周先生辯。周先生老罵他，說：「你根本就沒懂！你連基本概念都沒弄通！」可是這位同學總不依不饒，周圍還有很多人在聽。因為我們下一堂課就在理學院邊上，每次路過都看見他們站在院子裡辯，都成南區教室的一景了。
其他名人的課，因為好奇，我也偶爾聽聽，比如外文系陳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說史。記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學都調去做美軍翻譯官了，所以班上七八個全是女同學。男生一共兩個，還都是去旁聽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楊振寧。陳先生是美國檀香山的華僑，清華外語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還好。但他的課只從17世紀《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開始講起，按現在的教學方案來說挺沒章法的，不過這在當時沒人管。而且陳先生對戰局非常關注，後來還主持辦翻譯官的訓練班，所以他上課不是先講狄更斯、巴爾扎克的小說，而是一上來就把新加坡失守之類的戰局情況分析一遍，內容也挺豐富的。
沈從文
再比如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那個課人數很少，大概只有六七個人聽，我旁聽過幾堂，並沒有上全。沈先生講課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覺得他真是一位文學家。不像我們說話東一句西一句的連不上，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非常有邏輯性，如果把他的課記錄下來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現在印象還很深刻。《金瓶梅》過去被當作淫書，不是正經的小說，一直到民國以後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賞這本書，認為對人情世態寫得非常之深刻，《紅樓夢》在很多地方都繼承了《金瓶梅》的傳統。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沒有任何學歷，連中學都沒念過，並且當過兵。後來他到大學裡教書，還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學院派的白眼。記得有個同學跟我講，劉文典在課堂上公開說：「沈從文居然也評教授了，……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值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包括錢鍾書，他在一篇小說裡也罵過沈從文，說：有一個人，年紀輕輕的，可是他的經歷豐富極了，好像幾十年都幹不過來。不知這是哪一篇文裡說的，我都忘記了，可一看就知道是說沈從文。可惜我們現在看過去的人總是帶著諒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沒有看到他們彼此之間相互輕視、看不起的那一面，沒能把人與人之間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發出來。
劉文典大概是西南聯大年紀最大的，聽說他早年參加清朝末年同盟會，和孫中山一起在日本搞過革命，非常老資格。而且，他完全是舊文人放浪形骸的習氣，一身破長衫上油跡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樣子。有一件事我想是真的。北伐時候劉文典是安徽大學校長，蔣介石到安徽時，照例要請當地的名流見面。蔣介石是很注重儀表的一個人，可是劉文典挺乾癟的一個老頭兒，還戴著副眼鏡。蔣介石看他其貌不揚，問：「你就是劉文典嗎？」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蔣介石嗎？」一下把蔣介石給惹惱了，把他抓了起來。後來經蔡元培、吳稚暉等等元老保釋，才把他放出來。
劉先生當然非常有名了，而且派頭大，幾乎大部分時間都不來上課。比如有一年教溫李詩，講晚唐詩人溫庭筠、李商隱，是門很偏僻的課，可是他十堂課總有七八堂都不來。偶爾高興了來上一堂，講的時候隨便罵人，也挺有意思，然後下次課他又不來了。按說這是不應該的，當時像他這樣的再找不出第二個，可他就是這個作風。後來因為出了點事，據說是接受了什麼人贈的煙土，學校把他給解聘了，他就去了雲南大學。抗戰勝利以後，其他人都走了，劉文典卻留在雲南不出來。第一，雲土好，劉文典吸鴉片煙，這在聯大是絕無僅有的。第二，雲腿好，他喜歡吃雲南的火腿，所以不走。有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二雲居士」，解放後做了政協委員，1957年也弄了個右派。好多年前，雲南大學教授、老學長李埏給我講了一個劉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的時候有人揭發劉文典，說他有一首黑詩，就拿出來念。詩的前面是一段序，說他有一個姬人非常可愛，怎麼明媚、怎麼窈窕，溫存又體貼，總而言之好得不得了。可惜短命死矣，弄得他晚上十分感傷睡不著覺，於是寫了一首詩懷念她。那詩寫得確實纏綿悱惻、哀婉動人，怎麼成黑詩了呢？揭發者說，劉文典根本就沒這麼一個姬人，實際上寫的是他那杆煙槍。解放後不準抽大煙，他就只好懷念他那杆煙槍。
聞一多
聞一多的《詩經》、《楚辭》，還有朱自清的課我也去聽，不過朱先生講課不行的，較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屬於晚一輩的教師，作為詩人、作家，當時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學校裡還不是正教授，講課也不行。卞先生是江蘇海門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個同班同學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來就說：「卞先生的課呀，英文我聽不懂，中文我也聽不懂。」這一點我非常理解，因為我趴著窗戶聽過他的課。他那中文實在是難懂，我想他那麼重的口音，英文發音也不會太好。不過，一個人說話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學識沒有關係，這是兩回事。我們一年級學英文都去聽潘家洵的課，潘先生五四時候就翻譯了易卜生的作品，教我們的時候總有五十來歲了。因為潘先生的專業課是語音學，所以他的發音非常標準，而且說得又慢又清楚，幾乎每一個字都能聽進去，我們都喜歡跑去聽他的課。
錢鍾書
錢鍾書先生名氣大，我也跑去聽。他的課基本都用英文講，偶爾加一句中文。不過他有時似乎有點喜歡玄虛，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講出來，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體會。所以非得很聰明的人才能夠跟上他，笨的就對不上話了。
陳寅恪
另外，當年清華四大導師裡我趕上了陳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晉南北朝史。不過那時候我還是工學院一年級的學生，沒有資格選這種專業課。陳先生的課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就七八個。但是陳先生名氣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鬥，所以經常有人趴到窗戶那兒聽，我也夾在其中。上課了，陳先生夾一個包袱進來，往桌上一放，然後打開書。可是他基本不看，因為他對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歷歷如數家珍，張口就是引什麼什麼古書中的哪一段，原話是什麼什麼。如果按照解放後的標準來說，沒有任何教學大綱，完全是信口講，他的那種教課方式是不夠格的，但解放前允許這種講法。陳先生說話有口音，講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勝的那種教師。而且他講的那些東西太專門了，引的古書我們都沒看過，所以完全不懂。陳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來是去英國任牛津大學的講座。因為德國剛佔領了法國，馬上就要打過海，英國岌岌可危去不了了，只好留滯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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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記》是著名學者何兆武先生的個人口述史。何先生生於1921年，在北平讀小學和中學，在西南聯大讀大學和研究生，共七年，讀過四個系，之後在清華大學任教。《上學記》寫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的求學生涯，其中西南聯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學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蘊，以謙和率真的學者姿態，以歷史親歷者的回憶和感受，講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戰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識和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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