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書發端於漢末，源出指稱不一，初時尚餘篆隸筆意，成形於魏晉，史稱三國魏鍾繇為 「正書之祖」。東晉王羲之承鍾法，務盡隸扁之態，化樸質為妍美，不斷變體嬗遞。南北朝時期，尤以北朝石刻類型豐富、數量龐大、精粹絢麗，楷書進入「北碑」璀璨時代。隋代楷書淵源漢魏，秉承南北朝法規以啟初唐。唐時楷書系統成熟完備，唐法圭臬登峰造極，統攝深遠。宋代歐陽修感嘆「書法中絕」，「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隋代楷書作為書體演進中關鍵環節，迨今之學書者多法唐而忽視隋，領略隋代楷法以便通於唐楷之法。本文擬從楷書源流忖量隋代楷書意義。
隋代（581年-619年）僅38年。公元589年，隋文帝終結南北朝分治格局，統一中國，實現了以漢族為主體的文化和民族大融合。在中國書法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上承南北朝，下啟唐朝，具有特殊的地位。
葉昌熾《語石》：「至隋則渾一區宇，天下同文，並無南北之限。」
馬宗霍《書林藻鑑》：「至於隋世，漸染南風，簡要清通，匯成一局，遂以上接六朝，下開三唐焉。」
隋代楷書繼魏晉南北朝書風的豐富多變、交通妍妙與古拙漸趨融合，崇尚規範，開「唐人尚法」先機。探究隋楷源流，實際上反映了突破朝代更迭的時間維度與南北地域的風格差異，合力通行規範的需求，這是中國文化史上融合發展的必然趨勢。
史載曹魏時代鍾繇善三體，其一所謂「章程書」即新體楷書。唐代虞世南《書旨述》云：「鍾太傅師資德升，馳騖曹、蔡。仿學而致一體，真楷獨得精研。」又張懷瓘《書斷》評：「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在隸楷錯變間，脫略蠶頭燕尾、波磔點畫，運用一拓直下的三過折法，易八分為楷式，惟餘扁平隸勢。鍾繇新創楷法，仍具漢隸餘韻，章法「布纖濃，分疏密」，行間茂密、質樸古風影響深遠。
蕭衍《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云：「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
東晉文化發展高度自覺，書法亦臻新境。王羲之承鍾法，減省長橫波捺筆，易扁勢作長態，進一步變革臻善楷法，被視為百代典範。子獻之益嘉神採秀逸，流美疏秀。
陶宗儀《書史會要》云：鐘王變體，始有古隸、今隸之分，夫以古法為隸，今法為楷可也。[1]
韋續《墨藪》云：稿乃行隸，鍾繇變之，羲獻重焉。[2]
歷經近一個世紀的鍾繇楷法變創至「二王」成熟定型，二者連綴對比，呈現古法與新派的審美定式。有學者研究楷書成熟時期應在北魏後期，[3]孝文帝遷都洛陽後，魏碑開始逐漸擺脫漢隸的影響。北方龍門造像、元氏墓誌等多用方筆，呈現出雄渾樸茂獨特的風格。南北朝晚期，江陵和平齊兩次戰役促進了南北文化交流融合，渾樸妍麗書風繁榮共存。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載：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城陷，元帝將降。其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並大小二王遺蹟，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劍並將斫柱，乃嘆曰：「蕭世誠遂至於此，文武之道，今夜窮乎！歷代密寶並為煨燼矣！」[4]
據載，魏師進攻荊州後，焚毀古今圖書法帖等十數萬卷，並帶走四千卷。同時，南方士族和文化名流亦隨戰爭北遷，移植再生了鮮活靈秀的文化基因。
錢泳《書學》云：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宜於啟讀；北派則中原古法，厚重端嚴，宜於碑榜。[5]
晉室南遷後，南北書風的發展具有較大差異，從書跡形式看，由於南朝禁碑，故尺牘墨跡較多，而北朝沿襲漢代舊制，其書跡則以碑刻載體呈現。因此從二者形式上看，南朝更注重書寫的流動，並向簡約實用發展，同時傾注表達性情。北朝書跡依石刻形式，以漢制祭祀或公眾場合等功能顯現，故北朝字體多隸楷錯變。由此，南北書風差異明顯。
《周書·趙文淵傳》載：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逐被遐棄，文深漸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返，亦功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6]
王褒入關，使南書北傳，以其為代表的名士北遷，將南方書風傳播到北方。北方文人喜好南方遒麗妍美書風，南方文人亦慕北方雄渾樸拙書風，南北差異奇崛與秀逸融合共生，為隋代楷書營造新的開端。
圖一《暉福寺碑》(局部)北魏太和十二年(488)
圖二《暉福寺碑》(局部)北魏太和十二年(488)
圖三《暉福寺碑》(局部)北魏太和十二年(488)
隋代書法經過南北朝時期交流與融合的有利契機，形成了獨特的書法風格，既直接繼承北朝樸茂書風，又融合了南朝綺麗特質，法備工極而孕古出新，在楷書歷史演進中確是不可或缺的津梁。
葉昌熾《語石》載：隋碑上承六代，下啟三唐，由小篆八分趨於楷隸，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變化，而不離規矩。蓋承險怪之後，漸入坦夷。而在整齊之中，仍饒渾古，古法未忘，精華已洩。唐歐、虞、褚、薛、徐、李、顏、柳諸家之精詣，無不有之。此誠書學一大關鍵也。尤可異者，前人謂北書方嚴遒勁，南書疏放妍妙，囿於風氣，未可強合。至隋則渾一區宇，天下同文，並無南北之限。[7]
楊守敬《學書邇言》云：隋代混一南北，其書法亦有整齊氣象。龍藏寺、賀若誼，已開虞、褚先聲；趙芬殘碑、丁道護啟法寺碑，又為顏、柳之彌祖。寧贙一碑，體格與歐陽化度相似，餘疑即歐陽中年之作……直足上接兩晉，籠罩三唐。[8]
隋代楷書上承北碑下啟唐風，融篆隸筆法間或楷隸雜糅，已初顯規矩勻整。以隋開皇年間（581-600年）為例，如：《七帝寺造像記》（585年）、《李鍾葵妻馬憐造像記》（596年）、《封公妻崔氏墓誌》（599年）[9]。這些碑刻中結體已不復北碑雄健肆逸而見恬靜端肅，主筆橫畫起筆變方切為斂鋒，收筆消減燕尾而頓收。又《盧文構墓誌》（601年）、《啟法寺碑》（602年）、《蘇慈志》（603年）等碑劃界格，結字滿宮充格、質樸茂實、從容寬博，為楷書新面貌。
圖四《啟法寺碑》(局部)隋仁壽二年(602)
圖五《啟法寺碑》(局部)隋仁壽二年(602)
圖六《啟法寺碑》(局部)隋仁壽二年(602)
圖七《蘇孝慈墓誌》(局部)隋仁壽三年(603)
圖八《蘇孝慈墓誌》(局部)隋仁壽三年(603)
圖九《蘇孝慈墓誌》(局部)隋仁壽三年(603)
隋代楷書種類頗豐，大體分為墨跡、石刻兩大部分。其中墨跡包括寫經、朱墨書墓表（高昌、延和時期）、文書殘紙（新疆吐番）三種。從隋代寫經書跡清晰可鑑融會出新的時代精神，一方面隋代寫經作為浩瀚敦煌寫經中珍貴稀有的文化遺產，其特殊的形式要求和藝術價值成為學界研究的重要範疇。另一方面寫經書法墨跡較石刻拓本更能傳達筆墨的藝術氣息。虞曉勇《隋代書法史》將寫經書跡分為三種風格：一是沿襲北朝拙樸剛健、敧斜方硬的特徵，如《賢劫定意經卷》（610年）、《華嚴經卷第卅七》（597年）等；二是具有南朝晚期勻淨端秀、圓潤精緻的成熟風格，如《佛說佛名經》（596年）、《優婆塞戒經》（604年）等；三是妍雅俊朗、氣息調和的時代新風，如《妙法蓮華經》（上海朵雲軒藏）、《大般涅槃經卷七》（中國書店藏）等。無論技法或是審美氣韻，這三種關係並非截然迥異，從中能夠梳理出一條貫穿寫經書法藝術發展的深層規律。 隋代楷書融會貫通、備悉筆法、變創新體，在文字規範化和形態端恬上別具韻致，逐漸走向法度規範、成熟完善的發展通途。 史書見載隋代書家大多為名門貴族，王羲之七代孫隋僧智永手書《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廣傳江左諸寺，以傳承「二王」法脈而聲名遠播，首推隋代書家表率。其時國家法令雖未明確寫經制度化，但並不影響規範化和廣泛性的功用，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隋代業已形成較為完備的寫經制度。《隋書·經籍四》載：開皇元年，高祖普昭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密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竟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10]解縉《春雨雜述·評書》載：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11]
宋人陳思《書苑菁華》云：「隋僧智永，發其旨趣，授於虞秘監世南，自茲傳授遂廣彰焉。」此為「永字八法」始創於智永說的可靠史據。自隋入唐的書家深受智永影響，不惟釋家弟子智果、辯才等。虞世南書法從智永而來，深得二王之妙又未受北風浸染，「用筆方厚，骨力沉著，體態多為縱勢，並且內緊外松，尤以左側陡峭，右側舒展。」[12]歷來學虞書者，最難規模其疏淡超脫、不縛矩鑊而自得心法的衣缽。虞世南書法可謂從智永至唐中期楷書以來，習得王羲之正宗法脈的一個特例。如果以智永重筆法，歐陽詢重結構，褚遂良蘊新姿來看待，虞書恰好是從容矩鑊、清和卓犖的典範。 智永（會稽）、歐陽詢（潭州）、虞世南（越州）、褚遂良（錢塘）四人都是南方人，深受「二王」傳統影響。歐、虞將南方「崇王」書風融入隋唐，虞、褚先後受到唐太宗重用，由上至下、融會南北，對開創初唐書法起到了推潑助瀾的關鍵作用。 智永《真草千字文》是佛家弟子和寫經抄手學習書法的「不二法門」，寫經法書墨跡是隋代書法藝術的重要形式，其研究價值較碑刻更為直觀，「不僅標誌著隋代寫經體的高度發達，也同樣標誌著楷書的完全成熟。」[13]試以敦煌寫經與《千字文》、《龍藏寺碑》、《寧贙碑》、《老子變化經》、《九成宮醴泉銘》、《雁塔聖教序》、《西亭記碑》作一比較。 通過對表格中隋碑與寫經的橫向類比，及二者與唐代楷書的縱向比較可見，隋代寫經法書墨跡與碑刻雖處同一時期，仍具有較大差別。寫經已具有嫻熟筆法和明顯體勢特徵，相對於隋碑楷書更顯俊健成熟。並且，寫經體系已形成不同風格類型。以智永《千字文》為坐標，如表格所示《維摩詰所說經》、《老子變化經》，雖然寫經法書內部風格有所差異，但在筆法運轉帶來的結字空間上具有一定的共性，體現出南北書風漸趨融合的規範化特徵。這種「融合」實際上是以南方書風為顯著代表。以圖證史，不可否認智永在整理、規範文字和傳承「二王」筆法中具有超越朝代和地域，劃時代、跨時空的深遠影響和卓絕貢獻。 因此，隋代楷法，尤其是隋代寫經法書，業已完備、精熟，字形結構相安得當，別具意味。同時，寫經墨跡及碑刻中，逐漸孕育和映射出唐代楷書名家的身影。《老子變化經》和《維摩詰所說經》中由於寫手風格和筆性使然，橫細豎粗的筆畫特點，已顯唐代顏體點畫形象，可視為中晚唐筆法變革的端由。《維摩詰所說經》之折筆，轉折處提筆下按，形成稜角。如「舌」下「口」部，轉折後豎畫外拓、折角分明，既體現出楷體筆畫成熟的特徵，又具有顏、柳楷書用筆體勢。隋《寧贙碑》筆法內擫、髙古樸茂，堪稱南碑翹楚，其書風近歐楷，楊守敬評「體格與歐陽化度相似，餘疑即歐陽中年之作」。「楷範」歐陽詢和「盡善盡美」的虞世南都曾奉敕於弘文館教示楷法，歐若「猛將深入」、虞如「君子藏器」，二者皆得大令淵源、各表其極，承智永一脈發展，熔鑄隋唐楷書之交端嚴猛利、遒勁雅正的裡程碑。
魏晉時期由鍾繇至王羲之，楷體初創漸漸定型。隋朝國祚雖短，承前啟後，在楷體文字規範化和類型風格多樣化的融合統一中，陳隋僧人智永艱苦卓絕，不遺餘力傳承「二王」筆法，規範楷體書寫，澤被廣大。隋代楷書作為書體嬗遞的關鍵環節，直觀梳析唐法圭臬，為當下楷書創新發展拓寬學理思辨之通徑。
[1]陶宗儀.書史會要[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223.[2]韋續.墨藪[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34.[3]姜壽田.中國書法理論史[M].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4]中國書畫全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61.[5]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620—621.[6]令狐德棻等.周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3:849.[7]葉昌熾、柯昌泗 語石 語石異同評（卷一）[M].北京：中華書局.1992：20.[8]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717.[9]解小青.歷代書跡集萃·楷書[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8:157、162、168.[10]魏徵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5235.[11]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717、496.[12]黃惇.書法篆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103.[13]沈樂平.敦煌書法綜論.[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