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以後，朱祁鈺當然不是大明唯一的選擇，但一定是最佳的那個選擇。
朱祁鎮親徵是在1449年，而在1447年他的兒子朱見深已經出生。
也就是說朱祁鎮在土木堡之變被俘之後，他其實也有兒子可以繼承皇位。
而且朱祁鎮被俘的消息傳回京城了之後，孫太后也是第一時間宣布冊立朱見深為太子，同時讓朱祁鈺監國。
這應該說是一個相對穩妥的解決方案，一旦朱祁鎮遇害，那麼就可以立刻讓太子朱見深即位。
可是，這時候的大明卻由於朱祁鎮的被俘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輕則，老朱家將會如幾百年前的老趙家一樣失去半壁江山而退守江南一隅之地。
重則，老朱家將會成為歷史。
至於歷來就是帝王家視為股肱之臣的士大夫集團，到了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也給出了最理想的方案。
那就是和當年的老趙家一樣，逃到江南一隅。
這麼做無異於放棄了朱祁鎮，而士大夫集團之所以會這麼做，則是因為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士大夫集團的利益。
當時絕大多數士大夫其實都支持這個方案，因為這樣雖然對大明和老朱家有百害，可對他們卻有百利。
只要南遷到了江南，士大夫仍舊是士大夫。
權力依然在手，利益仍舊夠撈。
可如果繼續留在京城，將來京城一旦城破，士大夫集團將可能會步朱祁鎮被俘的後塵。
那樣的情況一旦發生，對士大夫絕對是滅頂之災，權也沒了，財也沒了。
而在絕大多數士大夫都選擇支持南遷這一方案的時候，如果沒有人出來阻止的話，那麼這個方案一定會執行。
倘若朱祁鎮被俘了之後，大明選擇了立朱見深當皇帝，那麼群龍無首的大明依然還是群龍無首。
主少國疑之下，權力要麼會落到朱祁鈺的手上，要麼會落到朝臣的手上。
而且不管權力最後落到誰的手上，其實都屬於名不正言不順，這樣就可能會導致朝堂勢力的進一步分裂。
對於此時的大明而言，大明並不需要一個牙牙學語的皇帝，而是需要一個能夠一錘定音，從而免去紛爭的皇帝。
畢竟在朱祁鎮被俘了之後，朝堂上已經產生了不同的聲音。
既有積極策動南遷之人，也有積極籌劃花錢贖回朱祁鎮之人，亦有不同於前二者而死守京城之人。
這三種聲音一旦爭吵起來，只會讓已經動蕩不安的朝局變得更加動蕩不安。
讓牙牙學語的朱見深當皇帝，根本平息不了這一風波。
從這一點來說，朱見深並不適合即位當皇帝，至少那個時候只有兩歲的朱見深絕對不適合當皇帝。
而朱祁鈺已經二十一歲，他已經具備了一個能夠依靠自己的判斷而做出決策的成年人。
只有讓朱祁鈺當了皇帝，他才能在那三種爭論不休的聲音之中選擇其一，然後讓朝野上下為之執行。
哪怕當時朱祁鈺已經被孫太后任命為監國，但他仍然沒有擁有完整的皇權。
這也就是說士大夫集團真要鐵了心和他作對的話，他的監國身份也拿士大夫集團沒有一點辦法。
況且朱祁鈺被任命為監國的時候，朱見深才兩歲。
哪怕當時就讓朱見深即位當皇帝，讓朱見深親政也是十幾年之後的事了。
而在這長達十幾年的時間當中，朱祁鈺一旦嘗到了權力的甜頭，又用十幾年鞏固了自己的權力。
那麼十幾年之後，他還會不會甘心歸政？
倘若十幾年之後，朱祁鈺並不甘心歸政，那麼屆時對於大明而言就會是又一場影響國運的動蕩。
于謙走一步看三步，他當時就是因為看出了讓朱見深當皇帝之後的諸多弊端，所以才選擇了擁立朱祁鈺。
這個選擇其實並沒有錯，朱祁鈺當皇帝絕對比朱祁鎮好一百倍。
朱祁鎮能力平庸至極，而且極度缺乏主見，是一個被人牽著鼻子才會走，而且別人怎麼牽他就怎麼走的人。
而朱祁鈺卻不同，至少朱祁鈺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應該用誰來做。
朱祁鈺一經即位，他知道于謙是一個能臣，所以才在選擇南遷還是堅守京城一事上支持了于謙。
也正因為有了朱祁鈺的一錘定音和支持，于謙才能放開了手腳去做，從而守住了京城。
朱祁鈺在于謙的幫助之下，不僅讓老朱家避免了步老趙家後塵的危險，還一掃朱祁鎮時期的頹氣。
大明在朱祁鈺和于謙二人的治理之下，讓朱祁鎮敗得一塌糊塗的國力已經有了明顯的恢復。
只可惜天不假年，朱祁鈺雖然當了皇帝，也能夠做到信任和重用于謙，但卻是一個短壽之人。
1457年，已經當了七年皇帝的朱祁鈺一病不起，石亨等人趁機奪門而擁立朱祁鎮復位。
大明再一次落到了朱祁鎮的手中之後，不僅于謙被殺，大明來之不易的恢復也再一次被朱祁鎮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