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方言：留住聲音中的鄉愁
江蘇綜藝頻道江蘇方言大賽現場。
汪涵（右）參與長沙地區方言調查。
不久前，汪涵自掏465萬元發起湖南方言調查「響應」計劃，引起文化界關注。語言學家口中「方言正在消失」的表述使人震驚，也把方言的傳承與保護拉入了大眾的視野。
但是，在專業人士對方言衰落充滿憂慮的同時，網絡上和社交平臺上分明興起了一波波「玩轉」方言的熱潮。在這一冷一熱、一沉一浮之間，方言究竟以何種形式存在著？當我們說保護方言的時候，我們要保護的到底又是什麼？
【現實】 上海人不會說上海話
這兩天，剛剛從江蘇如皋進行方言調查回來的倪志佳有點鬱悶，即將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漢語方言學博士的他，對此次調查並不是特別滿意。
倪志佳進行的漢語方言調查，指的是用田野調查的方法，去方言使用者的家鄉，面對面地調查和記錄方言使用者的發音，這是漢語方言學研究中最基礎的工作。「為保證調查的質量，我們需要儘可能地找出地道的發音人。一般情況下，在農村本地出生並長大的老年男性較為符合方言學調查的標準。不過這一次，我走了很多地方，即使走到了非常偏遠的村莊，找到的發音人也不太理想，他們說的方言受普通話影響比較嚴重。」
「比如如皋的『李 』字，本來應該讀yi，和『以』同音，但是我遇到了很多人，他們把這個字發成了和普通話中的『李』一樣的音。」倪志佳進一步舉例說，「又如在表示『下雨、下雪』時，地道的如皋話應該用動詞『落』，但不少發音人在調查中的第一反應都是用『下』，老年人也是如此，這也是方言受普通話影響的結果。」
在有著多年漢語方言調查經歷的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師陳寶賢看來，這種現象在幾十年前就已經產生，而且正變得越來越普遍。「早在幾十年前，上海方言演變就呈現出這樣的趨勢。」陳寶賢介紹，上世紀50年代的上海人會把「昨天」說成「昨日」，「天天」說成「日逐」，「差一點」說成「險介乎」。但是80年代以後的上海人就很少說「日逐」這種比較古老的方言詞了，它們都被改成了普通話的說法。
陳寶賢說，方言向普通話的靠攏，是語言學中方言衰落的重要表現之一。不過，讓她更為擔憂的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經不再會說方言，哪怕是在父母雙方都會說方言的家庭裡長大的孩子，他們有著極好的語言環境，但也沒有學會說方言。
「大家好，我叫範黎，我來自上海，我爸爸是上海人，媽媽也是上海人，我從小在上海長大，不過我不會說上海話。」在一家企業的新入職員工歡迎大會上，範黎這一長串自我介紹把新同事們都逗笑了。「上大學的時候，有同學聽說我是上海人，就讓我說幾句上海話來聽聽，可是我不會，所以這次乾脆先跟大家坦誠交待。」
吐著舌頭說自己「不會說上海話」的範黎，顯然有點不好意思，不過幾年前她在上海讀高中的時候卻從不曾這樣覺得，「高中裡有一半以上的同學都和我一樣，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家裡，跟老師還是跟爸媽，都說普通話。」範黎努力地想了想，「爸爸媽媽之間偶爾還會講上幾句上海話，但是在跟我說話的時候，就都說普通話了。從小就是這樣，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對。」
「本來方言家庭是使用方言最主要的場合，但是現在，父母雙方都會說方言，但孩子卻不說方言的現象越來越多。如果在這樣的家庭裡都沒有人說方言，方言的傳承就更加困難了。」陳寶賢嘆了一口氣。
【原因】 方言變得「沒有用」
找不到合適的發音人的確讓倪志佳非常鬱悶，但最讓他傷心的還不是這個，而是當他在田間地頭做調查時，總有些六七十歲的老大爺不止一次地質問他：「你花這麼多時間讓我們給你說土話，到底有什麼用？」
來自老人家的質疑讓他非常震驚，「問我有什麼用，我一時也答不上來，但那畢竟是我們祖祖輩輩從古說到今的話。」倪志佳從這些老人的話語裡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對他所進行的方言調查的否定，更是對他們親口說著的方言的否定。
「與其說這些老人家對方言有『偏見』，不如說他們享受到了普通話推行後帶來的最大實惠。」對此，陳寶賢反而表示能夠理解。她介紹說，很多年前，在浙江、湖南與福建等省份的小山村中，因地形閉塞，與外界交流不多，方言的差異很大，即便是相鄰很近的兩個村子，都有可能出現因方言不同而完全不能溝通的情況。古語裡說「十裡不同音」，描述的就是這樣的情形。直到1956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正式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普通話，普通話才走進了這些小山村。
「在很短的時間裡，原本無法交流的兩個村子的村民就能用普通話交流了。當地人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普通話帶來的實惠，才會覺得方言『沒有用』，也就不願再說方言了。」陳寶賢說，在方言差異越大的地方，普通話越能顯現出它強大的交際功能，「但這樣很可能導致方言被棄之不用。從目前的方言調查結果來看，普通話推廣得最好的地方，也是方言消失得最快的地方。」
方言不僅在鄉村裡遭遇了「沒有用」的質疑，在城市中，它的存在同樣陷入了尷尬的境地。90後小許出生在湖南省嶽陽市的長嶺煉油廠大院，和很多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辦的工廠一樣，開荒建廠時，這裡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職工。小許的外公外婆就是從江蘇徐州過來的第一批職工，在這裡生下了她的媽媽，而她的爸爸是從中國石油大學畢業後直接被分配到廠裡的浙江人。
「煉油廠裡的人來自全國各地，就連爸爸媽媽之間都只能用普通話交流，跟別人說話就更不會說方言了。」小許補充道，「而且為了以後要出去讀書和工作，爸爸媽媽也非常希望我能學好普通話，在學校裡，老師也都鼓勵說普通話。」於是，打小在煉油廠大院裡長大的小許，既不會說爸爸老家的浙江話，也不會說外公外婆老家的徐州話，就連當地的嶽陽話，她也不會。
【復甦】 年輕人熱衷重學方言
「寧波話裡螃蟹怎麼說？」我說：「哈。」她重複：「你們螃蟹怎麼說？」我說：「哈。」她無奈地問：「那魚怎麼說？」我說：「嗯。」她奇怪地問：「蝦怎麼說呢？」我說：「嚯。」她又問：「那鴨怎麼說呢？」我說：「啊！」她又重複：「鴨怎麼說？」我說：「啊。」她很同情地看看我：「多好的一個孩子，可惜是個啞巴。」
這是在微信朋友圈裡盛傳的一個寧波話笑話。正在北京讀大學四年級的寧波人小李看後哈哈大笑，忍不住把「螃蟹」「魚」「蝦」和「鴨」都用寧波話「哈嗯嚯啊」地讀了一遍。讀罷，仍然覺得意猶未盡的他，用手指輕觸屏幕，連擊兩下，把這個段子轉發了出去。不一會兒，這條分享就贏得了16位寧波老鄉的點讚。
這只是社交平臺上方言熱起來的一個縮影。與語言學家認為漢語方言正走向衰落相反，最近在社交平臺和媒體上，湧動著一波波「玩轉」方言的熱潮：微信裡，一篇篇「某某地區方言六級考試」的帖子頻繁刷屏；網絡上，一段段網友自發用方言配音的「湯姆貓」視頻被瘋轉；電視上，海南方言歌曲創作大賽剛剛落幕，江蘇綜藝頻道的江蘇方言大賽又進入了第二季；8月3日，由中央新影集團、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主辦的「中國微鄉音」漢語方言大賽也正式啟動，網友只要通過微信錄製一段方言語音就可以參加比賽，角逐「方言傳播大使」的稱號。
小李被這花樣繁多的方言活動吸引了，興致勃勃地錄了一段寧波話音頻發送了出去。現在對寧波方言充滿熱情的他，其實是最近幾年才開始關注自己家鄉話的。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的寧波話，是「比英語學得還晚的第三語言」。
上大學以前，小李就是方言學家口中「父母雙方都會說方言，又在方言區長大，但是沒有學會說方言」的典型案例。從小在寧波長大的他說的一直是普通話，「到北京上大學後我才發現，不少同學給家裡打電話的時候都在說家鄉話，他們用老家的方言和爸爸媽媽聊天，能聊上一個多小時，特別親切。我當時就想，寧波也有方言啊，怎麼我不會說呢？」那一刻，說了18年標準普通話的小李第一次覺得失落，一直以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為榮的他，突然覺得很「沒勁」，說方言反倒成了件有趣的事情。「要是我也能說出一串別人聽不太懂的家鄉話，那多酷炫！」
就這樣，小李決定學說家鄉話。「先背方言詞，再梳理語法，同時還要練口語——和爸爸媽媽打電話的時候就和他們說寧波話。」說到這，他有點不好意思，「其實我學家鄉話用的是學英語的方法，還要背課文。政治課和歷史課上不是要背好多段落嗎？我就先把它們用寧波話念出來，然後當課文來背。」四年之後的今天，小李已經能說一口流利的寧波話了。
在著名語言學家、中國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主任曹志耘看來，小李的現象並非孤例，「近年來確實有很多原本不會說方言的人，在成年後開始重學方言。」他介紹，在重學方言的人群中，年輕人居多，大多數都是剛進入大城市讀書或是剛進入社會工作的人。據了解，在網絡上和媒體上流行起來的方言熱，也最受中青年的喜愛，從江蘇綜藝頻道江蘇方言大賽節目的統計結果來看，選手的平均年齡只有34歲。
【傳承】 用鄉音慰藉鄉愁
對於方言在年輕一代中的復甦，文化學者張頤武認為，這表達的其實是人們在大城市中抵抗孤獨感、尋找情感寄託的正常訴求。「大都市生活節奏快，現實挑戰大，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對精神的寄託和心靈的皈依有著強烈渴求。而來自家鄉的文化最能帶給他們穩定感與踏實感，因此剛進入社會的人更容易對地域文化和鄉土概念產生認同。」張頤武同時認為，「說方言、攀老鄉也是建立社群關係最便捷的方式，這對年輕人建立穩定的社會關係有幫助。」
「雖然這種心理訴求使年輕人重新關注方言，在客觀上也得到了保存方言的結果，但應該看到，在這種情況下學習的方言不一定地道。」曹志耘提醒說，從語言學角度來看，12歲前是學習語言的最佳年齡，錯過了少年時期這段語言學習的「黃金時間」，被當作「第二語言」習得的方言總會有點「不完美」。「就好像外國人學中文一樣，就算和中國人說得很像，也總有點『洋腔洋調』。想學方言，最好還是從小開始。」
「還有一個危險。」曹志耘不無憂慮地補充道，「一般情況下，願意重學自己方言的年輕人都來自於經濟條件比較好、方言勢力比較強的地方，比如吳語區、閩語區和粵語區。相比之下，一些弱勢方言因為沒有使用的需求，依然會被冷落，慢慢走向消亡。」
不過，上海辭書出版社編輯室主任孫畢對此的看法比較樂觀：「方言所起到的情感維繫作用是普通話不能取代的，有年輕人願意學方言就證明了它強大的生命力與吸引力。」孫畢認為，傳統文化中有「不忘本」一說，這已經深深印刻在每一個中國人腦海中，「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流動，一些方言的確變得弱勢，但是方言不會死。」
不可否認，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方言的價值一度被大眾忽視。但現在，情況正悄悄地發生著改變，從官方到民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方言的重要性，走入到保護方言、傳承方言的隊伍中。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方言是維繫地方文化的紐帶。沒有鄉音，無以慰藉鄉愁，「任何一種方言都是一種知識體系，都是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地方，生活多年之後文化風貌的呈現。」孫畢認為，對於祖先給我們留下的這個豐富寶庫，無論是身在學院的學者，還是民間的使用者，都有必要把它傳承下去。
倡導者說
汪涵：
不要失去後才覺珍貴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說起自己的湖南方言調查「響應」計劃，湖南衛視著名主持人汪涵忍不住用潑辣的長沙話念了一段《沁園春·長沙》。讀罷，他哈哈一笑：「毛主席當年寫這首詞時，心中默念的大概就是這個味道吧！」
為了保存湖南話中鮮活的鄉音，7月5日，在湖南工作了近20年的汪涵正式啟動湖南方言調查「響應」計劃。該項目計劃用5到10年的時間對湖南方言進行調查與研究，初步預算為465萬元，由汪涵全程資助。
據汪涵介紹，「響應」計劃將分前期、中期與後期三個階段，分別完成實地調查、錄入語料庫與形成專著幾大目標。為將湖南省大部分地區容納進來，「響應」計劃的選點城市包括長沙、湘潭等53個湖南省的城市。十支由湖南籍方言學教授及博士牽頭的調查研究團隊前往各個方言點進行田野調查，把調查結果全部製成文本、音頻、視頻存入計算機後，最終形成《湖南方言有聲語料庫》（單機版和網絡版）等四部綜合性專著。
「桌子邊兒的邊兒，您還記得小時候是怎麼說的嗎？」7月末的一天，汪涵參與了長沙地區的方言調查。現年91歲、85歲、77歲等多位長沙本土發音人回憶著不同年代的方言發音。「只是關於『邊兒』到底有沒有兒化音的問題，不同年代的長沙人就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汪涵說，「就在這幾十年中，長沙話已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經過一整天的錄製，汪涵切實地感受到了語音記錄的緊迫性。由於引導發音人回憶需要大量的時間，從早上9點到晚上10點，這一整天下來，一組調查團隊的成員有時只能完成一個發音人的語音記錄。「現在我們還找得到90歲的發音人，但是50年後我們就找不到140歲的發音人了，必須先把語音保存下來。」汪涵急切地說。
不過讓他感到高興的是，「響應」計劃讓很多人認識到了傳承方言的意義，很多湖南籍的學生和在湖南讀書的大學生紛紛加入進來，成為了志願者。「可能有人覺得，我們天天都在說的話有什麼珍貴？但就好像我們從小到大都和父母在一起一樣，一旦他們不在了，你就會發現哪怕是他們罵你的那句話，都異常珍貴。」
未來，汪涵打算把調查的結果與研究的成果全部捐給湖南省博物館。「那裡陳列著幾千年前楚國出土的青銅器，也高高懸掛著二三百年前的名畫，但參觀者看得見作品，卻聽不到前輩的聲音。我希望幾百年後乃至幾千年後的人們再去博物館時，能聽到現在的湖南人用長沙話、用邵陽話跟他們說，『歡迎來博物館參觀』。一定會讓他們倍感親切。」（韓軒）
小知識
中國方言知多少？
漢語方言通常分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閩方言。
北方方言，又稱北方話。以北京話為代表，通行於中國北方地區各省區市。
吳方言，又稱江浙話或江南話。以蘇州話、上海話為代表。
湘方言，又稱湖南話或湖湘話。以長沙話為代表，分布在湖南省大部分地區。
贛方言，贛方言又稱江西話。通行於江西省大部分地區。
粵方言，又稱粵語或廣東話。通行於廣東省大部分地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南部和東部及港澳地區。
客家方言，以廣東梅城話為代表，主要通行於廣東梅州地區及零星分布於江西南端和福建西部。
閩方言，又稱福建話或福佬話。閩北以福州話為代表，閩南以廈門話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