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自網上，版權屬個人
西方福音派教會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對文化和社會議題採取了漠不關心的態度，這嚴重傷害了福音的傳播。在葛培理的支持下，卡爾·亨利在他的著作《現代基要派的良心不安》中指責基要派是「現代版的祭司與利未人，對受苦的人類視若無睹。」這喚醒了一些福音派的領袖。在一九六六年的一個千人宣教大會，福音派領袖發表了惠頓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第一次提出要把屬靈的原則應用在社會關懷上面。一九七四年，在第一屆洛桑宣教大會上，更是提出了傳福音與社會行動應該同時進行，因為這才是真正神愛世人的表現。至一九八九年的第二屆洛桑會議，教會的社會參與在宣道事工上終於獲得正式肯定，不是僅僅依附在福音事工之下，乃是與傳福音同等重要、並行不能分割的。
因為臺灣華人教會歷史上十分注重社會關懷的參與。在社會服務方面，如醫療、教育、育幼院等等，基督徒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踏入職場的基督徒，社會責任在哪裡？教會對社會關懷的切入點又在哪裡？或許看到時代的需要，在對社會關懷與責任的宣道策略上，就可以找到更多愛的見證，讓生命感動生命，讓福音紮根中國。
十九世紀末興起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運動，以及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鼓吹社會改革，強調教會應該照顧窮人與被欺壓者。極端的社會改革者，甚至主張神的國度可以借著社會進步或革命而在今天實現，社會福音派逐漸遠離「拯救靈魂」的工作。這樣的運動自然遭到傳統基要派的排斥，為了保護教會單純傳福音的功能，福音派教會遂走向與社會運動完全脫節的另一個極端，這種兩極性的發展對福音都有很大的傷害。
-1-
福音派的積極行動
一九四○年起，在美國有許多福音派人士，開始把自己和基要派劃分開來，他們一方面持守基要派對聖經的默示與權威性的保守態度，一方面棄絕基要派對文化與社會議題的漠不關心。他們稱自己為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s），以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為首，在葛培理（Billy Graham）的支持下，一九四二年創辦了國家福音聯盟（NAE），一九五六年卡爾·亨利離開富樂神學院，接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的主編工作，從此該雜誌成為新福音派的發言管道。卡爾·亨利的重要貢獻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書：《現代基要派的良心不安》（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在書中他指責基要派是「現代版的祭司與利未人，對受苦的人類視若無睹……基要派只敢痛責個人的罪行，對社會的邪惡與不義卻不聞不問。」這本書在福音派教會中，像一顆炸彈爆炸開來。它喚醒了一些福音派的領袖，看見福音派已經偏離了聖經對社會公義的重視，已經失去了像主耶穌一般，對人類需要的敏感與憐憫。
卡爾·亨利指出：「現代人的危機，基本上不是政治、經濟或社會危機，而是信仰危機。只有福音能真正解決人類的問題，但是福音的傳揚，必須落實在現代人生活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系。」現代城市的娼妓、吸毒、酗酒、失業、色情、性病泛濫等問題，誠然不是任何一個地方教會有能力解決的。教會因此袖手旁觀，除了憂傷的禱告以外，無能為力。卡爾·亨利提醒教會，神借著先知以賽亞對選民及猶大國的責備，豈不也是今日對我們的責備：「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兇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麼。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麼……」（賽58：6-7）
在這段經文的光照下，卡爾·亨利認為從一八六○到一九六○年間，福音派教會整體對社會的貢獻是失敗的。是愛的虧欠。這世界已經病得很嚴重了，而我們還不聞不問，無所行動要到幾時呢？主耶穌拿起準繩，量一量我們的虧欠，我們肯定是罪孽深重。葛培理很早就把自己定位在新福音派，雖然對靈魂的拯救一直是他的首要使命，但他沒有停止過對窮乏者的關心與支持。一九七三年葛培理布道協會，開始對窮人和受災者的救濟，成立了世界緊急救災基金。這樣的改變，也開始在英國出現，50年代帶進學生團契的復興，像大學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Christian Fellowship），就鼓勵畢業生在他們的專業領域上，活出並見證他們的信仰。
-2-
來自第三世界的經驗之談
一九六六年柏林的千人福音會議上，與會者曾樂觀地預測在本世紀末，能達到普世福音遍傳的目標。當時就有少數有心的代表，強調：傳福音，非有社會行動的結合，否則果效不彰。尤其是來自第三世界的代表，他們身處世界最貧窮的所謂「窗型區域」，深深了解傳福音不能脫離社會行動。當一個人處在飢餓、疾病的折磨下，你很難向他傳講福音這個好消息。而來自南非的白人宣教士，更深感種族不平等的巨大差距，是他們向黑人傳福音的最大難處。社會關懷原本並非柏林會議的主題，但是透過這些第三世界代表的經驗分享，西方世界開始傾聽這些來自曠野的呼聲。六個月後，另一個千人宣教大會，發表了惠頓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福音派領袖更是坦誠：「我們深深懊悔，我們偏離了聖經上的教導，與社會隔離。我們沒有把屬靈的原則，應用在種族、戰爭、人口爆炸、貧窮、家庭破裂、社會革命等種種問題上。」雖然宣言裡還是強調傳福音為首要使命，但這是第一次全球性的福音派代表們，對社會關懷的覺醒。
這二三十年，神也的確興起了許多福音派基督徒，以舍己的服事來響應這愛的呼召，開始回歸對社會的關懷，尋求社會行動在福音事工上所該有的適當地位。這不僅是愛在行為上的彰顯，也是愛在聖經與神學真理上的落實。誠如使徒約翰所說：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小子們，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約翰一書》3：16—18）
-3-
在神學與宣道學理論基礎上，展開真理的辯論與探討
1、關乎千禧年分化理論受到的不同衝擊
六○年代起，時代主義的前千禧年派逐漸在英國喪失影響力。因為照前千禧年的末世觀，這世界在基督回來以前，只會越來越糟。如此任何的改革豈不是無太大意義，只要等基督回來更新一切即可。到了二十世紀末，英國大多數福音派人士，尤其是贊成社會行動的，多轉向後千禧年派或無千禧年派。
不過在美國，前千禧年派倒是歷久不衰。一九七一年慕瑞（Iain Murray）的《清教徒的希望》（The Puritan Hope）一書，為後千禧年派提出歷史根據。此派認為借著福音的廣傳和影響，並社會改革，才能帶進基督化的國度，等候基督在國度末期的再臨。關於國度的性質與實現，神學界一直處在長期的辯論中，福音派的喬治·賴德（George Eldon Ladd）所寫的《耶穌及其國度》（Jesus and the Kingdom）影響最大。他認為神的國乃是神對所有受造者的治理，國度有它現在和將來的層面。基督徒必須一方面活出現階段國度的要求，一方面等候將來國度的降臨。不過福音派人士對社會關懷的覺醒，多半不是來自神學思想的轉變，乃是來自傳福音的無力感；乃是在面對著各式各樣的社會、時代需求，迫使他們回到《聖經》尋求答案。美國的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英國的眼淚基金會（Tear Fund），印度救災福音團契（EFICOR）等機構都是在現實的需要下成立，隨著這些機構不斷成長，逼得福音派人士深思如何響應社會的需要。
2、福音是關顧到全人的需要
在美國，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也大大影響福音派對社會參與的反省。
六○年代在黑人社區傳福音的約翰·柏金斯（John Perkins），在密西根的貧民區，開始宣道工作，環境逼得他們必須面對一個人全人的需要。在他們的社區裡，少年人因為要照顧年幼的弟妹，無法上學。教會因此開始了託兒所的工作，以及營養午餐的提供。然而貧窮的根源，不僅在教育的改善，更在於社會結構的不公義，他們開始為民權運動禱告。就這樣，現實的需要迫使宣道工作不只參與了關懷社會的行動，更引導他們走向抗議社會的不公義。有效的傳福音，除了必須兼顧身體和靈魂的需要，還得伸張正義。這是一個宣教士的親身體驗，也代表了所有在第三世界貧窮地區的福音工作者，對宣道工作新的看法，一個逐漸脫離西方白人文化的宣道策略。
3、聖經無誤性的有力辯護
對社會和文化的參與，是否意味著在正統信仰上的妥協呢？堅持聖經無誤性的極端保守者，薛華（Francis Schaeffer）博士，給了我們最有力的辯護。在面臨一次屬靈危機之後，他重新思考屬靈真義，他寫道：「真正的屬靈，乃是基督的主權，在生命每一層面，實際而均衡的彰顯。」屬靈的生活不是從世界隱退，乃是以基督的心腸和基督的方式過生活。庇蔭所（L'Abri）的事工就在一九五五年成立，薛華開放自家農舍，歡迎任何人前來尋找信仰，或尋求如何把信仰應用在現代人的生活上。他主張基督徒要個別地，甚或集體地來見證基督的美德，憑著信心過一種超自然的生活，讓世人真能體驗到鹽與光的真實，讓基督徒的生命流入整個文化當中。
-4-
兩次洛桑大會：愛在行動中彰顯
第一屆洛桑宣教大會在一九七四年召開，「未得群體」（unreached peoples）的觀念首度獲得普遍共識。大會的重點不在於討論福音是什麼，而是如何傳的問題。許多探討傳福音與社會責任關係的論文被提出，斯託得（John Stott）強調「愛的大使命」，必須與對觀福音的大使命平行進行，以達到使萬民作門徒的目的。根據《約翰福音》20：21，「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耶穌基督就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來服事人，來完成救贖的計劃。遵此愛的服事原則，宣道事工必然包括傳福音與社會行動，這才是真正神愛世人的表現。斯託得並且堅持在洛桑宣言中，加入這樣一條：呼召基督的跟隨者，過簡單的生活。這實在是他和貧窮的第三世界接觸後，所衍生出的反省與信念。
社會行動的參與已逐漸為福音派所接受，然而兩者孰輕孰重？關係如何定位？是教會宣道事工馬上面臨的問題。一九八二年在美國大急流（Grand Rapids）舉行的福音與社會責任會議（CRESR），試著尋求這問題的答案。與會者提出的論文，立場尖銳對立。如何達成共識，實在只有在聖靈裡的謙卑，能叫人改變、調整各人不同的立場。出人意外的，這是一次相當成功的會議，大會對傳福音和社會責任的關係得出下列三項結論：
（1）社會行動是福音事工的結果，也是福音事工的目標之一；
（2）社會行動可以作為福音事工的橋梁，但不是誘人信主的賄賂；
（3）社會行動與福音事工彼此同工，一如夫妻間的關係。
因此社會行動可以在福音事工之前、之後或同步進行。當然，只有肯關懷社會的基督徒，才會產生基督徒的社會參與；福音事工只有基督徒能作，在這兩點前提下，福音事工在邏輯上具有優先地位。不過以主耶穌的服事為榜樣，這兩者實在無法分割。
到了一九八九年，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二屆洛桑會議，社會參與在宣道事工上終於獲得正式肯定，不是僅僅依附在福音事工之下，乃是與傳福音同等重要、並行不能分割的。洛桑宣言中呼籲基督教會以全人的服事，向全世界，宣揚全備的福音。這樣大的轉變，賽德（Ron Sider）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書：《富有的基督徒處在饑荒的時代》（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居功不小。作者把富裕的西方社會和貧窮的第三世界，對比成《路加福音》16：19-31節中的財主與拉撒路。他引證《聖經》中的神是站在窮人那一邊的。神的百姓理當主持社會正義，確實地幫助一切有需要的人。他向富裕的基督徒發出挑戰，在一個到處還有饑荒的時代，你能多富有呢？富餘的該補那不足的，如經上所記：「多的也沒有餘，少的也沒有缺。」他並且強調，在社會的不義之罪上有份，或者參與公司機構的邪惡行為，與個人的不道德是沒有兩樣的。這本書給西方教會帶來莫大的震撼。
主耶穌引用《以賽亞書》61章，「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新約裡的窮人到底是指靈裡貧窮，還是物質上的貧窮？這一直是爭辯中的重要關鍵。《馬太福音》5章3節（註：中文聖經翻作「虛心的人」，照原文應是「靈裡貧窮的人」，貧窮在原文也作乞丐，似更能表達主一連串反傳統法利賽人的屬靈原則），的確是指靈裡破產的人。但耶穌回答約翰門徒的一段話，《馬太福音》11：5「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麻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如果說「窮人」一詞必須靈意解經，那麼瞎子、瘸子呢？可見窮人不是每次都指靈裡貧窮。而且耶穌來，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從舊約的背景來看，禧年正是一種在社會與經濟上對受壓制者的解放。我們更不要忘了，主呼召門徒「你們要變賣所有的，周濟人。」（《路加福音》12：33）我們的問題，是信心缺乏的問題，不是神學的問題。
在英國，另一個不屬於任何宗派的基督徒魚的團契（Ichthus Christian Fellowship），更是鼓勵地方教會對社會行動具體參與。他們鼓勵會員，開放家庭給需要幫助的人，如酗酒的、吸毒的、精神受創傷的；他們為長期失業者提供轉業訓練；在社區開辦休閒中心、託兒所，甚至開辦社區銀行，提供無息貸款給低收入家庭渡過難關；他們辦青年人住宿中心，並提供門徒訓練；為老人、盲人服務等等。這些事工都是由教會會眾或家庭團體，針對個別社區需要來辦理。像這種方式的見證，不知帶領了多少人歸主。團契創始人羅傑·弗斯特（Roger Forster），同時也是英國眼淚基金會的副總裁，舉例說，一個老婦人的房子，遭受水患，團契幫忙她清理善後。沒幾日，老人的孫女來敲羅傑的門，她問道：「你們就是幫我祖母清理房子的人？我也想要認識這樣的基督教信仰。」這就是基督的愛在行動中的彰顯。
-5-
借鑑臺灣，發出呼召
回顧了西方福音派教會，在這二三十年來，對社會關懷的逐步覺醒，在社會活動參與上的悔改歷史，是否給了你一些省思與挑戰呢？
在臺灣早期的宣教歷史中，華人教會均十分注重社會關懷的參與。尤其在社會服務方面，如醫療、教育、育幼院等等，基督徒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打開基督教在臺宣教史，第一章就離不開醫療宣教。「從最早期的馬雅各、馬偕、蘭大衛，分別建立了南部的新樓醫院、北部的馬偕醫院與中部的彰化基督教醫院，奠定了現代醫學在臺灣的重鎮。他們都是採用醫療與布道並進的方式進行宣教，效果甚佳。到目前散布全省各地的基督教醫院，對臺灣人民提供了極有價值的醫療服務。尤其是在偏遠地區和山地，教會醫療機構更扮演過開創性與獨撐大局的角色。」在一九九三年的「醫療奉獻獎」，十一位獲獎人中，外籍醫療宣教士就佔了五位之多，這也反映了我們在社會服務資源上，長期倚賴外籍宣教士及外國經費。
本地的路加在哪裡呢？如果我們再不起來接棒，恐怕慈濟的醫院工作將趕不上並淘汰我們在醫療宣道上的美好果實。近二十年，在社會服務部分，有多元化的趨向，如晨曦會在戒毒，更生團契在監獄方面的工作；如勵馨園在關懷雛妓上的工作：還有校園團契在學校的福音工作。早期宣教士，如韓婆婆，繆叔叔以個人投入學生工作，許多青年學子蒙受其惠，今天也是各教會起來接棒的時候了。許多教會都有專為青少年開設的團契，臺北靈糧堂甚至為重考生設立南陽之家，提供他們課業上的協助，生活與心靈上的關懷，值得各教會借鑑。
在社會行動部分，以臺灣長老教會有較明顯的參與，其他教會在臺灣特殊政治環境下，一向以支持政府政策為原則。臺灣基督教長老會過去曾發表過三次宣言。
一九七一年的「國是聲明與建議」，主張國會全面改選。
一九七五年的「我們的呼籲」，主張徹底實施憲法，革新政治，突破外交困境。謀求教會自立、自主，建立世界關係，關心社會公義。
一九七七年的「人權宣言」，主張前途由所有住民自決。
鄉土神學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產生的。臺灣長老會激烈的路線，與昔日不公義之政警措施有關；但今天的政治環境，已經容許相當自由的言論空間，相信長老會會走出激烈的抗爭方式。
在過去十年，我們也欣見長老會以外的教會，在社會行動上的覺醒，例如臺北的信望愛專業見證社，高雄的整全福音社的成立。教會需要扮演先知的角色，以社會立法的手段來改善不公義、不合理的制度。福音派的基督徒多持保守原則，但保守不等於沒有反應、沒有行動。雖然在同樣保守的原則下，基督徒對各項社會、政治議題，也可能產生完全相反的立場，但這不能成為我們對社會漠不關心的藉口。體貼耶穌基督的心腸並神的公義，聖靈能帶領我們走向合一。
今天在臺灣，明顯舉著基督旗幟的公益團體，有式微的趨勢。我們的參與熱誠已經遠不及佛教團體。從板橋瓦斯爆炸、臺中衛爾康餐廳大火，慈濟功德會的迅速支持，實在叫我們警惕。然而更讓人憂心的是基督徒麻木不仁的心態；筆者的丈夫在教會查經班，分享這樣的感想，弟兄姊妹的結論竟然是：「佛教做的那些工作，都是沒有生命的！」唉，現代版的祭司與利未人啊，主耶穌不只吩咐我們要傳福音給鄰舍，要有好的見證，他更告訴我們要愛鄰舍如己！面對臺灣社會道德的脫序、解體，面對著這麼多失喪者的需要，我們應該反省我們的信仰。現代基督徒的責任在哪裡？打著神愛世人旗幟的基督教會，角色應當如何定位？教會對社會關懷的切入點又在哪裡？心態上，我們需要悔改，愛心上常感虧欠。找出時代的需要，如何讓教會的宣道策略落實在對社會的關懷與責任上，是每一個教會當前要面對的挑戰。當教會整體或個別基督徒，在所處的社會，缺少愛的見證，我們還有什麼更有力的見證呢？今天社會需要的是愛，許多許多的愛。
怎樣的愛能讓人勝過恐懼，對愛滋病患伸出援手？怎樣的愛能讓人去照顧那些被社會唾棄的？怎樣的愛能讓人超越慈善行為，而願與全球的基督徒同甘共苦？怎樣的愛能讓人有勇氣宣揚基督的真理和標準，即使眾人耳朵發沉？只有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愛--能！而祂豈不是呼召我們，舍己並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祂。今天，我們已經離棄了這起初的愛心；而阻攔我們愛心成長的，是信心與盼望上的失落。
缺乏信心，導致我們把安全感建立在地上的事物以及貧富的對比上。當耶穌教導我們，「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祂不僅僅是安慰我們，如何面對經濟難關，更是提醒我們，「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6：31-33）我們缺乏這樣的信心，我們活得和外邦人沒有什麼兩樣，也難怪我們無力響應神對屬天子民的呼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