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來世界範圍內人口增速普遍放緩，我國出生率也出現了連降，2019 年降至歷史最低水平 10.48‰。同時， 長期低於更替水平的總和生育率和逐漸下降的育齡女性人口數量，也意味著未來我國出生人口數量或將進一 步下降。未來生育意願的下降能否逆轉？人口增長及結構又將迎來怎樣的變化？鼓勵性生育政策能否起效？ 人口變化又會對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並帶來哪些產業機會？本文主要分析了全球總和生育率的趨勢性變化以及我國人口增長與結構的可能 變化。
世界範圍內人口增速放緩，生育率、出生率下降
近年來儘管全球範圍內人口總量仍然保持增長態勢，但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明顯下降。根據聯合國《世界人 口展望 2019》，世界人口的增長率在 1965-1970 年達到頂峰（平均每年增長 2.1％）之後，全球人口增長速 度減緩了一半，在 2015-2020 年間降至每年 1.1%以下，並且預計到本世紀末將繼續放緩，在中等估計下， 2095-2100 年每年的增速將為 0.04%。
同時，幾乎所有國家在過去幾十年中都經歷了出生率的下降，東亞和東南亞年均出生率下降最快，從 1950-1955 年間的年均 40.6‰下降至 2015-2020 年間的年均 13.2‰，在中等估計下，八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區域 2095-2100 年間的年均出生率將降至 8.9‰-15.3‰的區間範圍內。
總和生育率是最常用的反映生育意願的指標，可以解釋為每個婦女一生平均生育的（有生命體徵的）子女數 量。基於性別比例和嬰兒死亡率，通常計算的總和生育率的世代更替水平是 2.1，即平均每個婦女至少生 2.1 個孩子才能代替父母雙方數量，將來的人口數量才不會衰減。與出生率下降趨勢相同，過去幾十年中，幾乎 所有地區總和生育率都出現了下降。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 2019》，1990-2019 年間，中亞和南亞生育 率下降最快，從 4.3 下降至 2.4，而澳大利亞、紐西蘭、歐洲和美國北部，1990 年的生育率已經低於 2.0， 2019 年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總和生育率為 1.8，歐洲和北美為 1.7。
總生育率數據呈現地區性集中的態勢。世界銀行數據顯示 2017 年總生育率較高的地區主要集中在非洲、中 東地區和南美洲部分地區；總生育率較低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歐洲和北美洲。經濟較發達地區的總生育率遠低 於經濟不發達地區。
此外世界範圍內男女比例整體不斷上升，全球女性佔總人口百分比維持在 49.58%左右，新生人口中男性佔 比大於女性，呈現出男女性別不平衡的特點。世界範圍內女性人口比例較小的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2018 年女性比例最小的是卡達 24.50%，最大的是尼泊爾 54.54%。
老年人口佔比不斷上升，老齡化問題嚴重。預計到 2050 年，除非洲和中東部分國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 都將進入深度老齡化。北美、北歐和澳大利亞將率先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我國同樣面臨出生率下降的問題
我國人口淨增長取決於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淨移民人口，即 +1 = + + ；人口增長率受出生率、 死亡率和經移民率影響；其中從全球及國內歷史數據來看，在沒有戰爭和疾病幹擾下死亡率變化較為緩慢， 一般受老年人口佔比和人類預期壽命變化的影響。預期壽命越長，死亡人數與死亡率相對降低，老年人口佔比越大，死亡率越大。對我國而言，未來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死亡率或將呈現緩慢增長趨勢，與出生率相 比，死亡率和淨移民率變化更為穩定；因此我國人口增長仍然主要受出生率波動影響。
二孩政策放開效果有限，2018 年我國出生率降至最低
我國出生率伴隨著長達四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顯著下降。最早在 1971 年，我國提出「要有計劃生育」，提倡 「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緊接著 1973 年提出「晚、稀、少」政策；1980 年 9 月，全國人大五屆三 次會議明確提倡「只生育一個孩子」，一孩政策正式出臺並全面實施；2001 年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通過， 各地根據該法制定「雙獨二胎」政策，生育政策才略有放鬆，但我國生育政策最大的轉變莫過於 2013 年「單獨 二孩」和 2015 年「全面二孩」的放開。
2013 年 11 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單獨兩孩」 政策逐漸落地實施。2015 年 1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的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從 1971 年提出計劃生育到 2013 年單 獨二孩政策的放開，我國出生率從 30.74‰降到了 12.08‰。
伴隨著二孩政策的相繼放開，我國出生率在 2014 年和 2016 年均比上一年有小幅抬升，2014 年小幅上漲 0.29‰，2016 年上漲 0.88‰，達到 12.95‰。但二孩政策總體效果有限，全面二孩政策的放開並未帶來出生人口數量的持續上升。2017、2018 兩年，我國出生人口數量和出生率迎來兩連降，2017 年全年我國出生人 口數量為 1723 萬人，比上年減少 63 萬人，2018 年出生人口數量為 1523 萬人，比上年減少 200 萬人，人 口出生率為 10.94‰，比上年下降 1.49‰，降至歷史最低水平。
原因：育齡女性人數減少+總和生育率長期低於更替水平+婚育年齡推遲
育齡女性人數 2010 年達到頂峰後下降
育齡女性是指 15-49 歲的女性。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 2019》，在中等估計方案中，我國育齡女性人數 在 2010 年達到頂峰 3.79 億人，之後逐年減少，本世紀末 2100 年將降至 1.88 億人。20-29 歲生育率旺盛期 育齡女性人數自 2010 年 1.12 億人之後也呈現逐年減少趨勢，2100 年將降至 0.52 億人。育齡女性人數減少 或導致我國出生人口數量進一步下降。
除此之外，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出生人口中男性與女性數量之比，以女性為 100）依然偏高，預示未來女 性人口數量難以有顯著提升。以往重男輕女觀念盛行，加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1994 年以來，我國出生人 口性別比始終在 115 以上，2004 年甚至一度達到最高峰 121.2，直到 2011 年 11 月國務院發布《國家人口 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 2015 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目標為 115，首次將控制人口出生性別比納入國家規劃。 儘管近年來我國該比例不斷下降，到 2017 年達到 111.9，但相對於 102-107 的正常區間仍然顯著偏高。
我國總和生育率自 1992 年起長期處於更替水平以下，近十年均值為 1.65
我國總和生育率長期處於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意願較低。我國生育率水平大致經歷了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 初期的大幅下降，80 年代中期小幅回升，80 年代後期到 90 年代後期平緩下降，以及 2000 年以來逐年緩慢 回升的過程。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我國總和生育率在 1965 年達到峰值 6.4，之後一直下跌到 1982 年的 2.6。 從 1992 年起，我國總和生育率跌到 2.1 的更替水平以下，進入 2000 年以來有緩慢回升，但總體仍低於 1.8， 2017 年為 1.63。
基於不同假設和所採用的不同調整估計方法會得出不同的生育水平。為把握實行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以 來我國婦女的生育狀況、生育水平及生育意願，原國家衛生計生委於 2017 年進行了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 抽樣調查的目標總體為 2017 年 7 月 1 日零時現住中國大陸的 15 至 60 歲中國籍女性人口，調查內容主要包 括生育行為、生育意願、避孕方法及生育養育服務 4 個方面，最終有效樣本量為 249946 名婦女。我們認為 基於此次抽樣調查得出的結果能更準確地反映目前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
陳衛、段媛媛（2019），賀丹等（2018）等根據 2017 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計算得出近十年我國生 育率情況，鑑於總和生育率的計算過程較為直接且不需要假設，並且這兩篇不同的文獻計算結果相同，因此 具有參考性與普遍性。根據計算結果，2006 至 2016 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在 1.41-1.77 之間波動，均值為 1.65。 分孩次來看，一孩總和生育率近年來經歷了較大幅度的下降，從 2011 年的 0.88 下降到 2016 年的 0.67；二 孩總和生育率則與一孩生育率呈相反趨勢，從 2011 年的 0.57 上升到 2016 年 0.94；三孩及以上的總和生育 率變動不大，在 0.15 左右波動。
受單獨兩孩和全面兩孩政策的影響，2014 和 2016 年生育水平都比政策實施的前一個年份有小幅提高，分別 為 1.67 和 1.77，但 2017 年有所回落，由 1.77 降至 1.72。可見二孩政策的放開雖然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效 果十分有限，不僅離更替水平 2.1 還有較遠距離，而且對生育率的提升作用也十分短暫。進一步觀察分孩次 總和生育率發現，總和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源於一孩總和生育率的下降，二孩總和生育率的小幅抬升並不能 扭轉總和生育率的下降。
育齡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齡向後推遲
婚育年齡的變動會影響國家或區域將來的人口數量與人口結構，育齡女性的初育年齡每往後推一年，選擇在 下一年生育而不是當年生育就會造成當年的出生人口數量的減少，因此可以根據女性平均婚育年齡判斷未來 人口數量趨勢。賀丹等（2018）根據 2017 年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統計得出 2006 至 2016 年我國育齡女 性平均初婚年齡從 23.6 歲上升到 26.3 歲，平均初育年齡從 2006 年的 24.3 歲上升到 2016 年的 26.9 歲，均 向後推遲了三年。婚育年齡的推遲可能導致我國出生人口「後移」，即近期出生人口數量的繼續下降。
多因素作用及歷史經驗表明生育意願難以提升
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育齡女性生育意願越低
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女性生育意願的途徑較多，普遍認同的觀點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前，隨著經濟發 展程度或者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經濟發展水平與生育率之間的負向關係有以下解釋：第一， 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嬰兒死亡率高，多生以養老的觀念較強，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嬰兒存活率提高， 生育需求自然下降；第二，養育孩子的成本隨著經濟增長、收入增加而提高。第三，經濟增長將增加對高質 量勞動力的需求，父母將更注重孩子的教育，追求質量而不是數量。第四，經濟發展導致人們價值觀念的變 化，進而導致生育觀念的變化。生活質量的提高、物質資源的豐富以及從追求溫飽到富裕的轉變，使得人們 自我意識更加強化，更加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可能花更多的時間學習以提升自我，或追求更多的工作時間、 閒暇時間，從而減少生育。
從世界範圍內生育率水平的發展過程即可看出這一趨勢，根據世界銀行對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 分類，1961 年至 2017 年的年均生育率均呈下降趨勢，並且在各個年份區間內，低收入國家的生育率最高， 中等收入國家次之，高收入國家最低。
不同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也可能導致出生率的不同。以我國 31 個省份及直轄市為例，考慮到東北三 省的出生率近年來一直處於 6‰附近，為剔除掉異常值可能帶來的影響，將剩下 28 個省份的人均 GDP 和出 生率對比，負向關係較為明顯，人均 GDP 高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天津，出生率普遍較低。
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就業壓力越大，生育意願越低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首先，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可能更加注重追求自我價值， 而生育孩子必然會帶來自我無論是時間還是精力上的犧牲，因此其傾向於不生、少生；其次，受教育程度高 的女性可能更加注重對孩子質量而不是數量的追求，從而傾向於少生、優生。近十年來，我國女性文盲率下 降，從2005的16%下降到2017年的7%；研究生中女性佔比上升，從2005年的43%上升到2017年的48%。 當女性更加追求學業上的進步時，生育觀念的變化可能導致生育率下降。
在此基礎上，教育上的進步有利於促進女性就業，加強男女就業的平等，縮小男女在職業和收入上的差距。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女性脫離「全職太太」的角色進入到工作環境之中，女性通過工作獲得收入從而變得更 加獨立。女性生育孩子就必然要耗費時間和精力，從而可能導致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由此可能產生的 崗位向下調整、失去晉升機會甚至是失去工作的機會成本，使得女性在決定是否生育時變得慎重。根據世界 銀行的數據，2018 年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女性勞動力佔 15 歲及以上女性人口的比例）為 61%，排名第 50 名，表明我國女性對於工作較高的追求。另外，根據賀丹等（2018）數據顯示，「沒人帶孩子」分別是我國 育齡女性不打算生育和不打算再生育的第二位和第三位原因，可見很多女性把工作放在了生育決定之前，因 生育產生的就業壓力越大，生育意願越低。
養育成本越高，生育意願越低
根據是否發生直接的費用支出，養育成本可分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撫養費用、教育費用、 醫療費用等，隨著經濟發展、收入水平提高，育兒產生的直接成本費用愈加高昂。間接成本包括養育孩子所 花費的時間、精力，為解決孩子上戶、入學等棘手問題而付出的成本。賀丹等（2018）數據顯示，「經濟負 擔重」是我國育齡女性不打算生育和不打算再生育的首要原因。
第一，我國公立性質的託育機構供給不足，託育機構的相對短缺加大了育兒負擔。根據賀丹等（2018）數據 顯示，0-2 歲入園入託的嬰幼兒中，30.3%在公立機構，69.7%在私立機構；3-5 歲入園入託的幼兒中，在公 立與私立機構的比例分別為 34.9%和 65.1%。
第二，父母更加注重孩子高質量和全面發展，報名各類課外輔 導班，加大教育支出。根據 2017 年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發布的《2017 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 查》，學前和基礎教育階段全國家庭生均教育支出負擔率（指每生每年教育支出佔家庭總消費支出的比例） 為 13.2%，其中，普通高中生均家庭教育負擔率達到 26.7%；另外，小學、初中、高中階段家庭校外教育支 出比例較高，約達到家庭教育支出的 1/3。
第三，房價上漲導致成年人買房壓力巨大。根據廣發銀行與西南 財經大學聯合發表的《2018 年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我國家庭資產中住房資產佔到 77.7%，遠高於 美國的 34.6%，購置房產產生的巨額支出無疑會加重成年人負擔。根據葛玉好等（2019）關於房價對家庭生 育決策影響的實證結果，房價每上漲 1000 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將降低 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將降低 2.4%-8.8%。綜上，養育孩子所增加的經濟負擔越重，生育意願越低。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我國正處於發展階段，人均 GDP 不斷增長，經濟發展水平與生育率之間依舊存在負向 關係；從女性就業角度，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勞動參與率高，生育孩子可能造成的工作和生活上的犧 牲會降低生育意願；從養育成本角度，父母更加注重孩子全面發展，近年來校外輔導班只增不減，同時不會 輕易下降的房價導致新婚夫婦負擔大，如此高昂的養育成本必然會降低生育意願。綜上，在未出臺相關鼓勵、 扶持政策的情況下，未來生育率或將繼續下降。
我國 2024 年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2030 年人口達峰值
聯合國人口展望（2019）對未來各國人口增長和結構變化進行預測；其預測基於總和生育率理論，即各國生 育率變化經歷三個階段變化，階段 1 總和生育率保持 5-6 的較高水平，階段 2 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降至更替生育率以下，階段 3 總和生育率穩定，收斂於略低於 2 的水平。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我國已步入階段 3， 總和生育率穩定在低於 2 的水平（圖 16）。
人口展望報告使用概率方法對生育和死亡等要素進行預測，確定以上要素增長軌跡的中位值。觀察在不同的 條件下未來人口可能的發展走向，並給出高、中、低三種人口變化的預測，以生育率為例，低方案、高方案 中總和生育率預計將比中方案低或者高 0.5。高方案和低方案的結果往往作為參照，表明未來人口狀況的極 端值；中方案代表未來最有可能發生的預測結果，人口變化較大概率會落在由低方案和高方案結果所形成的 值域範圍內。
我國人口增長和變化更接近中等方案與低方案的區間值。人口增長預測模型中最重要的假設為出生率與總生 育率；2000 年、2010 年人口普查顯示我國總和生育率為 1.22、1.18，2015 年統計局抽樣調查顯示總和生 育率僅為 1.047，此時全面二胎仍未落地；文化背景、社會發展階段與生育率關係較大，參考與中國文化背 景較為相似的日韓臺地區，當前國內人均 GDP 與 1980-1981 年日本、1993-1994 年韓國接近，相同時期內， 韓國總生育率為 1.71-1.76,日本為 1.74-1.75，橫向對比說明在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等外生因素的影響下，我國 當前總生育率水平大概率處於 1.7 左右水平；因此如果短期內決策層能全面計劃生育政策，則我國未來人口 增長更接近中等情形方案；如果計劃生育政策緩慢放開，未來 10 年內我國真實的總生育率水平應當位於 1.25 與 1.75 之間，即與聯合國人口展望的中低方案的區間值更為接近（圖 21）。從出生人口來看，2016、2017 年全面二胎開放釋放補償性生育意願，出生人口分別達到 1786、1723 萬人；2018 年、2019 年統計局抽樣 出生率達 10.94‰、10.84‰，出生人口達到 1523 萬、1465 萬人，在未來 5 年人口政策難以出現顯著變化 的假設前提下，育齡人口下降，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將繼續降低；因而從出生人口看我國人口增長更接近聯合 國人口預測中的中等和低方案之間的人口變化估計結果（圖 20）。
2031 年人口增速或將轉負；基於以上的分析，結合聯合國人口展望中的中低方案結果，在中等情形下 2031 年我國人口將達最大值，為 14.64 億人，隨後人口進入負增長階段；在低方案估計中，2024 年我國人口達 到峰值 14.46 億人。考慮到我國當前總和生育率仍低於 1.7，預計我國人口數量將在 2031 年前達到最大值， 隨後人口增長速度轉負。
2024 年左右我國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中等情形下我國將於 2024 年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即 65 歲以上老年 人口佔比超 14%），2030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比將提升超 5 個百分點，2035 年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即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比超 20%），而在生育率更低的假設下，出生人口更低，中度老齡化社會或將提前。
2030 年勞動力人口佔比突破 60%；2019 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即 15-60 歲人口）佔比為 65.09%，近 5 年下 降了接近 3 個百分點。預計在中等情形假設下 2030 年我國勞動力年齡人口將跌破 60%。勞動力內部年齡結構 惡化；25-49 歲青壯年勞動力人口佔比將從 37.1%下降至 2030 年的 33.5%。如果未來十年國內總和生育率難 以達到 1.7，勞動力人口佔比下降幅度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