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環水抱一古城
高臺縣城西北一百二十公裡外的天城村，所處張掖、酒泉和內蒙古額濟納旗交界的三角地帶，村莊靠山臨水，地形險要，兵家必爭，素有「天城鎖鑰、要道咽喉」之稱。歷史上的「居延古道」、鎮夷守御千戶所都與此地有關。
在今天看來，高臺縣羅城鄉天城村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村莊，地處偏僻，毫無區位優勢可言。但在歷史上，天城村曾承擔過邊陲要塞的重要角色，也是中國第二大內陸河——黑河疏通到居延海的孔道。
天城村的地理位置十分獨特，一面是黑河水繞村而過;另一面是合黎山合圍攏抱，一山一水形成天然的防衛屏障。登高俯瞰，綠樹掩映，屋舍儼然，古樸滄桑。《肅州志》中如此描述:「祁連遠拱，合黎近峙，白成山顧於前，黑河水繞於後，可謂屯田、用武、控扼戎番之要地。黑山峙於東北，弱水經於西南，山嶺崔巍，石峽險隘，實屯守要地，泉水環繞，河山襟帶，為甘肅通驛要路，三秦鎖鑰，五郡咽喉。」
上山聽民謠，下河問漁樵。在天城村，談起其歷史，連老叟婦孺都會不假思索地說到兩個典故。一個是大禹到這裡治理了黑河。據《山海經》記載，上古時期，祁連和合黎二山之間，湖泊密布，千流縱橫，泛稱「石海」，而天城又是這個區域海拔最低的地方，完全是一片汪洋大海。為了讓積水下洩，大禹劈開了合黎山，洪水一瀉而下，流到了居延海。天城村西有一條十多公裡長的幽靜峽谷，古稱之為「鎮夷峽」，現叫「正義峽」，峽谷分上、中、下三段，又稱「黑河小三峽」，是黑河下洩的唯一通道，傳說這就是當年大禹治水的地方。《尚書-禹貢》載:「(禹）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地方志記載，明代在鎮夷峽有大禹祠，修建於洄瀾山北側，遺址猶存。此祠在清光緒年間重建，直至1958年被毀。大禹祠原供奉大禹像及后稷、伯益、八元、八愷等先賢像，丹廊碧殿，金窗玉檻，端莊雅麗，據傳宮殿內還陳列著大禹治水的文獻，以及紀念大禹的遺蹟記載等，舊時每年都要舉行祭祀大禹的活動。
最為奇特的是，在正義峽北山的另一面，一個叫「石門」的地方，兩邊山體隆起，其中一邊的山體如同用層巖壘起一樣，初看似喀斯特地貌，近看，凝固已經變成了化石，一層一層的，保持著膠泥乾涸後的狀態。在風化的巖石間仔細查看，還會發現水生動物骨骸和軟體動物硬殼，顯然是海底拉升或洪水過後海底世界的遺存。只是目前沒有這方面的考古報告，無法斷定這一遺蹟的歷史年限。在一個地方，既有文獻記載，又有遺存實證，看來大禹治理黑河絕非臆測。
天城人要告訴你的第二個典故是:「先有天城，後有高臺。」明洪武五年( 1372)，太祖朱元璋命宋國公馮勝為徵西將軍，兵出西路與元軍交戰，一路攻城掠地，平定河西。為鞏固戰果，大批將士便留在河西擔任屯防任務，同時開始了大規模的移民。天城所在地因地勢險要，馮勝在此設哨馬營，長期駐軍把守。洪武三十年(1397)，將哨馬營築城擴建,設立軍政合一縣級政權——鎮夷守御千戶所，此地始有「鎮夷城」之稱。這一建制比高臺守御千戶所早49年。史載，鎮夷千戶所管轄12個百戶所，每百戶所下設總旗2個，小旗10個，每小旗編制10人，主要承擔防禦和維護治安，閒時屯田生產。清代沿襲明制，一直延續到清雍正三年(1726)，在大將軍年羹堯平定青海羅布藏丹增叛亂後，才將鎮夷、高臺二所合一，鎮夷城縣級政權存續330年。
清朝初年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中對鎮夷故城變遷有詳細記載:「鎮夷守御千戶所鎮西北三百裡，故張掖縣地。明洪武二十九年置鎮夷守御千戶所於黑河之北。後為河水衝決。天順間，始移今治。」《志》雲:「所東抵高臺，西接酒泉，南距番夷，北鄰胡境，廣袤二三百裡，為戍守之要。城周四裡有奇，有南面二門。今改設鎮夷衛。」
由是而觀，鎮夷古城方圓四裡，管轄近三百裡區域。從地方志所繪鎮夷城平面圖看，古城城池方方正正，四角都有角樓，東西南北分別建有牛王樓、觀音樓、日月樓、玉皇樓，城內有城隍廟、文昌宮、文廟、普濟寺、關帝廟、鐘鼓樓等數十處建築，布局十分精緻。如今，天城村仍遺存著明清古城的東、南兩面城牆，高約七八米，基寬五六米，東面有角樓，城牆外有寬廣的壕溝。村外還有長達數公裡的明長城，歷經滄桑，仍橫亙在曠野上。境內還有47座烽燧，正義峽中的每個山頂上都有高聳的烽火臺，當地民謠誇張地說:「登上頂兒山，瞭見嘉峪關。」如此密集的防禦工事，足見天城在當時邊防上的重要地位。
由於駐軍來自天南海北，還有明、清兩代實施移民政策，天城村呈現出姓氏繁多的歷史現象，這個700多戶的村莊，現有單姓90多個，大抵是駐軍或移民的後裔延續而來。
道透居延自古流
「城南古渡最清幽，道透居延自古流。」這是明代客居天城的翰林學士嶽正所題《鎮夷所八景》中的詩句。他把鎮夷的景觀分別概之以「黑河古渡」「紫塞平沙」「蘇臺雲香」「趙墓煙冥」「石峽晚翠」「東山峭壁」「紅崖早壁」「西嶺生鹽」，一景一詩，一詩一典，憑弔懷古，留下難得的史料。
嶽正詩中所提到的居延，正是黑河的尾閭湖。秦末漢初，匈奴右賢王統治西域，其主力之一的渾邪王佔據居延一帶，從居延進入河西走廊，匈奴人開闢了一大道，史學稱作「居延古道」。沿古道向北，一路分布著肩水金關、地灣城、大同城、黑城、遮虜障、殄北侯官治所等古遺址，處處都讓人觸摸到歷史的厚重。這條道路一直通往匈奴王庭——龍城，按今天的線路計算，直線距離約900公裡。
天城石峽便是居延古道通向河西走廊的孔道。因有黑河阻隔，匈奴人無法渡河，只能從天城村以西的合黎山峽谷中穿過。當時天城人煙罕至，還是一片未開發的處女地，匈奴鐵騎長驅直入，掠地擾邊。公元前121年，漢武帝命驃騎將軍霍去病領兵萬騎，過祁連山，攻打了匈奴駐守今張掖一帶的匈奴休屠王部，擊潰的匈奴便從天城石峽逃向居延。前119年，霍去病再次從隴西出兵，經居延攻擊匈奴。《史記·匈奴列傳》載:「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裡，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此次進軍路線大致為:從今甘肅慶陽出發，向西北行，出雞鹿塞（今橙口西北哈隆格乃山口)，過鈞耆(水名，現址不詳)，到達居延，沿弱水南進，經天城石峽抵達張掖的◎得城。這一仗徹底打敗匈奴，驅匈奴於北漠。後人在天城石峽的山頭上建起霍王廟，以示紀念。但是，逃出中原之境的匈奴經過多年休養生息，又蓄積了一定的力量，再度犯境。據載，公元前70年，漢宣帝拜趙通為宣武大將軍討伐匈奴。趙通是秦相趙高之後，才智過人，他親率精騎，出鎮夷峽沿黑河北路直下，在石門山殺得匈奴潰不成軍，追擊途中又得到烏孫人的夾擊援助，最終大獲全勝。戰後，趙通奉命留守鎮夷峽，帶領軍民墾荒屯田，使匈奴數十年不敢妄動。
如今，天城村西北仍有條山路，舊時路轍尚存，當地人稱作「北大路」。這段山路的緊要處稱作「石門」，石壁上尚存人工開鑿的痕跡，只是尚無文獻記載開鑿於何時。山谷口的石壁上，鐫刻著清道光八年( 1828）高臺毛目知事王世林題寫的「石門」和「煅石開路」字跡。古道清幽寧靜，已經看不到昔時狼煙四起、鐵騎奔突的痕跡，但從這道僅能容一輛老牛車通過的石門，仍能感受到「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要。
居延古道後來成為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附路之一，經此到居延(今內蒙古額濟納旗)，然後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到達哈密。唐宋時期，此地尚未建制,史書中以「合黎山峽口」特指。《唐志》雲:「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裡，有寧寇軍。初曰同城守捉，屬刪丹縣。武后初，同羅、僕固等部叛。劉敬同討破之於居延海，敕僑置安北都護府於同城，以納降者，即守捉城也。天寶二年，改為寧寇軍。」
開元二十五年 (737)春，河西節度副使崔希逸大勝吐蕃，詩人王維奉唐玄宗之令出塞宣慰，便由合黎山峽口經過，在寧寇軍城（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馬圈城遺址)留下了膾炙人口的詩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從嶽正詩歌中可以看出，明代之前，天城就在黑河上設有一渡口，過河即可抵達絲綢之路正道，一直通往酒泉。鎮夷守御千戶所作為一級縣級政權,在明代也是商貿交易的中心之一，東來西往的商旅大都從渡口進入鎮夷城，從古城平面圖看，城內南、北大街沿街布滿了鋪面、商號、牌房，應是市場交易中心。
清康熙年間，在黑河渡口建一座大橋，後被洪水衝潰。民國25年，國民政府修建一條從張掖通酒泉的公路，天城石峽是必經之地。解放後，設計312國道時，遵從蘇聯專家意見，此路廢止不用。因交通不便，天城被甩在了偏於一隅的旮旯拐角。
毓秀鍾英歲月深
明代自設鎮夷守御千戶所，駐軍和移民從中原帶來的先進文化漸浸，教化之風盛行。明成化五年 ( 1469)，鎮夷所創辦社學一所，招收民間15歲以下孩童教授詩書禮儀，始為高臺縣辦學之肇。萬曆十四年( 1586)，明朝大才子楊慎第三子、巡按御史楊有仁奏報朝廷，奉旨創建鎮夷儒學，延請肅州學府張鶴任訓導，陸策等人為生徒。張鶴和陸策都是洪武年間科舉出身，博學多才，執導有方。儒學創設告成，延請南京戶部右侍郎、永昌人胡執禮作《鎮夷儒學記》，他的文中充分肯定教化之功和鎮夷辦學之遠略:「崇祀育才，偏遠之域，不以用武緩焉。鎮夷千戶所介甘、肅西北隅，經營斯地者，所治竣，即建先師廟，附有學舍，敬應遠矣。」
自萬曆年間到清雍正二年( 1725）鎮夷儒學併入高臺縣學，鎮夷儒學共考中進士、恩貢、歲貢、武解元、武舉人等184人，其中出任知縣15人、縣丞8人、知州6人，對一個偏僻的鄉村來說，這個數字是令人驚訝的。高臺縣舊志雲:「鎮夷風土淳淳，氣息剛勇，好騎射，循禮讓。」
自明代以來，天城有史記載的文人武將層出不窮。鎮夷守御千戶所第一任長官叫白剛，他在明初隨宋國公馮勝平定河西有功，被朝廷封為世襲正千戶，自此世居天城，他的孫子白兆慶在萬曆年間考取武舉人，後官至北京九門提督，因剛直不阿，得罪了奸臣魏忠賢，被誣陷而死，其事跡在當地老百姓中流傳甚廣。白兆慶之子白鶴翱、孫白粹世襲武風，都在西北為伍，先後被敕封為昭勇將軍。明朝萬曆年間，第一個考取科舉的叫張國儒，後又考取進士，官至刑科給事中，直言敢諫，參與了正直派官吏王元翰申救案，為重臣蕭大亨撰寫生祠記。清雍正、乾隆年間，鎮夷人閻相師坐鎮邊陲，戰績赫赫，一路官至甘肅提督加增太子太保，老年受詔進京，圖形紫光閣，列入《國史》，病卒後，乾隆帝御賜祭碑，碑文贊曰:「從徵戈壁，威行蔥嶺之後;躍馬崎嵯，勳策凌煙之上。」其子閻御璋、閻溥、閻澍都是武將。
清代，天城有四位詩人值得一提。一位叫閻佩璋，別號梅溪，是閻相師的次子，與龔自珍同代。他自幼習文，能詩工書，後襲家世武風，入武庠，兩試不第，而後棄絕功名，隱居石峽，以讀書作詩為樂，著有《梅溪詩集》4卷，詩風頗近陶淵明。其子閻汶，亦以詩文名世，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字功力，五言律詩、散文、碑、銘俱佳，著有《折柳集》一卷傳世，詩風偏重現實主義，天城村在清末的兵災匪禍、百姓苦難都在他的詩文中得到了記述。一位叫蔣佩蘭，善七言絕句，詩風明快豪放，辭藻華麗，想像奇特。另一位是賈生璉，著有《夢草山房集》傳世，詩風質樸自然，情真意切，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如果把這四位詩人的詩放進清詩選中看，無疑是一股活潑的田野新風。惜乎地處偏陋，時不待人，他們的詩文和英名只能留在地方志中了。
最後,引清代天城詩人賈生璉的一首詩作結:「波平石海虜塵空，盡變桑田墾塞中，五百年來兵革息，居民已是古幽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