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任皇帝的時候，清朝已經作為一個大一統王朝，長治久安的發展將近200年了。只要沒遇到像金朝滅亡北宋那樣的災難性事件，基本上每個大一統王朝在和平發展1、200年後，都會出現人口膨脹的現象。接下來便會發生因人口過多而發生人地比例失調、人均資源下降、流民增加等破壞社會穩定的情況，也就是我們經常談到的「馬爾薩斯陷阱」。而道光時代的清朝正處於其人口的巔峰時期，馬爾薩斯陷阱還沒有展現其最具破壞性的一面（不等於說完全沒有馬爾薩斯陷阱，乾隆時期，流民現象就越來越嚴重。嘉慶即位後更是爆發了規模宏大的白蓮教起義）
當然，即使每個大一統王朝的盛期都會出現人口膨脹的現象，道光時期的4億人口仍然是相當嘆為觀止的數字，因為以前的王朝盛期，人口數也沒有擴張到這種局面。因此，如果想弄明白為什麼道光時期中國人口數會膨脹到4億，就不能僅從「王朝循環論」的角度來看待，將其完全歸因於道光正處於王朝盛期，而是要注意清代的獨特性。
在餘孽君看來，我們可以從以下三種思路來看待這個問題：
1、清代獨特的帝國管理體系，使其疆域極其廣闊
在清朝，中央政府控制的不僅僅是關內漢地以及一小部分西域，而是包括蒙古、滿洲、新疆、西藏在內的廣大地區，其控制地域範圍比新中國還有之過而無不及。其中的不少地區，其它封建王朝都沒有長時間穩定的控制過，因此統計人口數時，控制地域更加廣泛的清朝自然佔優。
而清朝之所以能控制如此廣袤、多元的地域，得益於其獨特的帝國管理模式。一般來說，帝國對邊疆地區的控制有一個難題：如果控制力度過大，不但要耗費大量行政成本，還會導致邊疆的反抗，而控制力度過小，則會導致邊疆地區發展除離心傾向。清朝的帝國管理模式則成功尋找到一種平衡：在帝國邊疆的各個部分都派遣中央官員，這個官員有權決定地域內一切大事；與此同時，在地方上允許各個民族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進行自治。這樣，清政府可以在不惹怒邊疆地區民族的情況下，保證邊疆地區的向心力。
2、全球貿易體系的建立為清代注入了相當重要的經濟活力。
自16世紀由歐洲繞過非洲到達亞洲、以及由美洲西岸直達亞洲的新航線開闢後，一套覆蓋全球各個大型經濟體的全球貿易網絡出現。在古代與歐洲交流甚少的遠東地區也得益於這個貿易網絡，中國出產的瓷器、茶葉是歐洲與美洲市場上相當受歡迎的商品，而歐洲商人卻拿不出什麼能吸引中國消費者的產品。因此，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常常處於出超狀態，大量貴金屬湧入中國。這些貴金屬作為貨幣，加快了中國的農業產品商品化、市場化的程度，很多農民願意為了獲得更多貨幣而擴大農業生產規模，這無疑提高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使人口上漲。
全球貿易還引發了另一個趨勢：物種大交換。貿易網絡的建立，不僅僅使商品流通速度加快，還促成了物種的交流。在全球貿易網絡出現之前，番茄、土豆、玉米、番薯等農產品只在美洲被種植，歐亞大陸難以找到它們的蹤影。貿易網絡出現後，商人們把這些農產品以及其種植技術帶到了歐亞大陸之上。玉米、土豆、番薯等作物容易成活，適合批量種植，當清朝時期的中國廣泛引進這些農作物之後，中國的糧食產量大大增加，能填報更多人的肚子，從而提高了人口數。
3、清代實行的攤丁入畝政策使百姓不會再隱匿人口
中國古代的稅主要有兩種，一是按照人頭或戶徵收的人頭稅（戶稅），二是按照財產徵收的田稅或商業稅。除此之外，每個人還需要按照法律服徭役（參軍或是為政府幹活）。在這種情況下，有很多農民不願意交納人頭稅，也不願意服徭役，他們常常將自己的土地獻給大戶人家，請求大戶人家幫助自己隱匿戶口。於是，歷朝歷代都會出現數量龐大的黑戶。
不過，稅制並非一成不變，隨著人口結構、基層組織形式、生活方式的改變，各朝政府都會改變收稅法。中國古代稅制改革的趨勢便是，由按照人頭或戶徵收，漸漸走向按照財產量徵收，同時把徭役換算成稅款。唐朝宰相楊炎廢除了按照「戶」徵收的租（田租）和庸（絲綢），改行按照土地佔有面積進行徵稅的兩稅法，但保留了按照人頭徵收的丁稅以及徭役；張居正的稅制改革將徭役換算成銀兩，加入丁稅之中。
到了清朝時期，康熙與雍正又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攤丁入畝，永不加賦」。此項改革的內容是，按照1711年統計的人口數計算應當徵收的丁稅，並將這個數額平攤到土地稅之中；與此同時，每年應按人頭徵稅的丁稅不再加徵，全部按照1711年的數字進行徵收。這項改革意味著按照人頭徵收的丁稅徹底被廢除，今後只會按照財產徵稅。
既然不再徵人頭稅，也不用服徭役，那老百姓就沒必要像以前那樣隱匿人口了，反正自己家裡有多少人，要交納的稅也是一樣的。於是，在攤丁入畝的政策下，過去的「黑戶」紛紛登記為正式人口。因此，當清政府統計清朝總人口時，統計結果包括了以前的王朝無法統計的黑戶人口。
以上三個原因，使道光時期的人口達到了驚人的4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