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時報湯林石編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古巴飛彈危機與三天工作日制——這些歷史性事件都對成長在其間的一代人產生了持久影響。如今，社會正經歷著另一場地震般的劇變。從尚未出生的「新冠一代」到正處於青春期的「隔離一代」，這場疫情將如何改變我們的孩子？本文作者哈利·德·奎特維爾（Harry de Quetteville）對此進行了調查。
從尚未出生的「新冠一代」到正處於青春期的「隔離一代」，這場疫情將如何改變我們的孩子？圖為一位媽媽在疫情期間於家門口跳舞，以傳遞積極健康的訊息。（圖片來源：新華社）
成長重心瞬間顛倒：上變成了下，錯變成了對
最近，一位朋友給我發來電子郵件。「我認為，」他寫道，「這種隔離狀態對有孩子和沒孩子的家庭會產生非常不同的影響。」
在他看來，沒有孩子的家庭正在用小說和電視劇填補無盡的閒暇時間。有孩子的家庭則正經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家長們不僅要「兼職」當教師，還要安撫和引導孩子渡過這場危機。而在這場危機中，幾乎沒有簡單答案，也沒有確定性，只有巨大的困擾。
政治、社會及經濟——在新冠病毒危機平息之後，所有領域的情況肯定都會有所不同。但在全國上下，另一場大規模實驗正在進行。每一個家庭都被逼入了蟲繭。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孩子會如何破繭。
「他們將是受到病毒衝擊的一代，」未來學家伊恩·皮爾森（Ian Pearson）已經在描繪疫情影響的趨勢曲線，「截至目前，從我追蹤到的行為變化來看，（疫情的影響）總的來說將是深遠的。」
但他們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呢？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之間出生的嬰兒已經被稱為「新冠一代」（coronnials），他們和被稱為「隔離一代」（quaranteen）的青少年，以及介於兩代之間的人，是否會成長為神採奕奕、堅韌不拔的成年人？又或者他們將永遠帶著傷痕生活，成為時刻與人保持距離的「潔癖」，總是用警惕的眼神看待老年人，將朋友、家人、鄰居和同學都視為恐懼和傳染的載體？
當我向自己7歲和5歲的孩子灌輸封城後的「新常態」時，所有這些想法都在我的大腦中湧現。我和妻子曾經花很多時間告訴他們，要有禮貌，要走近別人看著他們的眼睛，要和他們握手。
現在，我們所宣揚的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從出生起就當成遊樂場的公園，如今成了需要警惕的地方。他們再也不能和朋友們即興踢球了。
當然，也不能再靠近我們曾經堅持讓他們打招呼的老鄰居了。
孩子們聽後飛快地點了點頭。然後，在離公園大門不到20碼的地方，我們5歲的孩子突然意識到自己馬上要打破與迎面走來的人之間的6英尺安全距離，於是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他勇敢地騎著車離開小路，跌進了灌木叢中。當我們把他扶起來時，他的表情更多是困惑而不是疼痛。
學會騎車原本是童年的一大勝利。但現在，讓自己從車上摔下來反而成了一種成就，成了正確的做法。孩子們的成長重心瞬間顛倒：上變成了下，錯變成了對。
歷史上，這並不是兒童第一次被丟進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生活規律被打亂、學業嚴重受影響、家庭聯繫被切斷。1939年8月31日撤離令下達後的4天內，80多萬學齡兒童被迫與家人分離，被送到鄉下。
老照片中，他們在鐵路站臺上擠成一團，緊張地微笑著，背著裝滿了換洗內衣、睡衣、帆布鞋（或拖鞋）、備用長襪或短襪、牙刷、梳子、毛巾、肥皂、洗臉巾、手帕和保暖外套的背包。同時，他們還拿了一個散發著不可忽視的危險信號的東西——防毒面具。父母們是如何向他們解釋（為什麼要拿防毒面具）的呢？
一代人之後，大西洋彼岸的孩子們充分體驗了冷戰時期的詭異日常，認識了一隻名叫伯特，戴著小帽子的卡通烏龜，在防核教育片裡教他們如何「臥倒並掩護」（duck and cover）。很多人都非常不安。蘑菇雲成為20世紀60年代學生美術作品的主要題材。有的孩子寫了一封信給甘迺迪總統。「我今年9歲，」這封寄到白宮的信上寫道，「我不喜歡你的計劃。我還太年輕，還不能死。」
不出所料，這樣的經歷會產生重大的長期影響。一項研究發現，4到6歲時撤離到鄉下的孩子們後來「患上抑鬱症和焦慮症的風險更大」。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30年後的一項研究顯示，撤離對兒童心理健康的影響要比他們留下來忍受轟炸更嚴重。戰火紛飛中，兩位兒童心理學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和多蘿西·伯林漢姆（Dorothy Burlingham）出版了《戰爭與兒童》（War and Children，1943年）。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對兒童來說，如果戰爭只是威脅到他們的生命，擾亂了他們的物質生活，或者削減了他們的口糧，那麼它的影響其實相對較小。但當戰爭破壞了家庭生活，迫使兒童『連根拔除』從家庭中獲得的原始情感依戀時，它的影響就會變得非常大。」
幸福家庭更幸福，不幸家庭更不幸？
如今，在這場新危機及其帶來的封鎖措施下，家庭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與朋友、同學、老師和外部世界隔絕後，家庭環境對孩子們的幸福感更加起到決定性作用。「年齡小的孩子如果能得到父母的支持，而且父母之間關係融洽，他們走出疫情時就會帶著很大力量，」曾就職於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兒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中心（CAMHS）、現在在心理健康基金會工作的簡·卡洛（Jane Caro）說，「對於那些沒有那麼幸運的人來說，疫情則可能是相當具有破壞性的。」
「這種病毒奪走了我們正常的、被廣泛接受的、舒適的人際交往方式。一切感覺都很奇怪，帶來壓力和疏離，結果會反映在各種心理健康問題和社交功能障礙上，倫敦政經學院社會心理學教授索尼亞·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說，「然而，這種情況在孩子們之間的分布將是非常不平等的。有些家庭有幾個房間和花園可供玩耍，有些家庭則只能擠在狹小的空間裡。」
幸運的人將會更幸運。「處於危機中的人，危機會加劇。」戰後歷史學家多米尼克·桑德布魯克（Dominic Sandbrook）說。從倫敦大轟炸到古巴飛彈危機，重大歷史事件對兒童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放大了一些人的不滿、疏離、孤獨和恐懼情緒，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則增強了發現能力、抗壓能力和對他人的信任感。
桑德布魯克說，在二戰勝利日以來的75年裡，英國只有一次歷史事件對一代人帶來了一致影響。「那就是三天工作制（譯者註：1973至1974年的石油危機造成英國電力供應緊張，通脹率居高不下，保守黨政府因此施行一周只上三天班的政策）。1979年，柴契爾夫人在首次投票者中的支持率比以往任何一位保守黨領袖都要高。這顯然是年輕一代人在經歷了無休止的停電、點蠟燭之後，絕望地渴望改變。」
短期來看，上世紀70年代的年輕人為了逃離周圍的灰暗，投身到新浪漫主義運動（譯者註：70年代末在倫敦產生、1981年前後達到頂峰的流行文化風潮，以華麗妖嬈、濃豔誇張的時裝妝容和新浪潮音樂為基礎，深受大衛·鮑伊影響）中。從長遠來看，桑德布魯克說，「他們變得更有抱負，更有雄心壯志，更有個性」，80年代的精神由此誕生。
但這種無處不在的不滿情緒在歷史上是不常見的。較短的衝擊會帶來兩極分化的影響。「有人說自己留下了創傷，」桑德布魯克說，「也有人覺得自己身在天堂。」每一次危機真正統一的影響只有一個，那就是：「所有人都渴望回到常態。」
令人不解又欣慰的是，新冠病毒最明顯的影響——死亡——對孩子們來說已經成為常態的一部分，即使死亡人數眾多也如此。「新聞頭條說又有500人死了，這（對孩子來說）不成問題。」索尼婭·利文斯通說，對於年幼的孩子們來說，就像對史達林來說一樣：一次死亡是一場悲劇，100萬人的死亡就只是一個統計數字。離自己家庭更近的死亡顯然讓人揪心，但即使如此，孩子們也是「非常務實的」，他們早就知道年長的親戚終有一天會離開這個世界。
困在家裡，「雛鳥離巢」的過程被打斷
更持久的影響可能是對上一代人的羨慕和怨恨。
伊恩·皮爾森說：「年輕一代會為此付出巨大代價。他們會問，為什麼嬰兒潮一代的人都過得很好，而他們卻要忍受貧窮。」
這種情緒是相互的。「我問姑姑，她怎麼看待這次的疫情和二戰的區別，」利文斯通說，「她說，主要區別在於，二戰時大家的命運都是綁在一起的。可現在，不負責任的年輕人正在傳播病毒，還管這種病毒叫『老人清除劑』。」兩代人都覺得對方讓他們失望了。
疫情還可能帶來行為上的影響。「我們正在誘發（孩子們）對病菌的恐懼，」倫敦大學學院實驗心理學系認知神經科學教授、《樂觀主義偏向》（The Optimism Bias）一書的作者塔利·夏洛特（Tali Sharot）說，「所以強迫症行為如果在這一代人中出現率較高，也就不足為奇了。」
夏洛特思考了這一流行病對孩子們幸福感的影響。「幸福就是期待，」她說，「對孩子們來說，這意味著和小夥伴相約打遊戲，出門看電影，或者去迪士尼樂園。現在，一切都突然被取消了。」今後，在一個連聖誕節也可以被取消的世界裡，我們的孩子們會不會對期待的事情更有戒心？夏洛特建議家長引導孩子們把新願望寫在日記裡，保持期待。她還提醒，孩子對權威的信心也容易被削弱。焦慮與控制權密切相關。「他們可能會發現，那些本應該擁有控制權的人，並不是真正能夠掌控局勢的人。」
安撫幼兒的任務在於父母。「孩子們無法與其他人互動，所以只能感受到照顧者傳遞的焦慮。」夏洛特說。
對青少年來說，疫情則打斷了他們「雛鳥離巢」的關鍵過程。「青春期的整個要點是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在世界上闖出自己的路。這一部分是通過身體上的獨立實現的，」簡·卡洛說，「但是因為被困在家裡，他們會失去很多這樣的成長過程。」
未來，一些焦慮的青少年可能會選擇避免外出，繼續保持現在這種與世隔絕的狀態。「另一些人會因為努力控制自己周邊的環境而加劇焦慮情緒。」
「幾年後，這種情況會和一些潛在的敏感特質結合在一起，讓他們感覺對這個世界不堪重負。」
不僅青春期需要「離巢」，童年也需要。「年幼的孩子一生中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第一次離開家，上學、交朋友，」牛津大學進化人類學家安娜·梅欽（Anna Machin）說，」但這一步已經被剝奪了，他們正在走回頭路。」因此，她建議父母儘可能「直截了當」地說明原因，防止孩子們將自己的恐懼內化。「（如果父母不說明原因）孩子們會自己編造故事來解釋，通常會是可怕的故事。」
梅欽著有《爸爸的生活》（The Life of Dad）一書，長期以來一直推崇父親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她說，如果看到爸爸和媽媽都為家庭做出貢獻，就能削弱孩子對性別的刻板印象。事實上，在發達國家，女性在醫療工作者中佔75%，這場「抗疫之戰」將成為第一場從前線回來的戰士主要是女性的戰爭。
說話正成為一門被遺忘的藝術
這場大變革可能也會影響教育行業。例如，父母將不再執著於控制孩子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因為平板電腦和普通電腦將成為大量兒童與同齡人和學校聯繫的重要工具。在位於倫敦北部託特納姆黑爾的國家數字技能學院，48%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執行長馬克·史密斯（Mark Smith）說，遠程學習的平均出勤率為94%，「這與實際出勤率一樣高」。
然而，就在學生的獨立性應該蓬勃發展的時候，這種獨立性又一次被削弱了。「遠程學習的最大挑戰是一味地灌輸，「史密斯說，「如何讓他們參與到學習中來？如何讓他們進行創造性的思考和合作，而不是打開麥克風卻不說話、只用文字回應提問？」
他說，這很容易造成學生「過於適應虛擬世界」。對一些學生來說，說話正成為一門被遺忘的藝術。「我們必須要求他們使用聲音來交流。他們已經習慣了發簡訊、發帖子或即時信息。」
隨著考試的取消，自我評估將成為另一個問題：「孩子們是在一個非常重視學歷的教育體系中長大的。如果不能以常規的方式獲得這些資格證書，對他們來說也很難。」
17歲的學生尤利安·特裡凡（IulianTrifan）就是一個例子。雖然覺得遠程教學不錯，但他在寢室裡孤立無援，很難判斷自己的表現如何。「我總在猜測，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
儘管如此，史密斯仍然津津樂道於一次次嘗試新教育方法的機會。「我們永遠也不會走向徹底的遠程學習，但有一個可以探索的範圍。這次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嘗試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方法不奏效。」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9月份將有一批沒有考GCSE就升入高中、沒有考Alevels就進入大學的學生。學歷證書的耀眼光芒將受到影響。史密斯希望，這能推動人們把注意力放在技能上。這一代學生很可能也會有同樣的感受。
新一波嬰兒潮聖誕節將來襲
當然，疫情也會帶來一些好處。「我們的社會正變得非常碎片化，」安娜·梅欽說，「年輕人最關心的是：我長什麼樣子？我在Instagram上的『人設』是什麼？但這些想法正在被剝離。我們重新開始思考身體上的接觸，以及對我們來說真正重要的東西——朋友或家人——因為當你不能和某人在一起的時候，才會意識到你有多想念他。簡而言之，社會交往是人類生存的核心。」
與我們想像得相反，新冠病毒有可能正在打破許多年輕人為自己設立的障礙。「孤獨、羞恥、與他人攀比，這是許多年輕人的感受，」簡·卡洛說，「（疫情）可能有助於打破這種孤獨感。在街道上、社區裡，出現了很多善良和體貼的行為，很讓人感動。這些事可能激發年輕人的積極情緒。」
這些新現象可能會讓人振奮，但因為一切發生得實在太快了，即使是對最腳踏實地的孩子來說，也可能會迷失方向。
「疫情將產生巨大的長期影響——無論是流媒體娛樂、虛擬教育的崛起，還是商業街的消失，」桑德布魯克說，「所有這些都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一旦發生，就是把10年內會發生的事情加速到2周內發生。這種病毒不僅殺死有潛在病症的人，還會殺死那些有弱點的企業和生活方式。」
不過，最終與這場疫情聯繫得最緊密的，可能並非現在正經歷這一切的孩子們，因為大量新生命即將到來。
「很多健康的年輕人正被迫同居，」皮爾森說，「肯定會出現新一波嬰兒潮。今年聖誕節，產科病房將超負荷運轉。那時，國民保健系統可能剛剛從疫情中恢復過來，就又被嬰兒潮壓垮。」
（《歐洲時報》英國版與《英國電訊報》聯合專版；本文作者：HarrydeQuetteville；本文編譯：湯林石）
（編輯：李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