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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復生
不可否認，《大秦帝國》自有其政治上的清醒。但是，也有讓人擔憂之處。當它強調「民族血氣與大爭之心」，頌揚「糾糾老秦，共赴國難」的老秦精神之時，似乎也將世界的叢林法則自然化了，和施米特一樣，它將近代以來五百年的全球經驗放大為了永恆衝突的歷史。大國崛起無非是世界霸主的改朝換代。在不改變既有世界規則的情況下，《大秦帝國》只是幻想以強力搶佔世界體系的中心位置。在意識形態上，它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也體現了社會中下層的願望。這種大國崛起的思維，起點上有其合理性，終點上卻喪失了理想性和正義原則，因而面臨著滑入極端右翼的危險。在「文明中國」論的陣營中，堅持天下理想的儒家反倒更具革命性。誠然，儒家的「文明中國」論也不是不講武力，但主要還是為文明（「王道」）護法，而某些法家則乾脆把法術勢本身當作了文明。空洞的法術勢的形式可以注入各種內容，八十年代的新威權主義，不是試圖利用強化國家力量推行市場化改革和新自由主義方案嗎？雖然《大秦帝國》也點綴了些情節以修飾秦國維護華夏正統的護法身份，比如，寧可面臨叛軍正面威脅鹹陽，也要替華夏文明在西北防範戎狄，不肯回援關內。但總的說來，小說仍稟持了西方式的現代文明觀。在這一點上，作者似乎仍殘留著八十年代的啟蒙主義的思想印跡。在孫皓暉的史論著作中（它們是直接闡釋小說的配套讀物），我們一再瞥見湯因比《歷史研究》、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和亨廷頓《文明的衝突》等著作的影子，不難嗅到逆向韋伯主義的尋根派氣息。作為「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一種形式，《大秦帝國》將經濟與軍事所代表的國力做為國家的唯一追求目標，秦重耕戰，尤似近代的重商主義，而呂不韋的商戰與金融戰顯然是將近代經驗投射到了古代。
自由主義者批評《大秦帝國》崇尚專制，孰不知「專制」在古代可是個好東西，是西方近代才有的先進事物。當然，批評專制的真實意思，是批判嬴政焚書坑儒，壓制知識分子，施行愚民政策。關於這一點，章太炎的《秦獻記》有過討論，算是給大秦做了洗刷。但是，這個問題並不全是偽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秦的速亡，如柳宗元在《封建論》中所說：「秦之失在政，不在於制」，這失政，既表現為苛政，也表現在對內取消社會空間。簡而言之，秦的進步性，在於用郡縣制實現的天下為公的理想，《封建論》說：「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秦始皇沒有把天下的土地分封子弟，而是立為郡縣，由國家統一管理，故云「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王夫之在《讀通鑑論-秦始皇》中也表達過類似見解，郡縣制打破貴族世襲，為士農工商公平參與政治提供了條件。但是，在具體實踐中，秦政的確出現了對社會公共性的壓制，包括思想公共空間的取消與行政的專橫。自由主義的批評，顯然指涉著新中國六、七十年代的教訓，並非無的放矢。八十年代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來自社會公共空間和民間力量的激活與釋放。從歷史上看，明末清初黃宗羲和顧炎武從儒學的立場上批判「家天下」，【9】語境和意義已完全不同於秦漢，恰恰相反，儒法的地位發生了倒轉，彼時的郡縣已不再代表天下之公，而蛻化為帝王的一家之私。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明末江南市紳對閹黨及朝庭的反抗才具有了革命色彩。正是基於這樣的歷史經驗，新中國才在反地方主義的同時，又保留了地方的某些自主性，加上民族區域自治的設計，體現了「寓封建於郡縣」的思想。應該說，孫皓暉並不否認這一點，有時他也強調文化多元的重要性，不過，主要針對的是儒家的獨尊而言。總體來看，《大秦帝國》過於偏袒大秦，對這些方面完全忽視，批評它為暴秦翻案並非空穴來風，毫無根據。
同樣，《大秦帝國》對儒家的貶低也顯得極為偏頗。儒家的歷史角色，絕不像孫皓暉所描述得那樣負面。
《大秦帝國》貫穿著揚法抑儒的思想主線，最有戲劇性的段落是，縱橫家張儀代表法家和孟子辯論。在張儀咄咄逼人的辭鋒之下，孟子盡顯天真迂腐，他最後顏面掃地，當場吐血。孫皓暉痛批儒家，不只是反覆闢，更因其後世閹割了中華民族的原生精神，在《中國文明正源新論》中，他對儒家幾千年來系統的抹黑法家的歷史進行了梳理和反駁。這種批判方式，大體上延續了五四以來國民性批判和反傳統的路數，只不過是把法家擇了出來，並把它看作被儒家文化壓抑，早早中斷了的純淨源頭和文明基因。事實上，漢初儒學確立獨尊地位，並非單純依靠統治者的意志和政治力量，有研究表明，在戰國至漢武帝時期的諸子學競爭中，儒家在民間一直具有重要地位並形成了自己的學統，而且也在因應時變而演進。比如，後世儒家的「大一統」，已經不同於先秦，成為維護國家統一，守衛共同體天下秩序的有力思想武器和道德價值。總的來看，雖然儒學，尤其是體制化儒學具有維護統治的意識形態功能，但將儒家整體描述為扼殺民族生命力的文化幫兇和帝國專制的工具，應該說並不符合歷史實際。正如錢穆所言，漢唐體制一直存在著君權和相權之間的制衡關係，儒學的道統在給君主統治提供合法性的同時也構成了制度性制約，這也就是所謂儒家憲政說。只是在明以後，中國社會才更典型地呈現出所謂君權專制的特徵。眾所周知，儒學也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今文經學一直是託古改制的革命理論，至於陽明心學和現代革命的關係，也有很多專門研究，茲不多論。【10】當然，在眾多的儒家保守主義盛行的當下，孫皓暉激烈的批判儒家，對於某些有可能走向市場社會意識形態化的儒學，也是個告誡。
不管如何反對儒家，孫皓暉畢竟是堅持古代的法家立場，所以在形式上仍屬於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文明論」思潮範圍內。「文明論」的思維方式不僅是中國現象，還是蔓延全球的思潮，在總體上帶有保守主義色彩，它既是對全球危機的應對，又是無力應對的表徵。當前全球危機的根源主要有兩個，一是資本主義體系難以為繼，二是各為私利的民族國家間的非理性的囚徒博弈。這其實是現代世界的固有矛盾，只不過在當下又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和規模，從而更具有對人類社會的吞噬力量。與此同時，卻是對它的制約力量的歷史性缺席，當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式微後，社會保護性力量和修復力量空前軟弱，資本主義世界之外的替代性選項似乎已不再可能，甚至不可想像，民族國家間日益呈現出零和博弈的野蠻叢林狀態。正如巴迪歐所言，「最根本的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即野蠻地徵服，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為了統治的戰爭。」【11】面對戰國時代的大爭格局和各種現代性危機，批判性思想已經無法從普世原則上展開。對「歷史終結」的不服從力量既然無法建立理想性的遠景，往往只能採取反體系的文化保守主義形式，甚至訴諸於極端化的宗教立場。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正是對這樣的歷史趨勢的敏感預言，而當這樣的歷史趨勢真正在全球展開後，退縮到本土純真的「文明」（舊有美好黃金時代或有機社會的象徵）也自然就成為應對現實問題的想像性解決。
「文明中國」論的儒家一派也試圖提出王道的天下方案，但是這顯然不是重點，它的核心關切仍然只是把儒家政教作為解決國內問題的方案，在國際上主要任務還是保教立國，因而採取了一種對西方現代文化的對抗姿態。至於法家，道義原則更是語焉不詳，孫皓暉雖然一再表明「中國原生文明」具有自然正當性，卻始終沒有說出它的實質性內容。或許，它的正當性和道義性只表現為對現實格局的空洞挑戰？正如施米特的分析所說，霍布斯的本意是要復興自然政治統一體，但在實際的歷史展開中，利維坦卻逐漸演化為技術化的中立的機器裝置，國家法律也不再具有內容的實質性，與正義和真理無涉，它的「正義」僅在體現於它的功能和績效之中【12】。
誠然，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說過，「擁有武裝的先知都勝利了，沒有武裝的先知都滅亡了」。但是，僅有武裝是不夠的，先知在哪裡呢？未來在哪裡呢？
孫皓暉寫作《大秦帝國》的抱負是宏大的，包括有效地回應當代全球危機，這也不奇怪，訴諸於文明論的作家和理論家自然會有這樣的視野。在對《大秦帝國》做出更明晰和理論化的闡釋性著作《中國文明正源新論》的第一編第三章「我們的整體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澤期」中，孫皓暉對人類文明所面臨的危機進行了描述：資本主義是人類的最大沼澤期，「作為文明形態的資本主義，有著一個根本性的缺陷。這一缺陷就是：在對待國家關係與民族關係的價值理念上，資本主義以動物界的叢林法則為根基，而不是以人類合理的競爭精神為根基。」「在資本主義生命的本質結構中，沒有擔負世界道義的基因。」「在文明的人性根基意義上，這是人類的惡欲文明。」於是，「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在這次文明沼澤期出現了。」但很不幸，社會主義「解體了」，「這一歷史變異，給資本主義重新崛起留下了巨大的歷史空間。」「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整體矛盾，整體困境。我們的出路在哪裡呢？」但是，孫皓暉給出的解決方案卻是非常幼稚的，簡而言之就是，放棄對立，有事好商量。我只能把它理解為一種外交辭令式的不真誠的應付，而且這個答案顯然和《大秦帝國》事實上給出的答案是矛盾的，高歌猛進的大秦鐵騎何曾有話好好說過呢？事實上，這個潦草的回答掩蓋了他的隱晦結論，礙於「政治正確」的禁忌，他不便明言罷了。
本文原載於《小說評論》2018年2期「劉復生專欄：歷史與形式」
注釋
1、劉小楓：《略談希羅多德的敘事筆法》，《國外文學》，2006年第2期。
2、關於「文明論」「文明中國論」的分析，見賀桂梅：《「文明」論與21世紀中國》，《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5期；劉復生：《「文明中國」論的圖譜》，《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6期。
3、孫皓暉：《中國文明正源新論》，世紀文景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第7頁。
4、孫皓暉《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上）《國家開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第8頁。
5、《祭秦論 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大秦帝國》第6部《帝國烽煙》，中原出版傳媒集團，河南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96頁。
6、蘇力：《大國憲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第2頁。
7、孫皓暉：《中國文明正源新論》，世紀文景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第2頁。
8、見章太炎《訄書》的《序種姓》，《訄書詳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
9、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顧炎武《日知錄》的《守令》等章。
10、見魏斐德《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9月），劉小楓《儒學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12月）。
11、巴迪歐：《川普當選象徵著政治的消失》，澎湃新聞2016年11月14日。
12、見施米特《霍布斯國家學說中的利維坦》，應星、朱雁冰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