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德國對中國的援助也是撈好處，在經歷一戰失敗後，巴黎和會連門都進不去的德國，與外交失敗的中國命運雷同，眼睜睜的看著列強瓜分利益。所以德國國內的輿論倒向了支持中國，一個戰敗國突然感覺與飽受列強欺凌的中國有著同樣的命運。在中國，巴黎和會上的恥辱證明了弱國無外交的道理，中國迫切需要提升國防實力，德國毋庸置疑是最佳選擇，它從一戰失敗的陰影中迅速恢復了國防建設，可算是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軍事強國，所以兩個國家在利益需求上達成了一致。
中德之間的利益需求
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德國作為戰敗國，被拒之門外，當時中國參會提出了合理議案，主要包括廢除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隊、巡警；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撤消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租界；關稅自由權。其中提及德國在華利益的就是山東問題，最終的結果是德國侵佔的山東膠州灣，以該地區的鐵路、礦產、海底電纜等，統歸日本所有。這個條款是誰弄出來的呢？即巴黎和會上規定的一等列席國——「英、法、美、意、日」，他們是享有整體利益的交戰國，所以這個條款很明顯的反應了列強分贓的事實。
當時北洋政府的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好在是有這個拒絕的主動權。德國就大不一樣了，作為戰敗國，他們被動的接受了這個和約，對德國而言，這也算是不平等條約。條約迫使德國從嘴裡吐出了1/8的國土、1/10的人口和300萬平方千米的全部殖民地，德屬非洲的殖民地由英、法兩國瓜分，德屬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則由英、日兩國瓜分，德國還要承擔330億美元的戰爭賠款。
與此同時，為削弱德國東山再起的實力，要求其廢除義務兵役制，解散總參謀部，規定陸軍不得超過10萬人，海軍不得超過1.5萬人，艦隻總數不得超過36艘，不得擁有主力艦、潛艇、軍用飛機、坦克和重炮等進攻性武器，不準建立空軍、軍校。這些在我們看來，是打倒列強的有力手段，但對於德國民眾來說，這是減少就業崗位，降低生活質量的不平等條約，所以當時德國國內也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這跟我們國家爆發的「五四運動」有些類似。
有上述的經歷，兩個國家的性質雖然不同，但遭遇還挺類似，所以無形中將兩個國家拉近了距離。1919年8月，德國外交部就開始研究對華關係的重建，首先是提議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加速締結兩國的貿易合作關係。這方面主要是戰前對華貿易商向政府施壓，企圖儘快解決新的對華貿易協定，從而促成貿易互惠，也就是說最先坐不住的就是曾經靠中國吃飯的外貿集團。經過兩國溝通，1919年9月16日，北洋政府發表公告：「儘管中國在今年7月28日未籤署《凡爾賽和約》，但仍願與德國締和。」
「一旦我們籤署和約後，我們忠實於其所規定的責任，不會與中國進行旨在推翻或改變和約中有關山東問題達成的解決辦法的會談。」——德國外交部梯爾備忘錄
這個表態的意義何在呢？因為北洋政府沒有籤訂《凡爾賽和約》，所以在國際法上，中德兩國還處於戰爭狀態，北洋政府這個表態代表著兩國可以從戰爭狀態轉為和平外交狀態。但當時比較影響中德關係的就是山東問題，這不僅是中國的紅線，也是日本這個竊取利益者時刻關注的問題。所以在與中國交往時，德國首先向日本方面保證拒絕與中國討論山東問題，然後又承認日本在華利益，並表明德中接近不會損害日本在華利益。
在「安撫」好日本之後，德國開始與北洋政府協商重建外交關係的具體內容，核心就是要求中國保障德國公民在華的財產，重新協定關稅以恢復自由貿易，德國則放棄一切在華特權。到1921年5月20日，兩國在這種外交協商下簽訂了《中德條約》，這被認為是近代中國與西方國家籤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該條約中，德國放棄在華領事裁判權，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原則。德國願意按照 《凡爾賽和約》原則，賠償中國的戰爭損失，歸還在德華人的財產，為中國在徳留學生提供就業與實習機會，中國也對保護德國公民在華財產做出承諾。
這個條約就是中德兩國20世紀20—30年代相互合作的基礎，這種合作由經濟、政治最終延伸至軍事。1928年8月17日，中德又籤訂了《關稅條約》，這也使德國資本大批量重返中國市場，為戰後德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動機。這方面有一組數據能夠說明問題，1914年德國在華企業有273家，總投資額2.636億美元，在中國所佔貿易比例達4.7%；到1919年，德國在華企業只剩2家，總投資額0.4億美元，貿易佔比僅1.3%。
據說《凡爾賽和約》中的330億美元賠款，是德國1914年全年財政收入的11倍，這說明當年其財政收入約30億美元。那就說明在華投資的2.636億美元對於德國來說絕非小數目，可見中國市場對德國經濟有多重要。除了這個經濟因素外，德國在國際關係上處於孤立狀態，所以他才需要向一個實力「落魄」，但地位處於戰勝一方的國家尋求突破。中國作為戰勝國，國內一團糟，又經歷了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也有外交上的需求，恰逢拒籤《凡爾賽和約》帶來的遺留問題需要解決，為兩個國家重建外交關係提供了契機，故促進了兩國的政治交往。
德國在軍事上的「援助」
德國在總結一戰失敗的原因時，也將陸戰裝甲部隊看成未來戰爭的主要致勝因素，所以他們需要大力研發坦克，以及反坦克的穿甲彈。這兩種裝備都需要特殊原材料「鎢」，而當時中國的鎢儲量佔據世界市場的70%。製造裝甲車輪胎、行軍雨衣膠鞋需要的原材料橡膠，主產地被英法等國控制，所以德國人寄希望用桐油代替橡膠，而桐油的主要產地也來自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交往回歸正常後，德國也是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幫助中國的。
而當國民政府力圖提升國防實力時，也將目光投向了德國，當時德國迅速恢復了戰敗後的國防建設，其中有一個名叫漢斯·馮·塞克特的老將軍功不可沒，他被譽為「國防軍之父」，這個國防軍就是一戰後德國重建的陸軍。1933年，蔣介石就邀請了這個老將軍來華指導軍隊改革，只不過由於年齡太大，在向蔣介石提交「陸軍改革建議書」之後，他就提出了辭職。但他在臨走前也推薦了另一個德國軍事將領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曾經參與過八國聯軍侵華，當時他就感慨過清朝的軍隊根本算不上軍隊。之後他又研究了日俄戰爭中的日本陸軍，對陸軍的建設頗有感悟。當「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德國內部輿論再起，支持中國的呼聲漸高，但由於國際關係考量，德國政府一再利用媒體表示自己的中立態度。但法肯豪森為了幫助軍方贏得中國軍事材料的支持，還是同意幫助中國建設德式陸軍。
中國方面，1934年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德國籤訂了《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以鎢、銻、錳等戰略性原料、農產品，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和軍需物資。1936年，中國代表顧振與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籤訂了《德華信用借款合同》，德國向國民政府提供1億馬克的無限期周轉貸款，條件是中國承諾以每年20%的比例，將這1億馬克信貸用於從德國採購設備和技術扶持。
法肯豪森的「出山」，為德國帶來了諸多連鎖效應，所以他在蔣介石的團隊裡也盡心盡力，還在1935年向蔣介石提出了《總顧問辦公廳公函》，預測了日軍侵華的兩大主攻點，一是華北地區，二是淞滬地區。這個預測為國民軍布防提供了先機，1937年上海戰場上的德系裝備中央軍使日軍初戰不利，迫使日本不得不大肆增兵，這一次的戰略準備就是法肯豪森親自指導的。1938年臺兒莊大捷中的誘敵深入戰略也是法肯豪森制訂的，所以說德國對中國的軍事指導都是互惠互利的，沒有之前的一系列外交來往，就不可能有法肯豪森這麼盡職盡責的戰略指導。
在二戰全面爆發前，德國先後派出一百多位德國顧問在國民政府任職，在他們的指導下，國民政府有選擇的向德國採購軍事裝備，通過裝備、整編、訓練後，組成了抗戰前期的核心力量——「德械師」。在20個所謂的德械師中，大部分為混編混裝，只有36、87、88、中央教導總隊為全德系裝備。其中的第88師，出自於蔣介石的警衛部隊，乃嫡系中的嫡系，全師配備德式鋼盔和毛瑟步槍，輕機槍配備的是捷克造，重機槍配備的是仿馬克沁水冷式，算是當時的頂配。 但是在淞滬會戰與南京戰役中，這些德械師相繼投入戰鬥，並幾乎折損殆盡，包括蔣介石警衛隊出身的88師，全軍覆沒於雨花臺陣地，唯獨師長孫元良，在警衛員的掩護下早一步逃進南京租界。
當軸心國形成之後，德國對於中國的指導就暫告段落，因立場問題，德意日形成同盟，中國也就再無德系裝備，後轉變成了美系、蘇系。所以說德國對中國的「援助」是基於本國的國家利益，換句話說，中國給德國造了多少坦克和穿甲彈都難以估算，德國在二戰中能夠利用飛機配合坦克進行閃電戰，還要感謝中國貢獻出的力量。這就如同邱吉爾說的那句「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