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到下午是看這本書——《福柯的生死愛欲》，先不是這位怪異的、極端自我的（大學時期多次自殺未遂）特立獨行的人物對死亡本身的狂熱迷思，以及酷愛，不可遏止（明知會蹈入死亡——愛滋病的的迷宮）地要踐行他的死亡衝浪（嗣後，他的確死於在美國加州同性戀浴室的瘋狂運動），僅說他在世時驚世駭俗的思想創見，就足以讓人驚嘆了。
《詞與物》是給當時還年輕的他帶來盛名的著作，也是從某種程度上一舉終結了此時影響甚廣的薩特式的存在主義的一本書。
如果說，薩特是鼓勵大眾負起自身責任的去選擇自由和發現人生意義的話，那麼福柯則走的是一條反向之路徑——他間接地否認了薩特虛妄而非真的，且出自道德理由的涉關個人的責任與自由之論，以雄辯的言辭消解了薩特的存在思想，而從被時代鄙夷與漠視、遮蔽的的反面——即非道德化（邪惡）的人性根基上去重構關於人是什麼的認知。
在書中，福柯一語驚人的宣告人的死亡——人，行將消失，撲哧一聲無影無蹤，就像襯衫上的皺褶被熨鬥燙去一樣。
當然，《詞與物》階段的福柯還是一名結構主義者，受當時也影響頗巨的列維-史特勞斯、拉康與他的老師阿爾都塞的影響，而他們又不約而同的隸屬結構主義大師。的確，從結構的角度看，人，具體的一個個人，的確是統統歸屬於語言結構內部的文化符號，他作為個體的存在性，又是可以從語言結構的意義上被任意替換或抹除的，所謂人，是被人類的文化、語言、習俗禮儀、社會規定或定義了人，而非相反，這在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中被揭示的淋灕盡致。但現在，1966年，一個更年輕，更富創見的年輕學者橫空出世了。他的名字叫福柯，繼尼採（他毫不諱言他自稱是一名尼採主義者）宣布上帝已死之後，他站了出來（通過他的《詞與物》宣告人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