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嚴如熤於清嘉靖年間所著《苗防備覽》，在以湘黔交界區苗民為描述對象的私著文獻中是頗為翔實的一部，其對苗民的記載，為討論18世紀該區域族群關係與社會文化變遷提供了有力的佐證。經研究發現，在王朝施政與地方適應 的互動過程中，苗民身份被以不同形式進行分類，不同的分類因政策與文化的差異不斷地劃出內部邊界，又通過互動強化著邊界，並將影響持續到近代。而在苗疆族群互動的情況下，由於文化互通、獨特的地理環境、習俗文化等原因，亦使得苗疆邊界雖然一直被不斷改變，但其邊緣性仍然明顯存在。
關鍵詞：苗防備覽；嚴如熤；社會；族群關係
早在先秦文獻中即有關於「苗」的記載，如《尚書》「苗民弗用靈」、《孟子》「殺三苗於三危」。以後歷代更迭，有關「苗」的記載連續不斷，且多見於正史之中。至明清時期，王朝對邊疆治理日益重視，湘、黔等地的「未墾之域」逐 漸成為國之「舊疆」，繼而記載苗族的文獻日益增多，不僅官方正史中有記錄湘黔苗族的制度沿革、風俗文化，私著文獻也廣為流傳。明代的著述如郭子章《黔記》、田汝成《炎徼紀聞》、清代私人著述如田雯《黔書》、黃元治《黔中雜記》等普遍為相關研究者所熟悉。除此之外，亦有圖冊類如《苗蠻圖說》《黔南苗蠻圖冊》等。在諸多著作之中，清嚴如熤的《苗防備覽》尤為突出，在其初成之時就得到文華殿大學士董誥的大加讚揚：「庶林董相國大嘉許，謂官苗疆者皆當以一部置案頭（P1）。
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周春元先生撰文提議對《苗防備覽》內容進行整理，以期挖掘是書的價值。其後，學界湧出諸多對《苗防備覽》的研究，吳曉美將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對《苗防備覽》的研究做出總結，即這一時期的研究多集中在對該書的介紹、校釋和整理上，或者是將書作為制度史和民族史的史料進行研究。隨著民族學、人類學的引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苗防備覽》所載今日湘黔地區的地理、文化作為研究這一地區族群特徵的重要參考文獻。羅康隆、張振興在對《苗防備覽·風俗考》部分進行校勘釋讀的同時，引入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補充許多原文未明晰之苗人社會內容，為深入研究《苗防備覽》乃至苗民社會文化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思路和較好的參考文本。謝曉輝以《苗防備覽》為基礎，探討了從唐末五代至明清時期湘西的開發與經營過程，考察在這個過程中朝廷是如何在湘西社會滲透王朝文化與行政體系，並對苗疆社會的邊界與族群之概念進行了分析。趙樹岡認為《苗防備覽》在以接近方志體例描繪苗地的同時，亦使得清嘉慶以前邊界未定的苗疆有了清晰的範圍。綜合觀之，已有的研究在內容深度、廣度均有所拓展，且研究方法漸趨多元，但這其中卻鮮有將目光投向《苗防備覽》所述苗民及其周邊族群的成果產生，更遑論作為民族志文獻所載苗民社會 被發掘的情況有所展現。
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作者著書動機入手，討論18世紀苗疆社會中的苗民分類情況，追溯苗民族類稱謂的歷史淵源及其聯繫，試圖從族際交往中突出的社會文化變遷等方面所展示的 苗疆族群互動之不同側面，揭示嚴氏文本下的苗 疆社會在王朝施政與地方社會運作雙向作用下，苗疆邊界的延續與變化情況，藉此對比王朝與地方兩種視角下之苗疆狀況，以求進一步發掘嚴如熤《苗防備覽》在民族志文獻方面的貢獻。
一、作者與成書背景
《苗防備覽》的作者嚴如熤（1759—1826年），湖南漵浦人，字炳文，號樂園，一號蘇亭。其八世祖嚴秀曾於明景泰年間以廩生參軍，助都督方瑛募降苗，平湖貴叛苗。也許是「先世屢宣力苗疆」對其有所影響，故嚴如熤對輿圖、兵法、星卜之書較為擅長，對兵事亦頗為留心。乾隆六十年（1795年），貴州苗起事，上《平苗議十二事》，言平苗策略，並以個人之謀收服大小章仡佬(P29-34)。嘉慶五年（1800年），上《平定川、楚、陝三省方略》。道光三年（1823年），因安邊靖民有功，加按察使銜(P11391-11393)。《苗防備覽》之外，另著有《洋防備覽》《屯防書》《三省邊防備覽》《漢中府志》《樂園詩文集》，並有《漢江南北邊輿圖》《三省山內圖》等，僅從著作中即可對嚴氏關注邊防事宜之切略見一斑。
在《苗防備覽》卷一《輿圖說》的開篇，嚴氏即說所繪苗疆圖以「『三廳』、永保重苗防也，次及麻（陽）、瀘（溪）、沅（州）、辰（州）謹臨守也，附之以銅（仁）、松（桃）、秀山，地勢毗連，畫有必及也」(P1)，此亦為《苗防備覽》 所述之範圍。該區域苗人以臘耳山為屏障，苗亂頻發，為清廷治苗之重難點，亦被稱為「苗亂淵藪」「其上苗寨甚多，故往史稱湖、貴苗生釁者必臘耳山」(P9)。
早在元及明初，湘黔地區已置長官司相統轄，即便如此，明時臘耳山區苗民起義仍是屢禁不止，軍事鎮壓而外，明廷還通過土司管轄、隔離（修築「邊牆」） 等措施進行防範。清初，繼續明朝的防範和鎮壓措施，謹防苗民生事，並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十二年（1703年）對臘耳山區苗民有較大軍事行動。經過軍事進剿，「諸苗懾服，繳械投誠者三百一寨」，清廷設廳管制苗疆，乾州廳、永綏廳、鳳凰廳——「三廳」即成為苗疆「生界」區的正式行政建制。雖然在行政體制上，以臘耳山為中心的苗區已經納入了王朝管理體系，清廷管理制度和移民也不斷進入苗區，但湘西苗疆並沒有因此擺脫「邊緣」地位，相反其不穩定性在加劇，主要表現在苗民內部秩序對抗強勢進入的清政策所引發的衝突，以及移民遷入導 致苗民土地急劇減少而引發的矛盾——苗亂仍在繼續。
有鑑於此，清廷多方派員前往徵剿，並廣徵治苗之法，頗通兵法且有靖邊之功的嚴如熤即為 湖南巡撫姜晟覓得，以幕僚身份參與鎮壓苗民、治理苗疆。也許是源於嚴氏「先世屢宣力苗疆」和其才識與為官經歷，並曾親歷苗疆，姜晟將撰書之重任交付於他，「乃手定輿圖、村寨、險要、風俗等為十四門，集檔案、調川黔各志雜屬以裒輯，己未夏稿成」(P1)。除此處提及的從檔案、川黔方志之中雜糅材料以外，嚴如熤自身在苗疆的經歷亦為《苗防備覽》必不可少的資料來源，且正是這些來自「田野」的一手資料，給予了《苗防備覽》中的民族志文獻增添了不少色彩。
《苗防備覽》成書於嘉慶四年（1799年），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刊出，該本因火災損毀，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予以重刻，是為當前通用本。此外，光緒年間王錫祺編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曾將《苗防備覽》中城堡、村寨、師 旅、險要、道路、風俗和水道等部分收入第八輯和第四輯，2013年嶽麓書社出版的黃守紅標點、朱樹人校訂《嚴如熤集》中《苗防備覽》是為當前唯一點校本，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紹義堂重刻本為底本。《苗防備覽》作為嚴氏專為後事苗疆者「以備稽覽」而作，其內容頗為豐富，共分14門22卷，分別為輿圖、村寨、險要、道路、風俗、師旅、營汛、城堡、屯防、述往、要略、傳略、藝文、雜識，可以說，該書是了解苗疆社會的一部較為全面而系統的私著苗族志。
二、《苗防備覽》所載苗民分類
元人周致中《異域志》中，已有苗「種類最多」之說。明時對苗民種類即有了具體的劃分，如《大明一統志》稱苗有13種，鄭仲夔《玉麈新譚》載貴州苗5種。清代更為細緻化，田雯《黔書》記有苗種類32種，羅繞典《黔南職方紀略》52種。《苗防備覽》所述地域並存三種分類形式，依清廷慣例以生苗、熟苗對各苗作整體劃分，認為如果從地域分則可劃為黔苗與楚苗，按習俗則有紅、青、黑、白、花諸苗。在對苗的分類由籠統趨於具體的過程中，其劃分形式漸趨多樣化，種類也愈來愈多，但嚴氏所述苗類劃分的來源、標準、目的為何，是否與彼時社會觀念一致則是筆者試圖了解的，而釐清這些問題，對研究苗疆社會至為重要。
嚴氏在《風俗考》中記錄了苗人的分類情況。先是以「邊牆」為界，作較大範圍的劃分：「邊牆以外者為生苗。邊牆內間有與民村相錯居住，或佃耕民地，供賦當差與內地人民無異，則熟苗也(P1)。」在此之前，明人郭子章《黔記》亦談到 「近省界為熟苗，輸租賦役，稍同良家，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於天府。不與是籍者謂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P3)。清人龔柴在《苗民考》中提到「已歸王化者，謂之熟苗，與內地漢人大同小異；生苗則僻處山峒，據險為寨，言語不通，風俗迥異」(P186)。可見「生苗」「熟苗」之分帶有政治和文化雙重屬性，其區分標準除了邊牆之外，尚有納入王朝管轄範圍和受漢文化影響之說。
先秦時期，華夏族就已經將「生食」「熟食」與文明開化聯繫到一起，但將「生、熟」與非漢民族分類放到一起，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直至明清，逐漸形成一種固定的話語模式。「生苗」在元時即有記載，明時已較為常見。雖然有「邊牆」作有形分界，但苗的「生」「熟」身份並不是靜態的，《苗防備覽》收錄的蔡復一《撫治苗疆議》中有言「既凜於官，又食於民；倏為順苗以領糧，又倏為生苗以行劫，是彼兩利而我兩害也」(P4)。所以他提到要「治生苗」，先「制熟 苗」，利用「熟苗」引導「生苗」。概言之，劃分「生、熟苗」，是清政府開發經營苗疆，並在那裡建立國家秩序的一種策略，且是與賦稅、徭役乃至科舉等權利與義務相關的身份確認標尺，但「生/熟」身份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即便是已經歸入「熟苗」者亦存在變化可能，俞益謨在《戒苗條約》中即有言「順苗」因「逆苗」的反叛行為，而存在觀望態度(P210)。「生」「熟」之外，另有以地域為標準的區分情況。如前所述，湘黔苗民生事者必臘耳山，臘耳山介於黔、楚之間，以紅苗為主，而「苗之界居三廳及松桃、銅仁間，往史統謂之臘耳山（苗）」，因此「紅苗」又稱「臘耳山苗」(P2)。當以「臘耳山」為「苗」稱之時，又將「臘耳山苗」分為「黔苗」和「楚苗」——臘耳山苗寨村落分隸於銅仁、松桃者，為「黔苗」；分隸於湘地永、乾、鳳三廳及永保兩縣者，為「楚苗」。兩處苗民風俗無甚差別，但「黔苗」相對「楚苗」性稍馴，嚴氏認為是因其居住地「不若楚境之亂巖肖立、幽澗曲蟠，處處險峻」，所以「偶有不戢，示之以威，尚易懾伏」。段汝霖《楚南苗志》中也有言「楚、黔、蜀三省接壤苗民巢穴，楚省苗民素為邊患」(P32)，可見「楚苗」較「黔苗」確是「獷野難馴」。
嚴氏之所以將「黔苗」「楚苗」區分用「性稍馴」「獷野難馴」一類詞，一方面是地理環境的差異確實會導致民俗有別，但是此處更多的是 從統治者的視角來「俯視」苗民或者是站在漢文化立場來看異文化，即便「黔苗」比之「楚苗」 稍為「易馴」，但兩者均為有待於「馴化」的「生苗」，仍為清廷防備的對象，因此對其內部認知略有差異，是為了便於朝廷區別開來對「症」用策，如易馴者「示之以威，尚易懾服」。此外嚴氏亦提到「楚苗」中有居住於打郎坡、望郎溪、狗兒山一帶，在平隆、鴨保之中的黑苗——「言語侏離，性情乖異」實為「生苗」中之「生苗」，而在鴨保、天星、強虎、岑頭所屬地，亦有設營汛、與客民相習，且能言客話的「生苗」。由此可見，清官員將苗民內部做細緻化區分，一方面是可以達到知彼狀態，「對症下藥」，便於治理；另一方面則有拉開苗民內部距離，達到將其分而化之的目的，這從嚴氏通過某支「生苗」不能遠離巢穴、在外久居而斷定邊牆內出沒者絕非其類可見一斑。
此外《苗防備覽》另載有明清時期對苗民較為普遍的以習俗為區分方式的種類劃分：「苗人衣服俱皂黑布為之，上下如一。其衣帶用紅者為『紅苗』；纏腳並用黑布者為『黑苗』；纏腳用青布、白布者為『青苗』『白苗』；衣褶繡花及纏腳亦用之者為『花苗』(P12)。」在這種形式之下，苗人因外在服飾顏色的不同而被分為紅、黑、白、青、花等苗類。如果說以政治、文化和地域為區分標準，是為了清廷的治理之便，那以服飾習俗為標準源起於何時、其稱謂是自稱還是他稱，卻是關乎三廳苗人歷史流變的問題。
早在《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即有「長沙武陵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行…衣裳斑斕，語言侏離」的描述，可見苗蠻喜好五色衣服古已有之。但嚴氏稱通過 查閱三廳志書得知，清時將三廳苗民通謂之「紅 苗」，而其中因服飾顏色存在差異而分的各苗類 「不過老寨舊習相沿不改」，並以黑苗舉例「今日黑苗即往日之紅苗，非三廳於紅苗之外，又添一黑苗種類也」(P13)，若是如此，為何三廳「紅苗」又「衍生」出黑、花、白、青幾種苗類，鑑於此，「紅苗」的來源與各苗類之間的關係亟待釐清。
羅康隆、張振興認為「紅苗」是一種他稱，始於明萬曆年間，因明廷清剿川、黔、湘交界處之「生苗」時，為明確徵伐對象，以便寫奏摺上報而使用(P21)。《楚南苗志》中載「『紅苗』巢穴，適在楚、蜀、黔三省民地之中，『紅苗』靖，則各省寧」(P15)，足見「紅苗」確實是王朝治理苗疆而需徵伐的對象。查閱文獻，明時《黔記》《玉麈新譚》等文獻均對紅苗有所涉及，清光緒《湖南通志》亦有言「湖南紅苗自明代以來負固不服」，均未言明代以前有「紅苗」的蹤跡。明人郭子章在奏疏《撫黔事宜》之中談到紅苗及其流變 情況，是為筆者所見首份詳細介紹紅苗源流的文獻(P4565)。此外，朱國禎《湧幢小品》亦載有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時，流民與紅苗接觸情況「紅苗介蜀、楚、貴三省之中，即古三苗遺種也」(P706)。以上諸文雖然無法確定「紅苗」稱謂初現於史書的具體時間，卻基本上可以說明萬曆朝以前「紅苗」這一名稱並未為人所熟知，所以郭子章和朱國禎對紅苗的情況作介紹。而自萬曆朝開始，「紅苗」常見於史冊之中，對其歷史流傳之介紹 已是少見即可見一斑。
對於黑、白、青、花幾種苗類是否為三廳紅苗分化而來，又或者是否與《黔書》《皇清職貢圖》等各文中所載諸苗等同？筆者將《苗防備覽》中所述諸苗特徵和分布地點與《皇清職貢圖》(P10)《黔書》(P16-28)《黔南苗蠻圖說》(P154-157)所載各苗信息對比後發現，不同文獻中所載紅苗的居住地「惟銅仁、松桃最多」或「銅仁府屬紅苗…」，及衣著、主要的5種姓氏吳、龍、石、麻、白均與嚴書一致，據此可知嚴氏所言之紅苗當為彼時社會共識之「紅苗」。但黑、青、白、花諸苗經各書對比，無論是衣著還是居住地，均與嚴書相去甚遠。《苗防備覽》 而外，各書所載諸苗居住地大體一致，可見諸書所載各苗實為歷史流傳下來之黑、白、青、花諸苗，且仍在延續。由此暫可依據嚴氏所述，在三廳活動的以上各苗並非歷史久遠之苗類，實乃原三廳紅苗在近日文案中有所改變而稱。結合改變時間在乾嘉苗民起義時期，不難將其變化原因與「紅苗」稱謂的形成連在一起思考，即為明確徵伐對象而結合苗類習俗對其冠於有別於當時、當地之苗大類——紅苗的新稱 謂，同時不排除清廷仍在苗民內部延續其「分而化之」之舉措。
通觀以上3種分類情況，苗疆存在著政治、文化、地域的多重邊界，使得族群邊界帶有較大的模糊性。這其中以「生、熟」「黔、楚」分時較為籠統、範圍亦較大，帶有濃鬱的政治色彩，同時有文化成分存在，因此其分類邊界不但不甚清 晰，而且易變。當以「邊牆」為界時，「生苗」「熟苗」之間人口的移動，可能引起身份的轉換，同時，隨著王朝統治範圍的擴大，「生苗」不斷地進入管理範圍成為「熟苗」。而當以服飾劃分苗類時，帶有一定的穩定性，卻也強調了苗民內部差異。質言之，雖然朝廷在管理苗民時賦予其身份標籤，有助於「苗」加入王朝民眾之中，但以文化、地域、習俗等為標誌區分苗類，一方面試圖將苗民「標籤化」，不僅強調了內部差異性，且在客觀上提醒苗民我者與他者之別；另一方面增加了「苗」身份的模糊性，且這種模糊不僅僅對苗民，對後來的讀者，甚至對當時的官員亦存在影響，嚴氏查閱書籍求證「黑苗」來歷實為力證，此外大小章仡佬的身份在面對清廷（官兵：苗）、官員（嚴如熤：似苗非苗）、叛苗（苗部屬）和其自身（民人）的時候分為多重，亦可見當時政策下對苗民身份認知的不清晰(P30)。
三、《苗防備覽》中的族群關係
在明清兩朝對西南經營的過程中，通過修築邊牆、建置、屯軍，苗民與周邊族群不斷地進行接觸，並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方面發生了互動，繼而引起文化交融。在漢人、土人、仡佬、瑤人等各族群之中，苗與漢之間的互動，對苗疆社會的影響較為重要，不僅關涉苗疆的發展，亦對苗疆社會、西南疆域穩定影響頗深，正所謂「苗疆靖，則各省寧」(P11)。漢人之外，嚴氏亦對周邊族群與苗民的關係有所記錄，同時對這些族群異於苗民的關注視角也頗值得探析。
乾嘉之際，苗民社會已有較為完善的社會體系和成熟的運行秩序，但因生存環境所限，社會發展程度較漢地略緩，隨著王朝制度進入苗疆，建置、屯田，劃分「生/熟」苗，都在或直接或間 接地傳遞著漢地文化。其表現在文字上，苗民多不識文字，漢文化進入之後，開設苗學，雖然朝廷本意為「賢有司善育而時教之，文風著，而苗習自無不改者矣」，但確有助於苗民向學，其後苗民中亦大有參加科考之士；在語言上，苗民自有語言，但「苗音鴃舌，非翻譯不解」，因朝廷各級 管理機構在苗疆的設置，苗民寨長需要與官方交流，因此出現「寨中有父子兄弟數人、數十人，強梁健鬥，或能見官府、講客話者，則寨中畏之，推為寨長」(P2)，對會漢語者推崇足見苗民已在主動適應接觸漢文化；在社會文化方面亦頗受漢俗影響，由「年節無拜賀」到「近亦間有效漢俗者」；在日常生活方面，如婦女養蠶，卻不會培育，蠶種需要從漢人婦女處購得，苗民只會製作簡單農具，但不會製作生活用具，亦需要從漢人處交易獲得。另有養馬售馬之事：「自投誠以來，設以苗弁，往來聽事，鎮城中錦絪錫鐙，煥然可觀矣。」可從細枝末節處見得苗民與漢人在生活中的聯繫漸趨於密切。
苗民在與漢民文化往來的同時，不僅其習俗頗受影響，苗民內部存在的差異性，亦在漢文化影響下被加深。正如王明珂所說，朝廷以「生」「熟」來區分並書寫西南民族，本身就是一種「漢化」在此進行的徵兆，在漢文化影響之下，被稱為「熟苗」者在服飾與生活習俗上力求模仿漢人，或也自稱「漢人」，以此將自己區別於「生苗」。湖南乾鳳古綏區行政督察專員辦事處秘書石宏規（1896—1982年），原籍湖南永綏，社會身份為苗族，在其所編《湘西苗族考察紀要》中卻自我陳述：「餘家世居永綏，與苗族相距不一裡，關於苗族之生活，習慣，風俗，語言，理應洞悉…」(P1) 趙樹岡認為，這是「熟苗」對自己社會身份的表達，在面對非苗族類與「生苗」時有矛盾之處，但也意味著「生、熟」之界的影響仍在持續。可見在苗漢文化對話的土壤上，雖然族際之間的交流在加深，但苗民內部的分化亦在延續。
當然，苗漢關係或苗民與清朝官員之間並非處處融洽。苗民社會中出現的高利貸，加息甚重，借者無力償還，導致只能依附於放債人，「聽其役使，生死惟命，率以打冤家，無不從者」(P2-3)。雖然嚴如熤並未說高利貸源於漢人，認為僅為苗民內部富戶所致，但在苗民富戶背後是否有漢人或者官府支持的「客民」與之勾結？羅康隆、張振興認為放高利貸者極有可能是來自內地的漢族奸商或者是政府暗中支持的漢族流民，因「有為朝廷晦之嫌」而不說是漢民所為(P41)。但筆者在此考慮文中富戶是否有可能為久居苗地的「客民」，即已成為「當地人」的漢人，他們與苗民雜處，參與「打冤家」？畢竟在嚴氏同時期的文人趙翼所撰《簷曝雜記》中載有客民在黔地貿易並「以子母錢質其產，蠶食之」，繼而「膏腴之地皆為所佔，苗、倮漸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驛路之處，變為客民世業，今皆成土著，故民勢盛而苗、倮勢弱，不復敢蠢動雲」(P55)。雖兩人所述均為苗地高利貸，放債人卻一方為苗寨中的富戶，一方為苗地客民，但其結果又基本一致，即借債者無力償還後喪失土地。如此情形，除了確實存在苗民富戶放債之可能外，亦令筆者產生是否有客民轉化的「土著」放貸並參與「打冤家」之思考，同時嚴氏也在書中提到有「外民入贅，習其習俗，久遂成族類」(P5)的情況，但進一步討論，仍需求證，在此僅表示兩書所述存在分歧。
苗民之外，《苗防備覽》中所載的苗疆漢民亦受到苗民社會風氣的影響，漢民主要聚居在「三廳」及其沿邊地區。從文中所記當地漢人特點來看，居住在不同地區的漢人帶有不同的特徵，如瀘溪浦市漢人尚義、乾州漢民怯戰、鳳凰廳漢 民力可自保、永綏廳漢民貪小利、銅仁地區漢民 好巫信鬼但人文漸興等。從記載中即可看出，造成這些特徵的原因，大多與周遭社會環境有極大關係，如怯戰因「其地自廳城外西北，皆生苗寨落」；能自保則因人數少而養成的勁悍民風「每與苗角，差能自保」等等。因此說這些漢民的特點並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廣受周邊共同生活的苗民的影響，例如從「怯戰」「可自保」即可看出是兩方長久接觸過程中漢民為求生存而形成的新的特性。即是說，漢人到苗疆居住後，其文化習俗乃至族群特性廣受當地主流群體的影響，可以說流動的文化主體在發揮文化傳播作用的同時，也會在族群交往中為適應生存而逐漸被地方文化所改造。
《苗防備覽》在「三廳」苗民之外亦載永保土人、仡佬並各縣瑤民風俗，並對他們的性情、習俗、語言等予以記錄。但從嚴氏所載即可知，除了收服並治理這些族群外，對他們進行了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即「可資馭苗」，如記述永保土人「生性馴良易治」「耐勞習儉，勁勇善鬥」、可用來「以夷制夷」、瀘溪仡佬「群苗畏之」等等。同時，將土人、瑤人、仡佬分別從苗類中析出，亦可見嚴氏有將「苗」分化以逐漸化生為熟，最後「掃清」之意(P34)，但不論是「分而化之」還是「以夷制夷」，明確周邊族群與苗的不同確有使瑤與仡佬對各自族群有更為清晰的認識，且藉助王朝的推力，可以使得苗疆各族類由文化到政治都劃出一條較為清晰的族際分界線，趨同分異。
《苗防備覽》的著成是以「防苗治苗」為政治目的，以苗為記載主體，但苗民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群體，苗民的社會活動必然與周邊族群相聯繫，因此對周邊族群的關注，同樣可以促進對苗民的認知。此外，在當時的外界人或中原王朝看來，苗、仡佬、瑤人在生活風俗、經濟生活等各方面較為相似，所以存在被泛稱為「苗」的現象，那為何他們內部並沒有建立一個彼此認同的族群身份？這其中，歷史淵源或許是一重要原因，但在與外界的接觸或者說在漢文化的影響下，一方面各族群為求生存、適應社會而產生並逐漸加深著族群差異；另一方面在族際互動中，自我意識不斷甦醒也是不可忽視的緣由。不可否認，即便此種差異性可能是統治階級為分化苗民而強化差別所致，但在其自身適應生存的過程中客觀存在 的差異在文化互動之下逐漸凸顯也是族群邊界再現的重要原因。
四、結語
作為一部研究苗疆的重要文獻，《苗防備覽》在為讀者呈現出一幅較為清晰的苗疆社會生活全景圖的同時，展示了苗民社會內部差異性的形成和逐步加劇的過程，揭示了苗民與周邊族群的互動情況。而其所承載和傳達的苗民社會之內容，不僅可以為「後事苗疆」者了解苗疆乃至治理苗疆之用，亦可成為後學者了解當時苗民社會、今日湘黔地區民族關係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
嚴氏作為清朝統治集團的一員，所代表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在敘事過程中表現的確是以漢文化為中心的「中原本位」思想，但其防苗治苗觀念帶有一定的進步性，不再如以往僅停留在武力鎮壓和隔離防範等層面，而是開始通過了解苗民的社會生活，在策略上「懷柔」，在文化上「敦教化」，來達到防治目的。同時，作為「非我族類」的他者，嚴氏並沒有像其他文本記載對苗民採用污衊性詞語，而是多以苗民較為正面的形象 留於文本，傳達給上層。當然，清廷在試圖通過教化苗民，使其成為「大一統」下的「編戶齊民」的同時，將苗民以各種形式劃分種類，一方面加強苗民其「邊界人」身份的意識，另一方面也在苗民內部起著分化作用，或者加速漢化或者躲避入山林。而在這一過程中，入編戶的苗民逐漸褪去「夷人」身份，主動選擇剃髮(P10)，成為華夏的一分子，入山林的一部分卻成為苗疆社會的代表、苗疆的中心，成為異於華夏文化的「夷」文化的代言者。在這條華夏與夷人的界限搖擺之中，苗疆社會的邊界不斷地得到修改，但其邊緣性卻在延續，究其緣由，或許王朝政策、族際互動凸顯的文化差異、苗疆社會環境、人口持續增長均是延續的重要驅動力。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民族志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批准號：12&ZD136）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原文刊載於《貴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10期，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