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歷史當做最好的歷史劇看，其實是在向歷史上的政治家學習政治
我看歷史劇的時候常想，原來中國古代史家就是把歷史當作歷史劇來看的。歷史劇通過人物和時勢的關係來模擬歷史，時勢充滿了鬥爭、機遇、變數，有陷阱有可能性，每個歷史人物都要在具體複雜變動的時勢之中，判斷形勢發展的可能性，揣摩人心，抉擇取捨，這些歷史人物的判斷和行動不但關乎歷史命運，更是把自己整個身家性命都搭在裡面。他們把觀眾帶入歷史的驚濤駭浪之中，讓我們處在他們的位置上，去考問其心術，去估量其行動的客觀後果，然後對他們有個評價。
王夫之在《讀通鑑論·敘論四》中這麼解釋「以史為鑑」：
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
這就是說，你若真能把歷史當做最好的歷史劇看，你其實是在向歷史上的政治家學習政治，學習怎麼當一個好領導，等你真的負起大責任的時候，你會幹得很出色。
這也正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鑑》開篇就論述的「禮治」的精髓要義，所謂「禮治」，並不是固守具體的規矩甚至儀式，而是要找到具體情境中的「恰當」，做到具體情境中的「合適」，也就是「中道」。一切的道理都得放到具體的變化的情勢中講。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講歷史其實就是講倫理講政治，也是講信仰講哲學，所以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哲學，往往以史論的形式展開。
「中國過去的歷史，差不多以歷史為個人活動的模範，此種特色，不可看輕」
我看歷史劇的時候，經常想，紀傳體史書的本紀就像分劇本的提綱，提示一幕一幕的主線，書志記載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就像舞臺布景，列傳寫人物，就像在特定舞臺上表演的歷史劇主角。《史記》就特別有戲劇感。中國最重要的史書體裁是紀傳體，以人物為主，而西方最重要的史書體裁是事件史，這個差別很有意思。整理國故運動中，梁啓超寫《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其實是講如何按照西方專門史、斷代史的模式，寫出中國的「新史學」，但他卻在本書中這樣表彰中國舊史的特點：
中國過去的歷史，差不多以歷史為個人活動的模範，此種特色，不可看輕。若從廣的方面解釋，是把史實羅列起來，看古人如何應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敗，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這種若給他一個新名詞，可以叫做事理學。簡單地說，這種態度，就是把歷史當作學做人的教科書。
中國古典史學的史論，如「太史公曰」「臣光曰」乃至王夫之《讀通鑑論》之類，其中很大部分在近代史家看來，討論的根本不是歷史問題，如歷史發展趨勢、規律、因果脈絡之類，而是把歷史人物放在具體的變動的時勢情境裡，來辨個賢愚忠奸，其目的都是要讓觀者去學習、練習在自身的歷史處境中怎麼做人做事。很可惜的是，當今中國歷史學卻好像失去了史傳傳統，而當代歷史劇卻像過去的歷史演義、戲曲一樣，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
用歷史來教育自己，這種古今互喻、古今融通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潛意識
過去的歷史演義、戲曲，講的主要是帝王將相，逐鹿中原，改朝換代，其間種種愛恨情仇，但這並不妨礙歷史演義和戲曲的人民性，引車賣漿者流都愛聽愛看，階級和身份的差別，絲毫不妨礙他們把自己投射到這些歷史人物身上，想像自己下著天下這盤大棋，所思所動關涉萬民蒼生。這其實是一種以歷史為教材的大格局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也是道德政治實踐智能的培養。其實中國的文化教育不完全在讀書，過去，普通民眾通過歷史演義、戲曲學習歷史、政治、倫理，這與中國文化小傳統與大傳統相貫通，社會相對容易流動比較平等，是有一定關係的。
現實中人把自己的命運投射於歷史，用歷史來自我省察，同時也用歷史來教育、範導自己，這種古今互喻、古今融通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潛意識。大家看京劇，一桌一椅，布景極其抽象，可以演春秋戰國，可以演漢唐宋明。看戲也一樣，看梅蘭芳新編京劇《穆桂英掛帥》，穆桂英雖然對趙家寒心已久，但一旦敵寇入侵，她經過一番思想鬥爭終於大義為先，披掛上陣，看到這時你就自動腦補，自古以來，國家危難則忠臣義士赴死，太平盛世則佞幸小人享國，然忠臣義士所以為忠臣義士者即在此，不免淚目，其實是自己感動自己了。這時，文化基因落實為價值判斷和排序的標準，就在戲曲上演和觀看中傳承因襲。
歷史劇的借古喻今、古今合流，源自中國文化的歷史意識，也強化了那種過去-現在-未來是一大不可分割的貫通的整體的歷史意識，這是我們在生活中很真實的歷史感覺和生活感覺，是中國所以為中國的一大黏合劑，人心的黏合劑，使中國歷經巨變、革命、斷裂而仍然是中國，是那個「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中國。
（作者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