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儒學是應世之學問，內聖是本，外王才是其終極所在，「大學」一詞是相對於「小學」而言的，在儒家看來，「灑掃應對之學」都屬小學之列，是應該掌握的基本技能，只有「治國平天下」才是真正的大學問。《大學》原是《禮記》中的一篇，唐代以後逐漸受到推崇，尤其到了宋代，程顥、程頤將《大學》稱之為「孔氏遺書」、「入德之門」，朱熹更是將其從《禮記》中摘出，單獨成文，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四書」，被推到了極高的位置。書中所講治國理政之道頗為後世所重視，這其中，提到一個概念——絜矩之道。
《大學》最後一章中：「所謂平天下在治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這裡講的是一個如何治理國家從而平定天下的方式方法：為政者如果尊敬老人，那麼百姓就會受到感染從而孝敬父母；為政者如果尊重長輩，百姓就會珍惜兄弟之誼；為政者能夠體恤孤寡，百姓自然不會背棄他。所以有道德、有智慧的為政者會恪守「絜矩之道」。
這個為政者需恪守的「絜矩之道」究竟是什麼？《大學》裡面接著講道：「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厭惡上級對待自己無禮的態度，將心比心，就不應再用這種無禮的態度去對待下級；厭惡下級不能忠於職守，在面對上級時就不應再如此；厭惡前、後、右、左對待自己的行為，就不應再用這種行為去對待後、前、左、右，這就是「絜矩之道」。關於「絜」、「矩」兩字，朱熹的解釋是「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四書章句集注》），絜是度量，本義是指用繩子丈量圓形物體的尺寸，矩是畫直角與方形的工具，絜矩之道就是使「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的處世法則。朱熹在《朱子語類》中進一步舉例說，人人都有在我上位者，也有在我下位者。從家的角度而言，對於一名普通人，父母在我之上，兒孫在我之下。我希望兒孫孝敬我，我卻不去孝敬父母；希望父母待自己以慈，自己卻不能以慈待兒孫，嚴於律人卻寬以待己，待人與待己標準不一，這就不是絜矩。從為政角度而言，對於一國的諸侯，天子在我之上，大夫在我之下。如果天子制訂的法規幹擾到我，使我不能在國內倡行孝悌之道，那麼我就應當覺察反省，以便自己在制訂國內法規時，不至擾亂到下面的大夫，使其不能行孝悌之道，這就是絜矩之道。
一方面，絜矩之道是君子之道，是儒家對治國理政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儒家所言的「君子」，除了古代原有的居上位的政治身份之外，往往還被賦予了極高的道德要求，是儒家理想人格的社會展現。因此，君子對於社會而言，不僅僅是行政方面的統治者，更是道德方面的引領者。《論語·顏淵》篇中講「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的德行好比是風，平民的德行好比是草，風吹過來，草必然會倒，風朝哪吹，草就會往哪倒，上行下效，君子的德行直接影響著民眾的道德素養。絜矩之道首先從居上位的為政者著手，強調其應行忠恕之道，以身作則，做好垂範，通過自身的表率引導社會道德的形成與完善。
另一方面，絜矩之道是個人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規範。「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四書章句集注》），趨利避害之心是人人所共有的，認清這一點是正確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前提。絜矩之道從「人心之所同」出發，「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不以己強加於人，推己及人，最終在他人與自我之間中實現關係的均衡。
曾參在《論語·裡仁》篇中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關於「忠」，忠字從心，「盡心曰忠」，指的是在與人交往中，能夠讓自己內心真實情感與外在行為一致不違。從字面上看，「中心為忠」，忠是心要中正，反應在待人接物的人際交往中，就是要對人對己一心不二，對人如同對己一樣能竭盡全力。簡單地講，忠就是盡己為人。關於「盡己為人」，馮友蘭先生曾有過一段十分明確的論述，他說：「怎麼樣才算是盡己為人呢？為人做事，必須如為自己做事一樣，方可算是盡己為人。人為他自己做事，沒有不盡心竭力底。他若為別人做事，亦如為他自己做事一樣地盡心竭力，他願意把自己的一種事，做到怎樣，他為別人做一種事，亦做到怎樣，這便是盡己為人。」
關於「恕」。從字面上看，恕字上如下心，隋唐經學家孔穎達疏為：「如心為恕，謂之其己心也。」（《十三經註疏》）別人之心如同自己之心，自己心有所欲，想別人可能也有所欲，自己心有所惡，想別人可能也有所惡，將己心所想推及別人所想，這就是恕。世界上人們千差萬別，人與人之間有相貌、氣質、性格各種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殊點，這是個性，但同時作為一個類群體，人類又有相同之處，這是共性。承認個體之間的差異性，更要看到人類之間的共同性。好比孟子所講，人們的口對於味道，耳對於聲音，眼對於容色，都有對美好嚮往的共同性，那麼心呢？「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心就沒有相同之處了嗎？如果有，是什麼？孟子接下來解答道：「謂理也，義也。」人心所共同嚮往的是理和義，這個理義使人心愉悅而嚮往，就如同豬羊肉合於口的需求一樣。（《孟子·告子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人都嚮往美好，厭惡醜惡，把這一人心的共同性應用到自己與他人的交往之中，推己及人，這就是恕。孔子對「恕」格外地重視。其道一以貫之的究竟是不是「忠恕」？孔子自己並沒有言明，那只是曾參的解讀，但「恕」「可以終身行之」卻是孔子親口所說。《論語·衛靈公》篇中，子貢向孔子請教：「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有什麼是可以終身奉行的嗎？孔子十分明確地回答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那就是恕啦，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把它強施給別人。
對於忠恕，朱熹釋之為：「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四書章句集注》）盡己強調的是行為主體盡心為人的道德自覺，推己強調的則是從己出發，揣度他人的道德判斷。從這個角度而言，忠恕都是從「人同此心」出發，通過己心的判斷、衡量，再取利舍弊施於他人，這中間既有積極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有消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由己到人、由內到外的道德行徑，最終是為實現人際間的關愛，而其所展現出的，正是儒家一直所倡導的仁愛精神，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忠恕是實行道德的方法」。《論語·雍也》篇中，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從自身出發，推己及人，就是達成「仁」的方法了。在錢穆先生看來，忠恕之道就是仁道，「忠恕之道即仁道，其道實一本之於我心，而可貫通之於萬人之心，乃至萬世以下人之心者」，仁是儒家的至高之德，忠恕則是將仁由看似高不可及的道德境界帶回到人人可為的踐行階梯，是仁的現實演化和推行途徑。
針對忠恕之道，朱熹提出了絜矩之道「三折說」。他指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論及的是以己待人，也就是彼、我兩個行動主體之間的人際關係，是「兩折說」，而絜矩之道是「上之人所以待己，己又以待人」，也就是「他—己—他」三個行動主體之間的人際關係，是「三折說」。在絜矩之道中，「己」有著十分關鍵的作用。一方面，要做到以己度人，「推己」、「盡己」，要合於忠恕之道；另一方面，如果一端給予我的是不好的、負面的影響，就需要發揮「己」的主觀能動性，判斷、糾正錯誤的作法，而把好的、正面的影響施於另一端，就如上面所舉諸侯的例子，「所謂絜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大夫。天子擾我，使我不得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擾其大夫，使大夫不得行其孝弟」（《朱子語類》）。從這一點來看，絜矩之道是忠恕之道在為政方面的實際應用，更是對這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作者：武寧，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
編輯：孔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