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葉昌熾認為：「昭陵為唐碑淵藪，撰者、書者皆一時之選，學書者當奉為楷模也。」收藏昭陵碑誌的昭陵博物館素來有「小碑林」之稱，現存石刻一百餘件。近百通的碑誌均出於名家之手，堪稱初唐書法藝術之薈萃，僅次於陝西省歷史博物館，居全國第二位。昭陵碑林形成於一九七五年，共收集碑石四十二通，展示墓誌四十餘件，其精品、名品率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四十二通碑石中有二十二通名列一九七九年國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國第一批書法藝術名碑名單」；館藏的四十六合墓誌中有二十六合為一級品，是目前擁有唐代書法名碑最多的專題碑林。
昭陵出土的墓誌亦是石刻書法中的一流精品，多數作品志石巨大，紋飾華麗，書法精美，字跡清晰。昭陵碑林除了以昭陵陪葬墓前所立的墓碑及部分陪葬墓出土的墓志銘為陳列展品外，還有少量跟昭陵有關的唐、宋、明、清各代的碑石。跨越了五個朝代，其上限為貞觀十一年（637），下限為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就初唐碑刻、墓誌而言，其上限為貞觀十一年，下限至開元二十九年，歷時一百零六年。作品多是陪葬者葬時所作，其記事的真實性與可信性，是後代史書所無法比擬的。它們或證史書之說，或糾史書之謬，堪稱是「會說話的文物」，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楊溫墓誌蓋
楊溫墓誌
有唐一代，文風較盛，書法家人才輩出，書法藝術發展至更興盛、更成熟的階段。昭陵碑林的碑誌，以楷書為主，也有隸書、篆書和行草，又多出自書法名家之手。因此，昭陵碑林堪稱初唐書法藝術薈萃之所，唐初知名文人有岑文本、上官儀、令狐德棻、許敬宗、李義府、于志寧、崔行功、郭正一等，書者有高宗李治、歐陽詢、褚遂良、殷仲容、王知敬、高正臣、暢整、於立正、趙模、王行滿、李玄植等人的書法，可謂撰、書者皆為時代精英，文、書俱佳，具有極高的觀賞性。還有《尉遲敬德墓誌》志蓋飛白書，《褚亮碑》《阿史那忠碑》等篆書碑額以及《吳黑闥碑》等楷書，都以其不同凡響、熠熠奪目的書法藝術光彩，閃爍在昭陵藝苑之內。
《阿史那忠碑》篆書碑額
值得一提的是：《孔穎達碑》底座的題字，還反映了唐代刻字工匠們具有的書法和雕刻藝術之高超水平；《三品婕妤墓誌》等一些急就墓誌，是鐫琢志石工匠們的手跡，這些極為難得的唐代下層人民的書法作品，體現了唐代書法藝術的發展和普及程度。
《三品婕妤墓誌》
《孔穎達碑》底座題字
初唐的書法藝術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它繼承隋代餘緒，又多取法魏晉，追跡鐘王，並有新的創造；它們都講究字體結構，並研求神貌，各自成家。而從昭陵碑誌書法藝術發展的脈絡看，也多承繼鐘王法度，取法歐虞風神，然後展示出自己的特有風格，從而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對中唐以後乃至今天的書法藝術，都有不可估量的影響，是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書法藝術的珍貴資料。
褚亮碑碑額
褚亮碑局部
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對唐代藝術有其精彩概述，他認為：
在中國所有藝術門類中，詩歌和書法最為源遠流長，歷時悠邈。而書法和詩歌卻同在唐代達到了無可再現的高峰，既是這個時代最普及的藝術，又是這個時代最成熟的藝術，是一個時代藝術精神的集中點。
昭陵碑林是一座把「以人為本」作為主題的專題碑林。它是以與唐太宗昭陵、昭陵六駿有關的石刻作為陳列對象，以昭陵陪葬墓出土的墓志銘、墓前所立的墓碑為展示主體的碑林。它既是唐代知名人士文學化、藝術化了的石質檔案，又是唐代文學作品借書家手筆而進行的藝術展現。作為從貞觀十年至開元二十九年，歷時一百零六年的初唐歷史文獻記錄的石質檔案館，它又是初唐書法名家、撰文大家作品薈萃之所。這樣一個石刻群體，站在今天的視角，去深入解讀和探尋它內在的藝術精神是昭陵石刻這一重要的文化遺存留給我們的學術命題。
吳黑闥碑（局部）
昭陵石刻書法的產生集中於初唐時期。白羽先生在談到中國書法的歷史分期時認為：
推動書法史發展的深層原因是來自於文化心理的審美喚醒，這種變化以同樣深層的文化心理所承載，把建立於文化心理之上的審美變化意識，通過審美結構和元素表達出來，以此形成審美結構的轉型。
基於此，我們可以把初唐書法的藝術精神理解為唐初百年漢族書法藝術創造的基本準則和基本信念，是該時代書法藝術形式形成的內在原因和根據，並表現為該時代藝術創造的整體價值取向、審美風尚、生命情調和思想文化之深刻內涵。它不僅僅是藝術家主體性情的流露，而且是特定時代精神與文化內涵的藝術轉化形式。
《尉遲敬德墓誌》志蓋飛白書（局部）
初唐書法整體上呈現了隆規尚法、崇王出新的時代精神。而昭陵石刻書法，則是初唐藝術精神的最好註解。
唐太宗力倡右軍風骨，歐陽詢、虞世南秉承睿旨斂入規矩，且教示楷法。其後，褚遂良又集歐、虞之長，高揚通變精神，終以瘦潤華逸開李唐門戶，然而其影響之所及，教化之所致，時在武后朝，貞觀年間尚未能及見東風之化雨，更遑論武德之書勢，此也便是墓誌書法每每附驥於社會書勢而不克趨前之原由所在。綜觀唐初墓誌書法，雖漸見端妍俊朗、精密有加，貞觀末年，也間有遒媚可觀者出，然終是隋日格局，拙重或出北朝遺俗，秀勁或紹江左流風。墓誌書法一入高宗朝，漸見妍逸，至武周長安（701—704）年間，尤趨暢朗，有唐一代新風，融入其間，秀勁寬博，已是華潤有加，盡脫陳隋遺制。
朱關田先生的這段論述，概括了隋唐轉換之際的書法表象。從昭陵碑誌尤其是楷書墓誌來看，瘦勁疏朗、肅穆端莊是其呈現出的整體審美趣尚，這亦正是隋代墓誌整體特點的延續。昭陵碑誌猶如初唐的書法化石，其間蘊藏著從隋向唐過渡的全部信息，是隋唐書法轉變的見證者。
孔穎達碑（局部）
總的來看，楷書是昭陵碑誌的主流，主流之外還有行草書、篆書、隸書、飛白書。而楷書的風格多以靜穆端莊、方整瘦硬為主。它們的風格來源與南朝、北朝緊密相連，或是以北朝書風面貌呈現，存隸書餘意；或是以南朝韻致出場，屬江左風流。隸書中亦有瘦硬之風，間雜以楷書用筆，與南北朝時期折刀頭的隸書相近。其行書風格，是「二王」風貌的再現，與《集王聖教序》接近。昭陵碑誌的篆書主要體現在墓誌蓋與碑額之上，風格多樣，有的受秦篆影響較深，訓練有素。有的則隨意質樸，率性而為，明顯屬於民間書手而為。
張士貴墓誌蓋
張士貴墓誌
初唐時期的書風，從具體技法表現上，學界多公認如下的評論：
上承魏晉，制融北碑，因而點畫之間，筆姿涵蓋豐富，意態多方，特別縱收有度，動輒合宜，粗細向背，掩映得致，至於結體布白，尤為變化自如，長短相間，毫髮生趣，重筆娟秀，輕筆力沉，主筆可挽狂瀾，碎筆可點龍睛，險絕為取勢，整體歸平正，險正相依，合力同心。
一個時代的書法藝術精神是社會文化風尚、思想哲學影響以及書法藝術自身發展規律共同作用的結果。康有為認為：「隋碑內承周、齊峻整之緒，外收梁、陳綿麗之風，故簡要清通，匯成一局，淳樸未除，精能不露。譬駢文之有彥升、休文，詩家之有玄暉、蘭成。皆薈萃六朝之美，成其風會也」。為初唐所承繼的剛柔相濟、融合南北的書風中，以初唐四傑之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為代表。亦如馬宗霍所言，「由因接武六朝，家傳世習，自易為工」。這一時期，中國古典書法已經結束了書體的演進，同時拉開了風格演變的大幕。
溫彥博碑（局部）
楷書的大演進時期，正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其間，南朝以風流妍妙的行草見長，而楷書式微。與之相反，北朝以雄強質樸的楷書見長。南北書法在技法上各有所長，北方以空間結構的展開為追求，以方筆取勝；南方則側重於筆法的探究，以圓筆取勝。《隋書·文學傳序》中認為：
然（南北）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於氣質……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
正是在此背景下，探討楷書的技法問題成為主流。這一主流順應著隋唐文化秩序的重建，書學教育的重視以及科舉取仕對楷法遒美的要求，儒佛道典籍的著述抄寫以及唐代以楷書書寫豐碑大碣歌功頌德之風的盛行等等的社會現實性需要。於是，「尚法」這一唐代書法審美風尚逐步取代了晉人的「尚韻」。故劉熙載在《藝概·書概》認為：「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
牛秀墓誌
採取中和的文藝審美標準，對初唐的政治需要來說是必要的。這是社會現實性的反映，這是對自南朝以來的文學藝術獨立發展思潮的有限抑制和降溫。這種儒家中和文藝思想的興起，有著更深的歷史根源和現實基礎，並非是表面看來的是針對前代片面追求形式華豔之風不良影響的反撥。
當時的社會書勢是隋代書勢的延續，其發展的趨勢是與唐太宗的理論主張相一致的，故唐太宗緣情設教，以達到糾偏改良、折中南北、倡導雅正書風的目的。以此可以略見唐太宗的書法理論，原則上主張繼承王字傳統，實際上是以陳隋書風為基礎，發揚中原古法，引導書法藝術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李靖碑（局部）
是否是健康發展的道路，姑且存疑。而關於王羲之的書法，它並不是純粹寄託倫理主義審美精神的，它亦不放棄對人格精神的表現，卻是事實。關於這一點，熊秉明先生有深邃的洞察，他認為：
王羲之的技巧超越了所謂的形式主義，因為在這純技巧的後面，有一個人格，這種技巧滲透著精神性。王羲之的骨鯁、正直、識鑑、高遠都含寓這一靈活遷變的技巧之中，人與書、道與技不可分。
李孟常碑（局部）
可見，王羲之的書法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正符合儒家「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的審美標準。這是孫過庭對王羲之晚年書法的形容，也正是初唐時代崇王之風興盛的深層原因。的確，並非如後人極端地認為是唐太宗以帝王之尊推廣使然，也非純粹是倫理教化之政治需要使然，而是王書自身的價值以及時代的現實需要使然，唐太宗崇王的積極意義和正面價值正在這裡。
在氣度和雄心方面，初唐的士人心態和這個新的王朝一樣。一如虞世南所說：「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聯繫文字和王政的思想，這反映了初唐書家已開始以不同於魏晉六朝的士人觀念，傾注心力在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之上。初唐的知識分子還「從一個統一王朝的法度和規範的要求，考經溯源，為新王朝尋找歷史和文化思想流脈的接續點，比如追奉老子李聃為李唐王朝的宗主，反對綺麗的齊梁文風，與唐太宗主張文藝要有益於政教的思想相一致」。
豆盧仁業碑（局部）
初唐時代，雖然崇王，但是在學王時上溯北碑、漢隸秦篆，其博取廣採的學習姿態，並不是固守於王書而踽踽不前的。因此，唐代書壇不是崇尚清談的時代，新興的庶族士人倡導儒家剛健有為的精神，以「兼濟天下」為己任。此時，國家一統，經濟繁榮，文藝復興，史稱「貞觀之治」，這些絕非偏安一隅的東晉王朝所可比擬的。所以，尊王而出的初唐書壇，創造了時代的新風。以歐、虞、褚、薛為代表書家開創了時代的「風神氣骨」。唐代書法對風骨的追求，應和著唐代前期文化審美回歸秦漢壯美氣象的傾向。但這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它揚棄了秦漢的質樸感性而增添了六朝清雋的潤澤，從而奠定了時代文藝審美的基調。
昭陵碑誌不僅對初唐書法史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從中可資發現補遺唐史的珍貴文獻。同時，作為研究初唐書法的重要實物資料，它們也記錄著南北朝向唐代書法過渡的歷史，對深化和補充唐代書法史意義非凡。帝王書法、文人書法以及民間下層書手的書法並存一處，多元風格集於一身的昭陵碑誌，構建了唐初書法的風貌。其間儒家審美所彰顯的法度與秩序，以及旁逸出秩序以外的種種道家審美影響下的書法表現，成為一道風景，定格在中國書法史圖卷中，令後人久久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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