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曾評說南唐後主李煜，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所以造就了平庸無知的皇帝以及文風精奇的詞人。其實深宮中不獨是婦人，還有一個特殊群體，說起來略顯尷尬，既不是婦人，也不在男人之列，倒是可以套用現代名詞「第三性別」。當然，在歷史上，他們有專門的稱呼——「太監」，準確的說應該是「宦官」，畢竟太監還是他們這一群體中的高級人員；另外，也不獨後主李煜是這樣的成長環境，歷朝歷代，除了第一、二代創業和守成皇帝，其他皇帝幾乎都是如此。
所以，宦官，算是中國歷史上比較特殊的職業。偌大皇宮，妃嬪宮娥滿院，赫赫皇權之下，除了皇帝，自然不允許有其他男人存在，而皇帝一大家子又需要人照顧，僅僅是宮女似乎不完整，還需要一些少陽剛之氣的去勢之人來服侍，這樣既可以避免一些不可描述的意外事件（當然，卻有意外，比如歷史上著名的嫪毐），也可以當作是一種調和吧。因此，宦官們與皇帝朝夕相處，尤其是高級宦官「太監」，更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與皇帝的關係往往就非同一般。也就是這個原因，在歷史上太監幹政的記載屢不見鮮。其中，以東漢、唐朝和明朝情況最為嚴重，宦官的權勢燻天，在東漢和唐朝甚至可以達到廢黜或者毒害皇帝的地步，不可謂不令人驚嘆。
那麼「太監亂政」，到底是誰的錯呢？並不是一句大而空的「萬惡的封建專制制度」就能一概而括的。
分而論之：東漢和大明王朝，史書中言有兩位皇帝，一位是漢和帝劉肇，另一位是明宣宗朱瞻基，分別要對宦官亂政之開端負責。為什麼這麼說呢？這種說法是否真的負責任？據我們常識了解，劉肇和朱瞻基並不是一般的昏庸皇帝，相反，這兩位都在「明君」之列，漢和帝開創「永元之隆」，東漢社會的頂峰，其治下，不亞於開國皇帝劉秀的「光武中興」；而朱瞻基則是承繼朱棣「永樂盛世」，將「仁宣之治」推向高峰。
我們探究一下究竟是什麼情況。漢和帝劉肇，《資治通鑑·卷四十八》中有言「宦官用權自此始矣。」這裡說的就是指公元92年，劉肇封賞其親信太監鄭眾，升其為「大長秋」，職位相當於皇宮太監總管，高於我們熟知的中常侍之位，後來沒過幾年（公元102年），鄭眾又被封為鄛鄉（cháo，古地名，在今河南）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封侯在漢朝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更何況封侯對象還是太監。要知道，自漢高祖劉邦殺白馬立盟約以來到劉肇這裡，封侯都是非劉姓皇族或者非功者不得封侯（李廣難封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劉肇破天荒加封太監鄭眾為侯，開了一個先例，不得不讓人深究，這太監究竟立下什麼曠世功勳。
首先要從劉肇繼位說起，劉肇的老爸劉炟（音da，很(mei)多(wen)人(hua)親切叫他劉火旦）走得早，劉肇繼位時只有10歲（他絕不是東漢最小的皇帝，東漢王朝，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劉肇之後的皇帝普遍年紀小，有的竟然是還沒滿月就被推上皇帝寶座，就是權力鬥爭的結果），年紀小怎麼辦，後宮太后還在呢，於是竇太后順理成章臨朝稱制，太后自然要依靠娘家人，所以竇氏家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其中以竇憲為首的外戚家族佔據主要地位，在竇太后的支持下把持朝政，且隨著權位變高，竇氏家族越來越膨脹，小皇帝就成了傀儡。但小皇帝也會長大懂事，慢慢對竇氏專權不滿，就要想辦法親政，拿回屬於自己的權力。竇憲官居大將軍，再加上脅平定匈奴之功，封侯拜相，遠高於名義上的最高行政官員「三公」，其他的竇家子弟，也都身居重要行政與軍事職位，再加上多年經營，上有實權派竇太后撐腰，下面門生故吏遍布朝野，想要扳倒，談何容易。
劉肇畢竟不是平常之人，想要奪權，必須要有聽從自己命令的人員才行。由於竇氏兄弟專權，皇帝與外臣的接觸都受到監視，所以不容易接近，於是劉肇就從身邊人著手。身邊主要是什麼人呢，當然是宦官，但即使是宦官，也很有可能懾於竇氏權威，不敢怎麼樣。但還真是有這麼一個人進入漢和帝的視野，這就是中常侍鉤盾令（管花園器具的）鄭眾，史載這個人「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特立獨行，不依附竇憲。於是，就與鄭眾定議，讓他與正直的外臣溝通密謀，最終誅滅竇氏一族，竇太后也被軟禁起來，由是，14歲的劉肇終於掌權。從年齡上看，就知道，劉肇確實有手段，年紀輕輕就能扳倒權臣，也難怪能開創清明之政。論功行賞，鄭眾自然備受漢和帝的青眼。多次策勳嘉獎，偏偏鄭眾真就是一位不尋常的人，不對，不尋常的太監，對於和帝的賞賜，每辭多受少，於是更加讓劉肇喜歡他，真是一位賢才呀，自然就經常跟他議論政事。這就是史書所說的宦官用權之始。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劉肇封鄭眾是有深刻的背景所在，毫不誇張地說，劉肇依靠太監鄭眾親政，而且鄭眾投桃報李，其行事與品格也沒有辜負皇帝的信任。
再看看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承繼父位，自小就接受祖父朱棣的親自培養，甚至跟隨朱棣北徵蒙古，妥妥是欽定的「皇三代」。明史上說，連他老爸仁宗朱高熾能當上皇帝，都要靠這位「太孫」，因為朱高熾不怎麼受朱棣待見「失愛於成誼。其危而復安，太孫蓋有力焉」（《明史·宣宗紀》）。足見，朱瞻基確實不一般，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非常看重。他繼位後，繼續推行父親朱高熾的「仁政」，《明史》上贊曰：「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迅速平定的其叔叔朱高煦的藩王叛亂，邊境也安定，又進一步完善文官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內閣制，明朝最著名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金幼孜、黃淮都是這一時期的閣臣。
按理說，他的治內，海內生平，那麼為什麼朱瞻基會背上宦官亂政之始的鍋呢，其中不得不說的就是，朱瞻基繼位第二年，也就是宣德元年（沒辦法，老爸朱高熾當皇帝沒熬過一年，所以他繼位第二年才改元），就在宮內設「內學堂」，專門教授太監識文斷字。這個機構看起來沒什麼，實際上了不得。要知道，以往的宦官，多來源於貧困無生計的底層，還有些是戰俘，可以說是實在沒辦法才選擇去勢入宮當宦官的，別說什麼文化素養，識不識字都難說。
然而，到了朱瞻基時代就不一樣了。皇帝專門設立學堂，給宦官提供正規教育。教習老師更不是普通人，都是翰林院的，有資格給皇帝皇子當老師的人，什麼侍講、侍讀，最差的也是編修。關於內學堂的教育，明末著名太監劉若愚有過記載，他在《酌中志》中寫道，內學堂教學非常嚴格，小太監在內書堂中一旦違反學規，就要挨打、罰跪。有一種叫做「兩手扳著兩腳」的處罰方式，它有點類似現在體能測試的「坐位體前屈」，不同之處在於，這個動作要站著完成，且一站就是幾炷香的工夫，受此處罰者，都苦不堪言。
學成後，朱瞻基將這些人編入司禮監，讓他們來幫助自己處理公文。司禮監一躍從內廷二十四監中脫穎而出成為天字第一號，入職司禮監的太監可謂「監中龍鳳」，還有望成為太監中No.1，前途光明。朱瞻基這種安排有其考量。第一，這些太監在外沒有什麼權勢，只能靠皇帝的信任才能獲得地位，且與外界沒有什麼串聯溝通的機會；第二，制衡作用，文官制度是完善起來了，但是他們並不是太好駕馭，尤其我們知道，明朝的言官個個牛氣得不得了，什麼看不慣都要管上一管，不怕被打，也不怕被罵，而且還反以為榮。朱瞻基本人因為愛好多點，喜歡逗逗蛐蛐，就被稱為促織皇帝。所以，這種情況下，皇權集中並不容易。有太監參與中樞，獲得部分皇帝才有的「批紅」權力，對於內閣與外朝都有牽製作用；第三，恐怕也是朱瞻基最初的意思，政務公文奏章實在太多，他處理不過來呀。
為什麼呢？還要從開國皇帝老朱頭朱元璋說起，他老人家看不慣丞相分他至高無上的皇權，通過胡惟庸案，一舉廢除丞相制度，且不允許後世子孫復立丞相。那麼丞相是名義上的政府首腦，沒有這個官職機構，全國政務都集中到皇帝手中，還不給奏摺公文埋了呀。老朱頭是大明勞模，但是不代表後世子孫也能像他一樣。朱瞻基雖然勤政，可是比不過他的先人，再加上還想發展發展自己的業餘愛好，時間從哪裡來呢？自己擠不出來，那就要另闢蹊徑了，找別人幫忙呀。誰呢，自己身邊可控之人不就是太監嘛。於是，朱瞻基就將自己的「批紅」權力拿出來些，讓有文化的太監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似乎是一舉多得的事情。當然，另一方面，在大明王朝，太監接觸到帝國核心權力，便是由此而始。這就是後世對他的詬病。
上面的介紹，相信我們對這兩位皇帝被戴帽子的原因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回到標題的問題，扣以「始作俑者」帽子，對他們真的公平嗎？我們來復盤一下。
首先，劉肇一朝，理論上說，對太監鄭眾而言，一生最高功勳應該是輔助劉肇誅滅竇氏一族，事成後，劉肇論功行賞，對鄭眾是加官，但沒有封侯，封侯已經是十年之後的事情，因此，鄭眾的表現是一如既往，並沒有走上驕橫跋扈之路，反而愈加謙恭，一心用事，深得皇帝好評。另外，插播一下另一消息，在劉肇任內，還有一位比較有名的太監，他就是中常侍蔡倫，對，就是我們熟知的造紙術的發明者。這些說明在劉肇統治下，太監安分守己，都在皇帝許可的範圍之內。結合劉肇親政後的施政來看，比如選官用賢，自己多次下詔納賢，重視人才，我們可以理解，他的人才理念中也是含了太監這一特殊群體的。至於他英年早逝後，出現的太監亂政，恐怕不能怪在劉肇頭上，一方面，繼位的皇帝無所作為，無法掌控朝局，這個屬於皇帝個人其實也是朝廷集體的責任；另一方面，外戚勢力一直死灰復燃，皇帝掙扎於外戚與太監之間，成了真正的傀儡。
再看朱瞻基。在宣宗一朝，也沒有出現什麼太監亂政的事情，他們都是完全聽命於皇帝，都在宣宗的掌控之內，不僅如此，宣宗本人還處決和嚴懲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這些人或是狐假虎威，或是職務犯罪。舉個例子，比如宣宗好玩，讓太監出宮採購一些珍奇異玩，一旦地方或者中央官員舉報太監的胡作非為後，宣宗還是按法進行相應的懲處，並不是因為他們為自己辦事就姑息。
宣宗之後的太監亂政，濫用權力，甚至結黨，與文官集團水火不容，這種原因恐怕還是在於繼位的皇帝身上，他們沒有宣宗的才略，使得太監失去強有力的領導，再加上官僚體制的混亂，皇帝無力掌控局面，這些無疑都給了太監掌權的機會。另外，再補充說下明朝赫赫有名的「四大權閹」，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可沒有一個是內書堂出身（就當強行給朱瞻基洗白一下），所以他們禍亂朝綱，著實與內書堂扯不上關係。他們之中，魏忠賢近乎文盲，育有一女，後來自己動手閹了自己，面試了幾次才入宮成功，在他看來，太監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職業（對魏忠賢插敘一句，近年來很多文章開始為其翻案，說忠賢不死，大明不亡之類的，貶斥與之對立的東林黨，其實我看來，無限吹捧或者貶低魏忠賢和東林黨都是以偏概全，太過激進，不是我們讀史應有的態度，歷史已經發生，更重要的是以全面的觀點看問題）；汪直是被閹割的幼童戰俘，因軍事得寵；劉瑾更是靠著依附其他太監才得以入宮，這三個人都沒有在內書堂學習過。而王振以前是個讀書人，但多次科考不中，後入宮，那時內書堂應該都還沒成立。
有句話叫「一將無能累死千軍」，也可以用在這裡，後世的無能，怪罪到前人頭上，似乎不是那麼客觀。再好的制度，歸根到底，實行起來還是要靠人才。前人栽樹，後人可以乘涼，但也可能直接砍了換錢呢。
最後再說一條原因吧，我們知道，歷史其實還是文官集團寫出來的，他們多對太監嗤之以鼻，齒與之為伍，把他們置於對立面。比如大明萬曆首輔張居正就因為聯合司禮監馮保而被文人士大夫所不齒。所以他們寫起歷史自然也不會客氣，我們換一個角度，如果歷史由宦官群體寫成，肯定會是另一副模樣吧。備註一下，這裡不是為太監翻案，只是提供另一種思路。另外近年來，讀史較為風行，很多人不再迷信專家的觀點，而是以自己的視角看待歷史，這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