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陽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生息繁衍，戰國時屬楚國，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耒縣，因耒水命名，隸長沙郡。西漢高祖五年（前202），改耒縣為耒陽縣，隸桂陽郡，此名基本沿用至今，愈2200餘年。之所以說基本，是因為期間有些變動，隋朝，改名洡陰縣，宋朝，改名來陽縣，元朝，升為州。
自秦朝至五代十國時期，耒陽的最高行政長官是縣令，宋朝為知縣，元朝為知州，明清時期為知縣，民國時期為縣知事和縣長。耒陽民間俗語，都稱為縣太爺。筆者多方查閱資料，發現自秦到新中國成立，耒陽有史可查的縣太爺有286位。其中：秦漢3位，隋唐4位，五代1位，宋朝15位，元朝8位，明朝63位，清朝155位，民國37位。
耒陽最早的縣太爺，當然是秦朝的耒縣縣令。秦統一全國後，實行郡縣制，最初全國分為三十六個郡，不久又增加十一個郡，耒縣屬於長沙郡。秦代的長沙郡，以現在的湖南長沙地區為中心，包括了今嶽陽、長沙、湘潭、株洲、益陽、衡陽、邵陽、婁底、郴州、永州等市，以及鄂南、贛西北和廣東的連縣、廣西的全州等地，面積幾乎相當於今天的湖南省。當時湖南境內只有五個縣，耒陽縣差不多覆蓋半個湘南。由於秦朝存在時間極短，很多歷史沒有記載，因而這位耒陽首位縣太爺的名字，只是一個謎了，權且叫他秦縣令罷。就連當時的縣城，也無法考證。《嘉慶一統志》載：「耒陽故城，在今縣東北四十五裡。」究竟在哪裡？無法考證，這是歷史留給後人無限遐想的空間。我們今天能證實的，只能是這樣一個場景：當這位有才華的秦縣令，在那個謎一樣的縣城，準備大展宏圖時，豈料遇到陳勝吳廣起義，秦帝國大廈很快倒塌。他要麼隱居深山避於亂世，要麼在楚漢之爭中帶著遺憾離世。
西漢時期，耒陽變動頻繁。漢高祖鑑於秦帝國朝廷孤立無援、二世而亡的做法，分封了一批諸侯王但同時又沿襲了郡縣制，使西漢前期的行政區劃，出現了一種封建制與郡縣制並立的局面，稱「郡國並行制」。漢高祖二十六年（前202），改耒縣為耒陽，隸桂陽郡。漢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封其子劉發為長沙定王，是為長沙國。耒陽流傳至今的民諺：「八十老翁生一娃，笑壞長沙千萬家。」指的就是這個時期的事。景帝後元二年（前142），劉發向父親訴苦：「臣國小地狹，不足以迴旋。」景帝便詔令把武陵郡、桂陽郡劃給劉發，耒陽歸屬長沙國，前後達一個半世紀。王莽新朝天鳳元年（14），改耒陽縣為南平亭，桂陽郡改為南平郡。十一年後，新朝廢，東漢興，廢南平亭，耒陽恢復為縣，仍屬桂陽郡，治所在郴縣（今郴州市）。當時，萬戶以上的大縣的長官稱縣令，萬戶以下小縣的長官稱縣長。耒陽人口為1.3萬人左右，三四千戶，算小縣，最高長官自然稱縣長。奇怪的是，在將近兩百年裡，耒陽的縣長沒有歷史記載。我想，一是由於變動頻繁的緣故，二是造紙術尚未發明，當時使用的是竹簡，保存不易，因而至今沒有發現西漢耒陽縣長的記載。
有史料記載的耒陽第一個縣太爺，是東漢和帝劉肇（79--105年）時的耒陽縣長許荊。當時，耒陽因連年徵戰，民無寧日，人口下降到歷史最低點，全縣不足萬人。此時，耒陽人蔡倫發明了造紙術，許荊到任時，紙張開始在全國推廣。許荊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他的祖父叫許武，舉為孝廉。許荊年輕時考取功名，為郡吏。他哥哥很早就讓人害死了，侄兒為報仇殺了人，仇家帶人前來復仇。許荊聽說後，跪在這個人面前，說：「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仇家趕緊扶起許荊，說：「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這事情便平息了。許荊名氣大振。和帝時，許荊到耒陽縣任職。當時轄內有蔣氏兄弟因爭奪家產而發生糾紛，官司打到了縣衙。許荊將二人召集到一起，心情沉重地長嘆一聲說：「我負責管理這個地方，承擔國家重任，應當盡力教化倫理，使家庭和睦，百姓安居樂業。你們兄弟為了些許財物而不顧綱常倫理、手足之情，這樣看來是我沒有盡到教化的職責，我有失職之過啊！」許荊說完，就命衙差端來筆墨紙張，當即寫了彈劾自己的請罪書，要上呈朝廷，請求朝廷治他教化不力之罪。蔣氏兄弟見此情形，頓時感到悔恨和內疚，重歸於好並請求許荊治他們的罪。中國古代法律觀念中，有個重要的思想是「德主刑輔」、「教化為先」，強調「禮禁於未然之前」，主張通過教化的方式，統一人們的價值觀，最大限度地預防犯罪。官吏在處理糾紛時非常重視教化的作用，希望藉此達到「無訟」的理想境界。許荊處理蔣氏兄弟爭財的糾紛就是其典型個案。許荊在耒陽任職十二年，政績顯著，父老稱歌。後讓皇上召見，徵拜諫議大夫，病逝於任上。耒陽人懷念他，為他立廟樹碑。
耒陽史上最有名的縣太爺，當屬三國時期龐統。赤壁之戰後，劉備南徵，把桂陽郡、長沙郡、武陵郡、零陵郡佔為己有。徐庶推薦龐統去輔佐劉備。劉備見龐統相貌醜陋，很不喜歡，就派他來耒陽當縣令。龐統到耒陽後，心中悶悶不樂，成天借酒消愁，三年不升堂理事，大小案件壓著不判。耒陽百姓議論紛紛，狀紙告到劉備那裡去了。劉備立即派張飛去耒陽考察龐統政績。龐統知道張飛愛呷酒，怕他酒醉誤事，就吩咐各家酒店，賣酒一律參水。同時，傳呼所有案犯人員，都到縣城聽候發落。張飛來到耒陽，雖四處喝酒，但只飽不醉。一進縣衙，便斥問龐統：「為何積壓案件不判？」龐統說；「區區小事，何足為奇！請三將軍明日看我斷案就是。」次日，龐統升堂。公堂上跪著黑壓壓的一大群原告、被告，吱吱喳喳幾百張嘴同時訴狀。龐統胸有成竹，邊聽訴狀，邊判案，三年積壓官司，當著張飛的面，只用三天就結得一清二楚，使人心悅誠服。張飛覺得龐統當一名小小縣令確實大材小用了。於是急忙回朝復命，劉備大驚，馬上派人將龐統接去，封為左軍師。至今，耒陽流傳著這樣一句俗語：「龐統的官司，三年積案三日清。」這個故事，還讓羅貫中寫進了《三國演義》。
建安二十年（215），劉備、孫權爭奪荊州，後和解，以湘江為界，江東的江夏郡、長沙郡、桂陽郡屬於東吳，江西零陵郡、武陵郡、南郡劃歸劉備。耒陽成為吳國屬地。不久，吳國把耒陽分為四個縣：新平、新寧二縣（今常寧市），犁陽縣、耒陽縣。其中，耒陽縣屬於桂陽郡，其餘三縣隸湘東郡，均屬荊州。西晉保持東吳的建制，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廢犁陽縣併入耒陽。至此，耒陽的疆域大體保持至今。南北朝，梁武帝天監二年（503），耒水暴漲，沿河房屋多被淹沒。梁元帝時（552-554），耒陽縣治移大陂市。隋文帝開皇九年（589），耒陽縣更名誄陰縣，縣治仍在大陂市。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復名耒陽縣。縣治遷還原址（今城區）。玄宗開元九年（721），耒陽縣城至觀音閣88華裡古道建成，沿途建亭13座。奇怪的是，無論兩晉還是南北朝還是隋朝，歷史上卻沒有關於耒陽縣令的記載。筆者猜測，可能是縣治轉移，檔案記載丟失所致。
唐代有史料記載的耒陽縣令，僅僅四位，分別是：羅文容、薛貴、聶令、朱昂。其中的聶縣令，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頗出名。這位縣長的名氣，倒不是說他文採多好，而是大詩人杜甫的死與他有關。當年杜甫漂泊到耒陽，遭遇洪水，困於舟中，聶縣令崇拜杜甫，好心派人送去牛肉乾和白酒。饑寒交迫的杜甫，結果暴食一頓後，嗚呼哀哉。有人說杜甫是讓牛肉乾撐死的，有人說杜甫是興奮過度落入水中淹死的。郭沫若同志考證，認為杜甫是中毒死的。難道聶縣令故意害死了杜甫？非也，是聶縣令送的牛肉乾出了問題，變質有毒。不管到底屬於哪一種死法，反正聶縣令是青史留名了，杜甫為答謝他，專門寫了首詩。這事兒發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到了昭宣帝天佑年間，也就是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耒陽知縣朱昂於杜甫墓前建杜公祠，為四合院封山式，正中明堂設木質雕像，各祭文碑刻環刻於石欄上，東西棟有房子10餘間，供祭祀與守墓用。這個杜甫祠，後來在宋代發展為一個書院。從時間上講，杜陵書院比嶽麓書院、石鼓書院都要早，只是名氣沒有後兩個大罷了。到五代十國時期，耒陽隸後晉，當時的縣令叫黃廷翰，曾重建杜工部祠。
北宋，耒陽改名來陽縣，縣太爺也不叫縣令，而叫知縣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十：「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部，志文雲『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宋代以朝廷大臣到地方兼領一縣之長，稱「知（主持）某縣事」，簡稱「知縣」，管理全縣的行政，有的還兼管軍事，官秩多是七品，月薪為90石大米（相當於今天1800餘元）。知縣的助手有縣丞、主簿等。縣丞協助知縣管理縣政，主簿管理全縣的糧稅、戶籍等。耒陽知縣事有八人：鄭行己、江濨、俞剛、李師呥、湯寬、杜惟一、張文啟、黃君茂。南宋景定年間，知縣事改稱知縣，知縣先後有王和、肖軼、王令、高容、嚴祖叔、曾之謹。最傑出的無疑是曾之謹。曾的祖籍是江西泰和，其祖父曾安止，字移忠，號屠龍翁。入仕之後「初調洪州、豐城主簿」，後曾任江州彭澤縣令。元祐五年（1090），曾安止「以目疾而退」，年僅四十餘歲。棄官後授宣德郎。退居後，從事調查和著述，在「周爰諮訪，不自倦逸」和「善究其本」的基礎上寫作了《禾譜》一書。《禾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關於水稻栽培的專著。雖然全書已失傳，但從前人的有關記載和「曾氏族譜」所保留下來的部分內容來看，全書包括稻名篇、稻品篇、種植篇、耘稻篇、糞壤篇、祈報篇等內容。[1]是一部內容豐富而又資料詳實的著作。在當時就受到人們的高度評價。北宋紹聖元年（1094），五十九歲的蘇東坡遭貶，從南康軍（今江西星子）起程，過廬山下、經湖口、溯贛江而上，過廬陵（今江西吉安），見到了曾安止。蘇軾讀過《禾譜》之後，在「秧馬歌一首，並引」中評價：「《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但蘇軾對於《禾譜》也有美中不足之感，「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當時曾安止已失明，不能補寫，過了一百多年，曾之謹才替他實現了這個願望，彌補了祖先所遺留的缺憾。曾之謹是曾安止的侄孫，寫作《農器譜》時，身為耒陽縣令。曾之謹寫作《農器譜》除了受到其祖父的直接影響之外，當然與耒陽農業文明發達有關，神農創耒的傳說也啟發了他。曾之謹到耒陽任職自然知道耒的意思，於是便在先輩的影響之下寫作了《農器譜》，而《農器譜》的開篇便是耒耜。可惜《農器譜》和《禾譜》一樣後來卻失傳了。王毓瑚說：「從明代末期起，書就不再見了。」不過，當代學者經過研究發現，曾之謹的《農器譜》並沒有失傳，而是大部分保留在元代的《王禎農書》中。
到元朝至正丁丑五年(公元1435年)，耒陽人口激增，有二萬五千三百一十一戶，升格為州，隸屬湖廣省。先後有兩任縣尹、六任知州。縣尹先後是馬令謀、黨思聰，知州先後是：高崇禮、陳宗義、謝思敬、吳瑛、伍照、李伯顏。黨思聰於元至正年間任職的，他的政績主要是修復杜陵書院。而知州陳宗義的政績，主要是在元至元四年（1338），重修蔡侯祠，使這個重要古蹟得到保存和延續。吳瑛任知州時，民間傳言，耒陽這塊風水寶地出了皇帝，將要改朝換代，還要建都。至正皇帝萬分驚駭，密詔宗人府派密使、侍內錦衣衛，晝夜兼程趕往湖廣，深入耒陽州密切排查。通過看風水獲悉，耒陽西南鄉鳳形山，一婦孺守寡三年得一子，在襁褓中算命先生稱其八字，「此命權威不可當，龍袍玉帶坐金鑾」。密使和侍內錦衣衛冒死在鳳形山密訪排查百餘天，也未見蹤影，無奈只得稟報皇上。朝廷只好請民間江湖術士張天師，用佔卦術，卜算和堪與。張天師在風形山堪定該風水寶地的穴位。耒陽知洲吳瑛遵欽命，按張天師要求，在風形山裡以堪定的龍脈穴位為中心，開挖九丈九尺方圓的池塘，即為「照妖鏡」。東西兩側各立一石柱，即為兩支蠟燭。四周安放石牛、石馬、石獅、石象、石龜等祭祀帝王之物。張天師探得未來的「皇母」娘娘，每日都要到羅家垌的池塘旁以水當鏡，映水梳妝。張天師用巫術將塘水攪混成紅色，使她無法看清容貌，只好另覓它處。三月初三日卯時「皇母」娘娘中計，來到照妖鏡下梳妝、沐浴。此時，張天師禪坐在羊角仙上，揮舞魔杖念念有詞，一聲霹靂，將池塘照得如同白晝。「皇母」娘娘受驚暈厥，化作一隻鳳凰立於鳳形山。張天師陰謀得逞，將襁褓中的「皇帝」擄去。刑埸設在羊角仙下耒水環抱的沙洲上，行刑時膾子手用力過猛，「皇帝」人頭飛濺過了耒水，濺落到對河岸的小街上。被「皇帝」鮮血染指的沙洲，傾刻長滿了蕎麥和羅卜。耒陽這塊風水寶地出皇帝就這樣流產了。人們習慣稱，羊角仙下耒水環抱的沙洲為「殺頭坪」，人頭濺落的小街為「濺頭街」，被巫術攪混成紅色水的羅家垌池塘為「紅埯塘」。後人演繹為沙頭坪、紅眼塘和灶頭街（灶市街）。
到明代，耒陽重新降為縣，先後有63位知縣，多數政績突出。第一位是徐煜，洪武三年（1370）裁州改縣後任，重視交通道路建設，開通耒陽州北至衡陽縣（今屬衡南縣）界縣驛道55裡，建慄塘、石洋、石塘、荊紫、春江5鋪。在此前，已有西南抵桂陽州驛道，設煙竹、布林、小水、黃岡、湖橋、白沙、東山7鋪。洪武九年（1376），知縣張文昌在縣城南門外創建總鋪，開通耒陽縣東至安仁縣界縣驛道80裡，建東塘、龍塘、通水、彭家、和樹、牌浩、小塘、東橋8鋪。洪武十二年（1379），知縣魏璉開通耒陽縣西至常寧縣界縣驛道60裡，建松林、鬱衝、傍陂、藍衝、城上、城下6鋪。洪武年間（1368-1398），在縣城東通津門建環秀樓，又名望江樓，磚木結構，樓呈亭狀八角；又稱八角亭。正德六年（1511），知縣王睿倡建縣城上城牆，內外磚石包砌，周長五百五十丈，高一丈七尺，厚一丈二尺。正德十一年（1516），郴桂農民起義首領龔福全率眾攻佔耒陽。嘉靖十三年（1534），知縣周奇開通耒陽縣南至永興縣界縣驛道50裡，建赤陂、高背、淝江、鹽沙、田心5鋪。嘉靖二十三年（1544），春夏大旱，秧不能插。九月至十一月無雨，炎熱如夏，又遭蝗災，民皆饑饉。嘉靖二十九-三十三年（1550-1553），知縣馬宣建白石書院，重修杜陵書院，並創建五裡牌、灶頭市、易口渡、東湖塘勸農亭4處，刻農桑摘要書。值得指出的是，明朝前期，由於朱元璋極力反腐，官員相對清廉，像明朝正七品知縣月收入，就是1.9兩白銀，7.5石大米。
明朝升遷職位最高的耒陽知縣是李國禎。李國楨乃明朝江西撫州人，天啟年間舉人，崇禎年間做過湖廣耒陽縣知縣，後遷福建順昌知縣，又升任總督，封襄城伯。他的遠祖李居信，號松江，是南宋朝戶部大軍倉。李國禎自幼受良好家族教育薰陶，勤奮好學，一身正氣。任職耒陽知縣期間，因為人品佳，官聲好，列入了鄉賢祠和名宦祠中，世代接受當地官民的祭祀。李國楨是崇禎帝末期最受寵信的臣子，頗具軍事才華。崇禎十年（1637），臨武、藍山礦工響應張獻忠起義軍，乘舟北進，經過耒陽縣城東門，李國禎募兵阻擊，逼使起義軍棄船登陸，步行到衡陽、湘潭。次年，這些起義軍返回耒陽，李國禎設伏阻擊，導致礦工死傷慘重。李自成率兵北進，攻打京城，崇禎皇帝急調李國禎進京，負責北京城防。不久，城破，崇禎自殺身亡，李國禎等文武百官被俘。李國禎不肯下跪，背面而立。李自成怒問道：「為何不跪?」 李國楨回答道：「我明朝大臣，沒有下跪的道理!」李自成等便威嚇道：「不跪則把你凌遲處死!」李國楨回嘴：「隨你的便!」李自成等又威脅道：「不跪將把你全家凌遲處死!」回答仍是隨你的便。但當李自成說到不跪將把全城百姓凌遲處死時，李國楨這才跪下，不過仍是反面而跪，而且口中仍說道：「我是為全城百姓而跪，並不是向你而跪!」即使如此，李自成也沒有處死他，而是把他暫時關押，小火燎燒，大板痛砸，折磨三天三夜，讓他極痛而死，年僅二十七歲。李國禎的兒子李滌，明朝末年的秀才，隱居不仕，世稱筆語公，著有《筆語集》。到清末，他的後人中出了個非常傑出的人物，那就是著名書法家、畫家、教育家李瑞清，進士出身，曾任江寧提學使、江寧布政使、學部侍郎，官居二品，是中國現代教育的奠基者。
到清朝，耒陽的縣太爺就多了，達155位。耒陽是順治四年（1647）歸清朝管轄的，到民國元年（1911），前後364年，幾乎每兩年要換一個知縣。任職最長、政績最顯著的知縣是張應星。張應星，號筱山，江南休寧人，貢生，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任職耒陽知縣，為官清廉。《耒陽縣誌》載，他在任十四年，建文昌宮，立凌雲塔（青龍塔），主修縣誌，縣境橋梁、道路都得到修整。他還是個詩人，有數十首詩作流傳於世，其中多首是弔唁杜陵的。他吟詩讚龍泉洞：「耒陽四過重陽節，歷遍諸峰此稱奇。三洞直開羅寶仗，一拳中踞儼沙彌。凝成暖氣常春日，瀉谷寒光是夏時，縱少黃花還少酒，龍泉煮茗亦相宜。」著名的《耒陽八景詩》就是張應星寫的。他讚美杜陵橋：「如何春近轉嚴寒，始信陽生冬未殘。不必嶺梅先得氣，杜橋也有一枝看。」他寫孔明碑：「昂然邱壠中，形勢奇而奧。不知起何人，絕不類時好。搔首立田間，久視目疑眊。依稀認漢朝，字畫全消耗。轉側揣遺文，信是臥龍造。遙遙幾千年，風雨無傾倒。此碑疑有神，一任流俗道。」寫出了此碑的來源和神異。康熙丙申（1716）年，張應星主修主纂《耒陽縣誌》，發現耒陽曆朝歷代，雖有舉人進士，竟沒有一個狀元，深表惋惜，便在青麓峰山腳河邊，修建了青龍塔，以壯其地脈，興其文風。
耒陽換縣太爺換得最勤快的一年，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當時，耒陽縣田糧雜賦，名目苛繁，官吏假公濟私，敲詐勒索，民不聊生。餘慶鄉有個陽大鵬，赴省上訴，反遭毆辱，他便在耒陽號召全縣考生罷考。結果縣衙拘捕了段氏父子。陽大鵬忍無可忍，組織五百農民闖入縣衙，救出段家父子，抄繳官府錢財，開倉濟貧。知縣李金芝因「緝捕無能」，被朝廷革職。湖北人葉為楏繼任知縣。葉到任後，非但不減稅賦，反而變本加厲，追緝陽大鵬等鬧事者。官逼民反，陽大鵬在這年三月組織西鄉農民，打造兵器，與官府作對。朝廷震怒，革除了葉知縣得職務，任命雷澤為知縣。雷縣長的到來，還是沒有平息事態，反而越鬧越大。五月，陽大鵬率一千餘起義軍攻打縣城。雷澤被革職，朝廷急調廣東南海進士徐臺英為知縣，鎮壓起義軍。徐臺英請求永州鎮總率兵支援，將起義軍逼出縣城。六月，經過官兵追殺，起義軍終因力薄無援，部分骨幹戰敗被俘，陽大鵬在杉木嶺被捕，押送京城，壯烈犧牲。
清朝晚期，國內動蕩，外國入侵，民無寧日。各地的知縣，一任比一任不好過，月薪也少，月俸銀只有20—40兩，還不夠買一身官服。知縣是七品官員，七品以下官員俸銀更低，這就逼迫官員不得不加劇貪腐。當時在耒陽，一年換兩個知縣是常事。官場腐敗之風愈盛，民眾反抗之心愈重。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是內憂外患，內亂不斷。鹹豐五年（1855）8月，紅巾軍攻佔郴州，緊逼永興縣油榨圩，耒陽知縣張濟遠是山東臨縣人，監生出身，立功心切，派軍功龍際時率兵「清剿」，龍被擊斃，這位張縣長被撤職。繼任者洪琅，是浙江昌化人，拔貢出身，是個最有意思的知縣，在鹹豐七年（1857）8月，耒陽蝗蟲災害嚴重，他設局廣收蝻子（幼蟲），論功獎勵。這種原始的方法，並沒有控制災害，反而落個笑柄。
民國時期，國民黨統治耒陽三十八年，先後任命37位縣長，幾乎是一年換一個。他們清鄉剿共，欺壓百姓，臭名昭著者就有歐陽穀、謝清河、谷樂軍、段人範。歐陽穀是常寧縣人，民國十五年任耒陽縣長。一九二七年馬日事變後，白色恐怖籠罩耒陽城，共產黨組織遭到破壞。歐陽穀氣焰非常囂張，殺了不少地下共產黨員，人稱「活閻王」。他擔心報復，整天躲在縣衙裡，不敢露面。巾幗英雄伍若蘭便設法搗毀狼窩，組織六名青年婦女，在十二月十二日傍晚，雨雪交加中混進城後。待到半夜人靜，六名女同志分三組，帶了標語去街頭張貼。伍若蘭與另一女伴悄悄來到縣衙門外，從包袱裡掏出早已寫好的標語紙，分別貼在兩扇門上。次日，日頭出山，霞光滿天。歐陽穀聞聽外面熙熙攘攘，急促地披上衣服，打開門一看，只見兩扇門上貼的是：「先殺反動官吏，後殺士豪劣紳，再殺反動團丁！」右邊貼的是：「遊擊隊不日攻城，人民積極響應，莫要放跑縣長，殺他碎屍取心。」歐陽穀瞬時臉色嚇得烏青，兩條羅圈腿篩糠般地顫抖起來。他狠狠地撕下標語，吩咐手下人看好家，說自己到省裡有事，便悄悄地溜了。兩個月後，朱德帶兵攻克耒陽城，竟沒有捉到縣長，只捉了個維持會主任王曾奎。群眾為此事，編了順口溜：「六個虎膽女人，勝過上萬雄兵，大鬧耒陽縣城，嚇跑縣長大人，趕走士豪劣紳，瓦解挨戶團丁。」
耒陽在民國時出了個將軍縣長。他就是谷樂軍（1896～?），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黨代表。1928年一度返鄉閒居。1930年5月任南京中央軍校入伍生團第二營第七連少校連長、中校步兵隊長、第二總隊上校步兵大隊長。1936年人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任少將組長。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第三旅副旅長，暫編第六軍參謀長，預備第十六師少將師長。1944年9月調任湖南省耒陽縣縣長兼縣國民抗敵自衛團司令官。當時，湖南省政府及第九戰區司令部遷出耒陽。日本侵略軍陷境，狂轟濫炸、姦淫屠殺、燒搶掠奪，興旺一時的工業、農業、教育、商業、交通慘遭破壞，人民死亡超過十萬人，田土荒蕪逾半，縣城幾成廢墟。三任縣谷樂軍、熊為琦、羅醒大發國難財，拉空公款千多銀元。1946年2月，谷樂軍因「違法殺人罪」被撤職查辦。1949年逃到臺灣。
段人範是耒陽最後一屆縣太爺。他是耒陽城郊七嶺村人，出身地主家庭，畢業於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官訓練班。湘南起義後，歷任耒陽縣挨戶團副主任、保安團團長、鏟共義勇隊副總隊長、國軍副團長，一生以鎮壓共產黨員、工農群眾為職業，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1928年到1937年間，他在耒陽屠殺黨員、群眾上千名，常以殺人為樂。1932年春，他親手開槍殺死縣委書記鄧宗海。抗戰期間，段人範擔任軍統局耒陽組長，迫害進步人士。他還投機商業，擔任商會會長。當日軍入侵耒陽時，段身為縣遊擊隊副司令，不抗日，反而搶劫百姓財物，大發國難財。1949年6月，縣長陳穎心辭職，段人範自薦為縣長，組織洪幫，強迫年滿十八歲青年入幫，企圖擴大勢力，與共產黨對抗。耒陽縣城解放後，他逃到香港，接受湯恩伯的任命，擔任反共救國軍第二縱隊司令，兼耒陽縣長，網羅殘匪，派回耒陽，盡興破壞活動，被解放軍全部消滅。段人範只好跑到臺灣，於1987年病逝，終年88歲。如此一個壞人，反而高壽，真是好人命不長，壞人活千年。但段人範的名字，跟谷樂軍等國民黨偽縣長一樣，只能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
俗話說,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耒陽自秦置縣，迄今2200餘年，縣太爺（縣令、知縣、縣長）起碼在700人左右，青史留名的的不過三分之一。這些縣長大人，除少數有劣跡外,絕大多數為耒陽百姓辦了諸多實事,帶來了福祉,並惠及子孫後代。耒陽現存的相關史志、文集，記錄了他們的功績。倖存的文物古蹟中，很多是他們造福百姓留下來的政績。他們是耒陽文化的傳承者，是一條悠遠的「文脈」之河，像耒水一樣綿長，流過昨天，澤潤今天，奔向未來。（朱文科）
在這裡，讀懂耒陽
歡迎關注耒陽社區（ID:leiyangshe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