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1940年春皖東摩擦前，中共中央對新四軍的抗戰戰略先後做出過幾次重大調整。從最初改編時提出的「保存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到開赴前線後強調的「獨立自主的敵後抗日遊擊戰」，再到六中全會後定位為「發展江南（浙、皖南、蘇南）閩粵贛遊擊戰爭之『產婆』」，基本還是立足江南、輻射東南的框架。江北指揮部獲準設立後，中央順勢提出以指揮部作為「華中武裝力量之中心」推動「發展華中」戰略，並要求皖南、蘇南抽調骨幹北上，便已是整體戰略格局的大逆轉。後經多方協商討論，中央為新四軍確定了「鞏固江南、發展江北、向東行動」的戰略方針。雖重視江北的特殊機遇，但三個方面基本上還是無分軒輊，直到皖東摩擦前，中央重劃各大區抗戰任務，大致為新四軍確立了江北、江南多線並重的敵後抗戰戰略。
關鍵詞：皖東摩擦 新四軍 項英 抗戰
作者簡介：李雷波，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
1941年1月15日，新四軍在皖南的戰鬥甫一結束，中共中央就向全黨高級幹部發布了關於項、袁問題的決定，指出：「還在抗戰開始，項英同志即與中央存在著有關政治原則與軍事原則的分歧。……三年（1938—1941）以來，項英、袁國平對於中央的指示，一貫的陽奉陰違，一切遷就國民黨，反對向北發展與向敵後發展，反對擴大新四軍，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其自己的機會主義路線。其所領導的黨政軍內部情況，很少向中央作報告，完全自成風氣。對於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發展到極不正常的程度。」當時距皖南大規模戰鬥結束僅隔一天，各方對事變的來龍去脈等許多情況還來不及搞清楚。中央匆忙作此決議，主要針對項英等人在新四軍發展戰略上的所謂「機會主義路線」。但對於這一「路線」是在何種情形下形成和發展的，並未提供清晰的線索。稍後中央軍委雖曾發文提及中央與項英之間的爭論片段，但多為引述己方論說，項英方面情況涉及較少。
學界對此也做過不少工作，釐清了一些認知誤區。但因受皖南事變後形成的「路線」敘事影響，多數討論集中於事變前一年雙方的戰略分歧，資料解讀上也不免帶有先入為主之見。因而，對1938—1941年中央與項英之間多輪互動的史實仍缺乏基本的梳理。本文試以「溝通與討論」的視角，重建1940年春皖東摩擦前中央與項英在時勢推移中針對不同戰略性議題往復討論的動態歷史進程，為理解新四軍抗戰戰略的形成、演變及雙方互動關係提供一個史實基礎。
一、最初的議題：保存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
盧溝橋事變後，中央向國民政府提出了保證，承諾「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以下簡稱「國軍」——引者注）」，奠定了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基礎。自此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的改編問題被提上日程。1937年8月1日，中央發布關於南方紅軍遊擊區的工作指示，強調在集中改編工作中，要注意「保存與擴大革命的支持點」，「嚴防對方瓦解與消滅與消滅我們的陰謀詭計與包圍襲擊」。恰在此時，南方傳來了何鳴部被繳械的消息。
7月，閩粵邊負責人何鳴與國軍一五七師達成改編協議，但在何將部隊帶往漳浦集中時，國軍卻以點驗為名將何部繳械，是為「何鳴事件」。8月4日，毛澤東急電葉劍英等，指出繳械事件「是極嚴重的教訓」，「各部都應引為深戒」。9月初，湘鄂贛邊代表在武漢談判時，「承認武漢行營派軍需主任、副官主任等許多人到部隊中去及其它許多不利條件」，更加引起中央的警惕。
9月14日，中央致電周恩來等，強調在談判中必須堅持「國民黨不得插進一個人來」，「駐地依靠有險可守之山地，嚴防暗襲及破壞，不要求駐大地方」等原則。毛澤東則電告林伯渠，鄂豫皖的「部隊不要集中，依原有區域分駐」，「時時警戒，不要上國民黨的當」。在此形勢下，項英關於南方各遊擊隊迅速集中的言論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9月27日，項英在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講演中講道：「（南方）同人遵照共產黨宣言，以江西為中心的各個邊區已正式宣布取消遊擊戰爭，放棄過去各種活動，並願將各部武裝改編為國家的抗日武裝，統轄於政府指揮之下，擔任前線殺敵之職責。目前正在各地集中改編。」隨後，項又以中央分局名義發表告南方遊擊隊公開信，謂：「餘遵照最近黨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遊擊戰爭，放棄過去一切活動，把全部遊擊隊改編為抗日救國的武裝，統一於國民政府之下，效命殺敵。各地接信後，立即聽候點編。」
看到項的言論，中央於10月1日發出關於南方遊擊隊改編的新指示，指出「南方各遊擊區是今後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是十年血戰的結果，應該十分重視他們」。各區遊擊隊完全集中，「對於我們是十分不利的」。談判時，可表示「原則上不拒絕集中」，但張鼎丞、何鳴、劉英部則「決不應集中」。而「項英同志似還不明白統一戰線中保持獨立性原則，似還更不明白不應無條件集中而應保持南方戰略支點的原則」，「他在南昌的作法帶著危險性」。次日，中央再電秦邦憲，要求「速電項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寧後並令其來中央討論。南方遊擊隊萬不宜集中，項英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國民黨的當」。
從「決不應集中」「萬不宜集中」的表述可見，「原則上不反對集中」僅是緩兵之計，中央真正的態度是反對集中。不過，這一新態度在執行中頗難操作。10月8日，秦邦憲等復電中央，承認保持南方遊擊區作為戰略支點「是絕對必須的」，卻又表示各遊擊隊長期保留原地「極困難」，因「各區實際上無大的根據地」，多為「流動之部隊，大多數現極分散」。他們建議各遊擊隊「似以集合成為一個軍，歸八路軍指揮為好」，「各地方仍可公開與秘密的留一部分武裝，保衛小根據地及發展革命運動」。
在此前後國民政府宣布葉挺任新四軍軍長，南方紅軍遊擊隊交葉調用。潘漢年密電中央，謂葉挺「在南京與劍英及博古同志接洽」，「急待我方答覆」。葉挺的參與，使本就複雜的改編更加糾纏不清。董必武認為「事關南部整個遊擊隊」，中央須從速定計。
10月15日，中央連發兩電，一則重申在鄂豫皖談判中「堅持獨立性」，一則表示葉挺可去指揮閩粵邊何鳴、張雲逸等部。毛澤東則致電秦邦憲表示，如新四軍可隸屬於八路軍，或葉挺願意恢復黨籍或完全受黨領導，「集中各遊擊隊之一部成為一軍是可以的」，集中的政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遊擊隊集中的障礙既已解決，中央此前對項英的批評也就自然消解了。在項準備去延安時，秦邦憲致電中央解釋，「因情況不明，項、陳在談判中有些不妥處，但總的方向是對的」，建議項到延安留中央工作。關於項英南昌講演言論偏頗的問題至此終結，直至皖南事變爆發後似未有人再提起。集中改編的大方向既定，如何「保存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就成了關鍵議題。秦邦憲在向劉英轉達中央指示時說，各遊擊區域是我們多年犧牲奮鬥建立的「革命戰略支點」，今後最重要的任務是將遊擊區轉變為「農民運動發展的支持點」，在統一戰線政策下開展周圍的「農民抗日運動」。這是一個兼顧二者的思路。
中央此時的考慮則是大部集中，小部留駐，最初的方案是「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於原地改為保安隊」。在項英抵達延安後，中央的新方案是「集中三分之二，保留三分之一」，在各遊擊區設立留守處。如此，在新四軍之外，以各地留守處為支點，構建起南方各省農民抗日運動的組織網絡，成為此期中共保存南方戰略支點的基本思路。
自11月起，項英在延安對南方三年遊擊戰爭進行總結，他在《解放周刊》發文稱，三年鬥爭最重要的成果是保持了「許多遊擊戰的支點」，「成為目前抗日戰爭中戰略的主要支點」。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又提交了《三年來堅持的遊擊戰爭》書面報告。12月13日，中央據此作出了關於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的決議，認為項英等人能夠「保存各遊擊區在今天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是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項英進一步表示，「各遊擊區將來要求得發展，須留三分之一的武裝，並儘可能多留些，不要絕對集中」。
會後項英返回武漢，傳達中央關於南方紅軍集中與留駐的基本精神。但進至具體執行層面，項注意到最大的困難不是「留駐」以保持戰略支點，而是「集中」去前線。他在給長江局的報告中提到，各區遊擊隊新兵佔半數，「缺乏抗戰動員」，受「建立根據地與部隊不脫離根據地等等」影響，「不免陷於和平駐防的現象」。目前急務是「以一切力量去動員和鞏固部隊，保證迅速出動，使它形成一支力量」。
1938年1月中下旬，項英在前往各地傳達部隊迅速集中的指示時，愈發覺得「集中」是個難題。他電告中央，各遊擊區因政治動員不夠，普遍表示很難集中開赴前線，「張（鼎丞）部只集中一團即開」。在準備開拔的部隊中也「發生不斷的逃亡現象」。項英決定先將鞏固部隊作為中心工作，以全力推動部隊集中開赴抗戰前線。至於地方工作，項英強調黨組織應利用合法名義、採取秘密方式防止國民黨的破壞。所謂合法的名義，主要指新四軍在各地所設留守機構。
在實際推動遊擊隊集中的過程中，各地基本都按中央要求以留駐部隊為基礎設立了新四軍留守處或通迅處。東南分局報告說，張鼎丞方面留有一連人，湘贛、閩北、浙江、閩東均有兩班人以上，其他特委都留自衛槍枝，而各地新四軍通訊處的成立，也使黨組織有很大的發展。此後新四軍駐各地留守處大都成為「黨的唯一活動的機關」，各級幹部也以留守處人員身份向地方當局備案，獲得合法身份。
據統計，截至1938年4月南方各遊擊區陸續建立了33個辦事機構。這類以各種名義設立的留守機構，大體構成了新四軍「堅持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的合法性建制。或因對南方革命戰略支點的重視，中共自始即反對將新四軍集中全數過江北的要求，甚至放棄了將其隸屬於八路軍的方案。而以新四軍及其留守機構保存南方革命運動戰略支點的思路，在很長時間內也影響了中共對新四軍戰略方向的基本判斷。
二、戰略定位：立足江南兼顧閩粵贛之抗日遊擊戰
對分散於南方各省的紅軍遊擊隊，國民黨最初的設想是將之集中開到江北並與八路軍合併，企圖徹底拔除中共在南方的據點。蔣介石最初在召見葉挺時就表示，「你們（新四軍）決不能在江南」，後更「指定陝北地區為該軍集結地」。項英回顧，新四軍成立前後「國民黨軍事當局是要調他到山西受八路軍節制」，但中共的條件是「以新四軍參加東南戰線，不北調」，雙方「折衝結果行動地區是在江南」。據此，新四軍最初的戰略定位就在江南。
1937年11月，經過與項英等人的討論，中央確定新四軍的基本任務是在閩浙兩省集中，以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原則參戰。12月政治局會議後，中央提出長江以南各支隊向東開，仍是集中閩浙的思路。項英南返後要求中央多派浙江幹部，即是為了準備在浙江的行動，其基本方案是傅秋濤率部與陳毅、關英等會合，在皖浙邊作戰。
1938年1月8日，新四軍的編制、經費等由何應欽正式核定，歸陳誠指揮，並經與顧祝同商議，確定集中徽州巖寺。14日項英向中央報告了各部向皖南休寧、徽州一帶集中的情形。兩日後，他又提交了一份新的出動方案，即第一、第二支隊先期集中於浙西「開化與遂安之間」，「依靠天目山脈向宣城、廣德及吳興之線活動」，將來「以一部分由茅山山脈深入宣城與南京之間地區活動，發動群眾」。第三支隊集中於浙中處州、東陽間，依靠會稽山脈活動。這是目前可見最早關於新四軍向茅山活動的戰略規劃，但其主力集中點均在浙境。
毛澤東同意到蘇浙皖邊發展遊擊戰爭的原則，並指出「目前最有利於發展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即以溧陽、溧水地區為中心，向著南京、鎮江、丹陽、金壇、宜興、長興、廣德線上之敵作戰」。毛強調注重蘇南敵後茅山一線的戰略機遇，正是對項英意見的肯定。後經多方討論，挺進蘇浙皖邊逐漸成為新四軍的重要共識之一。葉挺在給朱德、彭德懷電中說，「蘇浙皖邊山陵起伏，湖渠縱橫，群眾條件亦好」，新四軍集中後以有遊擊經驗之指戰員加以堅強領導，必能推動東南形勢之好轉。
當國民黨下令讓新四軍避開浙境，由皖南直出南陵時，項英就不免憂心。3月18日，項電告中央，蔣介石令新四軍集中青陽出南陵，依大茅山脈向蕪湖、宣城行動，「顯系借刀殺人」，因「如去茅山，應由廣德、宣城或廣德與安吉間插出，不應出南陵」。實則，不論廣德、宣城還是廣德、安吉，都更接近天目山。項反對出南陵，因為此線脫離了向蘇浙皖邊行動的設想。毛澤東卻認為不妨向南陵移動，因日軍進犯長江上遊時，南陵據於敵之側後「正好活動」。
4月，新四軍在巖寺點驗完畢，準備依南陵路線開赴蘇南敵後。顧祝同上報新四軍作戰方案說，「擬令該軍於漾日（23日）由巖寺經涇縣推進至南陵附近，爾後即向當塗、溧水、天王寺、丹陽、鎮江、南京一帶地區從事遊擊」。項英回顧，「隊伍點驗過了，彈藥裝備也補充了一些，已得到一個短時期的休養和教育機會，而任務規定的命令也來了，是在南京以南的不大地區中進行破壞鐵路公路，擾擊敵人」。項此時雖仍有疑慮，但中央已決定要新四軍迅速挺進敵後了。
5月4日，毛澤東電告項英，國民黨固「不懷好意」，但目前急務是「服從他的命令，開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在偵探部隊出去後主力就可跟進，「在廣德、蘇州、鎮江、南京、蕪湖五區之間廣大地區創造根據地」。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後，「還應準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渡江進入江北地區」。與項英所關心的行進路線不同，毛更關注行動本身的自主問題。
隨後，中央賦予新四軍的戰略任務，是利用目前形勢積極主動深入江南敵後，大力發動與組織群眾，建立地方黨組織，團結無數的遊擊隊在自己的周圍，解決自己的武裝與給養，在長江以南創立一些模範的遊擊根據地。中央的意圖是新四軍主力三個支隊全數東開，挺進江南敵後。
5月底，陳毅率第一支隊經南陵東出，挺進蘇南。出發前軍部指示：「我們活動的地區是交通發達廣大平原而多川河湖泊的地帶，其中茅山山脈雖蜿蜒境內，但僅屬許多小山」，「本軍素質以山地遊擊見長，缺乏平地河川戰鬥經驗以及與近代裝備的敵人作戰的經驗，這是我們的弱點以及目前困難的地方」。陳毅到達蘇南後，也發現「茅山完全是一個童山，在遊戰的地形意義上完全不合乎我們的要求」。這些新生的問題不免對軍部的決策產生影響。
很快，項英在軍部和三支隊後續部署上形成了自己的主張。6月15日，項報中央，謂：「軍部及三支隊（以〔欠〕一營）位置於南陵至涇縣間山地整訓隊伍，以大力爭取這一帶群眾，準備以太平（不含）與涇縣、青陽、南陵之間山地為根據地，後方已移至這一區域內。如敵前進即可依據這一地區在敵人翼側活動，並在某種情況下，即可派一部隊伍到天目山脈和仙霞山脈發展遊擊戰爭。」項在給陳毅電文中也說：「我們計劃在皖南要建立一個根據地，這在戰略上非常重要」，「故部隊不宜全部出動」，「目前除你的及二支隊主力出動，其餘暫留此地幫助建立根據地，以備將來成為發展的基本力量」。
項英關於在皖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不同於中央指示。中央設想是以新四軍全部進入敵後，伺機向江南東路甚至江北一帶拓展空間。項則主張分兵於皖南山地，以此為支點在日軍前進時作側翼活動，在浙江淪陷後向東南山區挺進。從戰略上看，皖南靠近抗日前線並處在國軍與日軍之間，形勢不利。但如浙、皖淪陷，亦可依託皖南山地向東南天目、仙霞兩山拓展戰略空間。
依據新部署，新四軍分成主力和後方兩部，並在戰略上形成輻射蘇浙皖贛四省的局面。袁國平在家信中說：「本軍主力已挺進出去，活動於京滬杭地域」，「我們率一部在安徽之南陵前線，大概南陵、太平、涇縣這三縣將為本縣〔軍〕之後方」。即使戰況變動，「亦將堅持在敵後行動，將來蘇浙皖贛這一廣大地域均為我們之活動場所，目前後方在皖南，主力在宣城、蕪湖以東及浙贛路以北」。至此新四軍的部署基本確定下來。
中共六中全會作出「發展華中」的戰略決策，但此規劃最初主要是為八路軍南下制定的一套方案，與新四軍關係並不大。10月31日，項英在新四軍黨員積極分子會議上傳達中共六中全會精神。關於「發展華中」，他提到：「武漢失守後，華中、華南的淪陷區域更加擴大了，我們要在這些廣大的淪陷區域裡發展各種工作，發動人民，武裝群眾，大大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創造大江南北的抗日根據地。」但除此一般性傳達外，並無更多內容。
次日，該會呈報給中央的保證書中說：「（新）四軍黨的積極分子會聽了項英同志關於六中擴大會總結報告後，全體同志表示完全一致同意和擁護。」為使一切領導方式、工作方法與工作作風適合黨的新政策，提出三項中心任務：1.「努力爭取前線抗戰更大勝利創立江南抗戰根據地」；2.「努力深造和壯大新四軍成為第二八路軍」；3.「團結江南一切反〔友〕軍與廣大人民，堅持江南抗戰」。顯然，根據六中全會精神而確定的新四軍新任務，仍立足於江南。
不過，此時國民政府對中共在敵後的迅速發展已有極大戒心，江南更是重點限制區域。11月24日，項英電告中央，國民黨將新四軍限制在「丹、鎮以南，當、蕪等靠江一線的狹窄淪陷區」，「我為顧全大局暫取退讓」。又謂江南「三戰區劃我僅丹、鎮、句容（南京）、當（塗）、蕪（湖）、南陵、繁昌（系川軍地不能去）等情，並以縣界為準且形［成］一條線，中間又被敵隔而不相連」，但「江北由［合］（肥）、舒（城）、桐（城）、（安）慶線無友軍，均為我活動範圍」，是極好的發展區域。項英提醒中央，新四軍應抓緊皖中舒、桐一線的發展機會，但中央對此另有考量。
12月1日，中央復電項英，明確表示：「新四軍應成為江南（包括浙、皖南、蘇南）閩粵贛遊擊戰爭之產婆，一如八路軍在整個華中、華北、西北一樣，而不應只顧現在的狹小地區。因此，新四軍有供給上述地區遊擊戰爭幹部之必要。否則，重要幹部既為狹小地區及部隊人數的限制，而不能發揮其才能，其他地區黨又因有經驗幹部之缺乏而不能開展武裝工作。因此希望調此〔些〕幹部給閩浙贛地方黨以成立和領導新的武裝。」這是六中全會後中央關於新四軍戰略定位最明確的指示。顯然，新四軍以江南為中心向東南發展，而江北所歸屬的「華中」則由八路軍負責。
1939年2月，周恩來為葉挺在新四軍的職權問題來到皖南。隨後周在軍部作《目前形勢和新四軍的任務》的報告，提出：「我們在江南敵後地區確定發展的方向，有三個原則：1.那個地方空虛，我們就到那個地方發展。2.那個地方危險，我們就到那個地方去創造新的活動地區。3.那個地方只有敵人偽軍，友黨友軍較不注意沒有去活動，我們就到那裡發展。」統觀整個報告內容，周所談方向基本限定在江南敵後地區，與中央關於新四軍立足江南、輻射東南的戰略定位是一致的。
三、發展華中：江北發展方案的討論與調適
截至1939年春，新四軍主力基本立足於長江以南，軍部與江北部隊的聯絡十分有限，更談不上實際的領導，由高敬亭直接領導的第七團則是尚待解決的難題。高敬亭部問題的核心，是拒絕中央與軍部關於四支東進的指示，排斥黨派往該處的政工幹部，甚至發生過驅逐戴季英等人的嚴重事件。後來張雲逸北上也未能解決高部東進問題。張向軍部報告說，高敬亭「對黨及軍部極不滿」，「生活腐化討小老婆」，「對人說以後只準稱高支隊，不準稱新四軍」。在江南限制日緊的形勢下，項英逐漸將目光轉移到江北高部領導關係的處理上來。
3月，項英電告中央，「高敬亭顯然進步極慢，對東進至今懷疑，對執行黨的路線可說極差」，但「若操之過急，又會生變，而且無效」。他建議安徽省委聯合戴季英等共同推動四支隊的轉變。為就近解決高敬亭問題，軍部還決定由軍長巡視江北。29日，葉挺以巡視名義向蔣介石提交了設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的請示，隨即獲準。江北指揮部獲準設立，為解決高敬亭問題創造了條件，也使新四軍在江北的發展有了更廣闊的政治空間。
4月15日，袁國平電告王稼祥：「過去一年的工作完全偏重江南，對江北四支隊鞭長莫及，很少給他們以幫助和指導，這是一個大的損失。今年以來，已開始與江北建立比較經常的通訊關係，最近蔣委員長已批准我們在江北建立指揮部，葉軍長擬親去巡視，刻正準備大批政工人員去，以加強四支隊領導。就目前情形看，江北環境無論敵情、地形和友軍關係都比江南要好，所以我們以後應該更多注意加強江北。」
如何用「江北指揮部」的題目做好「發展華中」的文章，中央、中原局和皖南軍部都在積極籌劃。軍部一則要求四支八團政委林愷到部述職，一則預備以葉挺率大批軍政幹部北上。為使江北軍事力量連成一片，軍部還提議準許豫東彭雪楓部「擔任蘇魯豫皖邊境遊擊戰」，以便與張雲逸部聯絡。4月20日，軍部連夜召開軍分委會議，討論江北指揮部的組織架構、人員配備等問題。隨後，以項英的名義向中央呈報詳細的江北工作方案，其要點為：1.發展戰略上，「向北、向東發展」，力圖控制津浦、淮南兩路；2.政治上，「以鞏固擴大統戰為主」，減少「阻礙和限制」；3.對地方武裝，「爭取由政治上達到組織上領導」，不採取吞併辦法；4.民眾運動「以合法的合作方式」為主，求得擴大；5.「目前不宜提出創造皖東抗日根據地的口號」，否則「使同盟者害怕，而對我更防範和限制」；6.八團與江北遊擊縱隊改編為三個團，成立五支隊，羅炳輝為司令、周駿鳴為副；7.江北指揮部以張雲逸為主任、賴傳珠為參謀長；8.組織江北前委，以張雲逸任書記，羅炳輝、賴傳珠、周駿鳴、林愷、戴季英、郭述申為委員，直屬新四軍軍分委；9.準備將二支四團陸續調江北作為骨幹。
幾乎同時，中原局代理書記朱理治也提出了一套江北工作方案。朱報告中央：「江北指揮部建立後，中原局為便利與密切領導，請胡服同志到鄂豫皖邊區來，中原局領導機關可與指揮部同時行動。（張）雲逸同志去中原局，併兼中原局軍事部長。在（鄭）位三、（郭）述申、（戴）季英三人中提一任江北政治主任，另派副主任助之。江北指揮部設五個縱隊：以原有七團及其他部隊為一縱隊，四支隊提一進步團長任司令，周、林所屬之八團為二縱隊，周（駿鳴）、林（愷）任正副司令；季英所屬之三縱隊不變，提議調江南三支隊參謀長趙凌波任第三縱隊副司令，正為雪楓。汪易〔少川〕為四縱隊，（李）先念為五縱隊。」
對高敬亭，朱為中央劃三策，「推動他到延安學習或另擇地養病為上策；給以副指揮名義，四支隊改名為縱隊由其他同志帶為中策；與廖磊談高枚〔敬〕成〔亭〕支隊，戴（季英）仍留在高部，或以不執行省府命令撤銷高職務，為下策」。這是中原局提供的工作思路。
延安此時也在密集討論華中問題。4月12日，劉少奇在書記處會議上報告，華中「我黨領導的新四軍四支隊名義不大；黨的組織基礎不強，特別是在敵後薄弱，黨的組織分布不能適合黨的需要，但國民黨的組織基礎較強；華中遊擊戰爭之發展在華北之後，摩擦較多」，華北的經驗不能簡單搬用。毛澤東聽後表示：「現在全國共產黨與遊擊戰爭的主要發展方向是華中。」江北指揮部獲準成立，為中央調整「發展華中」戰略部署提供了重要契機。
4月21日，中央發出最新指示，謂蔣介石已批准新四軍在華中成立指揮部，「我應利用此機會來作發展的布置」，指揮部「應成為華中我武裝力量之領導中心，除指揮我原有武裝外，更有建立及發展新的隊伍之任務」。故江北「僅雲逸同志還不夠，應有大將主持」，「或者項英同志來華中，把新四軍直接領導交託葉、陳、袁等同志，或者調陳毅同志來華中主持指揮部」。新四軍在江南者僅萬餘人，發展前途又受大限制，許多大員僅指揮數千人，實不符合其才能之發展，「希望東南局及新四軍領導同志顧全全國局勢及華中之重要，抽調大員及大批幹部到江北」。
對比上年12月1日的中央指示，同是指出皖南幹部才能受限，但戰略方向已完全不同。前者要求新四軍主要向南，此時則要「抽調大員及大批幹部到江北」。顯然，為抓住江北的新機遇，中央關於新四軍的戰略定位，由南向北來了一個大逆轉。不過，對軍部提出的「江北前委」方案，中央不甚贊同，而是採納朱理治建議由中原局向指揮部靠近。中央此意似在打通江北中原局與新四軍的管轄邊界，嘗試由中原局指揮新四軍江北部隊。
依此思路，中央提出把「創建皖東抗日根據地」作為中心任務，表示：「我黨我軍在皖東的中心任務是建立皖東抗日根據地」，「固然不應空喊這一口號，但也不必把這任務秘密起來」。這份指示是針對項英提交的江北工作方案立論的。但不知為何，此電兩周後才被軍部收悉。
5月9日，項英將江北指揮部的編制與幹部呈報軍委，仍以張雲逸主持。在收到關於創建皖東根據地的指示後，項表示「廿四日電才收到，已轉蘇南及江北遵行」。但對於皖東根據地，項英明確提出異議，謂「不管錯與不錯，我的意見應向中央提出」。他的意見共七條，要點約五項：首先，「江北目前中心是積極開展遊擊戰爭，開展統一民運並擴大部隊建立根據地之必要基礎，同時為爭取高部必要條件」；其次，「目前部隊質與量同時增加，不適單純擴大，否則對五路軍與地方統戰不易建立，擴大因〔與〕給養有關」；第三，「敵人均在西路，要打敵人必須在西路活動並爭取勝利，將政治地位提高，影響擴大」；第四，「今天江北不在張揚，而在求實利與實效方面」；最後，項認為解決「高敬亭問題」是推動江北之關鍵。
在此期間，江北指揮部已在葉挺、張雲逸的主持下成立，設立隸屬於新四軍軍分委的江北前委，著力解決高部東進問題。5月，高敬亭再次拒絕東進，繼而又發生「楊、曹叛逃事件」，震動江北。為維護華中大局，中央默認軍部的江北部署，未再堅持「中原局機關與江北指揮部一起行動」之設想。6月，高敬亭因「楊、曹叛逃」事被扣押，對他的批判隨後升級為「反高鬥爭」。20日，江北指揮部在合肥青龍廠召開公審大會，以「七大罪」開除其黨籍、軍籍，24日執行槍決。高敬亭問題的解決，給新四軍在江北的發展塑造了全新的態勢。
8月20日，項英總結高敬亭問題的處理以及江北工作的得失，謂「此次解決高敬亭，葉最堅決，起作用很大」。但江北部隊的問題很多，如「大量擴兵買馬擴大，幹部甚弱」，「經濟萬分困難」，「在地方籌措給養影響壞」，給江北的統戰帶來不小壓力。項對江北統戰的強調，在安徽當局較開明的情況下，對於避免兩部衝突具有一定的適用性。但在國民黨「限共」政策不斷加碼、中央又不斷加力「發展華中」的形勢下，和緩式策略就顯得不合時宜了。
四、凝聚新的共識：關於新四軍江南主力北上的討論
1939年8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籤訂後的國際形勢，得出關於「中國目前可以說到了相持階段」的新結論。在此階段中，日軍將停止對中國的戰略性進攻，以河南為中心的華中敵後抗戰部署不得不徹底轉換。周恩來在會上談新四軍的發展方向時，提出了「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的方針。中央接受此議，並表述為「鞏固江南、發展江北、向東行動」。不論何種表述，江北成為新四軍的重要發展方向。
為加快發展華中，中央派劉少奇再度南下。9月15日，劉自延安出發，於10月上旬到達河南竹溝中原局駐地，隨後又率中原局機關抵達彭雪楓部所在地安徽渦陽新興集，在此提出了向江蘇北部發展的新規劃。他電告中央:「蘇北之食鹽仍不斷用小車運至內地，每日有數千輛小車到肖縣、宿州一帶運鹽，如果我們能控制鹽道，即可徵收大批鹽稅並可能拿到私貨，財政可解決」，建議部署主力部隊「越過津浦路東去創造蘇北根據地」，「到蘇北我們流動性更大更可放手」。
11月19日，根據劉少奇的建議，中央擬制了華中戰略總方針，即「整個江北的新四軍應從安慶、合肥、懷遠、永城、夏邑之線起，廣泛猛烈的向東發展，一直發展到海邊上去，不到海邊決不應停止」，皖南軍部應向江北輸送大批青年及有經驗的中下級幹部。項英電告中央，已命葉飛、張道庸率領江南老六團及四團一部由揚中過江，挺進天長，打通與皖東的聯繫，必要時還可由一、二支隊抽調，但皖南僅三個團「不便抽調和減弱」。
12月初，劉少奇率中原局到達江北指揮部駐地皖東定遠藕塘鎮，經考察發現四、五支隊減員很嚴重，其「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據地的觀念甚微弱」。據此，劉認為皖東已經失去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最佳時機，目前「有大發展希望的地區是在江蘇北部」。建議以七團、八團及無為遊擊隊堅守皖東，其餘九團、十團、十四團及十五團悉數渡淮北上，配合彭雪楓部向蘇北大發展。以皖東為中心將「中原局與東南局聯繫以至打成一片」已不可行，新計劃是把淮北、蘇北及魯南連成一片。
看到劉少奇的新江北計劃後，項英提出了疑慮。他表示蘇北發展固為目前方針，但仍應考慮輕重緩急。如急進，就要準備與韓德勤直接衝突，否則是否可考慮從蘇魯邊開始，取緩和辦法向南推進。揚東地區可由陳毅與李明揚、李長江合作達成目標。若江北決意攻韓，江南「僅自衛原則不夠」，因「將來江南主力非限於小範圍自衛方式所能應付」。項還認為，在將來任何情況下都須「獨立開展南方局面，以與北方配合」。倘江南有事，四軍「非轉移他處不可」，又「非戰鬥不能打開局面」，「衝破包圍，非有相當力量不可」。
12月27日，中央整合各方意見出臺整個華中及江南的指導意見，指出華中應「以淮北之皖蘇地區為主要發展方向」，四、五支隊應酌抽部隊過淮河，皖東地區以鞏固原有武裝及陣地為主。皖南需抽調幹部及武裝到江北，蘇南陳毅部抽有力部隊過江，「發展揚州以東」。東南局應注重皖浙贛邊，以便在「將來極不利局面下」，軍部「有江北及皖浙贛三省邊界的兩條退路」。所謂將來極不利局面，是預想國民黨全面降日並發動反共戰爭的最壞局面。透過此電，可見中央基本採納了劉少奇的建議，將發展方向確定在「淮北之皖蘇地區」。提出皖南主力在極端形勢下應準備兩條退路，即除北上外，還應準備南下皖浙贛。對此，項英基本表示贊成，只是考慮到北上目標太大，提出「如遇急變不能向北」的問題。毛澤東則強調皖南須積極準備渡江向北，因「蔣介石投降還不是馬上的事，你們還來得及準備」。
中央關於新四軍江南部隊的安排與其對全國抗戰形勢的判斷是聯繫在一起的。如國民黨繼續堅持抗戰，則江南新四軍孤處各友軍優勢力量之間，雖能堅持卻很難有大的發展。江北之淮北區，友軍力量薄弱，又有八路軍的配合，發展上更有利。若國民黨投降並與日軍聯合，則江南形勢更加兇險，軍部必須準備兩條退路，但以北上為主。這是中央強調發展淮北，並要江南退守江北的基本思路。不過，以皖東分兵淮北的方案隨後發生了幾度周折。
12月27日，劉少奇電告中央因受日軍進攻影響，決定暫時取消分兵淮北計劃。數日後，日軍攻勢緩解，劉重啟分兵計劃，表示「（目前）如有幾個得力的團，並我與海東、鄧子恢、譚希林等去淮河北岸，彭雪楓立即可以率四五個團的兵力向蘇北發展，直至海邊，並建立蘇北根據地」，建議從江南抽調一到兩個團到江北，並派陳毅或袁國平來加強領導。劉隨後專電項英，「希望從江南再抽調兩個得力團到江北並派一批幹部來」，然後江南北上部隊及皖東部隊向淮北集中，配合彭雪楓部「向江蘇北部深入，直抵海邊，爭取淮陰、鹽城以北地區，建立根據地並向鹽城徵收鹽稅，大大發展部隊」。此計劃需要軍部的大力協助，但項英顯然有自己的考慮。
1940年1月14日，項英召集新四軍軍分委與東南局聯席會議，共商新四軍發展方略。會議認為，在全國抗戰發展大局中，南方各省在政治與群眾基礎上均有利於我，在戰略上北方必須有南方之配合。因此，南方在可能發生的事變時應有一支軍隊作核心，以團結與領導各省群眾的鬥爭。軍事部署上，皖南與江南須組成兩個獨立的作戰單位，在不影響爭取蘇北條件下，由江南加強皖南，以造成此堅強之主力，歸軍部指揮。這種思路否定了劉少奇的提議，項隨即電劉表示「你的指示確難遵行」。
收到項電，中央覺得軍部的思路有明顯不妥之處，遂囑王稼祥擬電加以糾正。王在指示電中明確指出：「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六中全會早已共同確定，後來周恩來到新四軍時，又商得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一致意見。」至於皖南主力的退路，「即使全國發生大事變後，新四軍能否向南發展，向皖浙贛大活動，抑或應過江向北，要看今後的形勢來決定。假如全國『剿共』，則我們可以向南，假如前途是國共劃界而治，則我們不宜大舉向南，而宜向北，以求與蔣隔江而治，所以新四軍的退路有二：一為皖北蘇北，一為皖浙贛閩交界地區。現在兩條退路都要準備，但最後採取哪一條路要到那時才能決定」。
如前所述，六中全會並未確定「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這不免削弱了此電文的說服力。在新四軍向北發展方針及皖南退路選擇上，中央顯然是要糾正項英的某些認識，但在調兵問題上採取了調和態度。中央態度既如此，劉少奇也只能解釋說「這裡我們內部的情況相當困難，一切均在審慎處理中，均系採用說服和解釋的方式，不是盲目從事的」，「項英同志對整理四、五支隊的意見是正確的，我們正在研究和執行中」。
中央既不反對江南擴充的計劃，項英便向中央提交了在蘇南東路「力求擴大的計劃」，並稱「東路甚富庶」，「又是國黨力弱地區」，「對我發展甚有利」。但中央認為此舉未能抓住主要方向，「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機，但仍非力爭江北不可；須秘密準備多數渡口，為緊急時用」。可見中央對江南新四軍的真正意見還是敦促其向北。
不過，形勢的發展瞬息萬變。就在強調新四軍主要出路在江北後數日，中央關於抗戰戰略的思路又發生了重大轉變。起因是汪精衛對日密約被公布以及蔣介石告國民書的發表，此二事扭轉了中央關於蔣介石可能降日的判斷，認定全國性抗戰不但仍將繼續，而且「必有一個發展」。對新四軍而言，既然排除了蔣介石投降的可能，北上的問題便不再急迫，蘇南、皖南之發展就可以考慮了。
2月10日，在分析國民黨內「歐美派資產階級」不願投降的形勢後，中央指出八路軍、新四軍的任務是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於共產党進步勢力管理之下」。新四軍的戰略任務調整為：陳毅部猛烈發展蘇北，擴大軍隊2萬至3萬；留在江南者一直發展到淞滬、滬杭、蘇嘉三路全線，並超過滬杭路直達海邊，擴大軍隊3萬至5萬；皖南鞏固現有陣地，建立政權，力求擴軍。
新方針雖仍要求陳毅部發展江北，但對皖南、江南的工作思路已完全改變。非但不再強調退路的問題，在蘇南東路甚至提出了比蘇北更宏大的發展規劃。此電實已修改此前對「發展江北」的重點強調，調整為江南、江北多線並進的發展策略。自劉少奇二入華中，項英與中央、中原局之間關於新四軍主力北上的分歧與討論，至此告一段落。
此次中央總體戰略的轉向，促使新四軍各部採取更為積極的發展策略。但隨著新四軍在皖東、淮北的大發展，皖省李品仙、蘇北韓德勤開始採取強硬政策。進入3月，李率先在皖東挑起反共摩擦，新四軍則針鋒相對，引發江北兩黨正規軍首次大規模衝突。約略同時，八路軍發動磁武涉林戰役，在華北圍殲中央軍朱懷冰部一個師，兩黨軍事摩擦空前升級。為此，蔣介石制定了軍事、政治兩手策略壓迫江北新四軍撤至江南，皖東頓形緊張。
對此，中央的基本對策是派八路軍南下增援，但考慮到國民黨「有可能利用其優勢兵力向新四軍軍部地區進攻」，還提出軍部及皖南部隊「萬不得已時可向蘇南陳支隊靠攏，再向蘇北轉移」。至此，因孤處國軍第三戰區優勢兵力之間，軍部及皖南主力向江北轉移的問題被再次提了出來。在此情勢下，中央關於有條件地放棄皖南、轉移主力經營江北的戰略架構也就逐漸確立起來，直到皖南事變爆發。
五、結語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曾指出抗戰的戰略指導並不是要造出一部一成不變的戰爭計劃表，而必然是要隨著形勢變化不斷調整的。故探討新四軍抗戰戰略應有相對長時段的觀察視野，才能理解其形成及演變過程。具體而言，從最初集中改編時中央所強調的「保存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到正式開拔後強調「獨立自主的敵後遊擊戰」，再到六中全會後定位為「發展江南（浙、皖南、蘇南）閩粵贛遊擊戰爭之『產婆』」，新四軍抗戰大體還是立足於江南併力圖輻射東南的。項英提出向天目山、仙霞山發展的規劃以及葉挺到廣東打遊擊，都可以在此框架下進行認識。
然而1939年春江北指揮部獲準設立後，中央順勢提出以指揮部作為「華中武裝力量之中心」推進發展華中戰略，要求江南新四軍派大員及骨幹力量北上，便已是整體戰略格局的逆轉。後經多方協商，中央最終為新四軍確立了「向北發展，向南鞏固、向東作戰」的發展方針。在此框架下，中央雖強調「向北」的發展機遇，但總體上還是三方無分軒輊，到皖東摩擦前則基本確立了江北、江南多線並重的發展策略。項英等對皖南的堅持、對江南東路的規劃以及劉少奇的江北新規劃，皆可納入此框架下理解。不過，隨著1940年春皖東摩擦及國共兩黨軍事衝突烈度的升級，中共中央逐漸形成有條件地放棄皖南及江南主力北上大力經營江北的戰略架構。
通過梳理中央與項英等在不同時段針對各種戰略性議題的溝通與討論，可以發現隨著形勢變化，各方對時勢的研判是不盡相同的，在溝通中解決分歧是常態，而建立在這些研判之上的戰略方針更是在不斷變化的動態歷史進程中逐漸凝聚的。換言之，從較長時段看，中央對新四軍的戰略指導方針並非一成不變。說到底，任何戰略決策都依託於對形勢的研判。形勢的變化必然要求戰略方針隨之改變，這或許也是理解新四軍抗戰戰略形成及演變的一個基本點。
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