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清代詩人袁枚寫的《馬嵬》一詩後，頗有感慨，因為該詩可謂眾多寫馬嵬坡詩中最有名的一首，詩曰: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裡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
馬嵬坡因唐代設立驛站和「馬嵬兵變」而留名史冊，公元755年，安史之亂暴發，唐玄宗和愛妃楊玉環西逃途中，行至興平馬嵬，將士們因痛恨紅顏誤國，導致江山淪陷，一致要求玄宗賜死罪魂禍首楊氏兄妹，隨後軍士們誅殺了楊國忠，玄宗無奈只得賜死楊貴妃。五十多年後，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根據李楊故事寫成千古名篇《長恨歌》。今天筆者想探討的是:唐玄宗和楊貴妃之間真的象《長恨歌》中所說的那樣，存在真正的愛情嗎？愛情做為男女之間一種神聖的情感產物，它是有一定的內涵和意義的，白居易《長恨歌》其實採取了一種諷喻的態度，作者卻用溢美之詞大肆渲染，極盡誇張讚美，以致千百年來誤導人們，李楊之間是有純真的愛情的，而事實呢？唐玄宗奪子之妃為己有，與其年齡相差34歲，這在古代男女十五六歲成婚的現實下，可以說是兩代之隔，即爺孫之戀，愛情是存在性的成份的，那麼就可以說，這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什麼愛情，無非是帝王靠淫威強行佔有，楊玉環懾於一個女人的無奈只能從之，至於霓裳羽衣舞跳得好，也無非是為了取悅於君王，有誰會站在她的這個角度考慮她的「性福」感，用今天我們換位思考的方式衡量一下，這其實根本就是一個殘忍的結合。
袁枚在《馬嵬》一詩中，含蓄地表示了對《長恨歌》觀點的反對，把關注的焦點移向普通老百姓，用同情和悲憫的態度表達了對人民的關愛，當然白居易為統治者唱讚歌的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寫於公元806年的《長恨歌》，正是白居易在唐德宗(唐玄宗的曾孫)時期的周至縣尉任上，「在人屋簷下，怎敢不低頭」，不過這並不影響他大詩人的名望，《長恨歌》唯美的語言敘述和文後「在天願做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的美好願望，也表達了他對天下普通男女在追求愛情的一種寄託，從這點上來說，《長恨歌》仍不失為一篇千古名作，也有其正能量意義的一面。
楊貴妃委身於唐玄宗，只能說明中國古代婦女地位的低下和封建禮教的愚昧，二人之間可以肯定地說是不存在真正的愛情的，充其量只能算一個藝術的好搭檔，一個能編曲，一個善舞蹈，是一對音樂的合伙人，所以那些以李楊故事為典範宣揚愛情的論調可以休矣。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表現在精神和感官上的，李楊之間愛的有無於後世來說，已成為一種美好的寄託，對於年輕貌美的楊玉環來說，若無宮庭制禮和身邊宦官的監護，會不會出軌也是很難說的，前有武則天開放的情感生活為例，後有諸多公主皇后的放蕩在側，楊貴妃怕是很難把持住自己的。
近讀莫言關於人的欲望評述一篇名文，大家不愧是大家，敢於直言人的貪慾對權力，金錢及美色的攫取，這裡單說一下人對色與性的欲求，其實，無論男人還是女人，只要是肉體凡胎，對色與欲的需求完全是正常的生理現象，不過在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裡，統治階級對人的這一正常生理需求壟斷或控制，使得人性不能公平的釋放，女性的性權力被男權思想壓制甚至摧殘，導致幾千年的人間悲劇，這其中，唐玄宗和楊貴妃之間的結合，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只願人們從此走出《長恨歌》帶來的思想誤區，正確評估唐楊之間的關係。也願此拙文非多此一舉或說「閒的沒事幹了，找古人的毛病」。
作者檔案： 薛文德，陝西興平人，1990年開始發表作品，在全國各地報刊和原創平臺，今日頭條，中國煤炭網等發表詩文二百餘首(篇)，曾獲全國農民讀書徵文二等獎和其他各項文學獎勵十餘次，系陝西農民詩歌學會會員，興平作協會員，理事。現在陝北神木紅柳林煤礦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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