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太學萌芽於先秦時期，太學和其他機構混雜在一起，非單獨存在，到西漢漢武帝時期才成立正式獨立的太學，主要教授儒家經典，培養的太學學生優異者將會選拔為官員，是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
漢光武帝也是太學生出身，對此深有感觸，建立東漢後就開始重新修建新的太學，為王朝培養有用的人才。
東漢進入太學的人也是有一定的原則的，一般的人不能隨便進入太學上學的。東漢時期明確規定進入太學學習人員的要求：第一，年薪超過600石的官員子弟，包含600石的官員子弟。相當於現在的縣級官員的子弟，司馬遷任職的太史令就是600石的官員。第二，郡國高材明經者，也有國家明經考試落第的人。明經指的是通曉經書的人才，有下面的郡縣或者郡國推薦，也有參加國家考試落第的人員。第三，郡國學明經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經地方選送可入太學。
東漢的太學生大都是官宦子弟，也有較少的貧寒家庭的人員。太學生的附屬人員也可參加旁聽，也就是旁聽生，這些人如果通過考試也可以任命官員。相當於現在勤工儉學的附屬人員。官僚子弟有俸祿，生活比較滋潤，而貧寒的學生很多都要靠自己來解決上學問題。
劉秀
通過太學的教育，為王朝培養了一批儒家學者，有很多進入到官僚系統任職。東漢時期採取兩年一考試的辦法選拔官員，不同於西漢時期的一年一選拔，選拔的方式就是考試，當時稱為策試。考試分為甲乙兩種，考試的老師選擇題目讓考生回答的稱為「對策」，這一題目形式固定；第二種則是由學生自己抽取考試題目回答，稱為「射策」，參加不同的考試選任的官職也是不同的，後者明顯要高於前者。
東漢漢桓帝時期，將策試分為上、中、下三等，按照考試成績分等級，授予不同的官職。
太學的目的就是宣揚儒學，為國家培養有用的人才。
東漢太學生運動和太學的衰微。
東漢前期，太學經過大力的修建，太學最昌盛時期學生達到三萬人，聚集了王朝不少的精英人士，為東漢的發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太學作為全國的最高教育機構，在建立之初就不單純是一個學術機構，而是和政治緊密相連。西漢時期就有太學生聯合起來抗議王朝對一些政治人物的處理，顯示了正義的一面，王莽為了篡權，收買了一大批太學的學生為他搖旗吶喊，顯示了黑暗的一面。
王莽
東漢末期，宦官專權，外戚幹政，雙方交替登場，官僚腐敗，最大的體現就在選拔官員上。東漢時期的選官制度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舉孝廉，東漢時期王朝推崇孝道，這是選拔孝順的人加入到政府中來；第二種是察舉，是由地方考察、選拔的人才推薦給上級或者中央政府，考核後任職；太學生選拔的官員則稱之為「學選」。
東漢末年的政治腐敗，導致王朝的選官制度受到極大的侵害，當時流傳這樣的記載：「舉明經，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舉孝廉，濁如泥。舉良將，怯如雞。」
舉薦的通曉經書的人才卻不學無術，舉薦的孝廉之人的家庭卻是兒子和父親分開居住，將年老的父母撇在一邊。被舉薦的人只要有錢、有關係就可以了，進入國家的選官程序。三國時期的董卓就是內部關係舉薦的「良將」。
東漢太學作為學術機構和官員的選拔之地，形成了一種品評官員的「清議」的氛圍，對王朝的各級官員進行評價，褒貶不一。東漢前期很多官員都畏懼太學的這種「清議」，對腐敗是一種遏制和打擊的作用。
劉志
漢桓帝劉志時期，他依靠宦官奪回權力，重用宦官，為了解決朝廷的財政赤字，採用了賣官鬻爵的辦法，只要有錢可以買到很多官職，官場一片烏煙瘴氣。
以太學為首的一批清流們，對宦官們為非作歹很看不慣。而宦官在延熹九年（166年）漢桓帝大赦之前公開犯罪，然後藉助大赦可以免罪，太學以及太學出身的一批官員對宦官在大赦之前的犯罪嚴懲不貸，不考慮漢桓帝的大赦。
漢桓帝得知情況後對太學生和太學出身的官員進行打擊，很多士人逃亡，最後多虧了漢桓帝竇皇后的父親竇武出面，太學生和太學出身的官員才逃過一難。
漢靈帝即位後宦官和太學生、太學出身的官員、同情太學的官員準備清除把持朝政的宦官，其中陳蕃率領幕僚和太學生幾十人進攻皇宮，要求清除宦官，都被殺害，竇武起兵對抗，也被迫自殺。
這一次「黨錮之禍」一直持續到黃巾大起義開始的中平元年（184年），歷時將近二十年，東漢的太學遭到無情打擊，對朝政的影響日趨衰微。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外戚和宦官輪番掌權，作為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也很難獨善其身，太學生選拔的學生出現了很大問題，很多無才能的人被推薦到太學，選拔學生任職官員也充滿了銅臭氣。太學生的學生運動對抗宦官也歸於失敗，很多人受牽連，影響力自然也就下降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