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節取自陳蘇鎮教授《東漢的世家大族》（《文史知識》，2010第6期）及《論東漢外戚政治》（《北大史學》2010）。兩文皆收入《兩漢魏晉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文章內容有改動，《東漢的世家大族》改題為《東漢世家大族的崛起及其本質特徵》。徵引請參論文集。】
一、世家大族的崛起
東漢和帝以降，外戚、宦官專權，政治環境日益惡化。大臣們多隨波逐流，容身自保。如竇氏當權時，「兄弟專朝」，「虐用百姓」，朝野「論議兇兇」，而「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梁氏及宦官當權時，「內外莫不阿附」，「中外服從，莫不屏氣」。這些大臣雖能「容身避害」，甚至「光寵三族」，但得不到輿論的好評，又每每隨當權外戚、宦官的覆滅而被處死、遠徙、免官、禁錮。
長遠地看，這些人及其家族沒有前途，不是當時迅速崛起的世家大族的主體。
在外戚、宦官的淫威之下，也有一些大臣敢於抗爭。如竇氏專權時，尚書僕射樂恢彈劾竇氏黨羽，「無所迴避」，並上書和帝「諸舅不宜幹正王室」，後遭竇憲迫害，「飲藥死」。司空任隗和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竇氏敗後，和帝除樂恢之子已為郎中。任隗已薨，和帝「追思隗忠」，擢其子屯為步兵校尉。袁安亦薨，和帝「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
和帝對這些忠臣的褒獎，及輿論對他們的讚揚，為世家大族進一步指明了發展方向，並創造了汝南袁氏等一批新興的世家大族。
袁安先人，只有祖父袁良見於記載，且位不過縣令。袁安以下，則世代公卿。安子京至蜀郡太守，京子彭至光祿勳，彭弟湯至太尉，彭子賀至彭城相，賀子忠至衛尉，湯長子成至左中郎將，成子紹至大將軍，湯次子逢至司空，逢子基至太僕，逢子術至後將軍，逢弟隗至太傅，安子敞至司空，敞子盱至光祿勳。其中安、敞、湯、逢、隗，「四世五公」。
與袁氏情形相似的還有張酺、韓稜、周榮等，他們也都通過與竇氏的抗爭，使家族地位得以上升。張酺父祖皆無官位，而酺至太尉，二孫濟、喜皆至司空。韓稜父為隴西太守，祖父以上不詳，而稜官至司空，子輔至趙相，孫演至司徒。周榮家世不詳，當出身平民，而榮官至太守，子興至尚書郎，孫景至太尉，曾孫忠亦至太尉。
安帝末年，何熙、祋諷、羊浸、李郃、陶敦、楊震、朱寵、陳禪等，同外戚閻氏、耿氏、乳母王聖及宦官進行了鬥爭，從而使又一批世家大族崛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弘農楊氏。
太尉楊震上疏，要求安帝疏遠王聖等人，安帝不聽，而「內幸皆懷忿恚」。耿氏和閻氏向楊震推薦親信黨羽，震皆不從，因而「見怨」於外戚。安帝大興土木，為王聖修建宅第，宦官樊豐等趁機舞弊，「詐作詔書」，調發錢穀和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楊震上疏彈劾，語氣「切至」，「帝即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遂共譖毀之。安帝罷其太尉，遣歸家鄉，楊震不服，「飲鴆而卒」。
順帝即位後，安帝外戚、內寵被誅，楊震的門生「詣闕追訟震事，朝廷鹹稱其忠」。順帝乃除楊震二子為郎，並以禮改葬。據說，「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沾地，葬畢，乃飛去」。
從此，弘農楊氏的聲望和地位驟然提高。楊震曾祖以下皆無官位，自震以後則世代公卿。長子牧至侯國相，牧孫奇至衛尉。少子奉似無官位，奉子敷早卒，敷子眾至侍中。中子秉一支最盛，秉及子賜、孫彪皆至太尉。史稱「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雲」。
外戚閻氏、耿氏及宦官、內寵將楊震迫害致死後，又「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將太子廢為濟陰王。太僕來歷，太常桓焉，廷尉張皓，光祿勳祋諷，宗正劉瑋，侍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
這位太子就是日後的順帝。故順帝即位後，拜張皓為司空，桓焉為太傅，來歷為衛尉，「祋諷、劉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為公卿」。其中，來歷有外戚背景，曾祖來歙官至中郎將，祖、父皆無官位，而來歷官至車騎將軍，子定至虎賁中郎將，孫虎至屯騎校尉，孫豔至司空。來歷在安順之際的表現，使來氏也成了世家大族。
桓焉世代帝師，祖榮、父鬱皆至太常，而焉至太傅、太尉，家族地位進一步提高。張皓，祖上官位不詳，而皓至司空，子綱至廣陵太守。順帝「欲擢用綱」，「不幸早卒」，否則也會位至公卿。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等人皆平民出身，位至公卿後，家族地位必然大大提高。
順帝初年，外戚、宦官勢力較弱，士大夫們略佔上風。後者利用這一機會迅速擴張自己的勢力。司空張皓「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太尉王龔「所闢命，皆海內長者」；尚書令左雄改革察舉制度，提高入仕門坎，十多個太守「坐謬舉免黜」，而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多位名士拜為郎中。
史家描述當時朝中盛況說：「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種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琦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
這些人物中不乏世代高官者。除前面提到的桓焉及張皓、張綱父子外，還有：山陽王龔位至太尉，子暢位至司空；汝南陳蕃位至太傅，子逸至魯相；潁川李膺位至長樂少府，祖脩至太尉，父益至趙國相，子瓚至東平相；下邳陳球位至太尉，子瑀至吳郡太守，瑀弟琮至汝陰太守，弟子珪至沛相，珪子登至廣陵太守；漢中李固位至太尉，父郃至司徒，子燮至河南尹；江夏黃瓊位至太尉，父香至魏郡太守，孫琬亦至太尉；河南種暠位至司徒，子拂至司空，孫劭至大鴻臚。
不見於上述名單的還有：弘農劉崎位至司徒，子寬至太尉，孫松至宗正；蜀郡趙戒位至太尉，子典至衛尉，孫謙至太尉，謙弟溫至司徒。東漢稱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為「公」，稱其子孫為「公子」、「公孫」，「公」之家族則稱「公族」。他們是朝廷顯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一門數「公」的家族更是世家大族的中堅。
二、世家大族的本質特徵
上述世家大族的崛起，固然與其成員不畏權勢的政治勇氣及竇、閻興衰所提供的歷史機遇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他們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作風，且代代相傳。
汝南袁氏就是這樣。袁安「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袁敞「廉勁不阿權貴」，袁盱「正身自守」，袁彭「行至清，為吏粗袍糲食……有清潔之美」，袁湯「諸儒稱其節」，袁逢「寬厚篤信，著稱於時」，袁忠「以清亮稱」。靈帝時，「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而袁賀之子袁閎「少勵操行，苦身修節」，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也。」閎弟弘則「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闢」。
弘農楊氏更是這樣。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所舉茂才王密曾「夜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慚愧而出。有故舊長者勸震為子孫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及彈劾外戚、宦官，又毫不畏懼，寧死不屈。
楊秉亦「以廉潔稱」，在位「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自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乃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宦官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
楊賜和楊彪也都有與外戚、宦官鬥爭的事跡。賜曾上書指斥「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彪曾揭發宦官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楊奇與靈帝的一段對話，更生動地反映出楊氏的門風。靈帝問：「朕何如桓帝？」楊奇答：「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靈帝很不高興地說：「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東漢的其他世家大族也多是這樣。
世家大族的門風，得到當時輿論的好評。特別是在桓靈之際的清議運動中，「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太學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士大夫們又「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
宦官發動黨錮之禍，殺了「三君」竇武、劉淑、陳蕃，「八俊」李膺、荀翌、杜密、朱寓、魏朗，「八顧」巴肅、範滂、尹勳，「八及」翟超，「八廚」劉儒等，使一批已經興起或即將興起的世家大族被扼殺，但世家大族清廉正直的門風卻得到世人更普遍的認同。
三、外戚宦官的跋扈與士人的鬥爭
世家大族的門風很大程度上是在和外戚宦官的鬥爭中形成並愈加鮮明起來的，而當此風氣在士人中蔓延，必然加劇士人與當權外戚宦官的矛盾。
東漢當權的外戚和宦官，不大幹預朝廷大政方針和政治發展方向，未出現像弘恭、石顯那樣「獨持故事」反對改革的宦官，也未出現像王莽那樣領導改革的外戚。在東漢主流政治文化的裹挾和推動下，他們中的許多人尚能循規蹈矩，為鞏固東漢統治出力。但也有一些人濫用權力，造成嚴重負面影響。
外戚、宦官濫用權力，主要表現在幹預選舉和搜刮財富兩個方面。
馬氏貴寵時已露端愧馬防、馬光「奢侈，好樹黨與」，「奴婢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膚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亙街路」，「賓客奔湊， 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
竇氏當權後更甚。兄弟「俱驕縱」，「奴客緹騎依倚形執，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 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 ，「刺史守令多出其門。」
梁冀則登峰造極，一門之內「 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妻家孫氏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及梁氏誅，「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軸者三百餘人」，自然多是梁氏的親信黨羽。這些人「貪叨兇淫」，甚至「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後朝廷斥賣梁冀財產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 。
宦官在桓靈二帝的包庇縱容下，更是無所忌憚。單超等五侯，「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張讓等十常侍，亦皆「封侯貴寵」，「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
外戚宦官的上述行為，除了滿足其野心和貪慾外，也是為了擴大其家族的勢力。
值得注意的是，馬、竇、梁氏都來自西北，加人劉秀集團較晚不是核心成員。在陰、郭相爭的複雜局面中，他們因緣際會成為外戚並貴寵一時，但又先後遭到沉重打擊，故其勢力不及樊、郭，更不及陰、鄧。
在豪族社會強者為王的政治生態中，他們一旦成為皇后家族，尤其是臨朝執政後，自然會產生擴大家族勢力的強烈衝動。三家之中梁氏最弱，又曾兩次遭受打擊，當權後的表現最為極端，恐與此有關。宦官的微賤出身和刑人身份，與其煊赫權勢反差更大。他們安插親屬賓客為官，並大肆斂財，主要目的是使其家族躋身豪族階層，擠人權貴行列。
在這些現象背後顯然有某種結構性因素在起作用。
外戚宦官幹預選舉和搜刮財富嚴重破壞了東漢的吏治，使本來就很嚴峻的吏治危機雪上加霜，也使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如「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因「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而「懷憤相聚」，「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又如「安定太守孫俊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憲，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尊法度」，致使羌人反叛，「寇鈔關中」。
靈帝曾問討虜校尉蓋勳：「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答曰：「幸臣子弟擾之。」靈帝顧問宦官蹇碩，「碩懼，不知所對」。黃巾起義爆發後，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官僚士大夫們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他們主張限制外戚和宦官的權力。如第五倫提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李固認為，對外戚可「尊以高爵」，不可委以重權，應「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主張「設常禁」，令中常侍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馮繩則要求恢復「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的「舊典」。
在皇權不振的情況下這些主張不可能被採納。於是，許多士大夫奮起彈劾制裁違法的外戚宦官及其黨羽。
如司徒袁安、司空任隗針對竇憲兄弟「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之情形，「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守光祿大夫杜喬「徇察兗州」，表奏「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援等臧罪千萬以上」。太尉楊秉、司空周景在「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的情況下，「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
然而在士大夫與外戚宦官的鬥爭中，皇帝大多站在外戚宦官一邊。
因此士大夫們每每遭到打擊報復，並最終釀成「黨錮之禍」，名士百餘人「皆死獄中」，受牽連而「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其「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皆「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事實證明，外戚宦官專權問題積重難返。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一個，即徹底消滅他們，並進而採取一系列措施阻止他們進入權力核心。
故靈帝時，陳蕃、陳球、閻忠、張玄、袁紹等先後「謀誅宦官」。袁紹消滅宦官後，局面才得以從根本上扭轉。此後，皇帝淪為董卓、曹操等軍閥的傀儡，官僚士大夫集團則成了朝中最重要的政治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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