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經遺忘過世界，但世界卻並未因此而遺忘中國。令人嗟訝的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就在中國越來越閉鎖的同時，世界各國的中國研究卻得到了越來越富於成果的發展。而到了中國門戶重開的今天，這種發展就把國內學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不僅必須向國內讀者迻譯海外的西學，還必須向他們系統地介紹海外的中學。」現任清華國學院副院長的劉東教授恐怕並沒有想到，他三十多年前在《「海外中國研究系列」總序》裡寫下的這段話，會引起這麼多共鳴。
10月20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30周年回顧暨學術研討會在北京清華園舉行。這次研討會由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主辦，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承辦。截至2018年10月，這套譯叢已出圖書185種，涉及中國研究的諸多門類，包羅宏富，影響廣泛。
研討會以放映「海外中國研究叢書」30周年回顧專題紀錄片開場，視覺化的鏡頭語言一下子把大家帶到1980年代末的社會氛圍。作為叢書主編，劉東打開記憶的閘門，講述了這個系列第一本書《中國的現代化》的出版故事。他說，1988年出版《中國的現代化》的時候，中國並未加入國際版權公約，但這本書卻是花了版權費的，代價是50美元。劉東表示，三十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其目的是通過「譯百家書，成一家言」，構建一套「中國學問」。
接著，海內外五位著名學者做主旨演講。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周錫瑞教授表示，這套叢書的最大意義就是提供了另外一個視角，另外一種理解，由此建立起比較的眼光和態度，對認識世界、認識自身都大有裨益。
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演講的題目是「歷史中國形成發育的時空節奏」，他從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說起，認為古代中國存在兩種國家建構模式，一種是以漢唐為典型的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國家建構模式，另一種是從漢地社會邊緣的中國內陸亞洲邊疆發展起來的內亞邊疆帝國模式：它萌芽於遼，發育於金，定型於元，而成熟、發達於清。姚大力指出，其結果是兩種「天下中國觀」的形成，漢唐式的「天下」表現為一種儒家的文明等級體系，即華夏、蠻夷戎狄，以及生番、熟番的區別；而內亞帝國式的「天下」，使華夏文明的生存空間得到極大的拓展。到了近代，這種「天下中國觀」被近代國家觀念所取代，才會產生出要在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與其外部世界之間加以界分的明確意識。最後，姚大力引用他的老師韓儒林先生的話作結，「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絕不僅僅是漢族的歷史和文化；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不是在於毗鄰地區和國家相互隔絕的情況下孤立地發展起來的；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也不是只有我們中國人自己在研究」，意味深長。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池田知久先生作了題為《近代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的報告。這裡的「近代」大體是指明治維新到日本戰敗這一時期，文章也主要側重以東京大學為例，將近代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分成四個時期：1872年以後把「philosophy」譯成「哲學」，屬於移植時期，反映了日本學界對文明開化潮流的追逐，代表人物有井上哲次郎和小柳司氣太等；接著是儒學、漢學在明治時代的畸形復活，進入「東洋哲學」時期，以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為代表；第三時期開始於1897年前後，基本上是客觀的學術性質的研究，代表人物有井上圓了、松本文三郎等；第四時期從太平洋戰爭失敗直到1994、1995年東大進行學制改革，嘗試以各種方式代替「支那哲學」的框架。
此外，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劉迎勝教授在世界視野下考察中國傳統學問，關注東西方跨文化的交流，他指出只有了解、借鑑他者的視角和研究成果，才能做好傳統學問，才能體現一個「世界大國」的文化氣度。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科學史所所長薛鳳（Dagmar Schafer）教授報告的題目是《國際視域下的中國古代科技》，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馮珠娣教授（Judith B. Farquhar）報告的題目是《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及日常生活》，分別與其所著《工開萬物：17世紀中國的知識與技術》《饕餮之欲：當代中國的食與色》有著較為緊密的聯繫。
下午主要是與會嘉賓座談，大體圍繞「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對中國學術的影響、國際學術交流中的翻譯與傳播、當代國際漢學發展趨勢等議題，各抒己見，引人感喟。因與會人數眾多，此處僅略作報導。南開大學常建華教授表示，這套書對教學、科研幫助很大，有不少書他會布置給同學精讀，然後討論、分析其研究得失。他特別以性別系列研究為例，認為海外學者視野開闊，擅長跨學科、跨領域討論問題，讀來頗有啟發。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認為，這套叢書「三十而立」，憑藉選書的眼光、可靠的翻譯，有助於快速把握海外漢學家的研究，比如許理和的《佛教徵服中國》就影響深遠，允為經典。北京大學唐曉峰教授認為，叢書基本上反映了國際漢學的水平，不少著作確實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表現出頑強的學術生命力。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馬勇、雷頤研究員都表示，如果沒有《歷史三調》《從理學到樸學》《新政十年與日本》等著作，中國近代史研究在這幾十年的狀況是不可想像的。馬勇說，不但他那一輩學者受到叢書的深刻影響，老一輩也高度關注，比如劉大年先生去世前最後一篇文章討論近代經學史，文章有五六萬字，其中就引用了艾爾曼的觀點。雷頤對這套叢書的初期選目和翻譯貢獻良多，他說，比如「現代性」一詞後來的大紅大紫，就跟《傳統與現代性之間》有很大的關係。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王憲明教授翻譯了杜贊奇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他表示，叢書很多作品對近代史學界的理論反思、方法論啟迪等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很多高校老師也把周策縱、柯文、周錫瑞等書推薦給學生，另外他還提出了選題方向上的建議。
上海交通大學紀志剛教授直言，這套書是打開認識世界的一個窗口。他很認真地回顧了自己當年竭力翻譯《歐幾裡得在中國》的故事，體現出嚴謹求實的學風，不止於此，他還由此更進一步，近些年開始深入研究《幾何原本》，力求在這個課題上貢獻中國學者的見解。他表示，學問其實是「無問西東」的，有價值的、有意義的，必然會達到「立德立言」的境界。
北京大學渠敬東教授拿商務印書館漢譯學術名著與這套叢書作比較，他表示，30年推出了180多種，實在令人欽佩。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每一次都是挑戰，甘苦自知。在他看來，這套叢書在選題上具有開創性、累積性和同步性，反映出社會科學研究範式在中國研究領域的深刻影響。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劉寧研究員是包弼德《斯文》一書的譯者，她很仔細地梳理了叢書與古典文學研究相關的書目，認為其中有的書在翻譯出版後爭議很大、批評很多，而叢書所造成的思想上的刺激，必然促使學者進一步反思。叢書主編劉東教授表示，引進文化的異質性就是初衷之一，目的就是為了引起討論，促進交流，貢獻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