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祝同在擔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期間，除了跟新四軍搞摩擦比較在行以外，就沒跟日本人打過幾場像樣的仗。日寇駐華東的第13軍也確實對缺乏戰略價值（至少在他們看來）的閩浙贛山區沒有興趣，正面抗日戰場八年中，雙方唯一的一次大型戰役「浙贛會戰」，顧祝同卻是打得亂七八糟，然而卻有意外收穫。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以後，侵華日軍在長江中下遊盤踞著兩個戰役兵團，其一是司令部設於武漢的第11軍，它是制衡國軍第五、第六和第九戰區的野戰精銳部隊，高峰時期擁兵七個師團另四個獨立混成旅團近30萬人馬。第11軍是以機動和進攻為主，中日兩軍之間的23次大型會戰中，由第11軍單獨發動的多達11次，另有兩次也進行了配合作戰，其中就包括浙贛會戰。
其二就是司令部駐紮上海的第13軍，通常情況下僅轄四個師團和兩個混成旅團，雖然也指揮著一大批汪偽軍，但作戰序列中沒有一個甲級師團，卻要警備江南江北的大片佔領區。因此第13軍在戰略上一般取守勢：江北主要與新四軍在蘇北纏鬥，江南則主要警戒顧祝同的第三戰區，既然戰線僵持，所以自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底杭州淪陷後，顧祝同的地盤基本上是沒什麼事情。
顧祝同
正是因為日軍的壓力較小，顧祝同才有精力和兵力在民國三十年（1941年）發動「皖南事變」，幹起了同室操戈的罪惡勾當。本來如果顧祝同足夠努力的話，應該與新四軍配合不斷騷擾或反攻寧滬杭地區，即便不能收復重要城市，也會迫使武漢第11軍抽兵回援，從而減輕其它戰區的軍事壓力，結果是敵不動他也不動，將近五年的時間用四個字評價他就是：「不幹正事」。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初，日軍在太平洋戰場正是順風順水，美英盟軍丟盔棄甲，日本軍部開始醞釀攻入川渝徹底打垮蔣介石政權的計劃，參謀本部為此擬定了「五號作戰」的進攻方案。該計劃以第11軍和華北方面軍為作戰主力，將「中國派遣軍」的總兵力由61萬增至97萬，從而集中八個以上精銳師團從川東和陝西分頭攻入，最後在成都平原完成會師，其用心是非常險惡的。
不料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4月18日，發生了美軍杜立特中校率領16架轟炸機空襲東京的事件，儘管損失不大，卻把天皇嚇得夠嗆，讓軍部大為栽面。而美軍轟炸機從「大黃蜂號」航母起飛之後，已經無法再折返母艦（為防日本艦隊攻擊，航母放飛之後即掉頭南撤），最終選擇了在浙江衢州等機場降落，因為這裡仍然在第三戰區的控制之下。
詹姆斯·哈羅德·杜立特
日本人惱羞成怒，把正在籌備的「五號作戰」拋在一邊，立即組織發起了旨在摧毀浙東麗水、衢州和江西玉山等三個機場群的「浙贛會戰」，不僅要求第13軍傾巢出動，還命令第11軍抽兵配合。「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認為這完全屬於衝動型作戰，會極大影響「五號作戰」的實施，故而申請延期，第11軍司令官阿南惟幾也持反對意見，但都被參謀總長杉山元一一駁回：「放下一切，立即摧毀浙江的機場」！
畑俊六對大本營的瞎指揮憤憤不已，在日記中寫道：「此次軍部對該作戰之所以賣力，是由於總長平時一向上奏天皇誇耀國土防衛萬無一失」，而阿南惟幾也在日記中抱怨：「由於美軍小規模空襲而進行浙贛作戰，卻使今秋對重慶必要的大規模攻勢無法發動」！日本軍部的戰略短視讓前線將領頗不以為然，但是命令卻必須執行。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5月15日，得到補充加強的日寇第13軍出動六個師團，第11軍奉命派出兩個師團，在第13軍司令官澤田茂中將的統一指揮下，向浙贛交界的第三戰區發起猛烈進攻。顧祝同在戰役之初向保定同窗薛嶽學習，也搞什麼「後退決戰」，將戰區主力後撤集結在衢州周邊，以正面死守和兩翼側擊的戰法試圖決戰。然而僅僅三天衢州即告失守，第三戰區各部完全陷入混亂。6月7日丟衢州，6月14日失上饒，月底再棄溫州，顧祝同一敗塗地。
浙贛會戰形勢圖
浙贛會戰歷時四個半月，應該說日軍基本取得了戰役的勝利，並且對浙江、江西和福建地區進行了瘋狂的掠奪和破壞，以17000餘人傷亡的代價幹掉了顧祝同70000餘人，另屠殺無辜百姓20餘萬，日寇之罪罄竹難書。然而在戰略上卻極盡愚蠢之能事，不得不因此中止了入侵川陝的計劃，我們知道，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美國人自身難保，尚無力對重慶政府進行大規模軍援，中國的抗日戰爭正是最艱難的時期，浙贛人民的犧牲，換來了這一年度西南大後方的安全。
及至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以後，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屢戰屢敗，大量吞噬著日軍的兵員與物資，已經無力向西繼續深入（豫湘桂會戰也只是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目標並非重慶）。戰敗的日本人在戰後的檢討中也承認：這一次突然進行的作戰，無論對推動四川作戰，還是對擴大清鄉工作，都帶來嚴重的影響。如果四川作戰已決定進行，就無須進行浙贛作戰，而應於昭和十七年（1942年）6月發起西安作戰云云。
日本人永遠是戰略上的矮子，儘管意外發生的浙贛會戰，今天想起來仍然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