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作為國家制度內的一場持續20多年的社會運動，其背後有一個龐大的動員體系在支撐。這其中既有戰爭年代動員經驗的延續，又有新環境下動員方式的創製。隨著動員目標越來越被擴大，動員結構呈現出不同於西方理論模型的變遷特徵:動員基調由「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動員範圍由局部發起到舉國體制，動員主體由單體獨進到人民戰爭，動員方式由輿論宣傳到政策引導，動員典型由普通青年到領導子女。整個動員過程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高層鼓動號召與基層自發自願相結合，改變農村面貌與青年成長路徑相結合，城鄉現實需要與革命理想主義相結合。當然，體制內難以徹底根絕的官僚作風所導致的哄誘與強制，成為政治動員中不和諧的音符，值得深入反思。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青年運動;中國共青團;政治動員;舉國體制
任何社會運動從條件轉為現實，都需要大量群眾的加入才能實現。而大眾是在什麼樣的場合下或者說是通過什麼機制被動員或捲入一場社會運動，取決於國家或地區主導性力量的強弱，表現為對民眾言論行為導控能力的大小，同時還取決於動員方式與內容是否為相當數量的民眾所接受，即動員結構是否與社會結構相契合併合理有效。新中國成立後興起的多次社會運動，其動員時序無一不是自上而下，動員表象無一不是「轟轟烈烈」，組織性力量及網絡狀關係充當了成功動員的重要基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敘述的發生在中國大陸的社會運動，其內涵與西方社會運動並不完全等同，而是具有諸多中國社會獨有的特徵。或可以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作為一場能夠持續20多年的社會運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相當少見，其動員結構值得深度考察。這種塵埃落定後的探究，需要回歸到歷史的深處。
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社會環境態勢:綜合性動因與階段性特徵
同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長期以來存在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這種結構又在工業化前期會呈現不斷加強的態勢。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共領導層，是基於政治鬥爭、軍事鬥爭而不是經濟發展角度來認知城鄉二元結構。除了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的軍事戰略之外，他們還認為，走與工人、農民相結合的道路，尤其是到農村去，是青年知識分子實現自我改造的根本途徑。而且，很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都是開闢並依託農村根據地來迎擊外部挑戰、不斷發展壯大的。在這一過程中，不論在整個革命事業的宏觀層面，還是在個人成長的微觀層面，都形成了一套比較成功的經驗。因此，即使成為執政黨，在決策層的主流意識中，對農村還是情有獨鐘的。這抑或是執政黨發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個深層的基本認知，這種認識使運動一開始就擁有道德的制高點。當時運動中翻來覆去的口號之一就是「農村也是大學」。但是，工業化、現代化發展規律是城市吸納眾多農村流動人口，只有進入後現代才可能出現逆城市化現象，而且從人性本能上講，尚未溫飽的普通民眾大多有向優質生存環境遷移的內在欲望，這自然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動員的工作量和難度，以至於在上山下鄉運動的中後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某些強制性動員。
追根溯源，上山下鄉的前奏始於20世紀50年代初，最初的提法是組織青年學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第一次明確提出「下鄉上山」的概念，則是1957年10月中共中央發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文件指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1]，主要是到郊區、到農村、到農墾區或者山區。到1965年，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組長譚震林強調:「下鄉上山，上山應該是主要的，從長遠看，上山發展生產的潛力很大。」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就是以「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為題的，自此全國範圍內逐漸通用「上山下鄉」這個提法。
今天反觀這場運動，不論名稱如何、提法怎樣，其主要的形式與內容始終是組織動員受過一定教育的知識青年到第一產業的區域去「就業」。按照研究界比較通行的觀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濫觴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結束於80年代初期。基於動員的角度，其間經歷了四個階段:(1)初始階段。又可細分為一前一後兩個源頭。新中國成立後，中小學教育得到迅猛發展，到1953年不能升學的人數達到213.4萬。為了緩解城鎮的容納壓力，1953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首次提出由政府出面動員組織一部分青年學生到農村就業的設想。這可以視為日後波瀾壯闊的上山下鄉運動的最初源頭。1955年8月至1956年上半年，為落實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墾荒、移民、擴大耕地、增產糧食的初步意見》，且受到中共中央轉發團中央書記處《關於蘇聯開墾荒地的一些情況的報告》的政治鼓舞，向有「開風氣之先」傳統的青年團發起青年志願墾荒運動，從而成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又一直接源頭。而毛澤東在1955年9月所題寫的組織青年學生參加農村合作化的按語，則成為知識青年自願向下流動的重要動力源。(2)50年代後期開始的下鄉插隊及60年代中期的突出上山為發展階段。1958年開始的違背經濟規律的「大躍進」造成工農業生產大滑坡，促使1962年年初中共中央果斷提出壓縮2000萬城鎮人口，直接推動了城鎮知識青年大規模下鄉插隊;1960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動員知識青年下鄉又被提上日程;稍後，中共中央、國務院把「下鄉上山」確立為城鎮知識青年就業的一項長遠方針。(3)「文革」開始後的一段時間裡，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商業和服務業處於停滯狀態，城鎮初、高中畢業生既不能升學，也無法就業。1968年11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號召後，知青上山下鄉在隨後的一年內達到高潮。(4)70年代初全民所有制工人總數、工資支出總額、糧食消費總量都突出了國家供應的底線，於是在毛澤東給知青家長李慶霖覆信之後，在國務院研究落實的推動下，1973年到1975年知青上山下鄉再掀高潮。
多數社會結構理論家都認為，一個良性的社會應該是三層結構:政治精英—中層組織—社會大眾。建立在組織和網絡關係上的人與人之間的凝聚力，是人們加入某一社會運動的關鍵;而精英與民眾的直接接觸，則極易發起大規模社會運動。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黨的意志和主張能夠通過組織網絡直達社會基層，覆蓋各個角落。新中國成立後的歷次社會運動的動員時序，都是自上而下。由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時間跨度大，動員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一直在持續發生變化，因此動員方式必然會隨之發生一些變遷。
二、政治總動員:從「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由上而下的垂直分層的社會運作機制。而超凡魅力型領導人更具有超強的號召力、影響力和支配力，往往能夠一呼百應。「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首從陝北黃土高坡一直唱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的信天遊，唱出了毛澤東在人民群眾心目中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各個階段的動員起因來看，作為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的指示在其中一直發揮著直接的巨大推動作用。換句話說，也只有長期以來備受民眾衷心擁戴的黨的最高領袖，才具備實施政治總動員的資格和魄力。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具體國情，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後一再強調，要變「落後的農業國為先進的工業國」。1955年，由毛澤東從調整生產關係的視角領導和發動起來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發展起來。為解決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問題，毛澤東在當年9月至12月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親自加寫許多按語。當看到河南省郟縣大李莊鄉《在一個鄉裡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後，他興奮地寫道:「其中提出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2]。在強政治性結構社會中，毛澤東這一醍醐灌頂的按語，作為中共高層對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路徑的最新研判，在社會上、青年中產生了廣泛持久的號召力。甚至可以說，越到後期影響越大，乃至在相當長的時間段，這句按語成為各地政府開展動員工作的指導思想，也激勵著數以萬計的城鎮知識青年主動融入上山下鄉的大潮之中。十三年後，即1968年7月15日，經河南省革委會、許昌革委會批准，郟縣革委會整合原屬大李莊鄉的部分村隊，單獨成立「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的公章仿佛是道「御賜金關令」，走到哪裡都一路暢通，此地也成為「中國知青運動的聖地」。
事實上，中國自1957年之後，執政黨的工作理念逐漸開始偏「左」，期間雖然也有一些糾正的努力，卻沒有徹底解決，反而變本加厲，經濟問題逐漸被政治問題所取代，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爆發和「紅衛兵運動」興起。鑑於「文革」一年來城市紅衛兵們煥發出的過剩熱情所造成的混亂無序的社會局面，以及城市青年學生無法正常升學、就業的現狀，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以轉引的形式向全社會公開發布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3]。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毛澤東的話常常被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和最新、最高指示。此次「最高指示」實際上是動員令，它明確了上山下鄉的對象是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生，目的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它向涉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方方面面都打了招呼:「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還要求各地農村的同志「歡迎他們去」[4]。「最高指示」一經發表，各地群眾連夜敲鑼打鼓遊行慶祝，各級黨政更是聞風而動。比如，廣東省革委會於同日發出通知，號召廣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北京市之前即開始動員高初中畢業生去山西插隊落戶，「最高指示」發表後三天內就有近4萬人報名參加。1969年一二月間，全國下鄉落戶的知青達到155.6萬人。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歷經起伏，之所以能在1973到1975年再掀高潮，直接起因在於毛澤東給知青家長李慶霖的覆信。1972年12月20日，福建莆田縣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下鄉知青的困境、自己家庭的難處和幹部子女「走後門」的不正之風。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覆信李慶霖「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5]，並寄上300元錢。4月2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研究統籌解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中的問題。會議強調一定把上山下鄉工作做好，「不能再讓毛主席操心」。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21號文件，將李慶霖的上書、毛澤東的覆信等一併傳達到下鄉知青和廣大群眾中。6月22日，自「文革」開始後的第一次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期長達47天，最終形成《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會議的報告》和兩個附件，並以中央30號文件的形式轉發全國。會後大批工作組或檢查組被派往基層，宣傳落實知青政策。由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被社會各階層普遍關注，這場運動也因此很快擺脫了萎靡狀態，1974年到1977年下鄉人數達到769.05萬人，平均每年192.27萬人，大大超出預想，再次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又一波高潮。
三、從青年團到各級黨政再到學校街道工廠:舉國體制下的網格狀組織動員
在西方社會運動理論中，組織動員一般是指社會中層組織的動員。本文所論及的組織，是指國家、執政黨與民眾之間的中介，如政府部門、群眾組織、學校、企業、街道等。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取得執政地位後，為實現國家戰略目標，在宏觀層面實施「舉國動員」，中觀層面發起「系統動員」，微觀層面進行「單位動員」，而且是由上而下逐級傳導。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動員的又一重要特色。
由於上山下鄉的動員對象是城市青年學生，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到「文革」之前，青年團在在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50年代初，國家倡導在農村的中小學畢業生回鄉參加農業生產的同時，開始嘗試動員城市少數中、小學畢業生下鄉務農。青年團一方面開展宣傳鼓動，一方面實施組織策劃。1955年8月，團中央書記處根據黨中央指示，借鑑蘇聯的經驗，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有重點地組織青年志願墾荒隊，從而掀起一波小高潮。1956年9月，團中央在批轉共青團湖南省委關於青年墾荒隊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墾荒是國家移民的一部分，它的工作應當由各地黨委和政府統一管理起來。當然，有關地區的團委也需要採取負責到底的精神，加以關心和幫助，及時地把情況和問題反映給黨和政府[6]。
此後，各級團組織依然關註上山下鄉問題，積極開展針對城市青年的動員工作。1960年10月，團中央書記處就關於動員青年投入農業生產第一線和廣泛開展熱愛農業勞動教育問題向中共中央做了請示報告。認為，抽調大批勞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是全黨正抓的一件大事，也是當前青年團工作中一項中心任務，需要突出地抓一抓[7]。1962年，在中共上海市委提議下，共青團上海市委組織「青年農業建設隊」，專門招收高中畢業生，參加為期一到兩年的農業勞動，作為以後長期下鄉務農的準備。在動員青年下鄉過程中，團中央就動員方式提出五個結合:轟轟烈烈的宣傳運動和精雕細刻的個別發動相結合，以個別發動為主;臨時的集中動員和經常的教育相結合，以經常教育為主;自上而下的教育和群眾的自我教育相結合，以自我教育為主;動員青年和說服家庭相結合，以動員青年為主;政治動員與必要的物質保證相結合，以政治動員為主[8]。
20世紀50年代時斷時續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在各級青年團、學校、勞動管理部門，以及農村基層領導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下進行的[9]。進入60年代，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制定出相應的方針和政策。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再到相關專區、縣，建立起專門的領導機構;中央編制詳細規劃，再將動員人數和經費層層落實到各省、市、自治區、專區、縣，以及城市教育局、學校、街道;國家還充分調動輿論工具，不斷提高宣傳調門，通過召開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線廣播大會，組織數以萬計的職工群眾和學生歡送畢業生下鄉，以營造令城市學校的畢業生毋庸置疑甚至別無選擇的社會氛圍。
各類學校是動員畢業生上山下鄉的第一關口和主要陣地，首先在課堂教學和師生集會上大講上山下鄉的偉大意義，鼓勵學生們當好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且通過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進行諸如憶苦思甜、「鬥私批修」等思想教育;同時，根據下鄉標準要求，確定具體人選，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還組織之前帶頭下鄉的知青骨幹回來現身說教，動員宣傳。在大城市，街道是最低一級行政組織，下面又編有若干居民委員會。每年中學生即將分配時，街道幹部就要集中對應下鄉的畢業生進行摸底排隊，主動向學校和有關部門介紹畢業生和家長的思想動態，提出相應措施，同時舉辦各種學習班，進行上山下鄉教育，積極配合學校和有關部門做好動員準備工作。在動員過程中，學生家長的所在單位(主要是工廠)也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廠黨委經常與街道、學校溝通，及時了解全廠職工子女的畢業時間和成長情況，登記造冊，並把工廠掌握的情況介紹給學校和街道，共同做好職工及子女的動員工作。
也就是說，後來的上山下鄉運動是全國、全黨乃至整個社會的任務，已經超出了青年團的自身能力和職責範圍，但團組織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輔助力量。對於青年團在上山下鄉運動中應有的角色擔當，黨和國家領導人給予了明確指示。1963年10月，周恩來在《中國青年》創刊40周年晚會上提出，《中國青年》雜誌的方針應該是「面向農村，兼顧城市」，整個青年團工作也應當如此[10]。隨即，團中央組織調研組分赴各地調研，並召開動員城市青年下鄉工作的匯報會;還準備於1964年五四青年節召開全國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以便在夏秋時掀起一個熱潮;同時集中力量，保證國營農場和集中插隊地區的團支部，都有一份《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誌。1965年2月，周恩來在知識青年安置報告中又特別提到青年團。指出，安置工作總要有一個青年團做助手，青年團是黨的幫手，對青年的安置工作，負責任最大。要使下鄉青年有政治、有經濟、有文化、有軍事這四項主要的精神食糧。這是一個偉大光榮的任務，青年團要擔負起來[11]。
總的來看，舉國體制的動員範圍，上至領導機關，下至基層單位，中間還有各級黨委政府、青年團組織、教育部門、宣傳部門等，各司其職，共同編織成縱橫交錯的強大的動員網絡。在當時被總結為:「人人動口，個個上陣，處處重視，八方支持，打了一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人民戰爭」[12]。從青年團到各級黨政再到學校、街道、工廠，通過正面教育和細緻的思想工作，堅持做到「四通」:即本人通、家長通、親鄰朋友通、老師同學通，舉國體制下的網格狀組織動員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中共中央做出決策之後，如何更加有效地將決策變成更多民眾的意志和行動，除了以上的政治總動員、組織動員之外，還需要輿論動員，即通過標語口號、報紙、雜誌、廣播、宣傳畫、歌曲、電影等文字、聲音、畫面載體，以期營造一個濃厚的社會氛圍，使動員對象在最大限度上、最大範圍內受感染、被觸動，自願乃至競相融入執政黨所倡導的集體行動之中。本文主要分析標語口號動員與報紙新聞動員。
在中國共產黨奮鬥的歷史過程中，標語口號的宣傳鼓動一直被經常採用。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全過程，最著名的口號當屬毛澤東所做的指示，如前所述，在1955年和1968年各有一次。領袖指示傳達到基層，往往被簡化為更易口口相傳的動員口號，「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就是如此。前者的影響和作用隨著時代推移和形勢發展愈加突出;後者一經傳播，則隨即轉化為人們對上山下鄉理解、支持和參與的精神動力。實際上，從「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間相差十三年，中國社會場景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遷，作為上山下鄉運動的主體—知識青年的角色也悄然發生了轉變。剖析這兩個著名的動員口號，前者立足於青年「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優勢，從其成長發展的角度發出號召;後者著眼於青年的短板，就其全面成長而提出要求。上山下鄉運動的領導人真誠地希望，通過對下鄉知識青年的教育培養，將造就出一支龐大的生力軍，他們同貧下中農結合在一起，使農村起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農業的發展將帶動工業的發展，整個國家的面貌就會發生極大的變化[13]。
青年群體是充滿朝氣和夢想的，要激發青年的內在衝動，往往需要大尺度、「重口味」的醒世警句。當時鼓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標語口號大概有這麼幾類:一是抒發豪情壯志類，如「好兒女志在四方」「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越是艱險越向前」。二是立志改變面貌類，如「向三荒進軍」「向三荒要萬寶」「上山下鄉，改天換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安家落戶新農村，改造山河抒豪情」。三是表明身份轉換類，如「農村也是大學」「與資產階級思想決裂，做貧下中農忠實朋友」「當社會主義新農民，做貧下中農好朋友」「向貧下中農學習，向貧下中農致敬」「廣闊天地煉紅心，紮根農村志不移」。四是提升政治境界類，如「服從祖國需要，接受人民挑選」「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幹一輩子革命，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戰天鬥地煉紅心，排除萬難幹革命」。這些激情滿懷的標語口號在城市街道、大中學校、廣大農村以及各種公共場所鋪天蓋地，在視覺和聽覺上產生了強大的衝擊力，已經足以讓年輕的城市學生熱血沸騰、眩暈無比了。
在平面媒體時代，各級黨報極具影響力，尤其是《人民日報》傳遞出的是黨的最高領導層的聲音和政策走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每到關鍵時刻，總能聽到《人民日報》的聲音。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拉開了上山下鄉的序幕。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報》又發表重要社論《必須做好動員組織小學畢業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為發動知識青年下鄉務農大造輿論。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移風易俗的革命行動》。1968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要位置以大字標題刊登了《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的報導，在編者按語中特別轉引了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給上山下鄉運動帶來一股強勁「東風」。第二天，《人民日報》又以「億萬軍民熱烈響應毛主席偉大號召，掀起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新高潮」為題，做了更為熱烈的報導。此後，《人民日報》接連幾天以大量篇幅報導全國各地軍民熱烈響應毛主席「最新指示」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情況。其他各地大小報紙也紛紛報導人們積極響應毛主席號召的熱烈場景。
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全過程來看，儘管每個階段的發動都有其經濟層面的直接原因，試圖解決城鎮就業壓力也好，探索改變農村面貌也好，其中包含的核心問題是，青年群體走向何方，青年的作用怎麼發揮，以及鑄煉什麼樣的一代新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很顯然，意識形態動機將貫穿始終，而且在逐漸加強。20世紀60年代，動員青年上山下鄉被說成是幫助他們實現革命化、發展農業生產，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防止產生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闢，培養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制度和措施，甚至「為將來實現共產主義創造條件，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14]。周恩來在1965年2月講過，通過這批下鄉青年，又可以把農村的文化提高、政治提高。這樣，就使我們的「三大差別」逐步接近。1968年掀起的高潮，則在「縮小三大差別」的基礎上，又賦予了培養「接班人」的政治任務。這一政治命題又是與當時在青年學生中深入開展的旨在確保「黨不變修，國不變色」的教育交相輝映，促使青年學生政治抱負與對社會責任感的緊密嵌入，並成為一些富於革命激情的青年主動投身上山下鄉洪流的重要動機。
眾所周知，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中國共產黨從普通人中選樹楷模並形成動員民眾的力量，大約始於延安時期的張思德。在社會運動的動員中選樹典型，其實就能通過各種樣板、榜樣、楷模、先進代表、模範、標兵，以「他行我也行」的樸素理念來激發被動員對象的內在驅動力。
徐建春，應該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最早的明星。作為山東省掖縣後呂村的農家女，1951年在本村完小畢業，也曾做過繼續讀書的夢，由於家中缺乏勞動力，母親不允許繼續上學，於是17歲的她留在村裡參加農村勞動。1952年10月，《山東青年》刊登《前年她是個女學生，現在成了模範的互助組組長—模範團員徐建春訪問記》的文章，後來《大眾日報》發表《徐建春—農村知識青年的好榜樣》，此文1954年3月12日被《人民日報》轉載後，徐建春就成為黨報為全國知識青年樹立的第一個先進典型。1957年5月，毛澤東接見青年團三大代表時，徐建春獨享為毛澤東點燃香菸的殊榮。僅此一幕，足以讓當年對領袖頂禮膜拜的青年們羨慕終生。
青年團選樹的典型群像是三支著名的青年志願墾荒隊。1955年8月，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耀邦說:開荒的大風暴還沒有來，但大風暴之前必有閃電。北京可以帶頭，榜樣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只有我們首先把墾荒隊搞起來，就能帶動許多城市青年下鄉[15]。隨後，北京組建了60名有一定農業經驗的青年參加的全國第一支青年志願墾荒隊，開赴黑龍江蘿北縣，吹響中國青年向荒原進軍的第一聲號角。這個消息傳開後，上海市的青年也活躍起來，以青年團員陳家樓為首的一批青年給陳毅市長寫信，要求到邊疆去建設中國的共青城。上海青年志願墾荒隊由98名沒有農業經歷的城市青年組成，最後選擇在江西鄱陽湖畔紮根創業。第三支是溫州青年志願墾荒隊，他們登上荒涼的大陳島，開墾荒地，進行漁業和畜牧業生產。《中國青年報》對青年墾荒隊不遺餘力進行宣傳報導，胡耀邦號召青年的講話被譜成「青年們，向荒地進軍」的歌曲，到處傳唱，將這場運動推向高潮。
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前期的回鄉、下鄉知識青年中，湧現出一大批先進個體，最為知名的有三人:一是在天津市寶坻縣城讀完初中，卻毅然回到本縣農村老家，立志做有文化新農民的女青年邢燕子;二是江蘇鹽城市龍崗中學畢業，品學兼優卻回鄉務農，立志耕耘的男青年董加耕;三是北京市良鄉中學高中畢業，卻放棄高考，自願下鄉到河北寶坻縣竇家橋大隊插隊落戶的北京女青年侯雋。1960年9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長篇通訊，介紹邢燕子立志改變家鄉面貌的事跡，在青年中產生熱烈反響。一個多月內，上海等18個省市就有600多知識青年以她為榜樣，奔赴農業第一線。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報》集中報導了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一批先進人物事跡。董加耕在幾個月內就收到數百封來信，很多知識青年紛紛表示要向他學習。
中國歷來有「以吏為師」的傳統。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以身作則，常常是打開工作局面、推動運動發展的重磅措施。1957年解放軍女少將李貞親自送其侄女下鄉;1963年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親自送其孫女上火車。1968年12月，毛澤東的動員令發出後，周恩來勉勵侄女周秉建紮根內蒙古，並反對她參軍，要她重回草原;中共元老董必武讓最小的兒子董良翮到河北農村插隊，並叮囑他要「和群眾同甘苦，決不能高人一等」;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步行到北京一六六中學參加學生家長會，支持即將畢業的女兒華小莉到遠郊區平谷縣插隊。在下鄉知青中，為數不多的幹部子女確實發揮另類的典型示範作用，這之中包括老將軍、老紅軍、部長、省市領導、大學教授、民主人士的子孫。在基層也是如此，幹部以身作則，堅持帶頭學，帶頭用，帶頭送子女下鄉。
由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前後持續20多年，涉及近2000萬青年個體，在這樣大跨度、大範圍的動員過程中，難免有不周全之處。雖然中央一再強調動員城市青年下鄉要堅持自願原則，不能強迫命令，既要充分講清楚下鄉的有利條件和農村的美好遠景，又要充分地講清楚可能遇到的困難，切不可片面誇大任何一面。但在具體工作展開的過程中，由於動員下鄉的人數是按計劃指標逐級下撥的，如果完全堅持自願原則，動員計劃就有可能會遇到嚴重受挫，因此對既定原則的辯證把握往往會出現一些偏差。
在這種複雜甚至兩難的處境中，一些地方和單位在動員青年下鄉時，往往刻意誇大當地的有利條件和「美景」，對困難條件卻輕描淡寫或乾脆略去不提。比如，動員北京青年去寧夏農墾時，宣傳為:「寧夏風景好，空氣好，吃得好，黃河大鯉魚多得很」。又如，動員青年去東北，把北大荒描繪成「風景優美，四季如畫」的人間仙境。似乎青年去邊疆並不是去吃苦，而是去旅遊、療養。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到上海招知青時，則宣傳進兵團就是參軍，發軍裝。動員報告後放電影《軍墾戰歌》，一首主題歌《邊疆處處賽江南》，吸引打動很多年輕幼稚的青年學生。而青年學生一到實地，滿目荒涼，頭腦中的海市蜃樓頓時破滅，又缺乏艱苦奮鬥的心理準備，往往自認上當受騙。196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轉《團中央書記處關於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報告》，其中指出:「有的地方，用物質引誘和欺騙的辦法，到處許願，又不能兌現。結果引起青年的反感，給以後的動員和鞏固工作帶來麻煩」[16]。
當上山下鄉運動越來越被政治化之後，一些地方開始頻頻採用政治的強制手段來「動員」不願下鄉上山的城市青年畢業生。1968年下半年，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就公開說:「我告訴你們，等到什麼時候也得走，十年不招工，十年不當兵，等也是白等」[17]。北京市的具體做法是，抓落後典型，組織大家來批判這些不聽話的中學畢業生;強制畢業生參加某種學習班，徹底認識自己的錯誤思想，並表示願意服從組織分配到祖國最需要最艱苦的地方去。有的地方或單位為了完成動員任務，變相對青年及家長施加壓力。比如，規定對不報名上山下鄉的青年，不給安排工作;對阻礙子女上山下鄉的職工要與單位聯繫，是黨員的要考慮黨籍問題。還有一些地方從動員畢業生下鄉時起，就宣布一切廠礦不得招工，違反規定的招工必須辭退;對長期不到校的畢業生，不再列入分配對象。這就使得畢業生除下鄉外無他路可走。有些學校工宣隊將因各種正當理由(體弱多病、年齡未滿16周歲、家庭有困難等)暫時留城的畢業生集中一起辦「學習班」，並聲明「只要你一天不『自願』報名，這種『學習班』就一天不結束」，甚至發出警告:「你們如果再賴在城裡不走，就通知街道，連破爛都不讓你們撿到」[18]!
客觀地講，哄誘和強制性動員，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全過程不同程度地以不同形式存在，而在運動的中後期則更為突出和明顯。也就是說，當動員城市青年下鄉基於「再教育」的政治目的，乃至把願不願意上山下鄉、走不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看成是「忠不忠於毛主席、忠不忠於毛澤東思想、忠不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試金石時，採取政治運動的方式進行強制動員就在所難免了。此時知識青年的被動員下鄉，更多的可能並非完全出於自願，而是被裹挾於大潮之中，雖然短期內取得了「輝煌戰果」，卻為日後發生知青返城風波以及所引發的社會震蕩埋下了伏筆。
任何社會運動要取得進展乃至成功，都離不開有效的動員。在一個發展中國家邁向現代化的初期(農業國啟動工業化進程)，通過舉國動員體制和體制內組織動員，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加速經濟變革和社會變革。這種體制內動員一開始就處於政治高點之上，既有政治精英的直接動員，又有中層組織的網絡動員。隨著動員目標越來越被擴大，動員結構呈現出不同於西方理論模型的變遷特徵:動員基調由從「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動員範圍由局部發起到舉國體制，動員主體由單體獨進到人民戰爭，動員方式由輿論宣傳到政策引導，動員典型由普通青年到領導子女。整個動員過程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高層鼓動號召與基層自發自願相結合，改變農村面貌與青年成長路徑相結合，城鄉現實需要與革命理想主義相結合。當然，體制內難以徹底根絕的官僚主義所導致的哄誘與強制，成為政治動員中不和諧的音符。
「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反思整場運動的動員模式，首先，發起一場涉及千家萬戶而且時長跨度大的社會運動，其決策過程需要更加注重科學依據與合理性，使得社會運動的走勢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規律。其次，對於體制內動員來說，政策是社會運動的生命線。良性政策於動員對象的終極目的不是強制，而是吸引。再次，在社會運動發起時恰如其分地輔之以政治抱負、社會責任感等意識形態成分，可以有效地調動激發優秀青年的無限熱情而使其走在運動前列，但如果片面誇大精神層面的作用，則會過猶不及。最後，動員向度的公平與否，直接影響著民眾接受動員的績效。公平程度越高，動員對象的認可度就越高，動員阻力和社會震蕩就越小。
胡獻忠: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團中央青運史館常務副館長，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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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發於《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9期，P11-18，經本公眾號重新排版,引用請上中國知網下載原文。